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2年春节前后，有四成计2.7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突然“失踪”，而这还是在国家为保障高等学校招生，中学“已开始停止减员”的背景下发生的。此举可能是当年为了高校“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使新生“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对在国统区曾参加过“反动党团员和反动党团所利用的外围组织”的高三学生，进行“组织清理”所致。各地对中共中央“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可能执行了两年，1953年的情况也可作如是观。笔者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根据官方或准官方文献，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和假设，并做了力所能及的考证。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关键词 1952年  应届高中毕业生  四成“失踪”  组织清理  再献疑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笔者在破解“钱学森之问”时，曾对建国后到“文革”爆发间，中、高等学校的历年规模做过比较系统的梳理，发现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仅3.6万人，比前年的5.9万人突然下降了近四成，比当年年初公布的6.4万人更是跌破四成，此极为反常。故作为问题在文中提出，这是否与当年的“组织清理”有关？[1]

惜1952年四成高中毕业生“失踪”的问题，至今似仍无人问津。

最近，在“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微信公众号上，拜读了刘海峰教授的《高考70年║从报考到录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考实况》一文，内有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相关信息，这又引起了我对这件事的兴趣，并再次对3.6万人数提出质疑。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失踪”的人数和时间

笔者见到较早涉及1952年高中毕业生人数的文献，是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中提到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拟招新生50000名，其中工学院招29500名，其他院系招20500名。但1952年全国高级中学毕业生只有36000名”。[2]

马叙伦部长提供的数据本应是权威的，但无相关年份高中毕业生人数的信息，我们不能从中进行由点到面的分析，故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翻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的《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凡出自该书的数据一般仅以“《统计》页数”来表示）中的“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表（第24-25页，以下凡出自该表的数据不再说明出处），就可以发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的17年间，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中小学的毕业生人数，基本上都是逐年上升的，不存在突然下降（指下降幅度超过四分之一）的年度，唯独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例外。我们从表1可知，1951年的高中毕业生是5.9万，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仅3.6万，突然比上年度下降了近四成，如果按年初统计的数据相比，下降的人数和比例更大（详后）。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该表的相关数据中都显得突兀。[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页。

表1给人的直观感觉是，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应该在6万左右。这个判断不仅从数据的规律性考虑，更有事实依据。

（一）、1952年前三年的高中毕业率

我们知道，从逻辑上讲，高中毕业生规模的直接来源就是该届高一新生的人数，如果我们利用1952年那届高中新生，即1949年高一入学人数，结合1952年前几年的高中毕业率，大致可反映1952年高中毕业生的人数。

我们先利用现有资料揭示1946/1949年的高中毕业率。1946年的高一新生是78555人（《统计》第26-27页），则1946/1949年的高中毕业率78%。由于该届的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经历了解放战争的主要过程，受战乱的影响较大，则接下来几年的高中毕业率应该大于78%。

笔者案头虽然没有1947年、1948年的高中招生数，不能直接找到1947/1950年、1948/1951年的高中毕业率，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这两年的高中毕业率。

第一，由于1946年的在校中学生人数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值，[4]则1947年、1948年的高中招生数超过1946年的可能性不大，而1950年、1951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几乎与1949年相等，则1947/1950届、1948/1951届的高中毕业率，不会低于1946/1949那一届。

第二，1949年的高中在校生20.7万（《统计》22-23页），减去1949年的高一新生7.1万（《统计》26-27页），存下的13.6万，就是1949年时高二、高三的学生总数。那么，我们从表1获得的1950年、1951年两年的高中毕业生总数12.1万，就可求得1949年的高二、高三的学生平均毕业率大致是89%。我们再考虑1947年的高中新生前四个学期的流失率，以及1948年的高中新生前二个学期的流失率，两届平均三个学期，正好是高中学期的一半，假如这阶段的流失率也是11%，那么。1947/1950届、1948/1951届的高中毕业率应是78%。

