自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已历经25年。25年来，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方式、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历程曲折反复，但总体而言，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

改革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国内的调整、改革为主，开放为辅；90年代，开放带动改革，沿海示范内地，实践推动政策与理论的创新，经济生活引至社会、政治变化。前、后两个时期，改革的社会动力结构有明显不同。

渐进始自激进

1976年～1978年，中国实现了政治上的大转折。那次“激进”的转变，为尔后长达20年的渐进的经济改革赢得了空间。

这次转变的具体内容有很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民族主义的高度倡扬到民生主义(“小康社会”)的理性复归；从“一大二公”、人为抹平差距、“穷过渡”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军、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到提高国民收入与人民生活水平优先的发展战略；从封闭到开放等等，均在其中。

正是这次激进(或半激进)转变的性质及其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先天”地决定了尔后十几年渐进改革的格式、路径、方法、内在矛盾、阶段性与可能之归宿等许多基本的特征。因此，恐怕不能把这一转折与后来的改革分割开来。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前者的巨大影响，忽略前者与后者的深刻关联性，仅倾心和贯注于改革的渐进的一面，甚至以为这就是改革的全部，就难免要陷入对整个变革的浮浅片面的理解。

这次转变是在以上层为主导、并得到中、下层的自发与积极推动的情势下完成的，因此“拨乱反正”的广度则是空前的。但也由于是上层主导，“拨乱反正”的深度必然要受到当时上层总体的认识水平与权力架构的制约，反思的利刃尚不可能深刻触及到“一五”时期确立的某些僵化的观念与陈旧的体制。

大转变的结局十分自然地导向改革，使其主要在经济领域先行展开，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方针。这样一个战略性的指导方针，总体上是比较符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的，有利于经济改革的迅速启动与推进。然而与此同时，也规定和潜伏了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后来，经济改革之所以曲折反复，无不联系着改革的内在矛盾的屡屡凸显，而又屡屡被化解或缓解。

这次转变给改革带来很强的社会整体性与不可逆转性。

所谓社会整体性，是指“四人帮”及“文革”把社会各界、各阶层逼挤到一起，使大多数人形成了思变的共识。一旦转折实现，改革启动，社会的上层与下层之间便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良性的互通互动关系，上层的种种改革举措，每每都能得到下面的积极响应与拥护，下面主动的创新行为，亦常常得到高层的积极关注、默许与支持。

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首创、发现、推广与完善，即是这种上下良性互动关系的范例。当然，随着改革的推进，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化、更新与重组，改革的社会整体性亦必然发生变化，原有的整体性因素会逐步减弱，但在不断刷新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整合的新因素亦会加速生成。始终维持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整体性或整合性，始终维持着纵向横向各层各方之间某种积极的互通互动关系，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得以进行的基本要件之一。

所谓不可逆性，是指长期的极左路线，特别是“十年浩劫”，给整个社会留下了铭心的痛楚与记忆，“再也不能那样活”，构成了改革原初的社会整体性的一道“底线”。任何言论和主张，只要触及这一“底线”，必要遭致强烈的厌恶、抵制而不能行。

当然，时间可能会磨平痛楚，消褪记忆，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争取到了长达25年的改革时间，社会已整整更新了一代人。我们已经造就了与新的体制方向相联系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传统体制中改革滞后的部分已颓败，无以挽回。始终保持了很强的不可逆性，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正是这种不可逆性，使得中国改革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有时可能停顿一下，放慢脚步，甚至退后一步，获得休整，但继而还是要有所前进，有所跨越的。

有稳有改，有调有放

总体而言，中国25年渐进改革的基本格式是“一心两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一体两制”(即“一国两制”，一地两制，一厂两制，一户两制，一人两制)。其中，“一心两点”是主纲，它有意识地引导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内先行展开。“一体两制”，俗称“双轨制”，则成为推进经济改革的主导方式。

所谓基本格式，仅是某种静态的简括。若动态地观察，中国的改革则是一个有稳有改，有调有放，“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扩展深化的试验过程。

