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兴趣的转移，笔者曾打算对科举的探索暂时告一段落，近期更不愿写以此为题材的、出力不讨好的书评。但拜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宣德教授的大作——《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以下简称“吴著”，涉及的该书内容仅表页数)后，自己又改变了注意。因为，首先，我的一个曾经的期待终于实现了——当代中国大陆学人对科举、历史人文地理(本文特指社会文化部分)进行量化研究时，首先在计量所花的功夫上达到或超过张仲礼、何炳棣那一代。根据自己长期浸淫于计量史学的体会，吴著考证工作的质与量，已不逊于张、何；吴著的问世，标志着在这方面的劳动，中国大陆学者“技不如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被量化考核弄得焦头烂额的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吴著的出现可谓是个奇迹，值得鼓与呼；而吴教授“出污泥而不染的”苦旅精神，更应是我等学习的楷模。其次，吴著对科举的评估谨慎又低调，尤其是对进士的地理分布对区域文化、教育究竟有多大联系的全方位质疑，引出了诸多问题——从统计对象的选择到方法的运用，以至科举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等，对此进行反思与互动，既应是吴氏的意愿，也可能有助于明代进士地理分布、乃至科举与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进展。
一 奇迹
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本人就对科举与历史人文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90年代后，以计量为方法、明清为重点，进入科举人物与区域文化相互关系的专题研究。在此期间，花了大量的精力收集以往的成果。从过目的、数以千计的论著看，史料考证并量化处理得最让我折服的，是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1] ，与何炳棣的《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2]这首先使我敬佩的不一定是他们的学术成就，而是细工慢活，实实在在的工作态度。改革开放后内地学者所撰的、大量的有关科举与历史人文地理学方面的论文，除了少数，如缪进鸿教授的相关论文，[3]绝大多数在史料量化处理上所花的时间，根本不能与《中国绅士》、《明清社会史》相提并论。不少学者提供的数据，似乎以不让真正的同行看到、交流为追求的。由于在基础性工作上的偷懒，本来可长驱直入的个案，往往驻足于表面的突破。可以这么说，科举和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在计量分析的方法与提供数据的广度、深度上，我们没有比张仲礼、何炳棣，甚至潘光旦、费孝通走得更远。
我们所见的用于历史人文地理学上的计量史学，大都是使用“数据矩阵”的方法作描述性的统计，理论上并不高深莫测。干这一行的基本条件是拥有史料与肯费时间。故本人曾以张仲礼、何炳棣的计量水平为鹄的进行冲刺的。可随着研究的渐进，发现自己并不占有基本的古籍资料，加之在古代汉语驾驭上的先天不足，仅靠主观努力是难以成功的。故放弃了这一拼搏。但我把自己的理想转换成一个心愿——希望早日看到当代中国大陆学人，对历史人文地理进行研究时，首先在计量的功夫上达到或超过张仲礼、何炳棣那一代。这本来并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在历史学科，欲超迈前人，在考证所花的“笨功夫”上做到家，是一条最正常不过的途径；而体制内的专业人士，现又大都具备考据的客观条件。可这样的“笨人”与“笨功夫”，还是没有出现。
这并不是说大家厌学，而是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与攀比，逼使人们在精神领域也大量生产“快餐食品”。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博士生与讲师、副教授层次的，被量化考核压弯了腰；教授、博导级的，又被一个个“课题”——实乃经费所诱惑——这也无可厚非，在一个被主流舆论从浪漫主义切换到彻底世俗化、功利化的社会，与人民币过不去的教授又有几个呢？在一个以决策为引擎的躁动时代，学者想潜心书斋多少有点奢侈了；出现逆淘汰，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故当代中国鲜有学术大师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是社会发展模式与精英价值观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再次“自觉”又无奈品尝的苦果。学术界的浮躁和不作为，如果再仅仅从表面现象作隔靴搔痒式的批评，而不是向“上有所好”之叩问，已无济于事了。
就是在这个学术大跃进、穷铺张、轧闹猛、宣盛世的时代，我们看到细工慢活——吴著时，有恍若隔世之感。