因此， 1952年前三年的高中毕业率大致是近80%。

（二）、1949/1952年的高中毕业率应为85%，毕业生约6万

新中国的政权是逐步稳定的，经济也是逐步恢复的，1949年招的那一届的高中流失率，应该低于前三届。我们认为，1949/1952年高中毕业率应该在80-90%之间，若取平均值85%，那么，我们可推知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数应为6万。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仅3.6万，毕业率只有51%，这是违背常理的。

值得关注的是，1952年初曾有文章揭示该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是6.4万（暂且不考虑这里有否排除1952年上半学期的学生正常流失率），[5]这与以上推算的1952年高中毕业人数6万大致吻合。也就是说，相对于我们今天见到的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3.6万，该年上半年就有2.7万（详后），或者说43%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非正常“休学”（因此“休学”的状况似从未在公开的文献上反映过，故称“失踪”更合乎实际），使当年高校“招生十万人以上”的计划流产。[6]

（三）、3.6万与6.4万都是可信的

虽然，《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是本权威的工具书，再加上当时马叙伦部长也如是说，且其他工具书和许多引用者采纳的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也都是3.6万，[7]理当不用怀疑。但提出6.4万的《动员休学青年复学》一文的作者张健（1919-2011），当时在教育部初等教育司任职，是中学阶段各项数据全国汇总工作的当事人和主管之一，《人民教育》又由教育部主管，是“宣传教育政策方针，指导全国教育工作的有力工具”。[8]而且，我们从当年高校“招生十万人以上”的计划，减去实际录取的7.9万（《统计》第26-27页），其差额与2.7万基本吻合。故1952年初揭晓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6.4万，也同样不容置疑。

由此可见，关于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3.6万与6.4万都是有依据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笔者拟从角度和口径两方面来讨论。

首先，我们排除两个数据采纳的时间差。马叙伦部长所报3.6万的时间是1951年11月30日，张健公开6.4万的时间是1952年1月，但由于《人民教育》是月刊，从投稿到发表有个过程，所以，两者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

1、统计角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该文献以文件生成的时间先后为序）编辑中，《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安排在马叙伦部长的报告之后，则马叙伦部长可能是根据他先获得的内部信息，由1952年毕业的高三第一学期初，或高二第二学期末的在校学生数，减去按比例“清理”（详后）的部分；张健可能还不了解“清理”的政策，数据可能就是1952年毕业的高三第一学期初，或高二第二学期末的在校学生数。

2、统计口径。在我国的中学招生制度中，至少从民国开始，部分学校实施一年春（冬）秋两季招生（秋季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季招生制度延续到1952年。[9]虽然，马叙伦部长说的3.6万及《统计》提供的所有资料，都不涉及两季招生问题，但《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及其实施问题的指示》中有一附件：《一九五二年暑假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有“1952年全国高中毕业（暑期）生人数统计表（1952年3月”，明确指出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是按秋季（暑期毕业）招生统计的。[10]那么，从理论上讲，存在着春秋两季招生的统计口径。也即马叙伦部长的3.6万可能不含春季招生那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两个不同的数据是否与统计的口径不一有关？

这涉及到当时的春季班问题。据教育部1951年高校招生规定，“在次年春季毕业之高中学生，成绩优良，持有最近一学期肄业证书及五学期成绩单者”也可参考。[11]

教育部1952年的招生又规定，“应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包括修业已满五学期准予提前毕业的春季班学生）”。[12]

按此理解，1952年春季班的学生业已离校，而1953春季班的高中毕业生的主体与高考无关。[13]

笔者认为，春季班的问题，从1949年到1954年一直存在[14]。故不管春季班的问题是否影响统计的口径，但都不会改变表1（前6年）的性质，换句话说，即使马叙伦与张健的统计口径不同，也不会改变1952年高中毕业生急剧下降的事实，不影响我们对此的讨论。

