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 ，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的划分，[4] 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 ，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 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江西吉水人解缙为凡例。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单籍的明代乡贯进士有2300人左右，约散见于40个科年中。如果这一史料属实，又假设这些进士均匀地分布在全国人口中，根据乡贯进士没有籍别的特征，则意味着明王朝将近十分之一的子民不负担封建役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析，发现，仅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永乐二年、四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宣德二年等11个科年就有单籍的乡贯进士2140人左右，约占总数的93%，也似乎与这些科年的全部进士等额。这11个科年的进士题名碑可能本身就设有石勒进士的籍别。因本人未见过石碑实物，不便下结论。又查中国古籍善本，这11科的进士登科录和会试录已全部失传，[7]使《索引》作者无法补阙。另有100多人也事出有因。真正可算得上“仅有乡贯”者不过是20余人。这里面，有宗室5人，孔子后裔2人，朱熹后裔1人，剩下的10余人也不排除文献缺载的可能。至此，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所谓的“仅有乡贯”者，绝大部分是缺少籍别记载的户籍进士，区区几个“仅有乡贯”者，可能是享有封建特权，不需要负担任何形式的“役”的皇亲国戚、圣人后代等特殊阶层。这些人，与其说“仅有乡贯”，倒不如说没有户籍籍别——封建役籍。质言之，明代籍贯、地理意义上的“仅有乡贯”的进士是不存在的。故《索引》作者将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
本文将这些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这一概念是否确切仍可斟酌，但不妨碍对这一现象的叙述和研究。双籍进士下限以州县或卫所为界，但统计时，把卫所籍的都归附在各自所处的州县。为统一和方便起见，即使卫所驻扎的州县，或州县内所在的卫所，只要研究对象著籍户口改动，也按省内流动的双籍进士处理。
由此可见，明代双籍进士的记载，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高学历者的祖先由甲地迁到乙地的线索，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移民。而籍别则能帮助我们了解科举人物的社会结构；对于移民史来讲，则能区分移民的性质——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仍举个大家熟识的例子，明代文学家、天顺八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李东阳的户籍是京城的金吾左卫，籍别系军籍，乡贯是今湖南茶陵。换言之，李东阳的祖先由湖广茶陵迁到北京，并在京师供当军差，属军籍移民。在双籍进士中，像李东阳那样的名人辈出。现按科举中式先后移录成表1，使我们对双籍进士现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在科举史和移民史上有双重研究价值的史料，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顾诚先生虽然对明代卫籍官兵的现籍和祖籍的关系作了深析，但顾是作为明代“人口的迁徒和分布”中的特例来研究的，舍此，他似乎也基本同意王氏的观点。[8]事实上，这种既有祖籍，又有现籍的现象在明代是很普遍的，只不过是明代双籍进士得益于各类科举题名录，使保留的文献记载比其他史料更准确、更集中，也较完整罢了。
表1 明代双籍进士代表人物
资料来源：本文各表资料均来自《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 上海古籍, 1979年)、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含未发表的原始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二、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
