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表在英国《经济学报》上的《科举万岁！中国科举制的持久影响》一文，其观点和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给学界以启迪，事实上也印证了科举取士的客观性。但明清各府进士的密度，与同地2010年度入学年数呈较强的正向关系之因果，以及一个府到其最近的竹子产地的河流通航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以解释其与科名成绩的正向关系是否成立等问题，皆可商榷。

最近，在“科举学与考试研究”等微信公众号上，笔者读到一篇译文：《科举万岁！中国科举制的持久影响》（以下简称《科举万岁》），其英文原文于2020年10月发表在英国的《经济学报》上。[1]该文以大量历史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科举制千年来，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或教育成果的长远影响，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的陈婷博士、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龚启圣教授和马驰骋助理教授。该文荣获2020年度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并荣膺2021年度香港大学最佳研究著作奖。

笔者拜读后觉得，文章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给学界以启迪。文章拓宽了科举研究的领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方面的研究。[2]这些创造性贡献应充分肯定，同时也印证了科举取士的客观性。作者为此付出的工作量之大，令人叹止。可以说是我所读过的费力最多的论文，令人起敬，值得学习。由于笔者曾长期浸淫于明清进士的地理分布研究，坚定不移地践履何炳棣先生提出的进士分布是人文地理分布，乃至是研究广义社会“力量”“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之论断，[3]而乐此不疲。在拜读此文时自然对文中的史料并不陌生，但对一些论证和诠释不敢苟同。故笔者不揣冒昧，拟对文中的主要问题与作者商榷：明清各府进士的密度与同地2010年度入学年数，呈较强的正向关系之因果是否成立？以及使用工具变量（一个府到其最近的竹子栖息地的河流通航距离），解释其与科名成绩的正向关系是否成立？笔者也想借此机会，把自己早年积累的发表和未公开的学习心得，与科举研究的同行交流。

最后，就若干不明白的地方向作者请教。若有不当之处，请作者和本文读者批评指正。

一、对当代教育的影响来自科举成绩还是社会生存条件

在进入正题前，笔者首先声明，限于学识，为力避硬伤，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史料层面，对原著的数学模型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应用，概不涉及。

《科举万岁》主要展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明清时期各府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率，与当代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系。作者根据明清时期（1371—1904）全国278个府（含直隶州、直隶厅，下略）的进士密度（1.034），发现各府每万人中的进士数量增加1倍，将导致该地当今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6.9%，按2010年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8.712年进行计算，相当于使得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6年。

笔者对这两者之间很强的正相关系是认可的，但是否是一种明确的因果关系，认为还有待讨论。

（一）清代各府进士的数量与社会生态呈较强的正相关系

1. 关于为何按清代进士进行讨论

本文之所以用清代各府进士的分布，回应《科举万岁》中的明清进士，首先是因为，明清两代各府的数量及其辖区不一，作者也没有说明两朝是如何处理的，故本文无法对应。第二，笔者根据相关研究，发现明清科举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地区，会对其地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无限的。若其地的科举成绩不再反弹，或无其他特殊原因，那么，其曾经的科举优势，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的比较明显的影响，通常持续百年左右。如明初科考中江西吉安府一枝独秀，出了425个进士和34个巍科人物（会试第一名及殿试前四名），同一时期在全国遥遥领先。此后进士人数开始下降，但到明下叶，在全国还处于较高的水平，且由于社会运行的惯性，明中叶中国文化的制高点仍在江西吉安府。[4]到了清代，进士数量继续大跌，使得有清一代，吉安府的每县进士人数降至全国平均水平。[5]与之对应，吉安府有全国影响的专家学者在明代产生了13位，而清代一个也没有。

再如，虽然清代安徽的进士不是很多，但科举考试的顶尖者、比进士更能反映各省人文兴衰的巍科人物表现不俗，居全国第三，与人才的排名一致。到了当代，清代进士和巍科人物均排前两位的江浙，在当代的两院院士排名中仍包揽前二名，而安徽的名次已降至第九位。这是因为，安徽的巍科人物高峰期在嘉庆前已结束了。与之对应，安徽人才的黄金期在清中后期（专家学者的出现通常是滞后的），到了20世纪上叶就成強弩之末了，[6]至于对当代人才的影响，则几乎没有了。

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上千个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基本上产生在科举发达地区，在其科举高峰期形成至结束后的百年内。如吉水之罗洪先、晋江之李贽、上海之徐光启、余姚之黄宗羲、鄞县之万斯同、昆山之顾炎武、桐城之方以智、侯官之林则徐、湘潭之王闿运、南海之康有为，莫不如此。[7]