（四）、“失踪”的人数

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除了3.6万和6.4万外，还有以下两个数据: 前面提到的《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及其实施问题的指示》中，附有“1952年全国高中毕业（暑期）生人数统计表（1952年3月”，合计数是37143人。[15]再，《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1952年9月5日政务院第149次政务会议批准）》中公开的信息，当年高级中学毕业生为42600人。[16]这个数据与1952年参加高考的39276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加留校的“2千多人做政治辅导员” ，高度吻合，[17]因为总有些甚至报名后不实际参考的人。

笔者认为，37143人公布的时间是当年的3月份，而各地统计、汇总有个时间差，1952年春节（初一）是1月27日，故这个数据很有可能是1952年届高中毕业生高三下学期开学的人数，甚至是那届高三上学期末的人数。也就是说，这个统计数据离该届高中生毕业差不多还有一个学期，而这个1100多人的差额，接近该届高中前五个学期每学期自然流失的平均数（1400）。3.6万人可能是马叙伦部长“计划”时，考虑了这一学期的学生自然流失率后，取的一个整数。

我们再从37143人分析，这个数据已精确到个位数，应该是准确的，则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是少于此数。而“应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包括修业已满五学期准予提前毕业的春季班学生）”之细则，是1952年6月15日规定的。所以说，当年高考后公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42600人，应该包括了本该1953年春季毕业，实则提前半年毕业的那部分人。质而言之，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是3. 6万人，另有下年度提前毕业的0.66万人。则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失踪”的人数是2.7万人（6.4万-3.6万-正常的流失率0.1万）左右，占该届毕业生应有总数的43%左右。也就是说，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应该在6.3万人左右，则1949/1952年届高中毕业率近89%，在前面的预测范围之内。

（五）、“失踪”的时间

由上可知，1952年2.7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失踪”的时间，应该是1952年春节前后的瞬间发生的。

三、力所能及的考证

以上仅根据教育部或教育部主管的权威媒体公开的资料推理，1952年春节前后有四成计2.7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突然“失踪”，但推理能否成立？还有待事实的检验。

由于这个问题，似乎除本人之外至今尚无人公开提及，更谈不上考证。根据通常的研究，此类问题的求证，一般得查询各级教育或档案主管部门的原始文档，如1951年高二下学期未的全国注册学生数，获得证据。但是，作为独立学者，本人并未具备这样的条件，只得通过有限的抽样，即从若干中学样本中寻找佐证和线索，促进人们的关注。

（一）蛛丝马迹——对31个中学同学录相关数据的分析

笔者收集了80本中学校志、校史和同学录，现从中析出可供比较分析的31个中学的相关数据，制成表2。

从1951年开始的155个有比较意义的数据中，笔者发现以下值得关注的三个现象：第一，比上年下降幅度超过50%的有6次，1952年就有4次，[18]其中规模较大（上年超过100人的）的3次，都发生在1952年；第二，年度数据缺失的共有8处，其中1952年就有4处；第三，注释中出现如1952年江苏省金陵中学高中毕业班（乙班），仅收录“部分”学生等比较特殊情况的共有9个学校，计14次，其中1952年出现10次。三项叠加共28次，仅1952年就有18次，竟达总数的三分之二。

由此可见，我们虽然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甚至在80个中学及其他史料中，也没有发现“突然流失”的片言只语，[19]但在区区31个样本中，就有8个中学在1952年高中毕业生人数，出现断崖式下降，[20]或数据阙如。如果没有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这些现象怎么会集中发生呢？以上种种，不是“突然流失”的蛛丝马迹吗？我们能否顺藤摸瓜？如萍乡中学83名“提前离校”者中，应该还有健在.者，通过他们或其家属，能否找到当年为何“提前离校”的原因？再如，1949年前的四十余年中，贵阳一中高中毕业人数，达到了平均每年百人的规模，[21]且应该是越到后期规模越大的，至1950年、1951年仍保持春秋两季平均每年毕业155人的规模，为何到1952年只有55人了呢？

表2  31所中学1949-1955年高中毕业生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详见各中学的注释。按：由于笔者收集的各中学校史（志）、校友录，几乎都是内部印刷，故本表注释一般仅表书名、编制时间和页数。