吴著除了“导言”与“附录”，分别由正文“《碑录》成书与明代进士数”、“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解额与进士地理分布的差异”、“分卷与进士分布的地域差异”、“地方教育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人口与进士地理分布的差异”等六章组成。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结项成果，该书的基本目标：一是希望通过对进士人数的详细统计，梳理出明代进士分布的基本特点；二是通过分析影响进士地理分布的主要原因，来探讨进士这类资料在分析地域性文化发展上的作用限度；三是为其它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资料(详见吴著第20页)。
笔者认为，除了第二点尚有商榷的余地外，其它两个课题目标已完成的非常理想。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从狭义的现代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中就出现了。该文的“明代科甲表”，虽不无粗糙，但已基本上反映出明代进士与三鼎甲的省级分布。[4]此后近一个世纪，除了何炳棣的分阶段统计明代进士的省级分布、明代科甲鼎盛的府，何炳棣、沈登苗关于明清科举中心的转移，缪进鸿、沈登苗的明代巍科人物与进士集中城市的分布，[5]以及吴宣德本人的、该课题的若干先期成果，[6]发布的明代进士全国性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停滞在进士总数及其省级分布的层面上。
在此背景下，吴著做了大量开拓性与掘进性的工作。不仅以省为纬，以科年为经，全面、准确、动态地揭示了明代进士的基本分布，还把统计的工作延伸到府、州县和京城以外的多数卫所。也就是说，明代最小的行政区——统县及其以上的地区，和多数独立建署(一般指拥有辖区)的卫所的进士数，几乎都可以找到。打个比喻，如果说，此前我们看到的明代进士的空间结构是一张粗糙的“全国地图”，那么，吴著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本以精致的“全国地图”为封页，以比较准确的省、府、州县及卫所的数据为内容的“分省地图集”，而其中的多数篇幅，哪怕是一页的描绘，也是时下不少学者望而生畏的。因为这些资料的采集，不像获取当代统计资料那样方便——由专业部门提供、各类《年鉴》出版，而必须用原始的手工方法一个一个地辑出来（不少研究对象本身还要做艰难的确认工作），再把数万名进士“对号入座”到十几个省、一百多个府、上千个州县，以及约四百个卫所整合而成的。与此同时作业的，还有拓荒性的、更为庞大的科举群体——十万举人的考证及其省级分布。这类考订的艰辛，是非亲历者难以体会的：一方面是重复、机械、枯燥、无趣；另一方面则要求思维的高度集中与伏案时间的连续，否则，难以凑效。作为有过相似经历的笔者，回味当年统计明清进士的时空分布，觉得最头痛的是每一数据的汇总与校核。因为各图表的经纬上，只要有一处不确，该份图表就制不成，涉及的数据需全体暨查，故为纠1人之误差，消耗一天半夜是常事。而吴著讨论的项目，远多本人，则作者为之的耕耘与付出，可想而知。
(一) 填补空白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为同类计量史学之最
作者在第一章中通过目前统计明代进士的基本资料——《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以下该书简称《索引》)的前身——(清)李周望等纂的《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内附明代诸科)的主要来原——《进士题名碑》，《进士登科录》、《明贡举考》与《南雍志》等所载人数为基准，参以明各朝实录、《明太学志》、《清国子监志》等，首先对目前有差异或争议的洪武十八年(1385)等16科，进行考查与辨析，最终得出明代进士总数为24866人的结论。从对《索引》来龙去脉及其存在问题的密针细缕中，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考证功力。然而，更使笔者信服的，是接下去的、大量填补学术空白的诸多表格及其密密麻麻的分析数据。
吴著正文有图2幅，表96份，加之2份长达74页的附表，全书有图表整整100份，约占是书的一半，可谓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计量史学之作。而其中多数的统计内容，是前人没有发觉或涉足不深的。
据笔者初步观察，仅以全国性的讨论而言，至少第二章“表2-1明代各直省各科进士分布表”及表2-2、表2-3、表2-4、表2-22、表2-23、表2-24、表2-28等8份；第三章“表3-1明代历科乡试解额表”及表3-2、表3-3、表3-4、表3-5、表3-6、表3-8、表3-9、表3-10、表3-11、表3-12、表3-15、表3-16等13份；第四章“表4-1会试分卷区域所属州县及各卷取士额”及表4-2、表4-3、表4-5、表4-6、表4-7、表4-8、表4-10等8份；第五章“表5-1明代府州县学覆盖率表”及表5-2、表5-3、表5-4、表5-6、表5-7、表5-8、表5-10、表5-11等9份；第六章“表6-6明代各地编户数与进士分布数量关系表”及表6-7、表6-8、表6-18等4份，以及份量沉淀的附录一《明代进士分布表》(内有南、北直隶，13个布政司、1个辽东都司等16份总表及其196份分表组成)，总计43份表格的内容，在学术界都属“首发式”。而其中选择计算机，利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的聚类分析，如“表3-11乡试竞争度、录取率H ierarchical聚类分区”(第112-113页)等，在研究手段上使读者耳目一新。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明代《登科录》所载的进士籍贯，约七、八分之一的户籍(现籍)与乡贯(祖籍)不一致，对这类进士采取不同的统计标准，得出的结论不同。吴著虽然确定以户籍为基准，但为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附录了乡贯的统计结果。也就是说，吴著相当多的表格其实发挥了两种功能，其工作量的增加不言而喻。这种“自讨苦吃”的傻劲，实则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的执着与追求。
