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初以前，我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人才重镇多在地方州县。雍正王朝遍建省级书院后，文教的重心逐渐向大城市倾斜，历经百年的过渡，至迟到19世纪下叶，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其鸿沟超乎人们的想象：举人、进士基本上都在城市获得过教育；传统学术精英或新型知识分子的造就，几乎都已离不开城市；省级书院成了培植中、高级绅士的“高产田”和学者的摇篮与栖居地；省会城市出人才的概率竟不亚于当今。科举结束前百余年间中国教育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和承上启下的作用，应该引起后人的更多关注。

不是废科举瓦解了一体化的城乡文化、教育机制，而是兴新学前，中高等教育的基本城市化和人才已集结于都市、城镇的现状，为立停科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当时社会对废止科举总体反应大致接近无声无息之重要原因。当然，科举终结又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分离，以及农村人才向城市单程流动的趋势。

我们不宜因新学勃兴后看到的农村教育的衰败景象，而对废科举之举的影响产生太大的负面评估。伴随着科举“休克疗法”的是水到渠成的历史背景；1905年，科举废止正当时。

[关键词]：科举终结；清中后期；城/乡教育；省级书院；城市化

一  问题的提出

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造成的影响，是当代中国近代史领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1] 相关的观点可大致归纳于下：第一，传统社会中国的文化城乡一体，农村与城市的教育水准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认为文化、教育的重心在农村。科举终结导致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人文衰落。第二，传统社会中国城乡产生的人才大致相等，抑或“草根”是主体。士子往往在农村读书，到城市做官，致仕后又回归故里，把余热贡献给桑梓。如此往复，使农村与城市的文化保持均衡。废科举后农村精英往城市单向流动，资金向通都大邑集中，造成农村出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的不良循环。传统社会的多数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的确是城乡一体化；1905年后，我国农村的教育与人才状况也基本如上所述。

然而，也许是“耕读传家”深入人心，或者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浪漫情怀还挥之不去，以致多数论者把考据的精力几乎都花在废科举对农村教育产生的后果上，把兴新学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似乎当作一个定论或常识而不需要阐释；即使有人偶尔触及，也大都一笔带过。现以难得对此做过专门讨论的、在我本人看来总体上还是比较优秀的山西大学2004届郝锦花的博士论文——《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的相关实证考察之。

郝文提炼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四种：①明代江苏吴江县的进土与贡生的分布乡都胜于县城；②清代山西徐勾县的科名分布乡区大于城区；③光绪辽宁新民府的士子城乡比是79：1064；④据潘光旦、费孝通对915位清朝贡生、举人、进土的统计，他们之中52.50%出身城市，41.16%来自乡村，另有6%属于市镇。[2]由此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教育是城乡一体的；人才是分散于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城市。郝锦花与她的导师王先明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相关论文，多次运用了以上史料与观点[3]。

我们对这些史料做逐一甄别与分析。第一条说得是明朝。明朝不代表清朝，更不等于清末，故这条在此无直接论证的价值；第二条，徐勾一县的取样不够大，结论很容易被推翻。如石锦对《桐乡县志》所载清代举人的乡居观察的情形，就与此相反；[4]第三条，这里的“士子”基本上是初级士子——生员。清代的生员名额即“学额”，主要是按县(含州，下同)分配的，其竞争也在各自的县内部进行，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拥有较多的生员虽是事实，但如同当今我国中学生的籍贯分布一样，拿此当作“精英”来做城乡教育水平的比较，显然是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的。第四条，潘光旦、费孝通的《科举与社会流动》，既是科举社会流动研究的开山之作，又是社会史学科中的经典。最近，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在她的(也是更为优异的)博士论文——《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中，通过对与潘、费使用的同类史料——清代硃卷的更大规模的梳理，得出了与前贤趋于相近的结论：在6516个有效样本中，中高级士人来自城、镇、乡的比例分别是54.0%、22.7%与23.3%。[5]硃卷履历是科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由此得出的数据的可靠性是不用怀疑的。更何况他们解剖的对象都以晚清为主休，极具针对性。然而，藉此来证明兴新学前我国教育仍城乡一体化，还是需要做进一步辨析的。

首先，他们的论文提供的都是研究对象的“世居地”。可“世居地”类似籍贯，并不能代表他们本人的出生地、居住地。其次，即使“世居地”与出生地、居住地一致，也不能反映他们的受教育地。一般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世居在城市的学子，几乎都会在城里读书或读过书，但并不能反过来说，出生农村的，就不会去城里上学，特别是到了清季。再次，“城”在古代有一个特定的作用，这就是为了安全而构筑城墙以阻隔盗匪。各地的政治、军事、交通地位，经济、人口的发展水准，决定筑“城”时间的前后、空间的大小与材质的优次，以及日后的修葺与扩展。拿湖南来说，城墙筑于宋与清初之间。但随着人口的繁衍，不少城市已不为城墙所限，有的“新市区”甚至比旧城区还要大。以湘潭为例，到了清中叶，城外已比城内繁荣。[6]笔者认为，硃卷履历中填写“城外”的，其居住地基本上可看作此类的“新市区”或郊外。若把生活在一墙之隔的城外的居民，或本来就没有城且住在行政治所者，统统排斥在城市之外，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同时，现代以前，我国镇的编制不多，设在县城附近的镇更少。因此，郑文把记载“城外”的都划给“镇”是否恰当，尚可讨论。同时，根据镇、乡建制及其人口的悬殊比例，我们有理由对郑文得出的镇、乡级文化精英几乎平分的结果表示怀疑(不是史料而是归类)。若把“城外”那族的一部分归结于城市，加之“世居地”为乡村的土子中肯定有若干比例现居于城市的，故实际上，我们在先哲时贤的探索中察觉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晚清时期，中高级功名获得者约有三分之二栖居在城市了。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则人们的脑海里传统社会城乡人才总体对等的深刻烙印，到了晚近是否该淡出了呢？