笔者发现，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清代全国117个出50名以上进士的科举发达州县，排除地级市辖区（下同），其中106个县（次）参与2001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和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比较，近六成进入双百強县。[8]近日，我对明代115个出50名以上进士的科举发达州县进行梳理，发现有49个州县没有进入清代出50名以上进士的科举发达州县之行列，我又对其中的60个县（次）参与同样的比较，进入双百強县的仅6个10次，占参与比较的17%。而这6个县，除了河北任丘（华北油田总部驻地，内有2个大型石化企业），其余5个皆在沿海发达地区，可见都非由于科举的影响。而江西等5个内陆省份参与比较的18个县，无一进入双百強县。[9]

本世纪初两院院士的分布，也大致如此。

史料表明，明代科举发达县，若在清代未能保持其优势，或无其他特殊的条件，对该地当代的发展就几无影响了。因此，如果明代进士与清代进士单独统计，来讨论与当代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的关系，尚有比较的意义；而把明代与清代进士捆绑在一起，就淡化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因此，用明清两代合计的各府进士的数量，来讨论与当代人力资本之间等存在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2. 进士的数量与社会生态

为便于分析，我们先罗列清代全国进士最多的15个府、进士接近平均水平的15个府、进士最少的15个府之三个层次（详见表1），作进士数量与社会生态的比较。

在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土地及其利用是最重要的。假如说地形是土地的表征大致不错，我们以表1所列各府主要涉及的三大地形：山区、丘陵、平原来比较。进士最多的15个府，至少其核心地区（府附郭县及附近），几乎都是平原，近半还在海边。除1个京师、9个省治所在地外，其他5个都在河流密布、水运便捷、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即15个进士最多的府，有7个在长江三角洲，接近一半。换句话说，这15个进士最多的府，其客观条件是清代绝大多数府所不能比拟的。

进士最少的15个府，都以山地、丘陵为主，如云南省普洱府山区面积占98.3%；除浙江省处州府外，其它府都在内陆省份，且大都离省治较远。

进士接近平均水平的15个府的地形，大致介于前两者之间：山地、丘陵、平原为主的约各占三分之一，其中有4个府在沿海，离省治的距离，整体上比进士最少的15个府也近。

资料来源：沈登苗：《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1期。

说明：直隶州、直隶厅省略，县数中包括散州和散厅。另，表中各府进士总数与每县进士平均数的前后排列有冲突，但由于层次分明，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一般地说，明清时期，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中心高于边远（相对于省治）地区；平原地区好于山区和丘陵；沿海地区强于内陆地区；交通（当时主要是水运）发达地区胜于交通闭塞地区。进士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与进士的多少成正比。笔者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何炳棣的进士分布是人文地理分布，乃至是研究广义社会“力量”“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之论断的。因此，文章中的明清时期各地出进士的多少，与同一地区当代入学年数呈较強的正向关系是成立的；同样的道理，在同一地区，科举时代的科举成绩，与当今夜间的灯光密度呈正相关性，也是成立的。这些都事实上印证了科举取士的客观性。

换句话说，社会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了进士的多少。而我国的基本生态千年间几乎未变，那么，在整体上看，明清时期各地出进士的多少，与同一地区当代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的正相关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所揭示的犹如孩子的身高大致与父母的身高成正比一样，无非也是一种常识。问题在于这是否主要的因果关系？我们继续讨论。

（二）关键时段的反证说明了什么

《科举万岁》中有一组很有说服力的举例：作者利用中国历史上三个不同时期的数据，发现进士密度对晚清高级官员的籍贯有显著的影响，对民国时期高级官员的籍贯仍有较大的影响，但对中共一大到十九大中央委员的籍贯影响已不大了。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各府进士密度对后世人文的影响，随着科举时代的终结与远去而逐步减弱。另是进一步印证了笔者前面讨论的：科举优势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通常是百年左右之观点。[10]反过来说，对于科举终结后的各地影响来说，往前一百年，也即晚清百年的科举成绩最为关键。

图一（《科举万岁》一文图二，第2041页）

由此而不难理解：如果科举考试中的成功率，与当代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系，那么该文中的一个稳健性检验：以50年为间隔划分进士总数，做每个时期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进士数量的回归线，则这条线应该是逐步上升的，至少是比较平稳的。遗憾的是，我们从《科举万岁》（原图二，见上）看到：明清进士密度对当代人力资本成果的影响，是一条有起伏的曲线，大致呈一个不规则的M状。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最后两个时段的曲线，本该是上升的，至少应该是平行的，可曲线却从1800年的高峰（约0.23）出现拐点，由上升转为下降，一直滑至1904年的低谷（约0.07），跌幅约七成。

前面已述，如果进士密度与当代人力资本之间有正相关系，那么，科举终结前的百年间，也即原图中的1800—1904年的进士密度是最重要的，且越接近最后一科的1904年越重要。可统计的结果恰恰相反。关键时段的反证说明同一地区科举时代的考试成绩，与当代人力资本之间的正相关系，其原因不是进士密度，而是社会生态环境。若此处的计算没有错，作者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致命的缺陷，《科举万岁》的作者没有发现并修正他们的理论，那些在学术上肯定此文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海内外名校的教授们，[11]也都视而不见。