说明：1、战争对在校学生的流失影响是很大的，1949年全国在校高中生人数只及1946年的三分之二，但到1950年已止跌，至1953年达到并超过了1946年的规模（见《统计》第22-23页）；又由于1949年的数据阙如的较多，故本表中1949年至1950年的数据急剧变动，是战争的后遗症，可以忽略。本表之所以列1949年度，是为了尽可能展示相关学校资料的完整性，供他人另作参考。2、1949-1954年，部分学校有春季班，相关中学栏，斜线前的人数为春季班，斜线后的人数为秋季班。从表分析，当时春季班与秋季班平均人数之比，大约是1：5。3、表中的“缺”是指比较完整的数据链里“意外”丢失；“—”指没有或难以判断当年是否有高中毕业生，或数据不完整。4、《校友录》中明确表明或可以辨认含肄业的中学均不收，没有表明或不能辨认含肄业的中学均收。5 、有的毕业时间（春、秋）难以判断，如有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边缘突破——1952年贵州省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的部分考证

上揭《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及其实施问题的指示》中，附有1952年全国高中毕业（暑期）生各省人数的分布表，[53]本人掌握的资料不足以对此作宏观的分析，但对人数较少的省进行考证有一定的可行性。下面仅对只有245个毕业生的贵州省进行初步的考证，寻求突破，抑或拓展论证的角度。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先把二部分考证的数据罗列于下。

1、可以基本确定的人数：

贵阳一中55人。

天柱民族中学19人。

铜仁一中17人。

安顺第一高级中学34人。

以上资料出处均见表2。

贵阳清华中学22人。[54]

瓮安中学13人。[55]

遵义四中30人。[56]

小计 190人。

2、可以推理的人数：

贵阳市第二中学40人。[57]

镇远中学50人。[58]

思南中学25人。[59]

小计 115人。

两项合计305人，远超245人。

以上虽然包含了贵州省当年多数的著名中学，但不是1952年该省有高中毕业生中学的全部，还有贵州省曾经（1947年）的19个省立中学的6个，[60]和10来个曾经（1945年）有高中班的县立中学未在统计之列。其中，1953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定为四个省属重点中学之一的黔西中学（另三个是贵阳一中、遵义四中、天柱民族中学），[61]以及与平越中学高中部合并后的都匀中学，仅这2个中学1952年应该有数十个高中生毕业。

当然，这并不是说教育部公布的245人的数据不准确，而是该数据与各学校统计的口径不一致。教育部统计的情况前面已述。而贵州各学校可能是按高三上学期开学时的注册学生统计的，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952年夏季贵州省的高中毕业生人数应在350-400之间。[62]这个差额可能就是因“特殊情况”而流失的部分。

要之，贵州省195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出现上下不一致的情况及其原因，能否可以看作全国（3.6万/6.4万）的缩小版呢？

四、“失踪”原因初探

建国初期，虽然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需要（提前参加工作，包括参军、参干）等诸多原因，中学生辍学的较多，但据笔者分析，辍学的主要是初中生（《统计》第22-27页）。而且，从1951年开始，已出现高校、高中招生生源不足的现象，各地政府发文阻止辍学，止1951年底，“各地中等以上学校已开始停止减员”。[63]同时，虽然当年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但中共中央连续三次（1950年底到1951年7月）发起的，动员青年、学生报考军队院校的参军、参干运动已经结束。[64]且中共中央规定，自1951年7月15日后，“无论军区或地方……一概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另行动员在校学生（各地区自己布置的动员任务应立即作废）。今后如要动员大、中学生，必须先经各中央局报请中央特别批准，方为有效”。[65]由此可见，1952年春节前后发生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大量流失的现象，与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无关。

就是在要求保障高、中等学校招生完成国家任务的背景下，张健在《动员休学青年复学》中才提出：不仅“必需极力制止现有中等学校学生减员”，而且还要“极力动员休学知识青年复学”。[66]因此，如果没有出现特殊的情况，1952年毕业的高中生，在最后学期于公于私都不会出现大规模辍学的现象。