此外，有必要对本文的城/乡概念，做一讨论与交待。中国传统社会对城市与农村的界定，一般前者是指以城墙为特征的县级及以上行政长官的所在地，主体是县城；后者是指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分散的广大乡村。这里暂不论两者之间的镇。故城市与农村的教育对比，其核心就是县城与乡村的教育对比。但当历史的车轮已驰入晚清，尤其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时，仍主要用县城/乡村的教育距离，去观照偌大一个国家的城/乡教育布局，本人认为已不合时宜了。因为，虽然县城/乡村的教育差距始终存在，但相对于一般县城与乡村的教育差距，大、中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与通商口岸的教育资源及水平，远远多于或高于一般的县城。换句话说，十九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真正的城乡教育差距，不是县城与乡村的差距，而是通都大邑，特别是省会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故为了动态地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空间变化，追踪科举废止前一个相当时期教育重心的位移，再考虑到1905年前后城乡教育差距比较对象的一致性，本文使用的城/乡概念，随着历史的顺延而调整。一般地说，清初及以前，泛指县城及以上城市/乡村；清中叶以来，则主要系省会城市(1842年后包括主要的通商口岸)/其他地区。

总而言之，目前学界提供的论据，难以坐实西学兴起以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或城市与农村的文化仍保持均势的结论。相反，从研究的空间坐标的定位到取样对象的可比性等方法、理论层面都存在问题。又由于对研究对象的前提缺乏必要的表达，使用的材料不能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就难以揭示废科举前，城/乡教育的真实情况与趋势，难免在对待废科举究竟是水到渠成还是激进、匆忙的基本面上的认识产生摇摆，进而影响到对立停科举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判断。如有学者看到科举制摒弃导致城乡文化差距扩大等后果，认为“从总体上看其时的教育情形，废科举给教育带来的影响之弊似乎要大于利”，[7]或当作“科举制度被废除是错误的”的一大理由，[8]就是这种倾向具体而必然的流露。

因此，有必要对科举寿终前，我国城/乡教育的真实差异与人才分布及其走向做一专题研究。征诸实事，至迟到19世纪下叶我国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即使没有西学东渐、废科举前，中国的教育（主要是中高等教育）已走上了城市化之路。我们不宜因兴新学后看到的农村教育的衰败景象，而对废科举之举的影响产生太大的负面评估。

二  清中后期我国教育的重心已向大城市转移

本文所指的我国的传统社会，姑且假定随着科举制的兴起而出现的教育相对普及的唐宋至明清时期。在这长达一千多年的科举时代，我国教育的结构、层次与大一统的政治相似，总体上也是全国“一盘棋”。下以地方官学遍及全国、书院在曲折中发展、私学扎根城乡、科举鼎盛并日益成为教育指挥棒的明代为例检讨之。

《明史·选举志》云：“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明代南北两京的国子监，是明代的最高教育机关和学府。“国学教育的目标乃在于为国家提供合格的官僚队伍，而入仕则是监生的唯一追求” [9]。国子监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地方官学。地方官学的人数比较统一与固定，一般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选入国子监深造的名额，通常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府、州、县学在职能、性质上不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横向的并列关系；它们与太学之间，也不存在一个承上启下的教学实体。则地方儒学生员沿科第阶梯攀登时，既都不受更高一级的学历资格的限制，也无进修的渠道。这就告诉今人，科考时代，不仅各地多数邻县童生进学的概率近似，而且生员正途入仕——出贡与应试的机会也大体相等。也意味着，那岁月不仅童生入泮严禁冒籍，就是允许流动的府学对所辖学区内的各州、县童生，以及州(直隶)学对所属学区内的各县的童生的吸引力，也为之减弱。这在体制上保证了各级官学的生源稳定，教学质量相对均衡地发展，也激励了各级政府、不同社会阶层对此的投入与信心。至于官学之外的、较高形式的另一类学校——书院，其虽也有讲会、论学的教学活动，但明代多数书院的基本职能是应举课士，传授的主要知识与官学并无二致，它们的规模也不大，且大多就近招生，各层次的书院联系也并不密切；在城乡建置上，虽然有人认为“至少到十六世纪时，中国书院发展方面明显出现了城市化的倾向”，甚至说书院“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10]但由于明季三毁书院，城市书院的教学优势还来不及体现。在这样的教育体制、氛围下，各省内部的多数府、州、县的教育条件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所在地——省会城市的教育资源、教学成效，相对于其所辖的府、州、县也不一定占绝对的优势；相当区域内的童生与生员大多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不会因学生所在地的行政级别的高低，对他们的上升产生太大的影响。又由于在科举似乎可以包揽一切学问的年代，学校传授的知识极为单一，作为个体的学生只要备有经典的儒学文本，熟悉封建伦理，学业几乎不受教学设施与地点的制约，除了赶考，一个儒生长期呆在丛山蛮野，闭门苦读，直奔“天子堂”也不是神话。事实表明，在科考之路上能走多远，除了天赋与自强，不取决于你是否居住在城市还是乡下，而是谁有闲舞文弄墨，谁有财力请得起名师。而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富有的地主大多散居在广袤的农村腹地，有“闲时”、有“闲钱”——能够接受优质初等教育的绝对人数，乡村反而多于城市。以至于今人也常常美谈，传统社会教育的重心在农村。

