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在清代，全国共有约三分之一的省、四分之一的府，事实上存在着与州县并列的特殊行政区——“府亲辖地”。其地其人参加科举考试时，籍贯登记都只填写到府止，造成后人对他们的县级籍贯无法辨认之难题。清代全国共有“府亲辖地进士”129名。“府亲辖地进士”概念的提出，使得把清代除旗籍之外的全部进士，都复原到县级成为可能。也为确认清代“府亲辖地”其他人物的籍贯提供了一个参照。又由于有些“府亲辖地进士”，同时又是“土司”地区的进士，这也为研究土司地区的教育和人才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键词：清代  府亲辖地  进士  考论

一、两个困惑的破解

笔者在清代进士时空分布的研究中碰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对进士籍贯著录基本上采取省、府（直隶州）、县（州、厅）三级制，即使有若干科年采取省、县二级制，也仅是省略了府级，不影响县级的著录。这是刊载的体例决定的。但因“标注失范”[1]等原因，多数科年存在一至数个进士籍贯仅著录省、府二级的现象。江庆柏的《清朝进士题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以下该书简称《题名录》），对被省略县级籍贯的这些进士做了一定的补充。但《题名录》仍有70科计144名（不含旗籍进士被收录在地方的）进士的县级籍贯阙如。笔者归纳后发现，其中仅有15人属“标注失范”，并利用传统的文史资料，悉数增补了此类进士的县级籍贯。但绝大多数，即占九成，计129人未标县级籍贯的，非因“标注失范”所至。再进一步分析，这批人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高度集中在贵州及河北承德府等地；其二，传统的文史资料补不出他们的县级籍贯。如这些人中有25人入选翰林，但两部清代翰林录，除了5人如贵州铜仁府、铜仁县府县同名外，其他20人的籍贯标注都是府级[2]。再如，厐思纯的《明清贵州七百进士》（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贵州省的115人籍贯仅著录到府级的进士，县级籍贯也没有解决。甚至2018年9月才上线试运营的《中华科举库（清代进士）》，对这129人似也无一补出他们的县级籍贯[3]。这些显然都不是考证不到位所至，应该是用传统的文史资料无法补阙。那么，在大一统的清代，尤其是在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登记中，为何出现成批的“不合清人籍贯著录至县一级之通例”[4]之现象呢？这里一定有特殊的原因。第二，笔者在读傅林祥等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时，发现贵州、云南、辽东、河北及广西、四川等地，都有“府亲辖地”记载。这些“府亲辖地”的区划总量，至少有一个省的规模。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必然有进士产生。但是，搜遍两套清代进士题名的工具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题名录》，丝毫不见“府亲辖地”之痕迹，那么，这个进士群被纳入哪些行政区了呢？

以上这两个困惑，曾影响了自己的研究进度，甚至一度想放弃探索。

后来，当我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比较时，发现这些相对集中产生的籍贯只著录到府级的进士，其分布正好与有“府亲辖地”的地区基本吻合，而这些进士所在府，无一没有“府亲辖地”。这使我豁然开朗，并利用新纂的地方志，坐实这批籍贯只著录到府级的进士，就是产生在“府亲辖地”的进士；“府亲辖地”进士的籍贯著录，就是“亲辖地”所在府的府名。本文就此作一专门的讨论。

二、清代“府亲辖地进士”人数和县级籍贯考

（一）“府亲辖地”概念及“府”之数量

1．“府亲辖地”之概念。

曾经，人们对“府亲辖地”的表述不一。如用府“亲辖地方”、“亲辖”、“本辖”、“直辖”、“自理地面”，“府属”、“府辖”、“本府”等，真是五花八门。但至迟在清道光年间刊行的《黔南职方纪略》，就有明确的“府亲辖地”[5]之称。也许与《清史稿·地理志》似无“府亲辖地”之说有关，此后的舆地之作，鲜有人提及“府亲辖地”一词。直至这一次的世纪之交，“府亲辖地”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有人对此作专题讨论。