1952年，国内战争已停息，新政权已日益巩固，国民经济已全面恢复。正是在政治、军事、经济保障的前提下，人民政府才有精力和条件开始重点治理教育。

1952年，在当代中国教育史上发生诸多大事，除了建立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和高校院系调整等外，还“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据笔者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比较，认为影响1952年高中毕业生大规模辍学现象的唯一可能，就是当年的“组织清理”。我们不妨从此入手。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曾发指示：“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在这些新区和半老区的学校中进行了长期的反动教育，并用欺骗、威逼和利诱的方式，在教职员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中发展了大量的反动党团员和反动党团所利用的外围组织。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学校，并曾受过日伪统治者的控制和毒害……”。

为“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刻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67]

这里需要先讨论几个问题。第一，文件虽然没有提到参加反动党团员及其外围组织的比例，但既然是“大量的”，说明人数不少。[68]

第二，虽然以上文字中的清理对象没有直接提到高中学生，但在接下来的“必须注意”的地方，有一条明确规定：“对于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可以结合毕业前的民主鉴定，加以清理。也可以毕业后，和中、小学教职员一样，采用集中学习的方式，加以清理”。[69]

也即该文件涉及清理的高中生，仅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即1952年（或加1953年，下略）的高中毕业生中原参加过“反动党团员和反动党团所利用的外围组织”的，都是清理对象，而且通读全文，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是重点清理对象。至于实际清理的毕业生的比例和人数不得而知。[70]

所谓的“组织清理”，一般理解，就是把某些人驱逐出某组织，对高中毕业生作“组织清理”，就是取消学籍，剥夺其继续在校学习或升学的权利。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这“失踪”的2.7万应届高中毕业生被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清理出去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就不难解释马叙伦部长与张健先生提供的数据产生的矛盾了。笔者认为，马叙伦作为部长，掌握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原参加过“反动党团员和反动党团所利用的外围组织”者的大致情况，再根据内部政策从中设定需要“清理”的比例，从而得出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为3.6万的结论。而张健可能还不了解“清理”的政策，仍按通常的统计方法把6.4万写进了自己的文章。 换句话说，张健的6.4万是他撰文时的全国高三在校学生数，马部长的3.6万是“计划”后的当年全国高中毕业生数。且两个数据均出自官方或准官方。

顺便提及，从表1看，1953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是5.6万，相比前年有较大的回升。但这仅是表象，因为该届1950年招的新生较多，有10.8万（《统计》第27页），则1950/1953年届的毕业率也只有52%，仅比1949/1952年届的毕业率高了1%，也属反常。为便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年的高中毕业率，特制作表3。从该表看，1952年、1953年的高中毕业率都异常低，且两届的数据几乎相等。故笔者认为，对中共中央“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可能执行了两年，1953年的情况也可作如是观。

资料来源：除1950年、1951年详见上揭外，其余年份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7页。

说明：1、1950年、1951年，有一定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军参干，否则，毕业率应该有80%，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1952年、1953年的毕业率应该高于80%。可实际只有半数强，比战争年代过来的1946/1949年届还低三分之一。实属异常。2、若1952、1953年果真对应届高中毕业生作过“组织清理”，有可能对往后几年毕业的、出身不好的学生产生心理影响，部分学生可能会知难而退，主动辍学，而提前谋生，从而影响1950/1953、1951/1954年届的高中毕业率。3、从1956年就达到96%的毕业率反推，1952、1953年超低毕业率是人为的。

最后，必须强调，以上仅仅主要是根据官方或准官方提供的数据，官方文件进行的推理和假设，以及力所能及的考证，远不是结论。一切以事实为取舍。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

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也希望众师友和读者能提供相关史料或线索。先谢了！

2022-12-23晚初稿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注释：

[1] 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二）》，《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7期。

[2] 马叙伦：《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在政务院第113次政务会议上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1951年11月30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31-132页。

