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历了从西方世界与内地物资交流主要通道向内外资交流合作枢纽的转型，背靠祖国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美对港政策与其在港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更多服从与服务于其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接触”战略已经转向“遏制+竞争”战略，对香港曾经的“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的定位也随之转向“遏制中国前线”定位。这种定位转型，意味着香港历史的特殊性红利基础动摇，利益固化藩篱所导致的各种结构性社会撕裂将进一步凸显。拥有全球最大实体经济的中国将以更大开放应对美国的选择性对华“脱钩”，这就要求香港在全球化秩序的重新洗牌和重构进程中，尽快找准自己的新定位，将联通世界和融入祖国有机结合，积极有效地推动自我转型。
香港位处亚洲要冲，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等，被公认为亚洲国际都会。从全球地缘格局出发，处于中国大陆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冲撞的边疆地带的香港，二百年来从小渔村发展为亚太经济中枢，中西文明在此碰撞交融。香港这个高度外向型城市经济体，植根于中国，深受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影响，兼具“中心”“边疆”双重底色。今天，香港“被定位为中国立足大陆面向海洋世界、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边疆”。
美对港政策更多服从与服务于其对华战略。近年来，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图全面挑战美国”的国家。随着美对华政策从“遏制+接触”战略转向“遏制+竞争”战略，美国对港从“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转向“遏制中国前线”的定位转型。本文对中美博弈下香港发展的历史脉络、现实图景和未来走向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随着香港的地缘“边疆”底色日益凸显，对其经济“中心”地位构成挑战，香港如何进行自我定位的转型。
一、从“边疆”到“中心”的中国底色
彭慕兰认为应该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整个欧洲进行比较，“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鸦片战争不再是来自海外的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也不再是一个内生的现代性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它现在只成为许多重要时刻中的一个，在这些时刻，政府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与一个不断变革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香港偏居南海一隅，处于中国的东南“边疆”。香港从“边缘”发展成为“中心”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从内忧外患到迈向伟大复兴的历程，香港从来都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关联。
（一）地处“边疆”的香港地缘优势形成
如阿里吉发现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结构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哪怕欧洲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未能纠正这种不平衡，中国反而成了“美洲财宝的坟墓”。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中国推销鸦片和对孟加拉的鸦片生产实行垄断，欧洲人终于有东西卖给中国人了。
在这样一个中西历史的转折点，香港自开埠起就与鸦片走私贸易关系密切，19世纪20年代，英国商人开始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走私贩卖鸦片。作为一个与中国内地连接在一起的鸦片与华工等的转运地，香港是最早面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与殖民扩张所带来的冲撞挤压的南部“边疆”地区，并因为后来的三场战争和三个条约而成为欧洲殖民扩张力量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着力点“中心”。
晚清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内忧外患，陷入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香港因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被英国一步步蚕食。英国对香港实行典型的殖民统治，三个不平等条约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
作为“边疆”，香港在港英统治时期，不仅经历了“文明断裂”和“文明冲撞”，受到海洋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直接冲击和改造，逐渐与西方资本主义融为一体；而且充分延续了华人社会的自治互济传统，例如香港最大民间慈善组织东华三院最初就是为了弥补华人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缝隙、因义祠风波而建立，形成了地处“文明融合带”的独特地缘优势。
一方面，香港被西方世界视为对中华文明中心发挥颠覆性和革命性作用的基地，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香港长期被利用为遏制中国的基地之一；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秉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立场，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针对香港，中央确立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将香港作为获取西方资金、技术、物资和信息的“主要通道”。也就是说，中西双方都有发展香港的动力和需要，推动香港形成和充分发挥“边疆”地缘优势，逐渐成为亚太经济中枢。