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朱元璋登基后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工作。洪武三年，即建有包括本户的姓名、地贯、人丁数目、年龄、产业等内容的户口登记凭证——户贴制度。洪武十四年，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详密的户籍制度——黄册制度。同时，又确立了保证黄册制度顺利实行的里甲制度。洪武二十年，统治者还制订了用于征税的田亩登记册——鱼鳞图册，使人口统计管理和赋役制度趋于完善。由是之故，明代科举中式者的籍贯登记也比较复杂和繁琐。从《索引》可知，明代进士的籍贯，不仅有户籍，还有户籍、乡贯并有的，户籍又分籍别。从本文统计的资料分析，双籍进士的籍别，大致可分为民籍、军籍、匠籍、官籍和其他等五大类。各大类中除官籍外，还有更细的划分，详见表2。
表2 明代双籍进士籍别分类
说明：本表籍别根据《索引》“编例附表”归类。待考部分系有籍别，且无具体分类者。官籍基本任职于卫所。
要研究明代双籍进士，首先要了解他们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由表3可知，明代双籍进士的时间分布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发轫于洪武。这不仅体现在人数少，而且，大都是近距离流动。11人中除1名祖籍（考虑到篇幅，以下“祖籍”两字一般省略）是省际流动外，其余10人都在省内流动，其中有8人仅在府内流动。其二，成熟于成化。成化朝的双籍进士首次超过了同期进士的十分之一，并接近明代的平均数。这时的移动空间也以跨省为主。其三，弘治至明末长盛不衰。事实上，明中后期，在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是双籍进士。由此也可见对其研究之必要。该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但还有些细节，尚须方家析疑。洪武朝共进行了6次科考，且从首次，即洪武四年辛亥科开始，户贴制度已颁布，并在进士籍贯注册中实施，但为何洪武朝的11名双籍进士都产生在洪武十八年丁显榜？此后至宣德的近半个世纪里，又举行了16次殿试，登科者达数千人，却为何没有出现一个双籍进士？这些是否同籍别一样，与明初进士题名碑录石勒不规范，而相关文献又阙失有关？故关于明代双籍进士产生的确切科年、人数和前期的发展轨迹，尚有商榷的余地。
表3 明代历朝双籍进士分布
三、明代双籍进士的地理分布与流向
1.基本特征
由表4可知明代双籍进士分布与流向的基本特征。①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他们的祖先从全国的两京、十三布政司、边缘九镇的700多个州县、卫所迁徒到上述省区、都司、重镇所辖的900个州县、卫所（含若干两京的衙门），另有两个交趾归附者，几乎涉及到明王朝王化所及地区，也几乎覆盖了明初移民的足迹。这种高学历者前辈迁移分布的广泛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②北直隶产生的双籍进士最多。河北产生的省外流入的双籍进士达682人之多，占全国省际流动的三分之一，且迁自江浙的又几近半数。这是因为随着永乐迁都，大量外地人口迁入京畿重地。其中，来自江南的富户和南京的文武百官及军卫人员最具活力。积年之后，移民后裔科甲鹊起，对京华的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故明初江浙殷实大户、文化阶层的北迁，虽然有碍本地文化的发展，但对北京这一明清北方唯一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南北文化差距的逐步缩小，功不可没。③边远省份虽然双籍进士的总数不是最多，移入的绝对值也不是很大，但相对值很大，特别是云、贵、辽诸地区，双籍进士超过了土著进士，这是移民文化的显著体现，也是本文结论部分要重点探析的内容之一。④顺向流动和水平流动构成双籍进士的基本流向。由文教发达地区向一般地区和落后地区，及一般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的有999人，占省际流动总数的55.1%，三大地区内部水平流动的有642人，占省际流动总数的35.4%，两者相加有1641人，占省际流动总数的90.6%，形成基本流向。而一般地区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向一般地区，和发达地区的逆向流动的只有145人，仅占省际流动总数的8%。即使如此，其中还有一些特殊因素。如划入一般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省安徽最多，超过了各省之和。这是因为皖地与科名逢掖的浙、赣、苏三省为邻，教育也较为发达，特别是南部的徽州府是大家公认的人才输出区。再如，落后地区向一般地区流入最多的是北直隶，尤其是京师及附近的卫所驻地，这与流入一般地区的其他省份的普通州县的性质是有区别的。总之，逆向流动非常困难。
表4 明代各省双籍进士（祖籍）的分布与流向
说明：表内A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达到40人的科举发达的省；B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在10－20人之间的科举一般的省；C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在10人以下的科举落后的省。详见拙作：《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本文撰写时，吸收了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成果，对原文中各省的人数等作了若干修正。但由于陈文的人数盈缩正好相等，故总人数不变。明代进士总数指目前能考到姓名者，轶名的不计。双籍者均按乡贯处理。表内流入合计栏系迁出省合计数加上省内互动数。