“亲辖地” [6]，专指府级行政区划管辖下除厅、州、县之外的行政区域，由府级行政长官知府或知州（直隶）直接掌管，顾名思义“亲辖”。就贵州而言，“府亲辖地”“是相伴着明王朝对贵州的改土归流而产生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贵州建省”[7]。各“府亲辖地”的范围，大多超过所属县，与直隶州相仿。故有当代学者主张把“府亲辖地”，当作县级行政区看待[8]。“府亲辖地”并非贵州所特有，但以贵州最为普遍和典型。清代“除遵义府之外，贵州各府均有亲辖地”[9]。本文的讨论，也是以贵州为重点。

2．“府亲辖地”之数量。

为便利讨论，更为了便于他人今后辨认相关的“府亲辖地人”，特制作表1。

1．资料来源:

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附录《清代各省政区沿革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8-782、773-777、769-770、711、714-716页。按：该表25《贵州省政区变迁表》内的各“府县级政区变迁表”中，思南府、石阡府的“县级政区变迁表”阙如，本文根据该书正文等补上。

2．说明：①本文仅统计传统“十八省”及东三省，新疆省的焉耆府、疏勒府、莎车府、温宿府未计。②云南省的乌蒙府、镇雄府，广西省的太平府，因“亲辖地”存在时间短暂，且沿革复杂，不计。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在四川设的康定府、巴安府、登科府、昌都府，以及在东三省设的奉天府、兴京府、长白府、海龙府、洮南府、新民府、锦州府、新城府、依兰府、呼兰府、绥化府、海伦府等的“亲辖地”，也因时间短暂而都不计。未计府共23个。③有否府附郭县，与有否“府亲辖地”没有必然的关系; 以“亲辖地”署府附郭县后，该“府亲辖地”就不复存在。此后该地产生的进士，自然也不能按“府亲辖地进士”计。

由此可见，清代至少有57个府，曾经有过“亲辖地”，其中，贵阳等12个府的“亲辖地”存在时间，几乎与清代相始终。如果不考虑曾有“府亲辖地”的府被裁，或以“亲辖地”置附郭县的府之因素，曾经有过“亲辖地”的府，大概占清末全国219个府的四分之一[10]，

其总区划，应该大于一个省，故值得研究。

（二）清代“府亲辖地进士”及其人数和县级籍贯考

1．“府亲辖地”登记始于科举考试的何级？

简单地说，清代“府亲辖地进士”，就是产生在“府亲辖地”的进士。但本文欲深究的是，“府亲辖地人”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其籍贯仅登记到府的制度或习俗始于何时（详后）？又执行于哪几级？

限于学识，笔者尚无见到清代科举考试中，有关“府亲辖地人”报考登记的官方文献。但刊于清道光年间的《贵阳府志》的相关章节，能回答这个问题。

据《贵阳府志》卷14-23《选举》记载，明清时期的贵阳府所属地区，无论是文武进士、文武举人，还是各类贡生，抑或是荐举、援例，“府亲辖地人”都单独列表（项），就是乡贤祠、耆寿等，即该志所有的入志人物，“府亲辖地人”无一不单独列表（项）介绍。此外，疆域乃至户口、赋役等都有“府亲辖地”的专项内容[11]。总而言之，从该志的体裁看，完全把“府亲辖地”当作与州县并列的行政区来对待。

该志《选举》卷，虽然没有生员的名录[12]，但贡生来源于生员，既然“亲辖地”是贡生的来源之一，那么，可以断定，清代科举考试中，“府亲辖地人”籍贯仅登记到府的制度，从报考生员就开始了。

无独有偶。比道光《贵阳府志》稍晚刊行的咸丰《安顺府志》，对安顺府的辖区及其“人物志”的分布，基本上与《贵阳府志》相同，也把“府亲辖地”当作与州县并列的行政区来陈述[13]。也正如学者所说：“清道光、咸丰时期贵州大量府州志中明确对‘亲辖地’的疆域、田亩、户口、赋税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表明‘亲辖地’事实上已成为与厅州县并列的行政区划。”[14]

