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生曾提出过西方政治学中许多极为重要的论断。在1968年出版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亨廷顿于开篇即明确提出的，“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管治的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即是一例。
1968年是二十世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法国发生了被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之为“社会革命”的“五月风暴”，越共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在春季攻势中一度攻入亲美南越政权首都西贡，美国国会废除了“金本位”储备制度，日本则庆祝了明治维新100周年。这一年，法国爆炸了氢弹、成为中苏美英之外第五个热核国家，美国的“阿波罗八号”任务首次进入月球轨道并实现绕月十周，而中国内地则成立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悄然启动载人航天医学研究……在人类意识形态斗争和政体竞争的高峰时刻，亨廷顿氏明确提出现代政治的核心评判标准应是治理的成效、而非意识形态标签，这是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
以治理的成效而非意识形态标签来作为观察政治的核心标准，是理之必然。西方政治学各流派虽对国家（有组织的公权力）之产生源头众说纷纭，但一个基本共识则是国家的诞生目的是旨在解决人类公共生活中的秩序缺失问题；有组织的公权力——主权国家——为无序的人类社群生活提供了秩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具有公共性质的“治理”。
正如英国哲学家汤玛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所言，主权国家改变了史前时期人与人之间如同“狼和狼之间的关系”，正式宣告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结束，人类生命不再“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而进入了有秩序、有道德、稳定的国家政治生活。实现良好的治理，确保人类公共生活在主权管治下的稳定性，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共同目标，也是人类之所以得以存续及繁荣的主要原因。
追根溯源，尽管具体的政体形式千变万化，考察一个政治体治理水平的核心标准和尺度，必然也必须是“管治的程度”和治理的效果。公共生活的质素、政府治理的成效归根结底体现在广大民众亲身可以感知到的秩序感、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无论对于政府、政党还是代议士，民众的福祉都是公共治理的出发点，是政治活动的基本依归，亦是社会发展的中心目标。就世界范围而言，只要这个出发点和中心目标不受到极端化意识形态干扰的国家或地区，治理的效度往往处于令人满意的水平；而在这个出发点和中心目标受到极端化意识形态、种族矛盾或分离主义等消极势力严重牵制的地方，治理效度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甚至沦入了“失败国家”的陷阱。此消彼长中呈现出的历史大趋势，发人深省。
香港长期以来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和“标签化”政治生态的受害者。本来，政治制度的设置不是做摆设，而是要实实在在管用，要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上给民众带来切实保障。但由于在整个二十世纪，香港先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对亚洲扩张的最前沿，后又成为东西方阵营间意识形态冷战斗争的最前线，两相叠加，造成了香港社会一部分人士对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及公共事务的看法，往往不是以“治理”效度为标准，而是习惯性地以“意识形态”色彩为标签。这些以意识形态标签论人论事的作法，或者以意识形态臆想决定行动方针的短视，最终结成的苦果则是整体社会出现政治上失序、经济上困顿、社会面撕裂、文化教育领域极端化的不幸景况，甚至一度走进了全面“泛政治化”的泥沼，其中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2019年，在内外复杂因素交织影响下，香港发生了较长时间的社会风波。目前，由乱到治、由治而兴的历史转折已经开始；但疗治世道人心、愈合社会撕裂、促进人心回归，尚待长期的艰苦努力。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实现最大范围的政治团结，开辟新的政治局面，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各界要重新回到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为中心的政治讨论中来，集思广益，以民为本，深入思考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未得到解决的各类民生问题。这亦要求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各派别乃至国际社会各“持份者”在确保本港政治社会大局稳定这个关键点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在确立良政善治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画出“最大同心圆”。
确立良政善治共同目标有利于特区经完善后的政治制度在实践中稳健运行，有利于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有效开展工作、协调各方、实现治理目标，是香港保持经济发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本前提条件，更是广大香港居民安居乐业、实现心中理想所必须的环境保障。确保政治社会大局稳定、确立良政善治共同目标这两项关键议程，理当成为香港处于政治光谱不同位置、具有不同政治抱负的各界人士之间达致政治团结的共识基础。
当前，对本港政治社会大局稳定构成威胁的潜在对抗性元素居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节点，需依法加以认真辨识、甄别及应对。但正如王阳明先生在《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中所写，“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工作和有说服力的良政善治成效，来团结在理念、信仰甚至价值观层面对国家主体政治秩序及国家治理香港基本方略存在怀疑、抵触甚或“软抵抗”情绪的人士，是我们时代对治港者队伍提出的一项需要用实践来回答的新的艰巨课题。在维护政治社会大局稳定这个基础性、全局性问题上，我们务必“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
香港地处东西之间，华洋杂处，历史记忆及社会成分都极为驳杂，大家观点各异、理念不一，即便在通常所认为的“建制派”内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历史芥蒂、利益纠葛和政治主张，这不足为奇，也是必须予以尊重的现实情况。但无论身在香港社会哪个位置、处于政治光谱的哪个点位，大家所具有的最大共同特征是都以香港为家，希望香港这个“家”更美好、更安定、更繁荣、更开放。“家和万事兴”。相信只要我们化除畛域，勠力同心，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一定能开辟出新的天地，继续成为中国版图上别具魅力的伟大国际都市。
本文原发2022年1月24日明报观点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