要之，吴著“量化”填补空白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以及为之费时之巨，是科举及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之最。也是笔者所见的计量史学中难有其匹的。
(二) 推进了先前的研究
除了独创，吴著还对已有的成果作了更进一步的讨论，这特别反映在科举与人口地理及移民的相互关系上，从而推动了明代进士的相关研究。
1．科举与人口地理讨论的铺展
较早注意到科举与人口关系的是何炳棣。作为科举与人口研究专家的何氏，不无先见之明：“人口数字，是研究科举地理分布和社会流动率地区变化的基础”。但也许受制于“人口数字”方面“几乎难以逾越的困难”，他仅对明清各省“平均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数”作了估算。[7]何怀宏发现了“科举累人”与“人累科举”的现象，并抽查分析了“科举时代历朝录取进士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8]郑若玲在此基础上对南宋、明代及清朝进士的“年均登科数占年均人口的比例”作了更为详情的探讨。[9]但何、郑的研究是纵向的，没有涉及横向——各地著藉人口与科举的关联。真正对人口数字当作科举地理分布变化基础，进行实质性考察的是吴宣德。
吴著首先以万历进士陆化熙的《目营小辑》的编户资料为基准，辑出明代1197个州县(含若干卫、司)的编户(里——标准为110户)，并藉此就明代编户数与进士分布作了“全国整体状况”的基本分析。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作者的研究旨趣略作推介。吴著采用的，虽也是计量史学中常见的“编组频数分布法”。所不同的是，作者的构思极具匠心。中国自古就有以人口多寡划分县域等级的传统，但没有超出三等九级之范畴。[10]故吴著若按编户数，把全国州县编成5-10个组，也是说得过去的。可在“明代各地编户数与进士分布数量关系表”(第194-195页)中，作者从5.5以下至800以上编户之间，划出了25个县域区间为列。同时，我们常见的“编组频数分布表”，一旦确定了“定名变量”(列或行)，则与之对应的“区间变量”(行或列)，[11]一般就比较简单了。然而，作者又从每州县低于20至500人以上进士之间，分理出12个级差，作为该表的行。实际上，制成了一幅“双编组频数分布表”。也即从理论上说，在这一份表格中，作者给读者提供的县际观察空间为300个！在历史人文地理学中，如此宏大又精细的图表，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而当笔者写这篇书评时，相关学科的量化研究已陶醉于前辈的范式，且呈现了向粗放型回归的迹象。故看到吴著如此精致、周到的处理，我们十分欣慰；也是接受了一种鞭策与挑战：今天我们怎样做学问？
再以“分卷各地区编户与进士数关系”为中层，以“浙江各府州县人口与进士分布”为个案，进行了包括SPSS相关性分析在内的比较深入的解剖，得出了“在人口”与“进士的分布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第210页)等结论。受制于人口资料获得的条件，明代人口与进士之关系的研究还大有可为，但吴著“明代进士分布表”(第236-283页)中提供的各直省、府、州县及若于卫、司的编户资料，为他人的进一步研究初建了平台，也使科举与人口地理方面的摸索，中国大陆学者从方法到内容都走到了国际的前列。
2．明代双籍进士人数的大幅增补与研究内容的扩充
本人在《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与明代移民史》一文里，把“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双籍现象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高学历”者的祖先由甲地迁到乙地的线索，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移民。故对双籍进士的讨论，填补了科举人物空间流动研究的空白，拓展了移民史研究的视野。但限于条件，笔者仅以《索引》的内容为数据来源，“明代双籍进士产生的确切科年、人数和前期的发展轨迹”等，有待来者作进一步考查。[12]
吴著依据《登科考》，《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进士同年录》及地方志等史籍，对双籍进士进行了很大的增补，以至总人数达到了3241人，比拙作从《索引》中析出的2821人聚增了15%，这是十分可喜可贺的成绩。又新添了“卫所进士的地区来源”等内容，并从他亲自触摸到的大量个案中，提出了“大体上可以认定明代进士题名中的籍、贯同载，实以父、祖、曾祖三代为断”(第210-211页)的看法。这一判断至少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这些移民的历史并不太遥远，多在百年之内，他们与迁出地还应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二是若把“籍、贯同载”上溯到三代以上，则有移民背景的进士会更多。这些都为后人进一步探究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二 商榷