这就不难理解，固然全国各地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始终不能避免，但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中世纪，多数时期人才的空间分布相对于近、现代有两个特征：其一，人才主产地不一定在地方的最高行政中心，人才造就并不依赖于大城市。如明代全国人才最多的16个城市，仅有1个是省城。[11] 再如，明代重要的地域学派，没有一个产生在省城；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湛若水、王阳明、李贽、张居正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也没有一个来自大城市。其二，各府、州、县内精英孕育与流动不横亘城乡壁垒，未在城市生息，甚至穷乡僻壤的读书郎也可出人头地；草庐山泽不时崛起簪缨世家。如明代浙江余姚的孙氏家族及谢氏家族，都是科举起家的名门望族，但他们的发迹无一始于城市。我想，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否主要也应该从以上两个景观去体验、描述？

传统社会这种教育基准在统县、人才重心在农村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初。所以，如果说由此上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本人并不反对；“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12] 笔者也首肯。

清代小农经济的模式不曾改变，生产率仍很低，科学文化知识也没有多大增量，官学的结构、布局亦都承明制。所不同的是，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读书应举者的激增，除了考课，仅有1500名真正的专职教师的满清官学，根本无力履行正常的教学职能了。则取代官学，为朝廷培养官吏、为士人实现金榜题名梦想之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书院的肩上。[13]与此同时，我国教育体制的重建与改革的载体、重要的教学活动也都非书院莫属了。

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与科举制度相始终。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18世纪末前，书院直接培养的优秀人才并不多，硕学辈出的杏坛更少。就以天下书院之首的岳麓来讲，清中叶之前，除了王夫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量级地位的岳麓弟子还有几个？书院难以成为学者的摇篮，名师也不一定能出高徒，与以下因素不无关系。首先，书院的级别不高，招生面狭窄。也许与地方官学结构相呼应，唐宋元时期都不曾有省级书院，明初省级书院开始萌芽。然直至清初，省级书院既少，又断断续续，较多、较高水平的省级书院还未面世，[14]省会城市教育资源的优势还没有形成，对我国的教育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其次，书院的建制太小，不能形成教育的规模效应。如南宋的明道书院作为官立的府级书院，在当时看来规模甚大。但该书院正式的编制，不会超过36人。[15]再次，书院坐落偏僻。早期书院选址 “信奉一种‘山林隐逸’的反城市理想”，[16]大都热衷建在山林寂静之处。在交通不便、生活枯燥、远离尘世的“桃花源”，也许是名士隐居、修炼的理想场所，但绝不是青年学子批量成材的圣地。

为兴贤育才，寓控制于支持，清雍正十一年，诏令各总督、巡抚“各赐帑金一千两”，于其驻节之地建立省会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17]弘历继承了乃父的政策，并进一步明确了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性质，揭示了“广学校所不及” 的作用，表白省会书院以“古侯国之学”的身份，列入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填实了长期以来在京师与地方基层学校之间的一个真空。从此，府州县学在国子监当中有了“递升之法”。[18]这就是说，省级书院虽不是官学，且已胜于地方官学；虽无省级官学之名，且已行地方最高学府权力之实了。

清代省级书院若从教学上讲具有三大优势。其一是在全省范围内挑选诸生，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聘请山长，保证了师生的高质量；其二是招生数量多，形成规模效应；其三是基本上建在省城，不在省城的也设在学政驻地的交通要冲，大大方便了招生与教学活动。[19]质言之，清代省级书院一举打开了前述制约书院人才辈出的三个瓶颈。

在官本位的中国，制度层面的建设或嬗变总是自上而下的。既然省级书院建在省城之中或郊区，那么各府郡、州县的书院也群起仿效，欣起了比明代中叶更为壮阔的书院城市化浪潮，学校招生也尽力覆盖各自所管的学区。清代中后期，在全国增添的、影响更著的新生代省级书院，也多设在通衢。