（三）对原图二“M”型曲线的初步解释或分析思路

《科举万岁》中，原图二及其“M”型曲线（回归系数），比较能反映明清进士分布内在规律。作者承认回归系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惜对此没有做必要的诠释，读者难窥其全貌。笔者仅根据自己的认识，对此做初步的探索。

笔者认为，该曲线反映的应该是以江浙为核心的，明清10个历史阶段（除第一阶段80年，最后阶段54年外，其余8个阶段皆为50年），各府进士的集中程度或曰分布的不平衡性。进士分布的不平衡性，无论是省级还是府县，几乎贯串整个科举时代，只不过不同时代的密度在地域表现上不同罢了。

南宋开始，全国的文化重心一直在往南推进。宋末至明初，文化主流大致抵达浙江中南部、江西中部和福建中部沿海。与之对应，两宋至明初全国进士人数的前三名，基本上被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包揽。具体来说，北宋全国进士的前三名是闽、赣、浙；南宋全国进士的前三名是浙、闽、赣。两宋合计全国进士的前三名是闽、浙、赣。[12]元代全国进士（左榜/南人）的前三名是赣、浙、湘。[13]明初全国进士的前三名是赣、浙、闽。[14]天顺年伊始，浙江的进士超过了江西，江苏的进士凌驾了福建，至成化年，江苏的科甲又迈越江西。从此，江浙互相颉颃，迭为雄长，真正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除了个别科年，江浙科举的绝对优势一直保持至乾隆末。[15]回归系数中的1368—1800年之趋势，与此吻合。更重要的是，这段总体稳健上升的曲线，符合上文讨论的离当代越近，进士密度影响越大，或者说离当代越远，科举实绩的作用越弱这一规律。不过，对于进士密度的影响可上溯五六百年之推算是否成立，笔者仍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因为无论怎样变化，科举发达的府总是在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区轮换，这是铁律。也可以这么说，明清时期任何科举发达的府，其地今天的境遇几乎都好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至于清初（1651—1700）产生的低谷，这可能是满清政权统一全国的过程，及其知识分子的配合程度所导致的。虽然，整个顺治朝江浙的进士仍占据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份额，但已被冀鲁超越，同一时期，豫晋也赶上了赣闽，使宋元以来科举重心首次短暂回归北方。尤其是清廷开科的顺治三年，明代科甲鼎盛的江浙赣闽东南四省的进士只有区区7人，不到全国总数373人的2%，而北方的冀鲁豫晋四省的进士有354人，占了全国的95%，[16]几乎使科举优胜地区的府县瞬间重新洗牌，这应该是造成1650年左右进士密度影响进入低谷的原因。

《科举万岁》的作者把1801—1904年回归曲线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政权面临外来侵略和国内规模巨大的内乱冲突所至。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的确加速了科举制度的终结；咸同兵燹更是动摇了满清政权的根基。但在科举制度落幕前，不仅考试的频率有条不紊，而且平均每年（1821—1904）录取的进士创造了明清时期的新高（年平均119人）。

为此，我们拟分析清代全国进士分布的二大趋势及其原因。受朝廷用人方略及文教政策的支配，清代进士的分布呈两大趋势：一是省际的人数越往后越均衡；二是各省内部进士越往后越向省治、府治集中。

清承明制，初期会试配额大致沿袭了南、北、中卷制度。[17]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为改变“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清史稿·选举·三》）的局面，把科举的区域分配做到了更加平均——分省取中。这一使会试名额分布更趋均匀的宏观调控国策，在执行第一年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起作用，至嘉庆朝大显成效。而此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江浙的进士份额，分给了边远数省。如嘉庆开始，江浙的进士在全国的占比，由康熙朝的30%、乾隆朝的25%，急剧下降到了18%，咸同光最后三朝，一直徘徊在15%左右；相对于此前的三四百年间，至少下降了40%。与之相反，云贵的进士在全国的占比，由顺康朝的1.1%，上升到雍正朝的5.4%，此后都在4.8%以上，其中嘉庆朝和光绪朝都超过了7.3%。[18]

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与科举制度相始终。清中叶以前，我国的书院规模偏小，直接培养的人才并不多。为兴贤育才，寓控制于支持，清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各总督、巡抚“各赐帑金一千两”，于其驻节之地建立省会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19]弘历继承了乃父的政策，并进一步明确了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性质，揭示了“广学校所不及”的作用，确立省会书院以“古侯国之学”的身份，列入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填实了长期以来在京师与地方基层学校之间的一个真空。从此，府州县学在国子监当中有了“递升之法”。[20]稍后，各道、府、州、县级的书院也相继建立。随着各级书院等级的确立与招生的层层筛选，书院的梯级(省→道→府→州→县及镇乡)效应逐渐形成，城市的优势开始凸现。长期以来作为教育重心的州县与乡镇，其高材生源源不断地流向较大的城市，县及以下的书院的生源发生质变。由唐宋至元明乃至清初县域进士的多寡，并不取决于其所在地的行政级别的高低，全国进士最多的县也不一定在地方最高治所的历史到此结束。故清后期各省内部进士越往后越向省治、府治，尤其是省治附郭县集中。[21]