2.双籍进士的具体流向
在2821名的双籍进士中，有1009人在省内流动，占总数的35.8%，这里面，又有613人仅在府内流动，占省内流动总数的60.8%，还有一些人甚至在同一城或县内流动。如长洲与吴县，作为苏州府治同城而治；颖州卫在颖州境内。这些州县、军卫进士祖先的著籍户口的改动，说不定离原籍仅阡陌之间，或一街之隔。因此，这种省内的、近距离的流动与省际的、长距离的迁徒对流动者本身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改变，及对区域文化的作用不可相提并论。同时，明代乡试和会试的区域分配制，必然会对部分祖上与文化落后地区有瓜葛的、科举发达的省份的科举人口的著籍户口产生影响，甚至会出现“冒籍”现象。为此，笔者在全部的双籍进士中，又析出省际流动和省内流动两部分，以便分别讨论。
大家知道，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省的面积、气候、人口、经济、文化、风尚等不同，教育水准差异很大。然不大为人注意的是，明代各省内部文教发展的不平衡性，比省际还甚。如浙赣苏闽是明代科举的四大省，但辖区内也有14个县没有产生一个进士。相反，文风平平的四川省，尽管平均每县只有10.5个进士，但蜀地境内的内江、巴县、富顺等每县的进士都超过100名，跻身科举最发达的州县。因此，对双籍进士的流向，不仅要进行省际的宏观讨论，还要把讨论的内容延伸到州县。经量化处理，笔者把明代全国各州县的进士分成最发达、发达、较发达、久发达和落后等五个级别，每个级别都有五种流向，则形成25种方位不同的流向。现把统计的结果归纳成表5和表6，明代双籍进士祖先省际、省内州县的具体流向，就非常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节约篇幅，在此仅对科举最发达（A类）、发达（B类）州县的流向稍作分析。明代全国有A、B类州县115个。这些仅占全国8%的州县，产生的双籍进士，竟占省际流动的52.5%，省内流动的61.1%，平均55.6%。由此可知，明代双籍进士的流动，主要是这些科举臻于极盛的州县科举人口的输出。所以说，各省双籍进士原籍的分布，不仅取决于每省的人文背景，如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要比江西多，然蜀境内出现的双籍进士江西籍的超过了两湖之和，这是因为明初江西的文教水准明显高于湖广。还体现在即使原籍同属于一个省，也取决于该省内部士气的强弱。如明初迁入皖北的江西移民以饶州府为最多，[9]但由赣入皖的16个双籍进士（全部在皖北），主要来自吉安、南昌及后来由皖南徽州府划入江西的婺源县，无1人来自饶州府。这是因为上述地区的科名远比饶州旺盛。这表明科举发达州县的移民迁入他乡后，至少部份仍与原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移民的文化优势在新著籍地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当我们把A、B类州县划成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两块分别观察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具体流向又各自受人才流动规律，和科举区域配额政策所支配。
表5 明代双籍进士（祖籍）省际州县的流向
说明：表内A代表进士人数在100以上的科举最发达的州县，全国共39个；B代表进士人数在50-99之间的科举发达的州县，统计数据为73个，考虑到两京的大兴、宛平、江宁双籍进士麇集，都升格为B类，则全国共有76个；C代表进士人数在30-49之间的科举较发达的州县，全国共84个；D代表进士人数在15-29之间的科举欠发达的州县，全国共217个；E代表进士人数在14以下的科举落后的州县，全国共1000余个。双籍者均按乡贯计算。
在同一省内，A类州县、B类州县之间的水平流动，和B类向A类州县的逆向流动的有351人，占A、B类州县迁出总数616人中的57.0%，形成主流。在C、D、E类州县中，也基本上呈现了这种趋势。这表明，在同一行政区，或乡试、会试的同一卷区内，亦即同一考试政策范围，科举人口向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聚集，套用现代人才学理论，这顺应了人往高处走的人才流动规律，高能聚核、人才共生效应对明代士子同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考察相同的三种流向，在省际流动中，却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A类州县、B类州县之间的水平流动，和B类向A类州县的逆向流动的仅205人，占A、B类州县迁出总数952人中的21.5%，远远少于顺向流动，也明显低于平均流向。