优秀的史学著作总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证的基础上的。我总体上对吴著考订资料来源的权威性、选择内容的客观性、统计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操作的精确性坚信不移。《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代表着当今进士地理分布考证的水平。她的许多分析与结论，我们也是首肯的。例如，作者发现的“各地最终拥有的进士数，是建立在该地区有一定数量的考生重复参加会试的基础上的。而这些举人之所以能够反复参加会试，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其所在地区的文化发达，而更在于他抑或其家庭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足以支撑其重复会试的经济来源”(第105页)之现象，是很有价值的，其因果关系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再如，著者从浏览明人传记后归纳的“地方学校的学生资源，其实被官宦富贵之家所垄断”(第225页)之结论，我们亦所见略同。[13]
然而，与一般的人文地理学者，采用计量方法常常是为了肯定某一理论不同，吴著梳理出明代进士分布的基本特点，为其它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资料后，其思索的兴趣，是在展示这类资料在反映地域性文化发展上的作用有限性。在吴氏的笔下，进士充其量是“一个相对客观的量化指标，进士数量的差异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地区间文化发展的状况”(第85页)，并在检视先行者之进士取样的客观性和统计的准确性的同时，就明代进士地理分布对区域人文的影响，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大，提出了广泛的质疑。或者说，吴著的理论倾向，不是支持学界现有的结论，而是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观点。不管吴氏的挑战能得到学界怎样的响应，但就构建健康的学术生态而言，多角度的思绪无疑是有益的。
我们关注这些理论的重要性、紧迫性在于：如果进士对区域文化、教育的作用，的确如吴著所指出的那样局限，那么，对科举学界来说，何止是一盆冷水？科举研究的魅力与意义，都将因此而大打折扣。
科举人物与正史列传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衡量区域人文的两大坐标，且两者基本上是重迭的。可从现代人才学的角度讲，这些人物并不等于人才。因此，尽管从张耀翔到何炳棣至刘海峰都认为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但因没有人对进士与人才，如科学家、文学家等进行专门的比较，以致长期来，人们在科举与人才在时空分布中的相互联系的认识都比较模糊，从而影响到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物的公正性和考试内容的智力性的认识。为此，笔者曾以《索引》提供的进士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所载的专家、学者为主要研究对象，撰《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文章率先明确提出：明清人才最多的城市几乎都是科举发达的城市，重要的地域学派和学术大师基本上产生在进士和巍科人物最密集的地区，科举发达地区成才的机会远远大于其它地区，有无科举功名、功名高低、名次先后与成才的概率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学者型人才基本上是科举出身。明清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14]这些考证与论断，以及其它学者的同类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为科举平反”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5]
吴氏厚道，他在质疑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作者，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阅读、以及相左观点的争鸣。
(一) 《索引》的评估及其使用性质
《索引》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青睐。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也有人对《索引》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产生了异议，并进而怀疑到以此为基础的相关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其应用价值。[16]