所以，笔者始终认为，影响进士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是国家的宏观决策和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这正是科举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一。

也就是说，科举废止前的百年间，进士的空间分布做了最后一次的调整。这可能是以江浙为代表的不少原科举领先府，在清代后期不再彰显，反映在原图二上呈下降的原因之一吧？

按理来说，晚清百年科举优胜地区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重叠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举人、进士和各类精英都向大或较大的城市集中，对其地后世的社会发展应更为正向，如果《科举万岁》的统计没有出现技术问题，结果怎么会相反呢？笔者揭示科举结束前百余年间，中国教育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和承上启下的作用，仅提供线索和分析思路，对原文图二曲线的走向之影响究竟如何，未做结论。

但这不影响关键时段的反证，是该文重大缺陷之判断。

二、对“工具变量”立论的质疑及何以解释科举领先府的变迁

《科举万岁》主要展示的第二个问题：各府到最近的松木和竹子产地的平均河流通航距离，是科举教育的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我的理解，这两段的距离越短越易出进士。

作者指出，通过科举考试，要熟读四书五经，以及大量参考文献，需从印刷中心获取书籍。也许作者只找到19个印刷中心，而用于印刷技术的油墨的松林产地和造纸的竹林产地，分别有27个和65个，这些原材料需要通过河流运输。于是，作者认为，各府到其最近的松林和竹林产地的平均河流通航距离，可以用作进士密度的工具变量（以下简称“工具变量”）。统计表明，各府每万人中的进士数量（进士密度）增加1倍，将导致今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8.5%。按2010年平均值8.712年进行计算，相当于使得今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74年。

笔者不知道这个“工具变量”是如何计算的，更不知道与“基准”中的正向关系的数据为何不同，仅就资料较多的毛竹产地和印刷中心之作用，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一）毛竹生长环境对产地及其印刷中心地的影响

（1）由于毛竹生长对气温（年平均15℃-21℃）、降水（通常800MM-2000MM）、海拔（最适宜500M-800M）等都有要求，故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甘肃及陕西大部，也即约三分之一的考区基本不产毛竹，这些地区的科举实绩如何以工具变量来权衡？

（2）明清时期的印刷中心，大都在远离毛竹产地的大城市或较大的城市离毛竹产地较近的印刷中心地区有利于科举考试，这在书籍需求不大、商品流通不畅的时期是有一定依据的。如两宋时的13个刻书中心，福州、建州、明州的进士进入全国前十名，成都、杭州、衢州、婺州、湖州的进士进入全国前二十名，另外，苏州、绍兴、严州的进士名次也不低。又，全国进士第8名的四川眉州

（这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三苏”），也是著名的刻书地。可以这么说，两宋科举发达的府与刻书中心的分布基本一致。

但是，在书籍需求巨大、商品流通相对顺畅的明清时期，情况就不同了。

书籍印刷作为图书产业的一个中间环节，其上流是造纸、制墨等原材料，其下游是图书的销售，包括批发和零售。从上流获取原材料固然需要考虑运输成本，但往下游的成品同样存在物流支出，且到了一定的规模，后者比前者的成本可能更大。因为相对于品种繁多的图书运行，毛竹、松木这些大宗原材料的运输是单一的。借用今天的话语，销售决定生产，生产决定采购。对于明清时期的书籍印刷，尤其是较大规模的刻书从业者来说，其印刷场地选择的权重一般是图书的销售，这大于原材料的供应。因此，尽管历代的刻书要地也大都离城市不远，但到了明清，著名书籍印刷场地更依赖于较大的城市或交通要道。尤其是“时文”的印刷，更要考虑资料来源和制成后销售的时效性，这就非较大的城市或交通要道莫属。

明代刻书要地，包括南京、北京、杭州、苏州（含常熟）、徽州、建宁。[22]明万历后，江南（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的出版印刷业已超过了福建建阳，在全国独占鳌头。李伯重先生借用明末学者胡应麒（1551—1602）的话说，“仅只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就已占全国出售之书的7/10”，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比明代更盛。也就是说，至少从明末至清代，江南八府印制的书籍垄断了全国的出版印刷业。虽然明清江南也出毛竹和生产纸张，但图书需求的大增，使该处出版印刷业所需要的纸张，越来越严重地依赖输入，如汲古阁主人常熟毛晋（1599—1659）为了印书，每年到江西定造纸张。福建著名的建阳竹纸（建阳扣），康熙后则被吴中书坊独揽。所生产的书籍越来越多地销往外地，包括出口日本等国外。[23]再加上整个北方，如北京、聊城等的图书用纸，几乎都要从外地购入。[24]这样，至少从明季到科举终结，全国大部分图书的印制场所，与毛竹生长地的距离已无关系了。那么各府到最近竹子产地的河流距离之“工具变量”，是如何切入的呢？