至此，我们可以说，“府亲辖地人”报考科举考试时，从生员到进士，乃至选庶吉士和入翰林，其籍贯都仅登记到府止。换句话说，只著录府，是“府亲辖地人”报考科举时唯一的、正规的格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当时的志乘和各类科举题名录中，找不到他们的县级籍贯的原因。

联系到本文的初衷，笔者把“清代进士题名碑录”上籍贯只著录到有“亲辖地”的府级的进士，归纳和定义为“府亲辖地进士”。

2．清代“府亲辖地进士”人数和县级籍贯考。

据统计，清代全国共有“府亲辖地进士”129名，详见表2。下面，我们讨论他们的县级籍贯及其确认方法。

经本人系统分析，并逐一甄别，清代除了云南的文山县、丽江县和广西直隶州，清时就由“亲辖地”设置外，其它的“府亲辖地”，因民国初年废府，并各以包括原府城在内的“亲辖地”，另署新县。则按目前通行的方法，无法把其地归属前清所在府管辖的州、县、厅，只能反映它们被划入民国后设署的，且可以追溯的现行政区。属于这类“亲辖地”的进士是“府亲辖地进士”的主体，全国共有125名。可从表2分析，今天，我们能找到有明确记载住“亲辖地”的并不多，本文把这些进士基本落实到县，是基于他们一般同时能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他们所在的府，均有“亲辖地”；第二，他们已排除本府内的各州、县、厅之外；第三，新编地方志有载[15]，且现行政区沿革都可追溯到清“亲辖地”。

此外，咸丰十年（1860）的二甲第76名进士何鼎的籍贯，《题名录》（第1024页）著“贵阳府”，本文根据现藏于美国加州大学的何鼎殿试卷[64]，把何鼎的籍贯由贵阳“府亲辖地”，修正为“贵筑县”。

三、结论与讨论

（一） “府亲辖地进士” 研究的意义

1.使清代进士时空分布的研究趋于完整。由于进士在清代人文地理，乃至广义社会“力量”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65]，使得对清代进士的籍贯统计，成为历久弥新的课题，研究的空间也益发具体。而“县”，既是清代的最小行政单元，也是科举时代入官学和报考功名的起点。更何况清人籍贯著录至县一级是通例。故若对进士的地理分布做完整的统计，必须是省、府、县三级。而事实上，对于研究者来讲，县是最重要的，因为，只要获得县级籍贯的信息，省、府二级的籍贯一般就可以推知，反之则不能。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尤其是《题名录》的问世极其一些时贤的相关补正，人们已获得清代除旗籍之外的绝大部分进士的县级籍贯，则仅存的一百多位非因“标注失范”籍贯只登记到府的进士，成了最后一批需要纳入学者视野的内容。所以， “府亲辖地进士” 概念的提出及其具体的县级籍贯的厘定，使得把清代除旗籍之外的全部进士，都复原到县级成为可能，也最终使清代进士时空分布的研究趋于完整。

2.为确认清代“府亲辖地”其他人物的籍贯提供了一个参照。

从上可知，清代“府亲辖地”区划，大于一个省的规模，其中12个“府亲辖地”与清代相始终，除了 “府亲辖地进士” ，其地必然还有更多的其他历史人物。可尽管从“中国知网”输入“府亲辖地”（全文，下同）搜索，就有21个结果（输入“亲辖地”，则有102个结果）[66]，但其中不仅无“府亲辖地进士” 之概念，似乎人们也还没有真正从人物故里的角度切入，以至今天，相关资料介绍“府亲辖地人”时，他们的籍贯仍基本上著录府名，或地级市名。此势必影响对这些地区的清代人物的研究，也使相关的讨论者感到困惑。如对《贵州省志·人物志》的清代人物（出生年龄截止1890年）的粗略统计，全省入志人物约450人（已排除外省人士），籍贯仅著府的就有85人，接近五分之一，他们基本上都可归入“府亲辖地”人的。其中，有民国时期与“宋氏三姐妹”其名的“谷氏三兄弟”（“一门三中委”）中的谷正伦（1890-1953）[67]。事实上，二十世纪末兴起的新一轮修志热潮中，一些相关编纂者没有“府亲辖地”概念，在他们的认知上，本区域历史上压根儿不存在“府亲辖地”似的。如《都匀市志》，把清代都匀“府亲辖地”（均为土司）[68]，全部当成那时的都匀县属地[69]。再如，《承德县志》，全书不仅似无“府亲辖地”的片言只语，还把“清及民国时期人物简表”中的26个本应该属于“府亲辖地”的清代人物，也即可以确认的承德县人，无一例外地都当成“承德府”人[70]，无意之中，把承德县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割裂了。