随着各级书院等级的确立与招生的层层筛选，书院的梯级(省→道→府→州→县及镇乡)效应逐渐形成，城市的优势开始凸现，长期以来作为教育重心的州县与乡镇，其高材生源源不断地流向较大的城市，县及以下的书院的生源发生质变；大多数仅接受私塾教育的学生去与受过书院，尤其是县级以上书院教育的学生竞争益发吃力。事实上，当时已初步形成类似今天“县一中”之模式，邑内较高级别的义学、社学或较小书院就读的佼佼者，“最后进入县级的首要书院” 。[20]县级书院的优胜者，又被输送到府、省级书院。若干地区的省级书院，为了完成不同目标的教学任务，在生徒招考时又做了分工。如湖南的岳麓书院单招生员，而城南书院则(曾)专课童生，其课试优秀者可以送入岳麓进一步深造。[21]到了晚清，又出现了招揽举人，并反复模拟会试、殿试，目标直指“天子堂”，进行专门化、格式化训练的省级书院，如福州的正谊书院。[22]如是等级森严，又上下关联的乡学遴选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同样道理，原在农村授业的塾师，也纷纷到城里设帐授徒；较高水平的，进入书院或官宦人家执教。虽然许多省份的书院在数量上可能还是农村多于城市，可较高级别、水准的，或者说多层行政区的“首要书院证明是绝大部分都在城里”了。[23]王建军等的研究也证明了清代广州书院的城市化。[24]不仅书院如此，而且“京城、省城等行政中心及其近郊往往是学塾最为集中的地方”，[25]即私塾的城/乡教育也产生了距离。至此，学生的成材与学校的身份、行政治所的级别、居住地离城的远近关系紧密起来，城乡教育渐呈分离之势。这样，清中下叶，以普建省级书院为标志的书院，逐渐替代官学而成为国家养士的主要场所的过程，也成了千年间城乡一体化的文化、教育体系趋于瓦解的杠杆与见证。而这一切，与西学徐徐东渐、欧风美雨拍岸而来无关，更与废科举兴新学八竿子打不着。

此外，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近代学校，也都建在都市或新兴口岸地区。如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湖北师范学堂、江南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皆在繁华之都。戊戌变法前后创办的新式书院，如广东的长兴草堂、湖南的时务学堂也都在中心城市。还有，教会学校进入中国时，虽然走的是初级(教学)、下层(招生对象)之路，但学区的选择也是以城市为起点和中心的，如1844-1904年，47所有影响的教会学校几乎都设在城市或通商港口。[26]

要之，假设把府、州、县级的官学与书院称为中等学堂，把省级书院称为高等学堂，把洋务活动时期的专门学校、戊戌变法前后的新式书院、及“通商”以来开创的教会学校等，统称为新式学堂，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陪伴科举走完全程时，我国的中高等学堂和新式学校基本上都在城市了，教育的天平已一边倒向城市！怎能说还城乡一体化或城乡差距很小呢？

在此，我们有必要厘正若干似是而非又被学界广为接受的论据、论点。应星在分析了近代新式学堂的结构布局后提出：废科举后，“学堂教育中，整个资产重点都投在中学堂以上的高级教育上，中学堂以下的初级教育尽管对象较多，却因学堂散布，资产紧缺而多处于发展无力状态……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它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这即是说，学堂如此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剂出去了……而在学堂体系内部，由于对高级学堂的倾斜，结果又确立起大城市对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对小县城的文化支配” 。[27]这一连串推理似乎都可看作不明就里。治中国近代教育史者熟知，上述大、中、小学堂及其前身的书院与官学，在科试走到尽头前，本身基本上都在城市。若因此认为“学堂如此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剂出去了”的话，那么，废科举前的教育体制中早已“基本上将农村排剂出去了”；兴新学后自上而下的“文化支配”体系存在虽是事实，但至少在停废科举的前半个世纪，教育投资的财力、物力、智力已经向大中城市倾斜，其后果不该有“废科举”来承担。同样道理，八股时代“国家教育财政经费所支持的教育是精英教育” ，“基础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实际上由私人延师设塾”承担的，是“政府缺位”的初等教育。[28]因此，把兴新学后初级教育“资产紧缺”的板子打在废科举上，亦是不公正的。令人费解的是，应星先生这系列的典型的 “单边论证”、没有前提的推理、有悖常识的论断，却被业内人士奉为圭臬，在相关著述中屡引迭征。

三  废科举前文化精英的产生与发展已离不开城市

(一)  进士向省城集结

反映科举时代区域人文的角逐，莫过于进士的分布。我们无力还原进士城乡的固有生态，但可以从清代前、中、后各期，进士分布逐步向省治所在地麋集的趋势中，窥见大城市及其省级书院的教育优势。