（二）几个代表性“中心”的反证

《科举万岁》一文作者，之所以认为各府到其最近的竹林产地的距离，将是进士密度的一个工具变量，其论证的逻辑链应该是：毛竹生产纸张，纸张可印刷四书五经及参考文献，拥有这些图书就有利于科举考试。那么，我们找几个明清具有代表性的造纸中心和印刷中心，检验其论证逻辑是否成立。

1. 几个造纸中心的实证分析表明它们无助于地区的科举成绩

以铅山县为代表的江西广信府，自元至清素以造纸闻名。铅山县在清代的经营方式是：槽户以造纸为家庭主业并组织生产。通过本地商贩、外地商人的贩运，铅山所生产的纸张汇集于附近的专业市镇，再经河口镇打包或加工，行销于北京、武汉、上海、杭州等全国各地。[25]然而，清代江西广信府所属7县共出进士才81人，每县人均数不足全国平均水平（17人）的七成。[26]

再如，浙江衢州府5县都盛产毛竹，也是有全国影响的造纸基地。[27]不过，衢州府在清代的科举表现更差，5个县的进士才区区34人，只及全国水平的四成。

又如，清代陕西造纸业比较发达的汉中府和兴安府、商州等秦巴山区，无一不是科举落后的地区。[28]

2. 几个远离大城市的印刷中心也无助于明清地区科举成绩

福建建宁宋以来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出版地之一。建宁曾创造过印刷中心与科举实绩挂钩的最佳记录：建宁以809名进士，遥居北宋全国府级榜首，[29]这与建宁是早期移民入闽的世家聚居之地有关。不过南宋后，建宁的科举一路下滑，至明代县均已不及全国（18人）的平均数，清代更不到均值的四成。

再如，福建连城县的四堡镇，是明清时期我国四大古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其地处闽西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交界的一个偏僻村落群。[30]而这4县所在的汀州府，也是清代科举落后的地区。

笔者并不是说，造纸中心、远离较大城市的印刷基地一定科举落后，只是感觉地处丘陵、山区，交通不便的毛竹主产地，及其以此为依赖的造纸中心、印刷基地，经济、文化水平怎能胜过平原、城市和交通方便之地呢？换句话说，离毛竹产地近的地区，有利于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是一种想当然的话语。

不过，本节提到的广信府、衢州府、建宁府，其明代的科举收获都好于清代；在明代，这三府的前期也都优于后期。这是不是说明毛竹主产地，及其以此为依赖的造纸中心、印刷基地，随着历史的进程对科举的影响越来越弱，直至消失呢？

综上，约三分之一的考区基本不产毛竹，明清多数时期的多数图书用纸与毛竹产地远近无关，依赖毛竹的造纸中心和印刷中心无助于地区科举业绩。这样，作者的“工具变量”岂不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笔者对离毛竹产地河流距离近的府易出进士之论的质疑，不算是吹毛求疵吧？

（二）怎样解释科举领先府县的历史与地域变迁

1. 明清科举领先府县的历史与地域变迁

我们假设各府到最近的竹子产地的河流距离，是科举教育的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是成立的。但是，各府到最近的竹子产地的河流距离几乎千年不变，那么，其影响应该是明清相似的。然而，明清科举领先地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举领先地区是不同的，以及同一地区在不同的时代在科举考试上的地位也是不同的。那么，“工具变量”怎样解释这两个变化呢？

资料来源：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283页；沈登苗：《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1期。

说明：明代的西安府、开封府、顺天府、济南府的进士也较多，但这些府的属县颇多，实际每县的进士仅达全国平均水平，故不列入十強府。

姑且不论盛产毛竹的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南方的科举大省，相对于明代，清代的进士在全国的占比是下降的。相反，基本不产毛竹的河北和山东等北方的科举大省，相对于明代，清代的进士在全国的占比是上升的。我们仅摆出明清各10个科举领先的府、县的改观来讨论。