作为中西文明交融的产物，香港历史上数次跨越式发展都和中国与外部环境关系的重大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上海和江浙等地的部分商人将产业转移到香港，形成了香港的第一次经济腾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大批内地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迁居到香港，集中对香港进行资本与人才“输血”，形成了香港的第二次经济腾飞；冷战期间，香港发挥着中国内地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之间的缓冲和桥梁作用，形成了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腾飞。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内地逐渐转向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扩大进口等。由于当时中国内地在政策上和法律上难于同西方世界对接，与内地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的香港迅速成为内地与西方世界经贸往来的中转站。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腾飞，与这一历史大背景密不可分。香港由此得以逐渐向亚太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的方向发展。
（二）香港成为“中心”的中国力量
20世纪70年代，因为中美两国在特定时期的特殊共同安全需要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将当时推行扩张政策的苏联作为共同主要对手，中美关系得以实现正常化。此后，中国内地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关系大为改善，迅速扩大了从香港转口进出口贸易的经济需求。
中国内地开始改革开放之时，正值美国和跨国资本力量在全球力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推动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形成的时期，全球化秩序成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香港背靠中国内地，以整个中国内地巨大资源和庞大市场作为支撑。在外资看来，香港有高度独立的司法体系，实行普通法制度，能够有效保护私有财产，具有安全感和吸引力。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开始加强，经济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这段时期被称为香港的“经济奇迹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市场对跨国资本的吸引力巨大，跨国资本客观上需要在东八区有一个背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得以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通道”。香港单独关税区的特殊地位让其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自由港，成就了香港的繁荣。而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的确定，除了其作为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方和世贸组织协定创始成员的法律基础外，更离不开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政府同意，香港维持单独关税区地位，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认，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不仅能够分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而且能够在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占得先机。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西方世界主要经贸通道的功能迅速萎缩。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正式签署，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逐渐火热。与此同时，作为内外资交流合作的枢纽功能迅速膨胀：香港不仅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还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内地的最大平台，并承担着中国内地的外汇转化等重要任务，迅速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和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
史美伦分析认为，H股上市之前，香港金融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上市公司也相对单一，以地产类为主。随着内地国有企业在港上市，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数量从1993年的477家上升到2024年1月的2610家，内地企业的市值占比也已经上升至77%左右，显著提升了香港对各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吸引力。2014年沪深港通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新时代。“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为内地和香港带来了巨大机遇，推动了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这一创举，“是香港和内地互相成就、创造双赢的典范，也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最佳案例”。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心。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中，香港一直扮演着先行先试的重要角色，奠定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例如2004年推出个人人民币银行业务；2009年完成首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等。香港拥有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致力于发展多元化的离岸人民币资产，助力内地省、市政府及企业在离岸人民币市场融资。