所谓有稳有改，有调有放，具体而言，就是稳政治，改经济；经济改革中，稳城市，放农村；城市经济改革中，稳大城市，改中、小城市，稳上海，放广东；稳大企业，放小企业；稳大产品，放小商品；稳计划内，放计划外；稳生产，放流通；稳投资，放生产；稳住“基数、，调放“增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首先从传统体制薄弱环节改起，从其不达或空白的领域放起，从经济发展与民众要求最迫切(如供给最短缺的部门)而又与传统体制冲突不大的地方(或方式)做起。

所谓稳，不是绝对的，而是稳中有调，调中有放的。所谓调，就是在稳的前提下，对传统体制的某些部分做尝试性的或适应性的调整，调整包括调整价格、调整工资、调整财政分配比例关系、调整某些机构的职权范围或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某些经济管理权限，等等。

农村联产承包制普遍推行后，中央及时决定取消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村管理体制，即是适应性调改的范例。

所谓放，广义地讲，既包括放开与开放，也包括政府对企业、中央对地方的放权让利。放开，意味着打破“禁忌”，意味着计划行政管制的某种松弛和收缩，过去不允许的，现在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与发展了，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开放，包含着对内对外两个开放。对内开放，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开放了市场，开放了城市；对外开放，是向世界敞开国门，其中对港、澳、台及海外华侨经济开放的效果最为昭显。这次开放，不再是外人强迫的了，而是中国人的自觉选择。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跃至一个新台阶。

比较起“调”来，“放”更具根本性，放开与搞活联结更紧。没有放，就不可能产生一个与传统经济不同的“异质”经济来，不可能产生两者之间的互补、比较、竞争、渗合、磨擦与冲突，不可能产生“双轨制”改革推进方式，不可能产生中国独特的规模浩大的社会实验过程。

两种体制、机制的并存、比较与竞争，为社会转变观念、择优而从提供了活生生的实践写照。对身处于传统体制中的机构、人们而言，“一体两制”又成为他们“弃旧图新”的最稳便的过渡桥梁。严格地讲，新体制主要地不是调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借助于“放”，中国人跑遍了全国，跑遍了全球，走出去，迎进来，敞开胸怀接纳八面来风。这25年，是中国人对现代化学习、理解、掌握与实践进步提高最快的时期。

总之，“一‘心’两‘点’”、“一体两制”，“放”、“调”结合、渐次扩展，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步演化成为一个多领域、多层次、多界面、多元化的社会实验场，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变革舞台上的一幕异常奇壮的景观。

中国渐进改革有别于其他各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社会实验性。改革没有一个事先就设定好了的统一的模式。一旦各领域内“拨乱反正”的任务“有领导、有步骤”地完成之后，改革便要靠“摸着石头过河了”。在“摸”的过程中，中央的方针政策，各地方、各部门具体的政策与做法，理论界、政策界专家、学者们热情而忙碌的借鉴、研讨、设计、规划、总结、宣讲等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的创新实践。前者必须贴近后者，服务后者，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改革成就令人瞩目

25年的改革，中国由大一统的计划统制经济转变到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配置资源并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与领域不断增大。

有人估计，广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已占到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70%～80%；近几年来，由于民营经济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人民币汇率经过十几年的不断贬值后开始显示坚挺走强的势头；在全部非传统农业部门的就业总人数中，在政府行政事业机构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人数比重已下降到1/5；政府的新投资已基本从竞争性部门撤出，重点转向重大基础设施、环保、城镇公用事业、教育、社会养老、医疗保障等方面来了。另一方面，政府仍然保留了对整个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手段。

新的社会阶层逐步生成。大约有2亿农民成为相对稳定的非农就业者。据中国社科院学者的一份调研报告，从所从事的职业这一角度观察，中国正在形成10个社会阶层，其中政府与社会管理工作者、企业家阶层、各种专业人士以及私营业主，正在成为社会各阶层中主导性力量。

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的经济、文化，观念、消费方式等日益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快速变革使得社会心理观念上存有明显差异的“代际”时间缩短，大约是10年一代人。越是年轻人，越是适应新的经济、新的职业、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消费与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进入社会，不断扩大和充实着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