由表2可知，其一，相对于明代，清代进士十强府换了4个，进士十强县变了8个，平均更新了六成，说明变化的概率不小。尤其是福建省兴化府及其莆田县，江西省吉安府及其安福县，落差更甚。兴化府在清代只出了62个进士，只及明代的12%；莆田县在清代仅有54个进士，只占明代的11%。吉安府在清代仅有182个进士，只占明代的22%；安福县在清代仅有49个进士，只及明代的24%。其二，明代的十强府，有7个在非省城所在地；进士十强县，除闽县、南昌外，其余8个都在非省城所在地，且非府附郭县也有3个。清代的十强府，有7个在省城（含京师）所在地；进士十强县，除武进是普通的府附郭县外，其余9个都是省府附郭县，且非府附郭县1个也没有了。此外，明代进士十强府，仅分布在5个省，进士十强县仅分布在4个省。而清代进士十强府，分布在7个省，进士十强县分布在6个省。这些都是清代进士分布的两大趋势之生动的写照。

那么，对于如此大的变化及呈现的变化规律，如何用竹子产地的河流距离这“工具变量”来解释呢？

2. 长江三角洲的人文为何长盛不衰

明中叶至清末，在长江三角洲形成了明清全国区域面积最大、登科人数最多、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佳的科举中心。这仅占全国1%的土地上，[31]在清代产生了占全国半数的巍科人物和42%的专家学者。[32]高能聚核、人才共生效应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实乃世界人才史上所罕见。

受百年树人规律的影响，20世纪文化、学术论坛上的最大盟主，仍属江浙。不管从任何时段、任何专业统计20世纪中国的杰出专家学者，江浙总是占全部的四成左右。江浙的人才，又十有八九云集在以苏-杭为中轴线的长江三角洲。[33]

前面提到，科举优势终结后，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通常是百年左右。而长江三角洲的人文为何长盛不衰，且至今仍充满生机呢？

如同在一样的温度下，体积越大的冰块融化的时间越长一样，长江三角洲形成的科举中心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全国之最，其影响自然就久远。

但百年过去了，江浙的人文热依然，其主要原因就不能用科举影响来解释了，必然有其它原因。笔者认为，决定因素是近代以来上海港的崛起。

鸦片战争前，江浙的文化高峰已过，苏-杭人才轴线出现动摇的迹象。据笔者对清季进士、巍科人物和著名书院的分布，及其“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港对腹地辐射之影响等分析，若无外力的干预，按清王朝固有的模式发展，苏-杭人才轴线很有可能被广州-长沙-武汉人才轴线所取代。近代岭南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异军突起，就是其表征，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也非偶然。

既而，鸦片战争影响了中国的经济重心及其社会向中西部发展的趋势。五口通商后，上海港仅用十年时间，就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外贸中心港——广州港。自然，我国经济的重心由广州北移到上海，直至今日。这使开始式微的江浙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也有利于这一区域。

顺便提及，考虑到读者可能以为进士的持久影响，主要是因为繁荣的长江三角洲，产生了很多进士这个地区驱动。为了检验这种地方因素的解释，《科举万岁》的作者排除了长江沿岸的30个县，结果显示历史上进士密度的影响同样稳健。

笔者认为，这个排除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因为30个县，约仅占全国县级行政区总数的2%左右，占比不够大。更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虽然是明清全国最大的科举中心，但其内部产生的进士也是不平衡的；其核心地带不是在长江沿岸，而是在太湖流域及其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笔者粗略地统计了江苏、安徽[34]长江沿岸的34个“县”，据比较，这34个县，明清进士超过100人的县仅10个（安徽片一个也没有），大概涉及长江三角洲科举发达县的四分之一，自然不会伤筋动骨。

三、向作者请教若干问题

非常惭愧，本人不懂英文，借助网上的五六篇译文撰写了此文。[35]这些译文都是机器翻译的，不大可靠，因此笔者只知原文大意。如文章考察的278个基本行政单位：“府”、“县”、“地区”，每篇译文都是各译各的，并不统一。又由于本人统计学知识也很浮浅，全文读来，不是囫囵吞枣，就是一知半解。因此，若本文不可避免地对原著产生的误读、误解，愿意向原作者和本文读者诚恳地道歉。

我之所以敢于动笔讨论，是因为从目前公布的成果看，此前对明清进士做过府级统计及相关研究的学者，至少在中文学术界屈指可数。这可能是三四年过去了，大陆科举学界似无人就此进行评论的原因吧？同时，《科举万岁》一文，貌似对科举制度作了比较正面的评价，实则给人以进士录取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之感：进士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出生地。如果这个出生地是指较大的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倒非离谱。但作者把离山区或丘陵较近的，古今都没有多少优势的区块，以及南方山区丘陵普遍都有的毛竹产地，作为支配进士地理分布的一种显见的、关键的要素就显得很牵強了。试问明清进士十强府、十強县，哪一个凭借附近的毛竹产地胜出的？

一个进士的获中，一般需要生活优裕、智商较高又勤奋的家庭或家族数代人的努力，偶然现象几乎没有。一个科举发达地区的形成，更需要无数这样的家庭上百年的积累，而且几乎都出现在当时社会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根本不存在偶然现象，更不会产生在无特殊条件的穷乡僻壤。这就是科举考试及其科举人物分布的客观性。