[3] 虽然1966年因“文革”开始，该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人数比上年分别下跌了24%和22%；1961年可能是“自然灾难”，小学毕业生人数比上年下跌了21%（第24-25页），但与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至少下跌39%相比，仍相差一大截。

[4] 马叙伦：《三年内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代社论）》，《人民教育》1952年10月号；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4页。

[5] 张健：《动员休学青年复学》，《人民教育》1952年1月号。

[6] 张健：《动员休学青年复学》，《人民教育》1952年1月号。

[7] 如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李国钧等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苏渭昌等主编：第八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一九四九至一九九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江梦：《有关毕业与招生的一组统计》，《百科知识》1996年第9期；吴江林：《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历史比较》，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8] 《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1952年9月5日政务员第149次政务会议批准）》，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66-168页。

[9] 《教育部关于中学自1953年起一律不招收春季始业班次的通知（1952年8月30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63页。

[10]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1952年6月15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1]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一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及一九五0年招生总结（1951年4月24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第5-6页。

[12]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1952年6月15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第11-12页。

[13]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民国至建国初的春季高中毕业生，主要是为了就业而不是升学？

[14] 从理论上说，1952年春季招收的学生，要1955年才毕业。但从笔者统计的数十个中学看，1955年春季毕业的已经没有了，这可能是，一方面，当时的许多学校已知道了内部消息，1952年已停止了春季招生，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本该1955年春季毕业的那些学生，1954年提前（夏季）毕业了。

[15] 《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及其实施问题的指示》，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第7-9页。

[16] 《教育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1952年9月5日政务员第149次政务会议批准）》，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66-168页。

[17] 刘海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高考》，载刘海峰《高考改革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288页。

[18] 另2次分别是广西平乐中学的1951年和1954年。但据1991年编的《平乐县教育志》第84页记载，1949-1955年平乐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比校友录的记载少得多，且并无大起大落的现象。若真的如此，则表2中“比上年下降幅度超过50%的”年份，都属于1952年了。

[19] 这种处置找不到具体的官方说法或实例，并非特例。人们至今仍找不到同样发生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强力推行的官方说法。但凡历史总会有痕迹的。相关部门“不经意”地流露，使后人捕捉到当年向高校教师进行“摊牌”的依据。详见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20] 由于表2中对明确表明或可以辨认含肄业的《同学录》均不收，没有表明或不能辨认含肄业的《同学录》均收，所以如果有条件析出后者，即把仅是肄业而不是毕业的那部分人排除，则1952年大幅度下降的中学可能会更多。

[21] 详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22] 江苏省《南京市第五中学校友名录》，2005年编，第38-53页。

[23] 江西省《萍乡中学校友名册》，1996年编，第67-70页。按：该名册共有两届高中毕业生“提前离校”，其中1950年届49人，1952年届83人。也就是说，本来1952年的该校高中毕业生有111人。一般地说，高三第二学期出现学生主动的、批量的“提前离校”现象是不可能的，这里必然有外力因素。

[24] 云南省《五华中学校友录》（1942-1954），1987年编，第15-31页。该录的相关年度，学生的“在校时间”均表初中入学到高中毕业之六年，如“高七班与初四班在校时间：（1944-1950）”。唯独1952年高中毕业的，仅表“高九班在校时间：（1949-1952）”。这是否暗示，1946年进入五华中学（初中）的一半左右的学生，在1952年高中毕业时出了状况？另，相关内容已根椐该录“勘误表”修正。

[25] 《贵州省天柱民族中学志（1915-2015）》，2015年编，第472-473页。按：1955年数据缺的情况不知。

[26] 《贵阳第一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1906-1986）》，下册，1995年编，第237-250页。按：1951年秋季班中，有26人“奉命提前毕业”；1953-1954学年度的，另有61人提前一学期毕业。