至于表内C、D、E类州县向B类州县的逆向流动都相对较多，这是因为双籍进士众多的两京四个附廓县都属B类县，全国各不同文化层次的地区的移民落户京城，这是特殊的政治因素决定的。由于A、B类州县大多来自科举发皇的省份，而迁入的则以科举水平一般或落后的省份为主。这显示，受明代科举区域配额政策的影响，在省际流动中，移民的顺向流动有利于自己在科考上的成功（详后）。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明中下叶，科举发达地区场屋竟争十分激烈，不少应试者往往会主动设法去文化落后，尤其是边远地区入籍赶考。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生产力、文化低下的省份，尤其是边远省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文化水准整体的提升。这一信息的现代启示是：切实可行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会对人才的地理分布和空间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流动者本身来讲，也增加了成功的机会，是“双赢”。这对于今天开发中西部地区制订文教、人才政策不无借鉴意义。
表6 明代双籍进士（祖籍）省内州县的流向
说明：表内相关含义与表5说明同。
四、明代双籍进士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现象，就有必要考察其与明代移民史之关系，即双籍进士祖先移徒与迁入的基本走势，与明初大移民的迁移与分布背景是否吻合。同时，又由于“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10]移民后裔进士的数量与分布，又反过来能衡量移民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唯有如此，该史料的价值和本人的工作才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
在中国移民史上，明代相对较晚，史料较易收集，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就明代移民史研究的科学性、前沿性和全面性而言，当前首推曹树基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以下相关引言均出自该书，并在重要处标注曹著页数），笔者把是书作为参照系，与本文统计的数据和材料进行了初步比较，结论是：各省双籍进士的数量、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基本一致。
首先，双籍进士较多的省与明代移民活跃的区域与流向大体一致。表4中双籍进士迁出最多的苏、浙、赣、皖、晋等省，同时又是明初迁出移民最多或较多的省；而双籍进士移入最多的冀、苏、滇、豫、鲁等五省，恰恰也是明初接受移民最多或较多的地区。双籍进士迁入的绝对值远远大于迁出、并超过本地“士著”进士的贵州、辽东等，亦是明代徒民迁入者大大超过迁出的区域，相反，几乎没有规模性移民的两广地区，除了苦干双籍进士流入京畿这一特殊地区外，迁入他省者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再说江西，虽然也是一个科举大省，但赣地接纳外省的进士仅8人，处于全国末位。原因是，尽管江西也是一个移民大省，但在明初几乎是一个纯粹的移民输出区，研究者至今似乎还找不到洪武年间有规模的移民进入赣江流域。
其次，凡表4中各省迁出或移入栏比较敏感的数据，大多能从明初移民的视角得到阐释。如作为进士迁出最多的江苏省，又何以成为移入仅次于河北的省呢？这主要是因为，以现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作为明初的京师曾大量迁入军籍移民和富民、工匠、官员及其家属。与此关联，江西虽与浙江为邻，然徒入浙地的进士仅2人，为何移植到不相邻的江苏的进士竟达31人呢？这主要由于明初江西曾向京师地区大规模移民。事实上，江西入籍江苏的进士也大半分布在应天府。相反，洪武时期，江西似未向浙江进行过有较大声势的移民。浙江流向江苏与江西的进士也不成比例，其原因也盖出于此。再如，江右移入湖北的进士有39人，超过了鄂地吸收他省进士之和；两湖进入四川的进士也相对可观，这分明是明代移民史上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现象之折射。又如，著籍云南的进士以苏浙皖为主体，当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的征滇大军，也大都来自吴越。
第三，与一般的自然的移民规律相符。由于谋生、宦游、求学、婚姻、灾害等因素，那些史书无载的、零散的、自发的、近距离的、自然的一般移民，在明代也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受当时的经济、交通、文化、风尚、习俗等制约，这样的移民反映在省际迁徒上，往往会选择相邻的省份或交通便利的地区。表4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如江浙之互动、福建之广东、安徽之河南、陕西之山西、四川之甘肃等都属邻省之间的较大规模的流动。而山东之辽东，则借海运之便利。据核，由山左入籍辽东的16位进士，有14位的乡贯在山东半岛及其沿海地区，盖因从胶东半岛登舟抵辽仅一昼夜即可，较之走一般的陆路，要便捷得多。又经考查，由赣入鄂的进士，其原籍与迁入地之间可全部经江河直达，这在以水路和船舶为主要交通方式，和运载工具的明代是很自然的事。相反，明代科第四大省之一的福建省，其双籍进士大部在省内流动，外省流入的更少，主要就是受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明初八闽出入的移民均不多。