发出“迄今为止最为漂亮的一个工具变量”[36]等赞誉之词的作者，恐怕仅看到其计量技术完美的形式吧？可惜“工具变量”揭示的逻辑与诸多史实不符。把进士录取的一大原因，假设为一个几乎无关联的地理因素，恕我直言，这对科举制度有具体否定之嫌。

同时，在“工具变量”有可能作为一种志趣在科举学界流行时，笔者善意提醒，不论研究方法如何创新，都不能疏离基本事实，更不能与史料相悖。笔者也希望相关论文要把基本史料及其来源、基本参数及其应用交待清楚。只有阅读无大障碍的论文，才能使人获得更多的启发；只有经得起复检的史料和便捷应用的途径，才会有更大的借鉴和推广意义。

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原文，最后向作者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一）基本史料

1. 46，908名进士是如何确认的

文章考察的明清进士总数是46，908人，其依据似乎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该书“前言”明确指出：“明、清两代先后举行过进士考试201科，取中旳进士共51，624人”。[37]“51，624人”是否准确，似乎无人核查过，但大致不差。其中清代进士26，849人几成定论，[38]明代进士数略存争议。笔者前几年把明代有籍贯可考的进士修正为24，550人，[39]郭培贵教授统计的明代进士是24586。[40]如果去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的崇祯十五年（1642）263个“特用出身”，目前学界统计的明清进士数是很接近51，361（51，624-263）人的。《科举万岁》中的明清进士，比实际少了4，500人（内含未载籍贯的清代八旗进士1，417人）左右，差异近十分之一。那么，作者排除了哪一时段、哪一部分的进士呢？

作者为了控制区域流动因素，剔除了1，370个出生地与考试地不同的样本。[41]我的理解，这部分人应该是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进士，学界称“双籍进士”。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双籍进士明代为2，821人[42]，清代仅16人，合计2，837人。由于我们的资料来源相同，那么，差额的1，467人（2，837-1，370）又是如何排除的？

2. 府所指及处理

文中的278个府，是否清代全部的府级行政区，包括直隶州、直隶厅？如果是，明代的如何处理？因为明代的府少于清代；清代的若干府、直隶州、直隶厅是新析置的。如江苏太仓州，明隶苏州府，雍正二年（1724）升直隶州，那么，明代太仓州的进士如何归属？

3. 人口所指及处理

文中的分府人口数据采用的是曹树基教授的成果。曹先生的明清人口史提供的比较完整的全国分府人口数，主要是明初（洪武二十四年）、清中期（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清末（宣统二年）等四个时期。[43]根据每万人进士密度1.034（原文第2，041页），讨论进士总数46，908人推理，文中涉及的总人口理论上是45，366万。那么，文中各府的基本人口数，是否按最接近理论数的宣统二年（1910）之43，604.2万[44]提取的？由于明中期至清初的分府人口数厥如，那么，相应的几个分期的人口数是如何提取的？

（二）基本参数

1. 对各府每万人进士密度的试应用

按《科举万岁》的基准估计：各府每万人中的进士数量，即进士密度（1.034）增加1倍，将导致今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6年。本人欲应用一下，不知理解是否有误。先试算一个进士密度高于均值的府。如福州府明清进士有1，352人，清末人口为254万，进士理论数263人，实际增长5.14倍，则福州市2010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增加3.084年，加上基数8.712年，共11.796年。如果这个算法是对的，我们再计算一个进士密度低于均值的府。如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府，明清进士有208人（已扣除不隶清代庐州府的六安、霍山、英山等3个州县的明代进士24人），清末人口为362.2万，[45]进士理论数375人，实际进士人数只有理论数的55.5%，那么，合肥市2010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减少0.267年，即该年合肥市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445年，比同为省会城市福州市人均少3.186年。由于庐州府的进士密度，约处于目前各省城对应府的平均水平，如果这两个府的算法无误，意味着2010年全国一半左右的省会城市，其人均受教育的理论年限，要比福州市少28.4%；如果按“工具变量”的增加0.74年计算，则要少三分之一。这可能吗？

如果以上理解和计算不妥，请作者指正，并各举例说明。

2. 各府到竹子产地的河流距离的参数

文章认为，各府到最近的竹子（松木略）产地的河流通航距离，是科举教育的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按我的理解，这两段的距离越短越易出进士。那么距离的平均参考值是多少？小于或大于这个参考值，容易或不容易产生进士，能否举例说明？

3. 增加的受教育年限为何不同

窃以为，该文的最大贡献是，基准估计：检验科举考试制度对当代人力资本水平产生的长期影响，发现各府每万人中的进士数量增加1倍，将导致该地今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6.9%。“工具变量”是考察作用于进士密度的一个视角，其运用是否正确，应该都不影响正向系数。但为何结果导致今天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8.5%？笔者百思不解。

