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心理学会奠基者张耀翔教授百年前提出，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进一步发挥，“科举学”首创者、原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积极呼应的————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的论断，[1]被人们广为接受，加之学术和现实都有广泛的需求，使得进士地理分布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当今科举学或区域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由于专业内外一起上，多层次的课题各显神通，故虽然也出现了诸如吴宣德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毛晓阳的《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版）等学术精品，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笔者初步梳理，除了重复劳动和学风，存在的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统计标准不一和成果推介夸大。本来，早就想对此做个专题，苦于没有时间，一直搁置着。由于近日读到的关于明代余姚进士的一篇文章，正好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故笔者先就此作简要的分析，一方面，可为今后做专题积累素材，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率先推出大家关注的一组进士之最，也许有助于他人避免不切实际的猜测和“横空出世”的“记录”及无效的劳动。
我对余姚明代进士是二十几年前关注的，当时统计出余姚在明代出进士376人（对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又有乡贯的“双籍进士”按乡贯计，详下），全国县级第三名，浙江县级第一名，[2]使我感到惊讶。这就是科举时代中国四大思想家（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3]，余姚占其半的基石。
近日，在微信“宁波风物”上读了《探泗门科举文化博物馆：看“姚江人物甲天下”》（以下该文简称《探》）一文，又引起了对余姚明代进士的兴趣。
首先，为家乡（笔者的出生地曾属余姚）创办了余姚“科举文化博物馆”而感到高兴，以后有机会一定去参观学习。
然后，术有专攻，从《探》提供的相关数据和陈述看，进士统计和推介中的常见问题也同样存在。
一、文章的数据来源口径应该一致
在各地进士的统计中，许多人往往是“多多益善”，户籍、乡贯[4]的都统统收入。《探》的统计也不例外。但由于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且只要说明并未作不对称的比较，也并无大碍；此因三言两语说不清，待日后有机会作专题讨论。在此仅说说同一文章的统计数据采集口径的问题。
我们先看《探》中的以下这段话：“据吴宣德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著录，有明一代，共开科89次，全国登科进士24862人，按籍贯（应称户籍——本文作者注）统计，其中浙江人占3444人，排名全国各省第一，而绍兴府进士数为836人，排名浙江全省各府第一，余姚作为明代绍兴府八县之一，进士总数竟达388人，远超其他七县，排名绍兴府第一。”
按一般的理解，上面的数据似都出自吴宣德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可事实上，这里的数据全国、浙江与绍兴的，用的是吴著的数据，而余姚的是《探》自己的数据，而吴著该栏的余姚数据，只有323人。在一段比较完整的数据链里，数据的来源怎能有别呢？而且，这对于没看过吴宣德原著的读者来说，通常会误认388人的数据也来自吴著。如果他人转引，更是以讹传讹了。
另，由于明代的“双籍进士”较多，吴宣德教授在大作中提供了“双籍”者，按户籍和乡贯分别统计的二组数据，供读者选用。由于明代余姚的双籍进士乡贯属余姚的进士，大大多于户籍属余姚的进士，故事实上，《探》的数据已倾向于乡贯了。则《探》应该取吴著同表（第261、262页）右边的“贯”（乡贯）栏的数据。该栏的浙江、绍兴、余姚的数据分别是3716、933、375（双籍全计则为377）。则余姚的数据两者就比较接近了，这有助于《探》的论证。
二、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余姚出17个进土“创科举纪录”了吗？
在进士人数研究中，许多地方往往会称自己在某一方面第一，或曰“甲天下”、“冠华夏”。由于这非常迎合地方政府对外宣传的口吻，一旦提出，就会迅速流布；常常以讹传讹，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有的是非学术性的自说自话，或者说受命而作。但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一些想当然的“记录”，或多或少会影响进士乃至科举研究的科学性、可信性和可借鉴性。 因此，对这些夸大的推介做点辨析也不无意义了。
《探》称嘉靖十四年乙未科余姚以17个进土之多，创一县单科考取的“科举纪录”。虽然在明清进士分布中，一县一科获17个进士的确罕见，在本人的“数据库”里，[5]似乎除余姚外，仅福建莆田县在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获18个进士（其中俩人系莆田所在的兴化卫）。但“科举纪录”不限于明清，我们尤其不该忽略出进士最多的赵宋王朝。
姑且不论嘉靖十四年乙未科余姚出进士17人是否准确？因为笔者与多洛肯教授的统计都是16人（其中2人系乡贯属余姚的双籍进士，另，据相关史料的初步核对，该科并无计入余姚的“罗恩”其人）。[6]我们就按17人讨论。