为进一步考述双籍进士与明初移民之关系，下面，以明代移民最为典型、当代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山西移民，与该省输出的进士相比较，作一中观分析。
表7反映明代山西双籍进士迁出地，与安介生揭示的明代山西移民输出地的分布大抵一致。[11]如排名前二位的平阳府和太原府，也是三晋移民迁出最多的地区。其中，作为明代移民象征的“大槐树”，就坐落在平阳府的洪桐县。表4山西横向一栏，则反映了山西的进士向各省的迁徒。不难看出，其迁入地与明代山西移民的安置地相似。如迁入山西进士最多的冀、豫、鲁，也是接纳山右移民最多的省。接下去，我们再对迁入山西进士最多的河北省作重点解剖。
表8显示的数据和排列顺序，也与明代晋民入籍河北的移民情况总体一致。如京城及其顺天府是明代山西移民涌入最多的地区，理所当然，也成了山西双籍进士栖身最多的区域。排名第二、第三的河间府和永平府，同样也是山西移民的聚集地。不仅如此，安家河间、永平的山西进士的籍别，也与移民的性质吻合。河间府是“靖难之役”的主战场，战后，其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故重建河间府的山西移民以民籍为主。有意思的是，10个有河间府产生的乡贯属山西的进士，有8个是民籍。相反，地处长城沿线，扼守辽东与华北军事、交通要道的永平府，其徒民带有浓厚的军事移民色彩，在此出现的8个原籍来自山西的进士的籍别，有5个是军籍、1个是在军的官籍，1个待考，载民籍的仅1人而已。这些，与成化后双籍进士占全部进士中的比例，与明初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均接近15%一样，都不是偶然的巧合。
顺便指出，从洪武时期山西移民没有大规模进入北平、永平府，进入河间府的洪武移民也远比永乐移民少，以及现上述地区的香河，抚宁、南皮等“自然村建村时代和原籍”等史料推断，与明代绝大部分地区接受的移民，以洪武时代为主的现象不同，流入河北的山西双籍进士大抵是永乐移民的后裔。
此外，双籍进士的史料价值还可体现在一些移民个案或相关研究上。
如有研究者认为，明初向苏北的移民主要来自苏州。尽管这一观点的论证主要建立在传说上，但一些苏北地区在新编方志中也称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苏州阊门。对这种近人对明代苏北移民附会苏州的现象，曹树基先生曾作过厘定，认为明初迁入扬州、淮安两府（徐州府的移民以北方为主）的移民来自苏州府及苏南各县（含崇明）约占四分之一强，否定了苏州主体说。但曹先生的工作主要通过辨伪来证明明初苏北移民不可能以苏州为源泉。然他自己提出的“四分之一说”，“由于缺乏资料”，仅是“简单的推测”，鲜有正面论述的证据。现在，通过双籍进士的考察，可以支持他的结论。据统计，明代入籍淮扬（不含内部流动）的移民后裔的进士有45人，其中，苏南各府13人（苏州府6人，但附廓县吴县、长洲无1人），也正好占四分之一强。其他主要来自浙、赣、皖等省，也与曹先生的推测较为接近。不过，根据当时苏南名府的文化水准和地理条件，苏南地区进入苏北的移民，应该比其他地区的移民更容易在科举上出人头地。故根据双籍进士的分布推测，进入淮扬两府的明初移民不可能以苏州府为主，苏南籍的还可能在四分之一以下。至于迁入苏北的移民以“苏州城内的居民占主要部分”的观点，[12]更是从何谈起！
再如，目前明代移民史工作者收集的移民原籍资料以民籍为主，“军卫人口的原籍大都不详”，以致研究者“恕不论及”。而双籍进士以卫所军人为主体，且原籍和在卫立籍地一一对应，记录的人数比民籍要完整。故双籍进士中有关卫所军人的各类信息，对于明代军籍移民研究者来讲是喜出望外的。如曹先生在做明初苏北移民原籍的考证时，没有获得一条来自军籍的信息。可在淮、扬、徐三府（含内部流动）的56个双籍进士，属于军事移民性质的有25人，他们来自全国苏、赣、浙、闽、晋等5个省，昆山、吉水、余姚等20个县，涉及陈、尹、丘、林等20个姓氏，分布在苏北3个县和8个卫所里。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代苏北军籍移民原籍分布之眉目。亦用山东德州两卫有23个双籍进士（德州无1人）的记载，同样可蠡测明初德州军籍移民原籍之分布，及“移民主要是军籍移民”观点之不谬。
又如，从双籍进士中商籍进士，仅由福建莆田定居江苏江都的万历三十五年的郑茂华1人推知，近几年，学术界对明中下叶商人的政治文化地位可能作了偏高的估计。
五、结论与讨论
最后，拟对上揭现象作一初步的分析和总结，并展开相关的讨论。
（一） 双籍进士是明代文教政策和移民政策的产物
1.举额的区域分配制