评估一部书的质量，通常是看著者的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归纳目前对《索引》的质疑主要有三点：一是没有去“天一阁碰一碰科举录文献”；[17]二是洪武十八年(1385)科的进士缺载和误补较多；三是忽略了府一级行政单位，导致若干同名州县所属难分。但这些都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第一点，天一阁收藏的明代科举题名录独尊海内，但天一阁长期封闭，即使朱、谢想去“碰一碰”，能撞见吗？第二点，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登科录已失传。会试录也仅存见于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且比较完整的善本，独收藏在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出版，1969)，当《索引》1963年杀青时，海峡两岸尚处于敌对的状态，作者根本见不到。第三点，不载府名是编者的局限而不是过错，因为他们想不到《索引》的今日功能。
再看《索引》籍贯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1、忽略了府一级行政单位导致州县所属直隶州、府、行省难分的进士约有370名。其中，有65名难分省际(系南北直隶的4州县)。在其余的同一省内同名州县的305名进士中，四川保宁府巴县与重庆府巴县有50名左右(即正德九年后)可以分辨，山西平阳府的蒲县与蒲州的65名，不存在难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当进士的地理分布以省为单位时，可能有0.26%的进士受此影响；以统县计时，可能有1%的进士难以辨认。2、洪武十八年进士名单少补50名，误载30多名，小计80多名。3、其它诸如缺载、错断、笔误等约40名。按：以上详见吴著相关章节等。也即从理论上说，当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以省为单位时，可能有0.7%的误差，最多似不超过1%；以统县计时，可能有1.7%的舛错，最多似不超过2%。
《索引》存在的这些问题，会对今人的使用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索引》的功能与价值“因人而异”。《索引》的读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把其当作一般的文史工具书来查阅者（在此不论）；二是利用《索引》搞专题者；三是对《索引》本身进行研究者。
由于《索引》存在上揭等问题，就很有必要对其数据来源、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对阙如、误断、错判等部分进行补正。但这些工作大抵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故若对《索引》编纂本身进行考证与完善，其意义恐怕首先反映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方面，其次才是科举学。因为，对于前者而言，不要说补齐、完善，就是修正某人之姓名、籍贯、名次，也都是立竿见影的。但反映在科举学上的价值就不那么直接了。对于科举人物，以个案论，即使状元，也无多大的意义；他与文化、教育的关系，讲不出什么名堂。自古至今，以科举人物拟区域人文，用的一般都是群体概念。我们强调，科举人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宏观，方法论上则常用概率、趋势等来评估；进士、举人与相关的文化指标进行比较时，宜粗不宜细，若非一一对应不可，有可能走不出自己钟情的“沼泽地”。相对于数以万计的讨论对象而言，少几百个(那怕是上千个)或几百个的籍贯弄不清，无关宏旨。当年，何炳棣先生明知有1600多位进士的籍贯没有搞清，但还是做了明代分省进士统计，且在30年后仍把相同的成果提交大陆学界讨论，[18]我想，也是基于这一史识。所以，在藉《索引》搞进士地理分布等专题时，我们既不赞同都先去解决《索引》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支持等他人完善了《索引》后再开展工作，而是先利用《索引》及其现有的相关成果，边研究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如同吴教授自己统计的明代进士人数屡有修正一样。[19]同时，学术研究是有分工的、是受专业等制约的，也要讲究时间和效益。但更现实的出发点是，从理论上讲，仅根据《索引》统计出来的籍贯分布，也可以达到99%左右的精度，这一概率对于宏观研究者而言，已是相当理想的了，至少不会动摇结论。故我对在《索引》“基础上进行的各种统计，其准确性都是值得怀疑的”(第6页)、“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第7页)等的质疑与批评，持保留态度。因为，如果99%左右纯度的数据弃而不用，或用后受到过多的责备，那么，中国当代计量史学就几乎不用搞了。大家知底，包括吴著采信的人口和书院数据在内的极大多数资料，远远达不到这一精度，许多地方只能说是估算与蠡测。因此，在比《索引》更准确、更完整的工具书问世前，《索引》仍是搞明清进士地理分布专题的不二选择。而且，根据我的体会，一般性的专题用省志也能基本上解决问题的。如讨论浙江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采用《雍正浙江通志》还是《索引》，两者的差异对结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同样道理，我虽然承认对双籍进士按户籍统计比按乡贯统计更合理，也谙知两种不同的统计结果会导致若干排名的升降，但不会改变讨论的基本性质。