由唐宋至元明，县域进士的多寡并不取决于其所在地的行政级别的高低，全国进士最多的县也不一定在地方最高治所。如明代进士最多的5个县，没有一个是省治附郭县；进士最多的20个县，省治附郭县仅占3个，府治附郭县8个，其余9个则为一般的属县。受朝廷用人方略及文教政策的支配，清代进士的分布呈两大趋势：一是省际的人数越来越均衡；二是各省内部进士越往后越向省治、府治集中。倒过来说，形如施坚雅的帝国晚期地区城市体系模式：核心-边缘结构，[29]即多数行省进士人数大致呈首府→接近首府的府→边缘府，逐渐减少；府内则由首县→靠近首县的县→边缘县，依次递减。如果有史料支持的话，县以下应该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结构。于是，清代殿试捷足的县也基本上被省治及其附近的县，或与省府相连的府的首县所瓜分。如清代进士最多的6个县，全部是省治附郭县；在进士最多的20个县中，省治附郭县14个，府治附郭县5个(其中4个府与首府为邻)，余下的1个一般属县，也与省治相连。这与明代形成了显著的反差。

表1   清代各期各省及省治（含京师）附郭县进士分布表

资料来源：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第90-103页。

说明：①边远省份计入“其它”，其所属县(州)不入统县总计。全国相关县(州)，清代为1574个，其中省治附郭县31个；明代为1328个，其中省治附郭县23个。②带*的有2个省治附郭县，其中清代江苏按两个省治5个附郭县计。③明代的进士人数按《索引》有姓名可考的计，其中的“双籍”者均按乡贯统计。

我们再从表1推算，明代省治附郭县进士平均87.7人，是其它县平均17.4人的5.0倍。这表示，即使明代，总体上看，省城的文教发展水平毕竟也不能与其它地区相提并论。清代省治附郭县进士平均146.1人，是其它县平均13.4人的10.9倍。清代省治附郭县与其它县的比值，是明代省治附郭县与其它县的比值的2.18倍。而这仅以有清一代作比较，如果再从中析出前、中、后各期，清代进士向省城际会的路径尤为明朗。

清代前期，省治附郭县进士平均32.3人，是其它县平均4.7人的6.9倍，比明代递增三分之一强；清代中期，省治附郭县进士平均48.8人，是其它县平均4.1人的11.9倍，递增幅度是清前期的0.72倍；清代后期，省治附郭县进士平均65.0人，是其它县平均4.6人的14.1倍，增幅继续。也就是说，清代后期省治附郭县进士与其它县的比值是清初的2.0倍，是明代的2.8倍。如果考虑到八旗进士多在京城、省城，那么，不到全国2%的省治附廓县，产生了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进士。这一比例竟比当代各省会城市拥有的两院院士，在全国的占有率21.8%还要高。[30]清代省会城市出人才的概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清中后期省城进士一枝独秀的主要背景，就是得天独厚、鹤立地方最高行政治所的省级书院。因为，虽然省级书院一般在全省招生，且隶属首县的也不一定居住在城内，但在经济、交通落后，“父母在，不远游”的年代，离省治所越近的人们入省城读书的机会越多，这是客观存在的。而较好的教育环境又吸引成功人士留在城市，若干年后，下代可能由移民转为著籍居民，形成良性循环。事实上，与以往相比，清中后期省(京师)治所在地的府、县，有着明显的、其它府、县所不具备的教育优势，甚至享受着特权。如北京的金台书院虽主要招收京师和各省的举贡，但生员、童生一级肄业，仅对顺天府开放。再如，湖南城南书院名义上是省级的，然只录取长沙府的。

（二） 举足轻重的省级、省城书院

与现代人文中心一般在大都市或著名大学不同，十八世纪以前，我国文化最活跃的形象，往往是以进士群体为依托、以学术大师的郡望或其主要活动地命名的学派。如南宋的永嘉学派、明中叶的姚江学派、晚明的东林学派、清初的浙东学派、清中叶的桐城派与扬州学派等，都代表一时之学术。不过，上述地域流派有一个空间特征——均不在省城。

乾嘉以降，有全国影响的地域学派似乎“蒸发”。即使支脉尚延、薪火还传的若干地域学派，如桐城文派、常州今文学派，其主要学人与活动舞台与冠名的地域已没有多大的关系了；此“桐城”非彼“桐城”；这“常州”也不是那个“常州”了。

究其原因，盖自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教育重心自下而上的跋涉，洎乎19世纪，除了省城，科名逢掖、独为翘楚的地方州县将不复存在，而偏偶一地又影响甚巨的学派，一旦失去其生存的土壤——庞大的地域进士群，就自然不能发芽了。于是，我国人才的主产地与活动地盘，由地方州县迁移到大城市；省名取代了郡望、书院隆替了学派、山长左右着弟子。而担纲这一历史转型的主角，便是各直省的省级、省城书院。省级、省城书院成了举人、进士的“高产田”及学者的摇篮与栖居地，其山长、生徒主宰着各省政治势力的消长、人文教育的升沉，也主导着中国学术的走势。

1．春秋两榜的“高产田”

陈谷嘉、邓洪波开省级书院研究之先河，并较早明确提出：清代省会书院是遍布全国的教育、文化与学术中心[31]。但具体的专题与个案似未展开。总的来说，迨至今天，对清代省级书院感兴趣的学者还不多，省级书院的史料挖掘和钻探成果也谈不上宏深。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如各省级书院的肄业人数、中式率等，还无法用比较确切的数字来展示。但我们可以汇聚相关散布的零星资料进行分析，蠡测省级书院在清中后期培养擢高科者中，无与伦比的教学地位。