从上可知，香港从“边疆”发展为“中心”，与祖国的内政外交的重大变迁紧密关联。金融是放大器，不能凭空创造财富，航运和贸易都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是由香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以内地这个庞大腹地对香港的支持与需求为根本支撑。因此，祖国始终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二、美对华战略与对港定位
防止出现在某地区占支配地位并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大国，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美国在香港拥有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重利益，但这三重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美国的对港政策服从与服务于其整体对华战略。
特朗普政府以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接触”战略已经转向“遏制+竞争”战略，美对香港的定位也已从“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转向“遏制中国前线”。也就是说，美国要打击香港作为亚太经济“中心”的地位，试图搞乱香港、渗透内地，对中国进行颠覆。
（一）从“边疆”到“中心”的美国利益
在香港从“边疆”发展为“中心”的过程中，以冷战开启作为分水线，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存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以中英关系为主轴，太古等四大洋行把控香港经济命脉，并且与港英政府“官商勾连”，掌控香港的资源分配。1843年，美国在香港设立领事馆。虽然香港对美国处于完全开放状态，但是英国人并不希望美国过多插手香港事务，因此在这一阶段，美国以在香港谋取经济利益为主。
后半段逐渐转变为以中美关系为主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全面超越英国，作为西方世界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日益多元化。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让美国意识到其经济价值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心理战”价值，将香港视为“远东反共桥头堡”。哪怕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对华政策转向“遏制+接触”战略，美国始终没有改变过对华遏制政策，只是在不同阶段的对华战略重心有所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开启之时，英国为了确保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其单独关税区的地位，允许美国开始插手香港事务；为了维持其在港利益，英国与美国联手在香港进行系列布局，阻碍中国政府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英美将香港定位为“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试图以香港作为基地，对中国内地进行“民主改造”。
在香港从“边疆”发展为“中心”的过程中，美国在香港积累了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重利益。
首先，美国力图将香港打造为“经济金融桥梁”，从中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1969年香港美国商会成立，当时已经有数百家美国企业涌入香港，这些企业在香港以投资和贸易活动为主，美国由此成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从中美建交到香港回归前后，香港经历了制造业外流和经济结构金融化转型，在中美经贸往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的角色，许多美国企业也将香港视为进入并开拓迅速崛起当中的中国内地巨大市场的窗口。
经过长期积累，美国在香港形成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香港政策法案报告》显示，有8.5万美国公民居住在香港，而2018年有130万美国公民到访或过境香港；超过1300家美国企业在香港运营，其中约300家美国企业将其亚洲业务总部设在香港；几乎所有美国大金融企业都在香港有分支机构，香港是美国法律和会计服务的主要目的地；香港是美国在全世界贸易顺差最高的经济体，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市场等。
其次，美国力图将香港打造为“西式民主橱窗”，从中获取政治利益。美国不断通过各种涉香港问题的法案，加强对港政治资源投入，利用香港的“中心”地位，将香港打造为“西式民主橱窗”和“西化”中国内地的样板，展示西方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化公民意识和个人自由思想，配合其“遏制+接触”的整体对华政策。
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92财年和1993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明确提出美国政府应该积极支持英国政府，在香港地区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以便于香港地区在回归中国之后，也能保持一个“功能完整的民主自治”。也就是说，将香港作为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哨站。为确保美国在港利益，1992年美国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为香港在贸易、运输等领域提供特别待遇，保证回归后的香港保持关税、财政、司法、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该法确立美国对港政策的基础，明确提出香港问题关乎美国利益，美国必须设法让香港的发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必须在1997年7月1日之后继续在香港发挥积极作用。此后，美国打着“民主”、“人权”等口号，出台了多份涉及香港问题的法案决议。
美国利用香港作为“边疆”的地缘文化身份认同特殊性，不仅把香港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一个筹码，以民主、人权、自由为幌子插手香港事务；而且意图将香港打造为“反中基地”，培植反对势力，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达到牵制和遏制中国的目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香港的态度从低调关注转变为直接介入，对港民主输出手段开始从软干涉向硬干涉发展。