因此，窃以为，可借鉴“府亲辖地进士”的确认方法，凡“府亲辖地”存在的时段出现的该府人物，若已被该府所属的州、县、厅排除，则该人物基本上可确认为“府亲辖地人”，再通过新方志标注其现籍。

3.为研究土司地区具体的文化人物提供了新的线索。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推行的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自本世纪初至今，土司研究臻于鼎盛，特别是2015年中国土司申遗的成功，使土司学大有成为显学之势[71]。但在众多的土司学论著中，土司地区的文化人物尚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如《唐崖士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没有一篇以文化人物为题材的论文，更遑论科举人物了[72]。又据对“中国知网”的搜索，在有“土司”标题的1821个结果中，几乎没有以土司地区文化人物为标题的论文[73]。即使有人已注意到土司地区的“修教”，但也没有例举具体的人物来说明[74]，这影响了土司研究的生动性和文化内涵。

由于西南诸省有“府亲辖地”的地区，除了府城，“府亲辖地”与土司地区基本重叠。虽然，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力度日益加强，大部分“亲辖地”的土司逐渐被废除，被厅、州、县取而代之[75]。但仍有部分土司延续至清亡，如贵阳的青岩土司[76]。则“府亲辖地进士”中，必然有同时又是“土司”地区进士的。据表2可知，至少乾隆46年（1781）贵州都匀府陈尧华，光绪十二年（1886）贵州贵阳府赵以炯、赵以煃兄弟[77]，这三个既是“府亲辖地进士”，同时又是“土司”地区的进士，尤其是赵以炯，还是清代贵州的第一个状元，这在当时更是土司地区莫大的“齐政修教”硕果。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从清代相关地方志中的“府亲辖地”切入，会发现土司地区更多的科举人物和其他的文化人物，如我们仅从《都匀县志稿》中，就能找到上百个土司地区考取的各类贡生和其他历史人物[78]，这会大大增加后“申遗”时代土司研究的文化内涵。

（二）几个问题的讨论

关于“府亲辖地”的起源、结构和性质等，本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这不涉本文主旨。笔者最后仅讨论“府亲辖地”与科举及科举人物有关的几个问题。

1.“府亲辖地人”报考科举时籍贯登记仅到府的举措始于何时？

从表2看，最早出现的“府亲辖地进士”，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贵州大定府进士苏玮。但据《贵阳府志》记载，早在顺治六年（1649），即清代贵州产生的第一个进士徐必远[79]，就是贵阳府“亲辖地人”，事实上，贵阳府“亲辖地进士”更早可追溯到徐必远之父、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徐卿伯[80]。也可以说，在《题名录》记载的第一个贵阳“府亲辖地进士”——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周俊之前，清代贵阳尚有包括周起渭之内的5个“府亲辖地进士”[81]。即从地方看，自清朝开科始，“府亲辖地人”报考科举时籍贯登记就仅填到府止，而进入中央系统的“进士题名录”时仅填府，才从康熙十二年（1673）始，不知原因和依据何在？

2．“府亲辖地人”入府学有否名额限制？

《钦定学政全书》有两条相似的关于云南、贵州府“亲辖地方”的记载，其中涉及贵州的内容是：“自大定府以上十二府，知府均有亲辖地方，不属州县。岁科两考，即将所亲辖地方童生，录送学政拔入府学充附，不于州县拨取。”[82]本人对此的理解是，“府亲辖地”不属州县，其地童生被学政录取后均入府学，且占用府学的学额，但不影响州、县学的录取。我们要问的是：在府学难进的时代，被录取的“府亲辖地”考生都进府学，有否名额限制？这一优惠举措，会否产生其他影响？