①南京钟山书院早在乾隆初的“乡会举”中已独占鳌头。[32]

②福建鳌峰书院从乾隆后期至嘉庆九年，每科考中的举人达三四十名(其中嘉庆三年竞达50名之多)，约占同时期福建全省总数的30%-45%；该省另一个省级书院凤池书院，在道光历科中举124名，约占同时期全省总数的9%。[33]

③自乾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六年，广州粤秀书院共有549人中秋榜，[34]约占广东全省总数的18%；若按嘉庆一朝十科乡试中式225名计，则约占全省总数的30%(至于道光朝的式微，是时广东最优秀的生员几乎被刚崛起的学海堂囊括所致)。且同一时期广东至少还有端溪、越华等两个省级书院。至于“翰林院储才”的应元书院，春闱题名的比例更为可观。在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三年(1877)的四科会试中，应元书院折桂者有40人，[35]占同时期广东全省64人的63%。

④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乡试，贵山书院生徒中式27人，[36]超过全省的半数。

⑤昆明五华书院每次秋榜，“中式率三十人，少亦二十人”，约占云南全省的近半。[37]

⑥据对徐雁平从《浙江乡试同年齿录》、《清代硃卷集成》辑录的288位士人书院履历的统计，内有262人是省级书院的生徒，占全省取样总数的91.0%。剩下的26人中，在省城其它著名书院负笈的13人、出自杭城以外的其它府级书院的学生11人，在州、县级书院就读的仅各1人。[38]

⑦清末保定莲池书院乡试，“每科登进者皆数十人”。[39]

⑧1903年湖北最后一次举行乡试，共中举66人，其中两湖书院学生几乎囊括而尽，竟达60人之多。[40]

上述资料显示，乾隆后期开始，各省一所最著名的省级书院，诸生的中举人数，占该省总数的比率多在30%-60%之间，考虑到撰者举隅时段的短期性和取样的倾向性，我们暂时对这些数据按“缩水”一半处理，即15%-30%。再假设这些一流的省级书院的成功者，占全部省级书院成功者的三分之二，那么，笔者初步认为，清后期，各省级书院的高材生获得举人、进士头衔者，可能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又由于各省首府、首县和其它比较重要的书院，以及这些府、县官学通常同设于省城，这些书院与学宫的办学质量普遍高于地方州县，如杭州的崇文书院、紫阳书院与敷文书院、诂经精舍，并称“杭城四大书院”。 而在广州府衙四周，更是形成了一个滋兰树蕙，位高品佳的书院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41]故本人初步推理，清季，乡、会试中式者在省级、省城书院肄过业的可能占一半上下；在县级以上城市杏坛进学过的可能占90%左右。

2．学者的摇篮与栖居地

对清代省级书院专题研究的缺乏，并不代表相关探索的鲜见。事实上，中外学者的许多课题都涉及到省级书院；揭橥的史料表明，省会书院的师生不仅是答策抢元的高手，同样也是学术文化的中坚。

如博思威克较早注意到：对清代学术事业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那些以汉学为中心的，以及那些对汉学和宋学并重的书院。博氏所说并提到的广东的学海堂、苏州的正谊书院等，都系清一色的地方最高学府；列举的梁启超、章炳麟、黄兴、吴稚晖等，无一不是省级书院的优等生。[42]李兵博士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的第八章——“清代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 ，[43]缕述的要点也是省级书院。

再如，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讨论的近代三大知识群体——江浙、岭南、湖湘知识分子互动的主要载体就是省级书院。[44]如文中比较的江浙的诂经精舍、南菁书院，广东的学海堂、菊坡精舍，湖湘的岳麓书院、时务学堂等，均是抗衡宇内的省会书院。其展现的一代学人与先知，如阮元、冯桂芬、俞樾、章炳麟、陈澧、康有为、梁启超、陶澍、魏源、曾国藩、王先谦、杨度等，不是省级书院的学生，就是省级书院的山长，抑或是省城新式书院的创始人。总之，与省级、省城书院都有不解之缘。

又据对刘玉才汇辑的清中后期全国159位书院人物的统计，至少有125名是省级书院的师生，占总数的78.6%。[45]

又再如，《广东文徵》收入历代广东学人的作品，其中嘉庆至宣统年间人士共183人，内超过三分之一是学海堂的学长或学生[46]，足见省级书院的文化地位。夸大一点说，撇开省级、都市书院，免谈晚清学术与文化。