不过，以上看法与我前面对吴著的评价并不矛盾。明代进士地理分布因吴先生的修正而近乎臻备。但并不是说，是《索引》等的不可靠，进而怀疑此前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研究的立论与意义。如果吃定《索引》的不可靠，且基本认定由此提炼的史料上展开的种种研究是“冒险的”，忽视相关的现有成果与研究方法，分析的效果可能不见得比以往的都好。
(二) 对以官学和书院数量为地方教育指标的质疑与讨论
吴著对科举的评估，相对于近十几年来他人的同类专著是谨慎的，对“进士分布的高低究竟能说明多少问题”(第1页)的怀疑是立体的，从地方教育要素入手，论证地方教育与科举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的视角是专业的。因为，一旦否定了地方教育与科举业绩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等论断，不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不过，我对以官学和书院数量作为地方教育指标，去论证科举与地方教育之间无多大关系是否有说服力，有自己的看法。
吴著首先罗列了南北直隶、十三个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学数及其覆盖率，并就此与各省的进士人数作了比较，“说明学校数量的多少，与一个地区最终考取进士人数的多少并无直接的相关性”(第159页)。又以同样的方法，“发现进士人数的高低与地区书院的数量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第160页)。如果思辨仅仅到此为止，那么，我们似乎也可看作是对何炳棣“把地方学校、社学和书院纳入了考察的视域”(第154页)之响应所进行的必要的考述。可作者接着又反问：“如果说学校和书院的数量是衡量地方教育发达水平的一顶指标，那么它们与科举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又表明了什么？”(第164页)。吴氏的自答是：“试图在地方教育建设与科举成就之间建立联系，或者反过来，利用科举成就来反证地方教育成就，这种努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第165页)。不难理喻，这里作者的思维方式用的是典型的三段论：学校和书院的数量是衡量地方教育发达水平的指标，科举成就与这些指标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则科举成就与地方教育建设也无必然的联系。结论是：“利用科举成就来反证地方教育成就，这种努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一推理貌似周密，实则前提是有问题的。
时至明代，全国的地方官学已基本普及，正如“明代府州县学覆盖率表”(第156页)所显示的，除了边远的云、桂、黔，其余地区的覆盖率在96.6%-100%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了。拿这个本来就不能说明什么的东西，去代表各省的教育水平，正如把今天各省的中学个数去反映天南地北的教育质量一样，能说明多少问题呢？
再分析另一个作为立论依据的书院。总的来说，宋以降，书院与科举的关系越到后来越密切。[20]但把明代书院的数量作为全国性的一顶教育指标，去与各地的进士人数作比较，仍有局限性的。因为，明代书院的区域景观，从数量到质量，多少留下了宋元时代的痕迹。“靖康之难”后，继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中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都转到南方，南北文化差距拉大。南宋与蒙元时代的书院大多在东南地区，这势必对明代的文化格局产生影响。作为个案发生的“南北榜”事件和体制性质的会试配额的产生，都不能说与宋元区域的书院遗产无关。由是观之，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的一个指标，不无道理。然而，洪熙元年(1425)后，随着分卷制的实行，各行省包括书院在内的教育设施与水平，跟会试中式人数的关系，只发生在名自对应的分卷内。同时，不像地方儒学有相对的建制标准、生存保障与师生门坎，各地书院的规模不一，设置与存在的时间不同，教育质量参差，且记载不全。故笼统地——不分时段、不划空间、不析层次，把这些书院等量累加后，去与各地的有明一代的进士数一一比较，就显得勉强了。[21]
事实上，地方官学与书院作为教育的载体，好比农家的田地，种得好坏不是赛各家的亩数，而是看收成。那么，地方教育的“收成”指什么呢？本人坚信，科举时代衡量地方教育的“收成”，主要看以下两个指标：一是“升学率”，一般指进士、举人的数量及其名次；二是各类具体的人物，当时主要指正史列传人物的数量与层次、官员的多寡与级别，今天则主要看专家学者的人数与水平。不过，根据我们对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文画卷长期综合的观察与跟踪，以及反复的排列和比较，确认科举人物与史传人物、官宦及专家学者的分布基本一致。故吴著对进士的地理分布对区域文化、教育究竟有多大联系的质疑，若要真正给对方予“致命一击”，使人诚服，其必须首先用史实来修正，抑或推翻这个已被学界认可了的结论，即科举人物与史传人物、官宦及专家学者的分布无直接的关联。遗憾的是，读完全书，我们没有发现吴著中有如此的际会与争锋。
(三) 其它几个问题
由于较多地怀疑他人使用的史料及其立论，不可能不影响到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取舍，以及分析的立场。下面择要与作者切磋。