3．“府亲辖地进士”为何与亲兄弟们的籍贯往往不一致？

在科举时代，一般而言，兄弟之间的县级籍贯是相同的。可清代贵州省涉及到“府亲辖地进士”，伯仲之间的县级籍贯不一致的概率较大[83]。如前面提到的赵以炯、赵以煃兄弟，都是贵阳青岩土司人，可他们的长兄赵以焕，光绪八年（1882）中举时还属“府亲辖地人”[84]，但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考上进士时，赵以焕便变成了贵阳府广顺州（现为长顺县）人。再如，贵阳陈氏兄弟中，光绪三年（1877）进士陈灿、陈馨，他们的籍贯都是贵阳府贵筑县，而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陈田，却是贵阳府“亲辖地人”。

这些是否与“府亲辖地”往往又是“插花地”，“天女散花”般的格局，与包括州县在内的区划，形成犬牙之地有关？[85]

2022年9月10日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85-197页。

注释：

[1] 毛晓阳：《清代江西进士丛考·绪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2] [清]朱汝珍辑，刘建业点校：《清代翰林名录》（原名《词林辑略》），（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乔晓军：《清代翰林传略》，（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

[3] http://kjk.wenjinguan.com/，2018年12月13日访问。

[4]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2页。

[5] [清] 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1《贵阳府》，第3页。

[6] 舆地专家认为，直隶州的本州也都属“亲辖地”。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绪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但本文专指“府亲辖地” ，对直隶州“亲辖地”不予讨论。

[7] 李坤：《明清时期贵州“亲辖地”的设置与知府行政职能的扩大》，《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1期，第88 -92页。

[8] 详见傅林祥：《清光绪年间贵州省各府州〈总图〉述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644-652页。

[9] 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第23章《贵州省》，第589页。按：遵义原归四川，雍正六年（1728），才往属贵州。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第23章《贵州省》，第599-600页。这意味着，清代早期贵州各府均有“亲辖地”。

[10] 本人根据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统计。

[11] [清]周作楫辑，[清]朱德璲刊，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贵阳府志（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4-607、874-880页。

[12] 我们在贵州省都匀府学，找到了源自“亲辖地”的生员。如乾隆46年（1781）进士陈尧华。见宋荣凯《明清贵州都匀府学生员额定数及生源比较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3-15页。

[13] [清]安顺府署纂修：《安顺府志》，安顺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点校，内部印刷，1996年，第4-46、427-484页。

[14] 李坤：《明清贵州地方行政体系的构建》，《当代贵州》2013年第8期，第62-63页。

[15] 新编地方志之所以可以确认县级行政区，这是因为尽管“亲辖地”的具体地名及其归属是不断变化的，但区域方位是永远不变的，原“亲辖地”现划入哪个县级政区，这片区域产生的进士就属于哪个县级政区。

[16] 斜杠前数字为其甲第，斜杠后数字为其所在甲第名次，下同。

[17]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第285页，衍生“贵阳县”三字。

[18]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市志·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332页。以下表中涉及该书的内容，仅标页数，“市区”两字省略；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年，第504页，以下表中涉及该书的内容，仅标页数。

[19]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第464页，衍生“贵阳县”三字。

[20]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第780页，衍生“贵阳县”三字。

[21] 居府城。见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市志·人物志》，第211页。

[22]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第1106页，衍生“贵阳县”三字。

[23]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市志·人物志》，进士表缺载，举人表载。

[24] 居贵阳 “府亲辖地”青岩。见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市志·人物志》，第221页。

[25] 府学生，世居省（府）城北门。见《中华科举库》：http://kjk.wenjinguan.com，2018年10月8日访问。

[26] 同榜赵以炯弟，居贵阳“府亲辖地”青岩。

[27]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第1318页，衍生“贵阳县”三字。

[28]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第1335页，衍生“贵阳县”三字。

[29] 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册）》，第1338页，衍生“贵阳县”三字。

[30] 民国3年（1914），思南府改为思南县。见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31] 居县（府）城。见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卷20《人物·人物传》，第968页。