由于改革开放，整个国家的微观、中观层面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得以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食品与一般消费品方面的短缺现象成为了历史。住房、教育、旅游、通信、保健、体育文化娱乐，家庭汽车正在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问题溢出经济领域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从邓小平同志退休、病逝到十五大召开，作为一个过渡性时段，联结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改革时期。今后的5～10年或10～20年，可能成为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新的改革时期。与前一个时期相比，新时期改革所能凭借的历史依据、所需面对的国内外各种主客观条件、所要解决的由历史本身提出的各种挑战和任务，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比较和经验去想像一下新时期改革可能展示的特点，是一件有风险而又刺激的事情。

追溯百年来中国人探索与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民权培育的问题逐渐凸显。现实生活中个人的择业权、迁徙权、出国权，消费自主权，企业的自主权，各级地方政府一部分自主管理的事权，对外经贸领域中争取普惠平等权益及实行国民待遇，以及当前国内正在蓬勃推进的所有制与产权方面的变革等等，其实都蕴含着丰富的民权内涵，只不过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罢了。削抑特权，转变人治，奖掖平等均富，走向法治社会，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大潮流。与此相应，整修社会不仅要求加快改革以实行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将越来越迫切地呼唤加快改革，以便实现一个更加符合法治效能与民意的现代政府体制。

在未来的10～20年内，中国所面对的最为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是：

创造1亿～2亿新的非农就业岗位，其中大半是为进城农民提供的。相伴随的是特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网带的复杂的管理问题；

覆盖全国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落后地区真正落实九年义务制教育；为此要建立一整套高效有力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与调剂体系，把贫富差距约束在经济良性循环与社会公正所要求的限度内；

环境保护、国土整治与水资源的调配与节约洁净利用；初步扭转自然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势头；

避免财政、金融危机，使传统体制转型中形成的财政金融性成本得以逐步消化吸收；为此要坚决而稳妥地改革国有银行体制和构造一个好的资本市场；

重建社会信用体系，培育契约精神与职业道德。

以往渐进式改革的内在矛盾总是表现为从未间断过的争论。“不争论”的表面状态要靠权威力量来维持。实际上，每一次较大的争论之后，便有经济改革目标的一次有限的提升。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今天的正式认可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各种有生命力的混合经济形式为主要方向的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每一次较大的争论都带有布坎南所说的“立宪性层次”问题的味道，最高层面对这种问题的争论，一般都要运用力(量)、(道)理、利(益)的手段来处理，但较多地是靠“力”上的优势、辅之以“理”、“利”的手段来解决的，并且十分注意把争论及其结果，严格约束在经济改革领域，防止冲击到其他方面。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的讨论将会溢出纯经济领域，浸漫到教育、科技、行政、文化乃至政治领域，解决问题更多地要靠以综合实力为后盾的多种社会力量的充分博弈，要靠合理地调节权、责、利关系，以理服人来解决。能否以一种适度超越、平和的心态，因势利导地将各种社会争论引向改革和新制度建设工作上去，便成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否继续走下去，走到底的关键。

换言之，中国能否大胆借鉴25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更加果敢地放手允许社会在更多领域的改革实验与探索，并且按照与经济发展联结紧密与否的顺序，逐次展开；能否通过努力提高最薄弱环节的社会承受力，从而把这种争论与实验约束在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承受力范围内，并通过一种新的改革、发展与制度建设，培育起新的权威基础与法治秩序，将成为今后世人热切关注的焦点。

其实，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25年来，许多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有了或大或小的进展，但是由于这些领域的改革多是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名义展开的，在思考解决自身的相对独立领域的整体性体制问题时，便难免有所偏侧，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则拖下来了。比如，我们已经鲜明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号召，相应地，是否也要提出通过改革加快建设一个现代教育体制与现代科技体制？再比如，25年来，几次精简政府机构的结果都很不理想，是否与缺乏一个建设现代政府体制的明确的总目标及逐步试验的改革设计有关？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改革了25年，积累了整整一代人的实践与经验，而对于现代化和民族富强的追求则不弃不休，持续了一百余年。不管今后情势如何，这一进程都无法逆转。“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成功，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全部希望所在。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