明初，殿试登科人数南方人占压倒优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政府尝试推出南北举额分配制。宣德二年（1427），正式行成礼闱中式南、北、中卷分额录取的制度。大概说来，浙、赣、闽和苏南并淮、扬及皖南、湖广、粤省属南卷区；其余大都归入北、中卷区。会试分地录取的实施，实际上保证了北、中卷所在的地区在全国进士中占应有的比例。这有利于朱明王朝的国泰民安和儒学、礼教及文化的普及。由于北、中卷区同时也是明初移民的主要迁入地，故分区定额取中制也为北、中卷区的明初移民后裔问鼎科甲提供了前提。否则，明代甲科将被浙、赣、苏、闽四省所垄断，在北、中卷区的移民后代春闱中额，谈何容易！
2.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
一般地说，同一时代，若移民文化是水平流动，则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影响较大，一般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流动影响就小。若是垂直流动，则文化发达地区向一般地区或落后地区的顺向流动，影响就大，反之，逆向流动，影响就小。明初，移民的主体是文化蛰伏的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之间的移民，对文化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反，像江、浙、赣这种人文荟萃的省份，向文风式微的华北平原的移民，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向文化落后的云贵高原等边远地区的移民，则这些地区的文化就会产生质的飞跃。故明初浙、赣、苏南、皖南向边卫地区和京城、皖北、苏北的移民，为明中下叶至清移民文化的大放异彩创造了条件。若没有明初朝廷发起、组织的这种文化性质上的顺向移民运动，也不会出现成化以后全国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双籍进士的景观。当然，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其成效非积代累世之功难成，也不是在每个地区都能凸现，更不能对应某个具体的家族和人物。但文化消沉的地区一旦勃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如清代长江以北三个成就最显著的地域文化——宣南（北京）文化、桐城文化和扬州学派，无一不是典型的明初移民文化性质上顺向流动的区域。
3.卫学的建立。
会试的区域配额政策和移民文化性质上的顺向流动，为定居北、中卷等区的移民从事举业创造了条件。但要使移民真正在科考上探杏折桂，还得依赖教育。可边卫地区的文教向来落后，两京虽然学校较多，质量也尚可，但密集的卫所使军人子弟接受儒学熏陶仍是个难题。明代卫所儒学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早在洪武时期朝廷就在大宁、辽东等地开设卫学。正统年间，随着承平日久，天下卫学较为普及。这就为以移民后裔为主角的军卫子弟，和卫辖的民籍士子读书应试创造了直接的条件。虽然卫学的教育质量很成问题，但相对于北、中卷区的州县儒学，差距不是很大。若没有卫学，不要说边远地区，就是南北两京的人文水准也要大打折扣。
由于双籍进士的产生受以上三方面的制约，加之在生产力低下的明代，移民在文化上发迹，一般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所以，明中期的流民运动和后期的工商业移民，与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几无关系。遗憾的是，在明中下叶，当开发较晚的西南边陲数以百计的土著廷对折桂，越来越多的军卫子弟弃武从文，甚至连宗室人员也以科目为出路时，明初百万山后南归的（第222、242、330页）、曾占北京城入籍的民籍居民三分之一的蒙古人（第331），却在明代数千名双籍进士中似乎找不到踪影。联想到时人对达人“施施自得”，“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的疏陈，[13]两者之间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二）双籍进士的作用与影响
纵观历史，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汉人“一般不愿迁住边区，一有机会就返回原籍”。[14]然与历代不同，明初迁入边区，特别是西南和辽东的“军人，及其家属大多于当地安家落户，成为土著”（第5页）。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廷为戍守边关的军人及其子弟，就地营造了一个能蕴育出各级文职官吏的土壤，藉此，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留住了。如果没有这一措施，军士武臣就有可能重蹈历史之覆辙——想方设法回原籍……所以说，洪武、永乐年间的移民，特别是发往边疆的军籍移民后裔举人、进士的涌现，为边疆国防的巩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及北京文化重镇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加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双籍进士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填补科举人物空间流动研究的空白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潘光旦、费孝通、张仲礼、何炳棣、肃启庆、吴建华、刘海峰、于志嘉等中外学者，对科举的社会流动都作过比较深入的探索。