[32] 民国3年（1914），撒大定府，没大定县，1958年更名大方县。见贵州省大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方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49、26页。

[33] 又见贵州省大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方县志》第23篇《人物·人物传》，第875页。

[34] 居府城。见贵州省大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方县志》第23篇《人物·人物传》，第876页。

[35] 居府城。见《中华科举库》：http://kjk.wenjinguan.com，2018年10月8日访问。

[36] 民国3年（1914），撒安顺府，以“府亲辖地”署安顺县，此后政区一再更名，2000年改为西秀区。见安顺市西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秀区志（上卷）·概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7] 宋劭谷及以上3人，又见[清] 安顺府署纂修：《安顺府志》卷34《人物志·文选举谱》，安顺市地方志办公室等点校，第428-429页。

[38] 成人等9人，均见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人物·进士名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31-632页。

[39] 民囯2年（1913），石阡改府为县。见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大事记》，第11页。

[40] 徐培深，住府城。见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人物·人物传》，第602页。

[41] 成世瑄，又见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人物·人物传》，第601页。

[42] 顾海等5人，皆居府城。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黎平县志》教育篇《科举》，（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569页

[43] 民国2年（1913），撒黎平府，设黎平县。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黎平县志》地理篇《建置沿革》，第55页。

[44] 民国1年（1912），铜仁县并入铜仁府，2年，铜仁府改为铜仁县，原铜仁县改江口县。1987年铜仁撒县改市。见贵州省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仁市志（上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59页。

[45] 民国2年（1913），镇远府改为镇远县。见贵州省镇远县志编纂委员会：《镇远县志》第一篇《地理·建置沿革》，（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页。

[46] 都匀“府亲辖地”羊安（土司）人。见宋荣凯：《明清贵州都匀府学生员额定数及生源比较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3-15页；[民]窦全曾、陈矩纂：《都匀县志缟》卷1《地理志·舆图》，民国14年（1925）。

[47] 民国1年（1912），因府县同城撒都匀县。民国3年（1914），撒都匀府设都匀县。1983年撒都匀县，并入都匀市。见贵州省都匀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都匀市志（上册）·概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8] 见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卷27《人物·人物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74页。

[49] 民国2年（1913），撒兴义府，由“府亲辖地”署南笼县，1922年改名为安龙县。见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卷2《建置》，第68页。

[50] 居府城。见贵州省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龙县志》卷27《人物·人物传》，第777页。

[51] 贵州兴义府兴义县。笔者认为，“兴义县”3字可能系“清代进士题名录”（《碑录》）衍生，景方昶理当也是“兴义府人”。理由如下：咸丰2年进士景其濬与景方昶系父子关系【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四册）·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32页】。他们父子又都居兴义府城，且后者还是“世居府城”【见《中华科举库》（http://kjk.wenjinguan.com，2018年10月8日访问）】。这说明景方昶在兴义府城长大。而清代兴义县非兴义府附郭县，即府县不同城，则世居府城的人，一般不可能入籍府属的他县去报考科举的。

[52] 毛复亨及下科宋焕当时均系直隶承德直隶州人。把此俩人归入本表，是因为乾隆43年（1778）后，原承德直隶州（热河厅）成为“府亲辖地”，如果不把毛宋归入“府亲辖地”，他们俩人就无处归属。这也为了与笔者系列研究中的“凡改名、合并的府州县厅，其进士数原则上计入改名、合并后的府州县厅”的研究方法保持一致。

[53] 雍正1年（1723）设热河厅。雍正11年（1733）改热河厅署承德直隶州。乾隆7年（1742）废承德直隶州，复设热河厅。乾隆43年（1778），设承德府，废热河厅，为“府亲辖地”。民国2年（1913），撒承德府设承德县。分别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第1章《顺天府·直隶地方—直隶省》，第124页；河北省承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承德县志·大事记》，（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54] 童文藻及以下5人，均为直隶承德府人。