[27] 《安徽省庐江中学校友名录》，2003年编，第11-15页。

[28] 《江苏省昆山中学校友名录（1946-2006）》，2006年编，第5-14页。

[29] 《天津南开中学校友名录（1904-2014）》，2014年编，第68-84页。按：本栏数据不含参军参干者，但可能有肄业者。

[30] 河南省《南阳中学校友录第一册（1918-1968）》，1992年编，第44-98页。

[31] 安徽省休宁中学《校友录》，1992年编，第115-155页。按：该校友录含部分高中肄业者和初中毕业生。

[32] 浙江黄岩中学《校友名录（1900-2000），2000年编，第9-16页。按：该校1953年春季班46人与1952年秋季班同时毕业；1954年春季班41人与1953年秋季班同时毕业。

[33]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校友名录（1903-2003）》，2003年编，第48-66页。按：1952年还有“高三（提前）班”20人（加上正常毕业的29人，正好是一个班），这里既没有提到提前毕业，也没有说休学。从笔者查阅的80个中学校史、校志和名录看，当时有较多的高三春季班，也有参军、入干校或提前离校等说法，未见“提前班”的记载，在白鹭洲中学中也是唯一的。而该名录的“后记”有“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部分班级名册难以辨清，语焉不详”的说明。因此，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1952年的高三“提前”班有待进一步考证。

[34] 《江西省樟树中学校友录（1901-2001）》，2001年编，第1-7页。按：在同书的“校友通讯录”中，有部分1951年（24人）、1952年（26人）名单（第223-226页），这说明这两届有高中毕业生。

[35] 江苏《南京市第一中学校友名录（1949-2002）》，20002年编，第6-17页。按：该校1952年、1955年的高中毕业生名单均缺。但前者编者有说明：“1952年名单缺，请原谅”，而1955年的缺，无说明，可能是编者遗漏。另，1954年两届的毕业生异常多，且编排反常，不排除把1955年的毕业生统计到上年的可能。

[36]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中学校友名录》，2010年编，第15-22页。

[37] 贵州省《都匀一中建校110周年纪念（1905-2015）》，2015编，第271页。按：1951年秋，平越中学高中部并入都匀中学（见《福泉中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册（1937-2007）》，2007年编，第99页），1952年都匀一中的高中毕业生理当多于前几年。

[38] 广西《平乐中学校友名录（1902-2002）》，2002年编，第52-56页。按：该录统计的每班学生均在50人左右，唯1951年由“六，七合班”的毕业生仅14人，这里应该有问题的。另，1949-1951年的高中毕业时间，均表1月和7（6）月。唯1952年的毕业班，除了1月和7月，还有仅表“1952年毕业”的43人，不知为何？又，这43人中，又有黄素铭等8个人的学生姓名，和“1952年7月毕业”的学生姓名重复。不知为何？

[39] 浙江《台州中学校友录》，1985年编，第40-41，69-81页。按：其中1952年秋季班毕业人数中有38名本该下年度春季毕业的学生；1953年秋季班毕业人数中有32名本该下年度春季毕业的学生。

[40]《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校友录》，1997年编，第23-25，39-41页。按：该栏是建国后“省中”等五所中学合并后的数字，但仅“省中”1951、1952年的毕业人数就分别有63人和91人，竟大于合并后的数字，且合并后的人数中，“省中”1951、1952年的毕业人数的姓名大多数找不到，不知为何？

[41] 浙江省《严州中学校友录（1903-1993）》，1993年编，第52-57页。

[42]《浙江金华第一中学校友录》，1992年编，第178-185页。

[43] 浙江省《东阳中学校友录（1912-1992）》，1992年编，第19-25页。按：该录没说明学生名录是否包括肄业生。另，该录分别还载1953年、1954年、1955年届的春季班30人、43人、20人，提前与上年的秋季班同时毕业。