计量史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运用哪一层次的数据，就得对那一层次的情况有基本的掌握。你要提出全国第一，得进行全国性的比较才算数。因此，要回答科举时代县级单科考取的进士之最这个问题，应以中国科举社会历朝、历科全国每县的进士数据为支撑。惜《探》似乎忘了这个前提。由于唐代和元代的进士不多，我们姑且省略。仅讨论宋、明、清。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目前学术界对宋、明、清全国的县/科年的数据无一不空白。这意味着，目前科举学界的专业人士，尚不能提供中国科举史上某县某科的进士之最，则《探》的这个“科举记录”从何而来？
不过，如果对进士的地理分布有较多涉猎，对现有的成果有基本的了解，通过技术处理，还是能大致找到这个“纪录”的。
史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进士较多的县一般是府附郭县，则单科进士较多的县/科年，可以从出进士较多的府附郭县切入。
与以上的资料相关联，目前学术界尚未提供比较专业的全国府级进士的累积统计数据，但进士总数第一名的府是福建福州府是毫无悬念的。
据美国学者贾志扬先生和我国时贤乔亦婷女士的成果推算，[7]福州仅在两宋出的进士（不含特奏名、诸科及武进士，下同）人数，在2800-4500之间。[8]笔者比较有把握地说，如果严格按原属地的户籍统计，仅2800这个进士人数，都超过历代累计的第二名（如果今后数据出来的话）。又由于福州在唐、元、明、淸的功名竞争都不俗。福州（府、路）的进士累计数在4200-5900之间，绝对是全国第一。且遥遥领先。换句话说，有的地方争全国府级进士总数第一，实在应望而却步，因为差距不是一点点，第二名的数据很有可能是福州的“腰斩”。
由此可见，如果从宋代福州的两个附郭县：闽县、侯官切入，不仅中国科举史上哪个县哪个科年的进士第一能八九不离十，而且哪个县进士最多也能基本锁定。
果不其然。据对叶兴松、林展飞编的《闽侯进士录》的粗略统计，闽县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录取的进士达765名（不含宗室及侯官、怀安，下同）之多，其中在南宋有8个科年的进士达到或超过18名，最多的是南宋淳祐十年庚戌（1250）科闽县考取的进士竟达63人之多。[9]据对《宋代登科总录》（以下简称《总录》）淳祐十年庚戎科的核对，两者一致的为59人，《总录》增加1人，小计60人。不过，《总录》载该科籍贯为福州宗室的进士有15人，这其中应该有一部分属闽县。另，《总录》“附录·未确定榜次登科人·进士科”有4816人，与此关联，南宋淳祐十年庚戌科录取进士513人，《总录》考证到的仅413人，正好缺100人，未考证到的占该科进士总数的19.5%。[10]据此推算，本人初步认为南宋淳祐十年庚戌科录取的闽县进士在70-80之间（说实在，这是拙作动笔前自己也不曾料到的），[11]是莆田、余姚那两科的数倍！又从相关资料获悉，闽县历朝累计考取的进士远超1300人。
由以上的史料可以归纳为人们期待的中国科举史上的一组进士之最：
南宋淳祐十年庚戌科福建闽县考取的进士，应该是中国科举史上县级单科考取最多的一科；一个朝代考取进士最多的县是宋代福建闽县；历朝累计考取进士最多的县也是福建闽县；一个朝代考取进士最多的府（州、路）是宋代的福州；历朝累计进士最多的府也是福建福州府。
而且这五个第一，都是第二名所望尘莫及的。
2022年1月9日初稿
1月19日修改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1] 参阅张耀翔：《中国人才产生地》，《晨报副刊》第1480-1481号，1926年；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2]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3]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47477096.html，2022年1月2日访问。
[4]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们将这些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详见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按：以上理论，也大致可作中国古代户籍与乡贯的定义。
[5] 笔者撰《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的原始统计资料。按：限于条件和学识，笔者当初对明清的“双籍进士”都按乡贯计，现清代的已按户籍修正，且都按学界公认而非仅地方志所载的计。
[6] 资料来源：龚延明主编、邱进春点校：《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点校本·中）》，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582-622页；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300页。
[7]（美）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9-298页；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8] 详见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按：贾志扬与乔亦婷的统计结果的差距之所以如此大，是因为前者是按百年前的地方志统计的，很不完全。后者是按21世纪初的专项研究成果——《宋代登科总录》统计的，几乎完全。
[9] 据叶兴松、林展飞编著：《闽侯进士录》，福建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6-137页统计。
[10] 龚延明、祖慧主编：《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3册，第6707页；11册，第5899-5972页。
[11] 此外，南宋全国进士府级第二名的温州府所属各县，也有6个科年一县的进士达到或超过19人，其中咸淳元年（1265）乙丑科，永嘉县和乐清县考取的进士分别为38人与34人。详见陈永霖等著：《宋代温州科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8页。按：据该书第48页记载，咸淳元年乙丑科温州登甲榜者共计97人，若此数据准确，则该科可能是中国科举史上一府一科考取进士最多的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