我们又注意到，省会书院不仅是学者的摇篮，而且也成了学界名宿、退居官吏，甚至是致仕高官的栖居地。清初以前，官员宦游后大都由闹市回归乡里，这除了叶落归根的心理与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缺乏他们比较理想的生活与读书场所，难以发挥他们的余热。清中后期，随着书院的城市化，尤其是省城书院的普及，为文化界老朽及学者型退休、辞职官员安顿城市创造了个人与社会“双赢”、文人名利皆收的条件——主持书院，嘉惠士林。早在乾隆年间，就有四川学政吴省钦发见，清代省会大书院院长多是做了大官退下来的人担任[47]。我们看到的更多的省级书院的山长，是德高望重且又有仕宦背景的学者；讲学府、州、县级书院的，也往往是脱离官位的硕学。退场官吏，耆儒宗师伏枥书院，且又几乎不受年龄的限制，这等于说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城里延长了工作、生活的时间，待他们“归根”时，已是风蚀残年了，甚至终老书院也不乏其人。如钱大昕(1728-1804)撒手于苏州紫阳书院，张曾敞(1731-1777)卒于开封大梁书院，姚鼐(1731-1815)谢世江宁钟山书院，冯敏昌(1747-1806)在广州粤秀书院逝去。

3．人才向城市集中

清中后期科名与书院向城市发展，虽非率尔操觚之论，但进士与书院的空间分布总归抽象，说人才向城市翠集，还缺少具体人物的量化考索。最后，我们撷取不同层面、级次的史料实证之。

①辛亥时期的文化精英，在1904年前几乎都在城市接受过教育。据对罗福惠提供的117位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精英的统计，截止1904年，至少有102人在城市接受过教育(含留学)，占总数的87%，且几乎都已立足于都市。存下的15人，除了年仅14岁的竺可桢和15岁的翁文灏，其余都在大城市工作了。[48]也就是说，辛亥时期的文化精英在科举制结束前，基本上都在城里读过书，并几乎都留在大城市了。

②湖南近代绅士(以1895-1913为主要活动期)，1904年前基本上都在城市接受过教育，并从农村走向城市。据笔者对应星考查的1885年前出生的117位湖南近代著名士绅、第一代学绅与新式学生的初步分理，[49]已知其中有80人1904年前在城市接受过教育，占取样总数的68.4%，且他们多数进的是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时务学堂、湘水校经堂、两湖书院等省内外名牌学校，不少人还出国留学。我们推理，存下的37人，多半也应在城市接受过教育。这117位绅士在1904年前后也大多居住在城市。即湖南近代的文化精英在科举终结前，基本上在城市读过书，并留守在城市了。再纵向观察，许多人有在乡村启蒙、县城脱颖、再到省城读书，最后去沿海大城市或放洋的经历；学成后却很少回到农村。也就是说，民国年间发生的、“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 ，[50] “且愈有见识、愈具才干者愈加如此”(主要指1905年后)的场景，[51]即所谓的农村人才向城市的单向单程流动，在科举废止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第一代新式文化人的身上已经出现了。

③从农村走向城镇的昆阳士绅。周荣德先生通过多年的实地调查，以一个社区——云南省昆阳县的士绅为个案，折射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周氏发现，昆阳的26个上层士绅的高祖父中，有19人住在农村，可到了士绅自己一代却只有2人住在农村，而5人住在集镇，16人住在县城，3人住在省城。可以推算，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昆阳县的“士绅家庭一代接一代地向集镇和城市移动” ；[52]下代比上代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也就是说，在废科举前，昆阳的上层士绅已基本上在城市，并享受着远比农村优越的教育。[53]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我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文化的核心在农村，教育与人才重镇多在地方州县。但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的。这种一体化的城乡教育、文化模式延伸到清初以后，肇始崩分。以雍正王朝遍建省级书院为标志的书院城市化运动，导致文教重心逐渐向大城市倾斜，历经百年的过渡，至迟到19世纪下叶，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举人、进士基本上都在城市获得过教育；传统学术精英或新型知识分子的造就，几乎都已离不开城市，农村→城市→农村的人才循环流动范式，逐渐被农村→城市的人才单向、单程流动所取代；省级、省城书院成了培植中高级绅士的“高产田”，和学者的摇篮与栖居地；省会城市出人才的概率已不亚于当今。科举结束前百余年间中国教育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和承上启下的作用，应该引起后人的更多关注。

不是废科举瓦解了一体化的城乡文化、教育机制，而是兴新学前，中高等教育布局的基本城市化和文化精英集结于都市、地方上层绅士也大多安居城镇的现状，即教育与人才、人物的基本城市化为立停科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明乎此，当时社会对废止科举总体反应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54]，也就不难理解了——教育布局的空间结构与学生来源的社会结构(有产、权贵阶层) [55]——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两大因子基本上没有变。同时，中国现代普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的轨迹，不仅从地域上由城市到农村，而且在教育结构、层次中为何是由高等、中等再到初等？以及中国现代教育虽诞生晚，但起点并不低等现象的探索，是否也可以从当时传统的中高等教育，及其中上层绅士已基本城市化中找到部分答案呢？ 那么，我们是否更应对百年前当局的宏观决策多一点理解，对具体的措施少一些苛求了。

需要说明，也不必妄自菲薄的是，即使没有西学东渐，不废科举，中国的教育，主要是中高等教育也会走城市化之路，不，事实上已走上了城市化——这一符合世界潮流的通途。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可谓殊途同归。当然，门户开放及科举终结又加剧了城乡教育分离，以及农村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速率。