[55] 河北省承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承德县志》第21篇《人物·人物传略》，第671页，按“客籍人物”把胡家钰列入“人物传略”。

[56]

见云南省文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文山县志》第7篇《社会·人物·名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0页。

[57]

云南开化府开化县。云南开化府无开化县，疑“开化县”3字系“清代进士题名录”（碑录）衍生。曾昕系云南临安府建水县人，寄籍开化府学。见张绍碧：《云南临安府进士谱》，（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7、112页。

[58] 雍正7年（1729），以开化“府亲辖地”署附郭文山县。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第22章《云南省》，第562页。

[59] 乾隆35年（1770）以丽江“府亲辖地”署附郭丽江县。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第22章《云南省》，第560页。又见秦小健：《清代丽江儒学教育及所取得的成就》，《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第77-82页。

[60] [清]《乾隆广西府志》卷18《选举》，第1-2页，把张揆亮、杨薰等士子归入“本府”，这就是“府亲辖地”之别称。张揆亮、杨薰现为泸西县人，见云南省泸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泸西县志》教育篇第1章《蒙学·府学·书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5页。

[61] 乾隆35年（1770），改广西府为广西直隶州。原广西“府亲辖地”为直隶州本州。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第566、776页。

[62] 民国2年（1913），广西直隶州改为广西县，民国6年（1917），改为泸西县。见云南省泸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泸西县志》建置区划篇第2章《建置沿革》，（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63] 光绪8年（1882），奉天吉林由厅升府。原吉林厅为吉林“府亲辖地”。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附录《清代各省政区沿革表》，第715页。

[64] 《美国加州大学竟然藏有67份贵州科举考卷》，“微说美国”，2018-09-15。

[65]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 缪进鸿等：《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6-221页。

[66] 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2019-01-31访问。

[67]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人物志》，对人物籍贯一般按出生地取舍，则是书把谷正伦著“安顺县”（第296页）系“安顺人”之误，因为清末尚无“安顺县”。同书第420页，谷正伦的弟弟谷正鼎（1903-1974）著“安顺人”，即可证之。

[68] 见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编）》第23章《贵州省》，第597页。

[69] 贵州省都匀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都匀市志（上册）》第2篇建置《第1章建置沿革》，第104页。

[70] 河北省承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承德县志》第21篇《人物·人物传略》，第673页。

[71] 李世愉：《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吉首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6-12页。

[72] 湖北省文物局等编：《唐崖士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73] 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2019年3月2日访问。

[74] 李世愉：《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科举制度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第1-6页；李良品等：《齐政修教：明清时期土司地区国家治理方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3-77页。

[75] 李坤：《明清时期贵州“亲辖地”的设置与知府行政职能的扩大》，《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1期，第88-92页。

[76] 清代贵阳青岩，尽管名称和地位多变，但直至清亡，青岩属于土司的性质始终未变。见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岩镇志》政治篇第1章《政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77] 贵阳府青岩土司还应加一个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清初著名诗人周起渭（渔璜），详后。

[78] [民]窦全曾、陈矩纂：《都匀县志缟》卷16《人物表》、卷17《人物传》，民国14年（1925）。

[79] 虽然清代贵州到顺治十七年（1660）才举行乡试，但徐必远以明祟祯六年（1633）举人的资格，中顺治六年（1649）殿试三甲第3名。分别见[清]周作楫辑，[清]朱德璲刊，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贵阳府志（上）》卷16《选举》，第448页；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第40页。

[80] [清]周作楫辑，[清]朱德璲刊，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贵阳府志（上）》卷14《选举》，第407页。

[81] [清]周作楫辑，[清]朱德璲刊，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贵阳府志（上）》卷14《选举》，第408页；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市志·人物志·人物传记》，第204页。

[82] [清]素尔讷等纂：《钦定学政全书（三）》卷61《贵州学额》，中华书局，2015年，第124页。

[83] 参见庞思纯：《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第82-87页。

[84] 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贵阳市志·人物志·明清两代贵阳举人名录》，第384页。

[85] 马琦等：《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复旦学报》2010年第6期，第122-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