[44] 北京市《汇文学生名录（1871-2011）》，2011年编，第55-71页。按：该录没说明学生名录是否包括肄业生。

[45] 江苏省《金陵中学校友通讯录（1888-1993）》，1993年编，第15-17页。按：该校1952年秋季毕业班共有甲乙两班，其中甲班53人，乙班21人，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且在该校整个五十年代的历届高、初中毕业班名单中，比例如此悬殊的分班唯1952年秋季高中毕业班；此外，该年度的乙班名单上明确注明“部分”，这说明该班的人数是不完全的，按常规还缺30人左右。在该校整个五十年代的历届高、初中毕业班名单中，唯1952年秋季高中毕业的乙班标注“部分”，这应该有特殊的原因。

[46] 《江苏省泰州中学校友录（1902-2002）》，2002年编，第29-48页。

[47] 《湖北省天门中学校校友名录（1912-2012）》，2012年编，第6-11页。

[48] 《江苏省盐城中学校友名录·通讯录》，1997年编，第19-26页。

[49] 《浙江省丽水中学校友名录》，2002年编，第56-72页。

[50] 湖北省《武昌文华中学校友名录（1871-2011）》，2011年编，第16-25页。按：该录1951-1954年的春季班，均分别标为上年度的“冬高三”。

[51] 《贵州省铜仁第一中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册（1938-1988）》，编辑时间不详，第136，142-143页。

[52] 《贵州省安顺地区第一高级中学校友录（1906-1996）》，1996年编，第23-25页。

[53] 因该表是1952年3月完成的，不含本该1953年春季毕业，实则提前一学期毕业，参加1952年高考的那部分学生，故本节的讨论也不涉及“春季班”的毕业生人数。

[54] 《贵阳清华中学校史》，1988年编，第297页。

[55] 贵州省瓮安中学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瓮安中学志》，方志出版社2017年版，第591页。

[56] 1952年，遵义四中春秋两季高中生五、六十人同时毕业参加高考，因多数情况下，以秋季班的人数为主，故取30人。见《遵义四中百年志》，2015年编，第54页。

[57] 从1951-1952学年初高中各年级学生名单计386人，以及1947-1950年（缺1951年）平均每年有46人高中（夏季）毕业推算，1952年的高中毕业生应该不会少于40人。见《风雨80铸辉煌——贵阳市第二中学80华诞纪念（1931-2011）》，2011年编，第166-173页。

[58] 镇远中学1949年有高一新生102人，即使一半的升学率，1952年的毕业人数也有50人。见《镇远中学校友名录（1901-1996）》，编辑时间不详，第70-75页。

[59] 思南中学1949年有高一新生70人，因多数师生参加抗美援朝，故假设1952年毕业生为25人。见《贵州省思南中学建校110周年校友名录》，2014年编，118-119页。

[60]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第170页。

[61] 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编，第335-338，460页。

[62] 曾有数据显示，1952年贵州省的高中毕业生人数是348人（详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第735页），但不知是否包含春季毕业的？

[63] 张健：《动员休学青年复学》，《人民教育》1952年1月号。

[64] 刘进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军参干运动研究——以北京市青年学生和工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65] 《中共中央关于第三期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指示（1951年6月22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1951.5-8），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238页。按：从笔者接触的各中学校史看，抗美援朝时期参军参干的学生，也集中在1950年和1951年。如江苏省泰州中学1950年、1951年二批参军参干的学生多达127人（见《江苏省泰州中学校友录（1902-2002）》，2002年编，第33-34页），当然这应包括初高中六个年级。而其它年份并无相关记载。

[66] 张健：《动员休学青年复学》，《人民教育》1952年1月号。

[67] 《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32-133页。

[68] 袁隆平读中学时，也碰到有人邀他入国民党的“三青团”之事。袁对他的学生说：“我就坚持不参加”，要不，“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详见邓湘子，谢长江：《袁隆平传》，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69] 《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3页。按：如果采用毕业后清理的步骤，则学校的毕业生统计人数可能会有多个“版本”。

[70] 贵州省桐梓一中，1942年后的某期，该校学生参加三青团的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加入国民党的是单独计算的话，两者应该超过40%（若加上参加过童子军的，则更多），如果这一数据有代表性，大致与1952年的“失踪”人数的比例吻合。详见《贵州省桐梓县第一中学志》，2013年编，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