1．明代巍科人物分布表的遗漏
从理论上说，不受会试配额制约的巍科人物(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及传胪)，是更为自由竞争的产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文人的智慧与荣耀。研究表明，巍科人物成为专家学者的概率十倍于进士。如果说，进士代表着各地科举的数量，那么，巍科人物代表着科举的质量。且若以各省或全国人文鼎盛的地区与城市而言，巍科人物与区域人才的相关性比进士还要密切。[22]但限于论文篇幅，研究人员对明代巍科人物分布的资料，仅刊布至省级及拥有较多的城市。故吴著若能对巍科人物作更详细的表述，不仅能填补空白，更重要的是能弥补单纯的进士分布衡量区域教育水平之不足，或者说，用科举的质量，去观照科举的数量及其数量背后折射的国家人为调控之痕迹，使《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更为饱满、可读。遗憾的是，吴著把巍科人物摈弃了。他认为，“巍科本身在录取上具有诸多偶然性，且人数太少，实不具有太大的统计意义”(第85页)。这两个理由都不够充分。我们不否认如同今天各省的高考状元一样，巍科的获得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今各省的高考状元，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省级重点中学的佼佼者，若一般学校的成绩平平者，想碰运气的概率几乎为零。巍科人物从整体上说是科举竞争中的出类拔萃者，这在业内是没有多少人怀疑的。至于数百人的样本太少，更不具有太大的说服力。
2．观察解额与进士中式率的一个前提
吴氏整理了“天顺元年至万历十一年各地进士中式情况表”(第119页)后指出，一些进士人数较多的地区在中式率上并不占什么优势。如江西、福建、山东在这一时期的进士数不及北畿，但中式率却高于北畿。浙江的进士不及南畿，解额总数不及南畿、北畿和江西，但中式率却高居首位。相反，高解额对某些地区而言，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进士，如北畿、河南、湖南(广)、广东。故解额“并不能真正反映地方的文化教育发展或人材状况”(第120页)。以上分析，可商之处不止一、二。
作者明知，“由于有着分卷的制度限定，南、北、中卷所属省区之间，在科举的成就上就难以进行直接有效的比较，从而导致进士数量在衡量三大地域科举竞争力上作用的减弱，当然也同样降低了其在反映地域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方面的价值”(第141页)。可在讨论“解额差异与进士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时，却对“分卷”一词只字不提，从而多少影响到解额与进士中式率之间关系的判断。
非常感谢吴宣德的考证，“天顺元年至万历十一年各地进士中式情况表”，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明代近半科年、各大政区解额与进士中式的执行概况，也使人们结合“会试分卷区域所属州县数及各卷取士额”(第129页)推知，天顺元年(1457)至万历十一年(1583)，南卷的解额为23436名(其中，南畿部分按5820名的80%折算，按：实际可能要大于此)，占该时期解额总数50530名的46.4%；北卷的解额为18165名，占总数的35.9%；中卷的解额为8929名，占总数的17.7%。对应三大区域的贡士录取额：南卷55%、北卷35%、中卷10%，则会试配额中，南卷按解额比例增加了8.6%(实增18.5%)；北卷按解额比例减少了0.9%(实减2.5%)；中卷按解额比例减少了7.7%(实减43.5%)。由此可见，解额与分卷制不只是照顾到国家整体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仍然根据社会运行综合水平的高低，确定在三大区域实施不同的录取率。这种普及与提高兼顾的国策，体现了明代中央政府的用心良苦。也就是说，在考察明代各政区的解额与进士中式率时，宜先按三大区域换算中式率，且此操作也不太难。可惜的是，也许，作者认为没有这样考虑的必要，他用统一的“中式率”，进行南、北、中卷各省之间的直接比较，就自然产生不同的感觉；按此口径做“各地中式率折算他地进士数量表”(第121-122页)是否妥当，也就可以斟酌了。
依我看来，若按三大区域(如湖广、广东的中式率低，主要应从他们划分至南区“吃了亏”去理解)及其不同的中式率，加以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科第竞争力的变化去洞察，那么，我们的判断可能会更趋一致，就会得出解额基本上也能反映地方的文化教育发展或人材状况的结论。
在行将结束本文时，我想借用徐友渔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基本条件大致可以满足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阅读的数量，而是已经存在于头脑中的概念”。[23]我们与吴教授在进士的地理分布对区域文化、教育究竟有多大联系的问题上，认识不尽一致，主要反映的不是史料占有的多少与层次，也不是研究的方法与角度，更不是细节的处理，“而是已经存在于头脑中的概念”。有时，不同的“概念”，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各异其趣。但“头脑中的概念”是主观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本人对吴著提出的质疑之回应或商榷，也许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故乐意接受吴教授的批评与再质疑，期待把讨论引向深入。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249页。