再次，美国长期将香港作为远东地区的安全基地，具有多重安全利益。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之前，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是个“不设防”城市，没有间谍罪，因此香港长期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情报中心，是美国向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地区渗透的重要基地。香港是美国众多执法部门，如海关、管制部门、移民局等的办事机构所在地，在香港开展打击犯罪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从上可知，在中美尚未开启全面博弈之前的历史阶段，香港从“边疆”发展为“中心”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二）“去中心化”的美对港定位转型
作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枢、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自由港，香港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美国长期在香港积极布局，利用香港对中国内地进行渗透和遏制。随着中国迅速发展，美国精英层越来越把中国视为战略威胁，认为中国希望建立地区霸权并改变现状。1992年五角大楼发表的报告第一次提到“中国威胁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一直面临系统性危机。由于其前所未有的持续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崛起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史上非常罕见的事件，中国的崛起也成为21世纪全球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奥巴马时期，美国启动了“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强调借助“巧实力”在关键地区有选择性地扩展美式价值观，策动了香港非法“占中”活动。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迅速向强硬方向转变。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接触”战略全面转向“遏制+竞争”战略，这种定位变化之下，美国迅速调整其在港利益格局，美国对香港曾经的“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定位已经更多让位于“遏制中国前线”定位。2019年“修例风波”既是这种转型的产物，也是美国在香港长期部署的集中爆发。但美国当时仍然希望维持其在香港深耕的经济和文化利益，《2019年香港政策法案报告》认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保持着足够的自治程度（尽管自治程度有所降低）。
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美国实施大量涉港制裁，用国会立法、总统行政命令等形式对港实施实质性制裁，试图阻挠香港国安法顺利实施，扰乱香港政局稳定。《香港自治法》制裁所谓与中方违反涉港义务有关的外国个人或实体，以及同相关个人或实体进行重要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并支持所谓受“迫害”香港居民入境美国。特朗普签署制裁香港的“第13936号行政命令”，冻结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
拜登时期，美国延续了对华强硬政策，也进一步强化了对香港的“遏制中国前线”定位。一方面，直接对香港进行渗透制裁干预。2022年，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明确继续对香港进行“去中心化”，削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营运中心功能，损害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维持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也就是说，为了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必然要介入香港事务，既要通过“价值观战争”、网络“颜色革命”、干涉香港有关司法案件等方式，攻击香港的人权和自由状况，否定香港的司法独立等；又要将香港事务国际化，加强与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在内的盟国协调。其目标是将香港地位“内地化”，从根本上否定“一国两制”。另一方面，用“脱钩”政策打压香港。目前，美国对港经济利益需要服从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美国当局施压或者引导美国商界逐步撤出香港。
三、中美博弈下的香港转型
美国对香港的定位已经转型，目前美国在香港最重要的利益是将其作为“前线”，因而对香港进行“去中心化”。但是，香港的“中心”地位并不单方面取决于美国。面对美国的选择性对华“脱钩”，拥有全球最大实体经济的中国将以更大的对外开放进行应对，在此过程中，香港的“边疆”地缘优势仍在，理应而且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因此，香港亟待清醒全面地认识内外部环境的“变”与“不变”，尽快找准自己的新定位，提高治理水平、排解民生忧难，将联通世界和融入祖国有机结合，积极有效地推动自我转型。
（一）中美博弈下的香港“变”与“不变”
如今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在地理上处于亚太中心的香港，对美国政府和美国资本而言都是极富战略价值的。虽然美国政府想要通过废掉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废掉外资进入中国内地这个安全通道，引发外资集中恐慌，从中国内地撤离；但是，迄今为止，香港仍然是美国贸易顺差最高的单一经济体，香港美国商会是美国在海外最大商会，香港是美国公司在亚洲设立地区总部最多的地方，美国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在港利益庞大。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19世纪的晚清无法感知以国家间关系为特征的新国际秩序，导致其在与欧洲人的冲突中落败；那么，与今天中国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地缘政治想象相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僵化，地缘政治和文化想象力的停滞不前甚至完全倒退，使其缺乏意愿和能力认真对待新的世界秩序的到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失序失范的背后是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在这样一个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香港的亚太中枢地位并非美国单独赋予，更重要的是由中国所保障。香港金融的本质，就是让全球资金在一个透明、成熟、全球化的平台以与美元挂钩的港元投资中国经济。真正的“离岸”，依靠的不是“永久中立”的口号和立场，而是大国的实力加持。国际社会，尽管有了全球市场，但并没有全球政府，终究国家实力是第一位的。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有国家的保障，而且也有美国及其背后的跨国大资本的客观需求。