以上种种疑惑，请作者拨冗赐教。

2024-06-21

*为了尽可能避免误读、误解，笔者曾于2024年5月25日，通过朋友把此文的《征求意见稿》邮发给《科举万岁》的三位作者，希望获得沟通。惜至今未曾得到他们的反馈。此外，拙作得到了众多师友（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均不示姓名）的帮助，但若文章存在问题，均由本人担责。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注释：

[1] 2022年，中央民族大学田方萌博士告之：这两年有一篇英文论文，将明清时期地区的科举成绩和当代的人力资源、经济表现等联系起来考察，发现两者呈正向关系，田还提示，其实这个关系是我首先讨论的。由于本人不懂英文，也没有关注。现在证实，那篇文章就是《科举万岁》。

[2] 如梁若冰，谢骐宇：《科举与科技：基本人力资本的视角》（《世界经济》2024年第3期）一文，借鉴了《科举万岁》的研究方法。尽管该文通过“科举登科人数与科技人物数量存在显著正相关系”，从而得出了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人才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结论，同样可以商榷。

[3]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216-221页。

[4] 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

[5] 沈登苗：《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1期。

[6] 沈登苗，杜土玮：《进士、巍科人物与人才》，载《新京报》主编《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察》，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9页。

[7] 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一）》，《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

[8] 沈登苗：《教育的深远影响——关于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年中国最发达100名县（市）》，《调研世界》2003年第1期；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第二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竟争力百强县（市）名单》，《经济日报》2002年12月10日；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按：该文对“双籍进士”按乡贯统计，与吴宣德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提供的数据略有出入，但影响不大。

[10] 这与科举社会流动研究中，通常只统计父、祖、曾祖三代（高祖及以上祖先的影响不大了）的道理一样。

[11] 见原文《编者按》。

[12] 详见（美）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9-298页。

[13] 据本人对萧启庆著《元代进士辑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的统计。

[14] 由此可见，在明初之前，江苏的进士一直在前三名之外，却与前三名存在较大的距离。这说明，明初之前，所谓的“苏-杭人才轴线”（陈正样语），根本不可能形成。另，笔者以上铺陈，也是为了回应原图二曲线的上溯。不过，对于明初以前的曲线不断下降之原因，我的分析主要并非是时间渐远，而是区域的变化。

[15]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16] 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17] 刘海峰：《科举取材中的南北地域之争》，载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50页。

[18] 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19] 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4-855页。

[20] 清高宗：《训饬直省书院师生》，载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第857页。

[21] 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招生考试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

[22]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93，340-390页。

[23]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4] 张弘、韩帅：《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以运河区域为考核中心》，《东岳论丛》2014年第11期。

[25] 廖涵：《清代造纸业的小商品经济——以江西铅江县为中心》，《安徽史学》2020年第6期。

[26] 沈登苗：《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1期。按：以下的清代进士数都出自该文，不再引注。另， 笔者在《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中曾提出，平均每县出进士明代为18人，清代为16人，现把清代修正为17人。

[27] 陈学文：《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发展的新格局——以衢州的造纸业和木植业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8] 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29] （美）贾志扬：《宋代科举》，第289-298页。

[30] 项旋：《明清时期福建四堡的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业：关于邹氏与马氏家族坊刻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2015年。

[31] 这里所说的长江三角洲，是指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共14个城市。详见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修改稿）》，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22-239页。

[32] 沈登苗：《教育的深远影响——关于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33] 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4] 因为江苏省长江沿岸的县只有23个，故《科举万岁》排除的县应该包含了安徽省的，是按近几年的长江三角洲的概念取舍的。

[35]  这六个微信公众号及发布时间是：香樟经济学术圈 2020-12-10 ；唧唧堂 2021-02-28；功夫计量经济学 2021-03-15 ；武大美加所 2021-05-18 ；九乡河畔读书小组 2021-09-22；科举学与考试研究2024-03-12。

[36] 江河JH ：《科举万岁！妙哉工具变量也！》， 功夫计量经济学微信公众号 2021-03-15 。

[37]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前言）。

[38] 毛晓阳等：《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凡例）；沈登苗：《清代全国县级进士的分布》，《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1期。

[39] 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按：原文称此数排除了洪武三十年的夏榜进士（61人），现据核对，实际没有排除，特此更正。

[40] 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郭培贵著《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95页。

[41] 文章认为，排除的人数仅占样本总数46908个的2.65%。如此计算，应该是2.92%。而按2.65%反推，正好几乎等于51624个。这说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提示的进士总数，作者应该关注过的，只不过论文中没有出现罢了。

[42] 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

[43]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曹树基著《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44]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曹树基著《第五卷（上下）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4页。

[45]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曹树基著《第五卷（上下）清时期》，第694，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