[2] (美)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按：本人虽仅见王振忠译的该书第六章：《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1993，第 299-316页；何著第三章之表 9：《明代进士的社会成份》（该表由吴宣德教授提供，谨此致谢），第112-113页。但窥一斑而见全豹。
[3] 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它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修改稿)》，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第222-239页。
[4] 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科学》第8卷第1期，1923，第10-24页。
[5] (美)何炳棣著：《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第299-316页；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它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修改稿)》，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22-239页；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6] 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557页。
[7] (美)何炳棣：《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第299-316页。
[8]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第349页。
[9] 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09-111页。
[10] 详见马春笋：《县分等的历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1] 参阅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王小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44-49页。
[12]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历史地理》第20辑，2004，第313-326页。
[13]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科举社会的流动率表示怀疑，因为财富是不停地流转的。详见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教育与考试》2008年第2期。
[14]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15] 参见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张亚群：《科举史：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增长点》，《教育评论》2005年第2期。
[16] 参见李大东：《明代进士题名校勘记》，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第187-198页；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9页；毛晓阳：《〈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17 李大东：《明代进士题名校勘记》，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第187-198页。
[18]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16-221页。
[19] 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 期。事实上，吴著中的24866人，又与他以往的口径不一。
[20] 详见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20页。
[21] 仅管如此，我们并不反对编著各区域的教育(含科举)史时，考察其地历史上的书院数量，甚至在特定的场合把书院的数量与进士人数做比较，也未尝不可。
[22] 详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23] 徐友渔：《形形式式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第 8页。
原载台湾《明代研究》第13期，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