但先哲时贤大都从家世、“脚跟”包括功名、仕途和经济成份等考察中式者的流动，即科举人物的社会垂直流动或水平流动，部分涉足城乡流动。[15]但专门从空间流动的视角进行研究的似尚无先例。而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其他人物流动的探讨，似远不如科举人物。同时，欧美诸国对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主要选择17世纪以后的课题”。[16]因此，本问题的提出，不仅将填补科举流动研究的空白，而且，从高级人才祖先流动的年代之早、时间跨度之久、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料之权威及记载之完整而言，《索引》提供的双籍进士的史料，在世界人才（祖籍）流动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2.拓展明代移民史研究的视野
虽然，顾诚、葛剑雄、曹树基在上引大作中都曾提及过明代移民后裔，对新入籍地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产生了一批科举人物，甚至已点到会试分区取中与移民的关系。但是，对明初移民后辈进士群及其原籍的分布进行专门研究的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本文的研究表明，双籍进士与明初大移民息息相关，而且，两者可互为佐证，相得益彰。明代移民史研究为双籍进士的探索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宏观视野；双籍进士的具体流向和个案分析，能为明代移民史的深耕熟耘贡献新的史料和思路，推动移民史研究的进展。
*本文承曹树基教授悉心指教，张金奎先生等提出修改意见，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 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 [5] [6] 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3]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19-23页。
[4] （美）何炳棣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第18页。
[7]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贡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 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9]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61-63页。
[10]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102页。
[11] 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315页。
[12] 吴必虎：《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
[13] （明）李文达：《达官支俸疏》，《明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影印，1962。
[14]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第145页。
[15] 参阅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清华大学）第4卷第1期，1947；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美）何炳棣著：《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20辑，1993；肖启庆：《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汉学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于志嘉：《明代军户的社会地位——科举与任官》，《东洋学报》（日本），第71卷第3、4号，1990。
[16] 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原载《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