我们不宜因新学勃兴后看到的农村教育的衰败景象，而对废科举之举的影响产生太大的负面评估。伴随着科举“休克疗法” [56]的是水到渠成的历史背景；1905年，科举废止正当时。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对科举终结讨论中出现了一股负面评估的思潮，而人们的不少新论，就是科举停废对农村教育产生比较严重后果的判断所引伸出去的。这本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是学术繁荣的两大要件。可问题在于，不少作者采取的是“单边论证”与易位比较的方法。如撇开20世纪上叶始终存在的私塾教育，谈什么民国相当时期的教育普及不如科举时代。具体地说，他们一方面认为科举时代的私塾教育是教育普及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却对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视而不见；又用民国时期的“小学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去与科举时代的识字率做比较，从而得出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国人的识字率一直在下降的结论。感慨的是，如此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几成专业人土的共识。可殊不知，“小学文化程度”与“识字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呀！诚如关晓红所说，“不同时代有不同视角固然符合常理，但对科举制变化相关各事的了解不足，也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倘若忽略事件或人物所处的特定时空联系，去描述事件发生的情形并评论其是非曲直，则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57]目前出现的多处相关的推理其前提实在是个问题，结论更不能令人信服，甚或本来比较清晰的一些史识、线索，反而被弄得模糊、混沌了。我们真的在废科举及其前后社会进程的基本价值的判断上，走过了头。[58]因而，也遭遇了其他一些领域的学者多少有些误会，但并非全无道理的严厉批评，抑或是揶揄。[59]那么，拙作就当作一次善意的提醒吧。

2019-09-12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详见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应星：《废科举、兴学堂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郑若玲：《废科举的教育影响》，《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2期；李世愉：《废科举对乡村教育落后的影响》，《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3期；候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迁》，《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陈兴德：《乡村社会变迁与民国时期科举评价的转向》，《招生考试研究》2008年第1期。

[2] 郝锦花：《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博士论文，2004，第115-116页。

[3] 如王先明、李丽峰：《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8期。

[4] 参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44-245页。

[5] 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84页。

[6]张朋园：《湖南现代化(1860-1916)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第384页。

[7] 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第134页。

[8] 候艳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迁》，《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

[9] 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明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77页。

[10] （美）蒂莱曼·格里姆：《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第567，569-570页。

[11]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按：本文其他相关明清进士的资料，凡未讲明出处的，均来源于此文（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

[12] 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第187页。

[13]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67-173页。

[14]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90-92页。

[1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第175-177页。

[16]（美）蒂莱曼·格里姆：《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第588页。

[17] 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854-855页。

[18] 清高宗：《训饬直省书院师生》，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第857页。

[19] 详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第90-103页。

[20] （美）蒂莱曼·格里姆：《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书》，叶光庭等译，第580页。

[21] 转引自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203页。

[22] 刘海峰、庄明水主编：《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第197页。

[23] （美）蒂莱曼·格里姆：《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书》，叶光庭等译，第579页。

[24] 王建军等：《论清代广州书院城市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5] 左松涛：《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6]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第353-363页。

[27] 应星：《废科举、兴学堂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28] 商丽浩：《政府与社会——近代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3，219页。

[29] （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第401页。

[30] 在1658个两院院土中，籍贯为省城的为362人。详见沈登苗等：《进士·巍科人物与人才》，新京报主编：《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察》，同心出版社，2006，第42-59页。

[31]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第96页。

[32] 杨绳武：《钟山书院碑记》，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料》(中册)，第877-878页

[33] 刘海峰、庄明水主编：《福建教育史》，第194-213页。

[34]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227页。

[35] 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第16，134-136页。

[36] 厐思纯：《明清贵州700进士》，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第5页。

[37] 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73页。

[38] 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227-238，378-382页。

[39 刘虹、张森：《明清河北书院与科举关系刍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0] 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184页。

[41] 详见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第170页。

[42] 转引自(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173-174页。

[43] 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228-266页。

[44]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

[45] 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28-265页。

[46] 转引自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第168页。

[47]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第347页。

[48] 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49-270页。

[49] 应星：《社会支配与科场场域的变迁——1895-1913年的湖南社会》，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 ——“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08-283页。

[50] 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潘光旦：《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623-630页。

[51]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第422页。

[52]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第237，273页。

[53] 周著中的“王议长”在乡下长大，当他15岁(22岁考取秀才)被送到昆阳县城读书时，为同城里学生一起上学而感到自豪（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第168页）。这也生动地说明了当时昆阳的城/乡教育，已经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54]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415页。

[55] 这如同当今农民工不会去留意城市别墅的价格一样，“废科兴学”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黎民并无直接的关涉；而对于有产、权贵阶层来说，废科举后总的出路远比以前宽广，则与之相反的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

[56]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57]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山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58] 毕竟，为科举制平反，还科举以本来面目，并不是为终结科举平反。详见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不等于否定废科举》，《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59] 详见傅国涌：《科举废除与知识分子的进步》，《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18期，第48-49页；安希孟：《评述当前中国文化学术领域某些趋势——私塾、科举、尊孔、读经、节日和语言》，《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2期。

（原载《招生考试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