美有对中国实施“全面脱钩”“去风险”的意图，但美对中国供应链的间接依赖程度之高，导致美在实践中只能采取选择性脱钩，即在劳动密集型和低竞争领域保持经贸往来，确保其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可承受区间；但在高竞争领域如绿色技术领域采用进口替代、在数字技术领域采用出口管制，实施对华精准脱钩，确保美垄断全球产业链条最高端。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增长最大引擎，中国制造对于稳定美国自身供应链和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仍在。中国已连续12年位居全球中间品出口第一大国，有利于释放中国超级大市场的优势，在区域合作的加强中推动实现新型全球化。中国市场对跨国资本的吸引力巨大，跨国资本客观上需要在东八区有一个背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三个主要城市已经形成了金融互补机制：北京是政治金融中心，上海是金融商业中心，香港是离岸金融中心。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中央相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必将作出重大贡献”。中央政府对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支持没有变化，但是对香港怎样发挥功能性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香港在全球化秩序的重新洗牌和重构进程中，全面深刻领会中央政府对香港定位的“变”与“不变”，充分发挥自己的“新边疆”独特地缘优势，既要有利于中国内地借鉴西方文明，也要有利于中国文明向外发挥影响。这就要求香港根据中美博弈之下，自身条件和内外环境的“变”与“不变”，实现自我定位的转型，也就是打造和践行再造香港“双重底色”的中国方案。
（二）香港亟待自我定位的转型
香港实现自我定位的转型，需要“去除对西方建立的世界帝国体系的尾随依附心态，树立作为中国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文明自信心”，需要解决“在政治认同、人心回归问题上出现的深层次矛盾”。
从香港非法“占中”活动到2019年“修例风波”，香港社会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方力量炒作放大的本土意识以反对中国内地为主要标志，既是西方中心主义仍主导香港主流民意、回归后“去殖民化”工作缺失等的结果，也是香港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和相对于内地的比较优势逐渐衰退等的产物，还是香港的“回归红利”没有充分转化为香港大部分市民能够共享的“社会红利”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强调香港需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原因所在。
随着中美博弈的不断加剧，香港“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红利”基础动摇，长期存在的“少数全球化精英+大多数未经历彻底现代化改造的普通市民”结构性社会撕裂将进一步凸显，一方面不利于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另一方面更急迫地需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以香港青年人缺乏发展空间和上升渠道为例。1991年，香港具专上教育程度的20岁及以上非就学人口比例仅为10.7%，曾就读中学或以上程度课程的十五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仅为62.1%。这与当时香港作为亚太中枢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充分说明回归前的香港社会的大多数普通市民并未经历彻底现代化改造。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具专上教育程度的20岁及以上非就学人口比例持续上升，2001年为15.9%，2011年为27%，2021年为35%。但是，香港青年每月主要职业收入中位数，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实际购买力反而呈下降趋势。香港前五位的主要就业岗位依次为：辅助专业人员（19.0%）、非技术工人（18.2%）、服务及销售人员（18.2%）、文书支援人员（13.7%）和专业人员（11.2%）。也就是说，受到高等教育的香港青年人数在增长，但是香港就业市场未能提供足够的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并未改变“少数全球化精英+大多数未经历彻底现代化改造的普通市民”结构，相反，香港中产阶级家庭普遍陷入“向下流动”的恐惧，背后就是香港住房、就业、医疗、贫富悬殊等突出问题受困于香港的利益固化藩篱。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强调，“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
不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就无法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不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就无法进行香港自我定位的转型；不进行香港自我定位的转型，就无法在香港社会树立作为中国人的政治主体性和文明自信心。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博弈下，美国已经对香港定位进行了转型，香港亟待迅速进行自我定位的转型，再一次发挥香港作为“边疆”所具有的独特地缘优势。
四、结语
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达到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新高，全球面临和平、安全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香港是中美博弈中的重要存在。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存在局限性，也因此有改革的必要性。这给香港的发展带来挑战，更提供了机遇。中美博弈下的香港迫切需要找准自身新定位，破除利益固化藩篱，解决自身深层次矛盾，实现自我转型，充分发挥自己作为“边疆”的地缘政治作用和作为“中心”的功能性作用，与祖国人民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