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萧启庆先生对《元至正十一年（1351）进士题名记》考证后提出的，该科右榜进士38人、左榜进士45人的观点，在海峡两岸的元史学界几成定论。但据笔者辨析后认为，该科实际的右榜进士应该是36人、左榜进士应该是47人，并就萧启庆等人认定的不确之数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利用萧启庆、沈仁国的研究成果，罗列了一份比较完整的该科左榜进士之名单。

关键词：至正十一年进士；右左榜；萧启庆 ；沈仁国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萧启庆（1937-2012）先生，是当代元代进士研究的集大成者，《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元朝科举史料校注之二》一文，是他在该领域较早的学术成果。本文主要对其提出的该科两榜进士人数进行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与方家交流。

一、萧启庆对元至正十一年进士的初步研究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又称《元辛卯会试题名记》，刻石于元代后期。[①]本记为国子祭酒王思诚（1291-1357）所撰，记文内容包括两部分：一为叙述会试与廷试经过及试官名单；另一则为廷试合格进士的题名。是记“是现存的两种元代进士题名录之一，也是研究元季政治社会的重要史料”。萧启庆先生依据清王昶编《金石萃编末刻稿》（上虞罗氏贻安堂1918年刻本），进行了精心校注，旨在“为研究科举史及元季政治社会史的学人提供利便”。其初步研究成果发表在台湾《食货月刊》上。[②]在此仅讨论涉及进士人数问题的那部分。

元至正十一年辛卯科是元代科举第十一科，该科录取的进士总数《元史·本记》、《元史·百官志·选举附录》皆载83人，[③]应无误。但右榜与左榜的人数未明，此后学界似也无人提及。

萧氏在具体考证进士名单前，先用文字介绍该科人数：

本科御试录取进士八十三人，但本记题名录脱落甚多。蒙古、色目人榜今有一甲一人，二甲五人，三甲姓名全者二十五人，不全者二人，总计三十三人。汉、南人榜则有一甲一人，二甲五人，三甲三十四人，总计四十人。此外，蒙古、色目榜三甲各行中具有空位，显然名字脱落而应補者共有二位，而汉、南人榜三甲则有三位。另蒙古、色目榜三甲末留有三空位，汉、南人榜末留有二空位，如此等空位确系姓名脱落，加以增补，则蒙古、色目榜共有三十八人，而汉、南人榜则有四十五人，两者并不相等。

据笔者核对，所述右榜各项小计之和38人，左榜各项小计之和45人，总计83人，这表达没有问题。然而，此后罗列的各榜具体的名单（含脱落的人名空位，下同），与前面的文字表达并不完全吻合，如上面说“蒙古、色目榜三甲末留有三空位，汉、南人榜末留有二空位”，可考证中对此不着一字。[④]考证后也不再提及各榜确切的人数，前后不对应。由于笔者没有见到萧氏所校底本，不便对此作具体的讨论。

此后，在相关论文中，萧先生又重申了元至正十一年辛卯科进士右榜38人，左榜45人之观点。[⑤] 同时，此观点得到了大陆较早研究元代进士的桂栖鹏博士的认可。[⑥]此外，《中国考试文献集成》“据萧氏校补本转录”了至正十一年两榜进士的名单，据本文作者统计，其中右榜35人（含脱落2人，但不含增补），左榜44人（含脱落5人，但不含增补）。[⑦]这一方面说明，大陆权威工具书认可了萧氏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萧文的文字叙述与实际考证的人数不一致。而是书遗漏人数（位置）与萧文相同。

二、萧启庆对元至正十一年进士的进一步研究

为赓续钱大昕的未竟之业，弥补重构历代进士录联锁中的失落一环——元代进士录，萧先生积三十年之功，推出了《元代进士辑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是书可谓是当代元代进士研究的集大成者，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本人尤受益匪浅。

最近，笔者正以萧著为底本，以沈仁国先生的《元朝进士集证（上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为对照，进行元代左榜进士地理分布的研究，这自然涉及到至正十一年辛卯科的进士人数。

成稿于2011年的《元代进士辑考》，其“正编第一部：进士录二种较注” “贰、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第101-127页），对该榜进士进行了再研究。

这次萧先生以王鸣韶编《宋元科举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第262-263页），为底本进行校注。

与开始的研究方法一样，这次萧氏对进士人数也先用文字描述。有趣的是，与当初的研究相对照，这200多文字，只有在第一次出现“蒙古、色目”字样后缺一个“人”，以及三甲“名字脱落”处，汉、南人榜有“四位”（事实上，原文考证罗列的人名空位就是四位）取代“三位”外，[⑧]其它文字都照抄原文。也就是说，《元代进士辑考》的结论，至正十一年辛卯科右榜进士仍是38人，左榜进士也仍是45人。与此同时，大陆学者余来明先生也认可了右榜38人、左榜45人的结论。[⑨]

要之，元正十一年辛卯科右榜进士38人、左榜进士45人，在海峡两岸的元史学界几成定论。

然而，细查萧氏的考证，该科左榜进士中，一甲1人，二甲5人，三甲41人（其中脱落空位6人），合计47人。据对萧氏所用底本核查，[⑩]两者完全一致。又查沈仁国对该科左榜的考证，沈文罗列的人数，虽然在三甲进士中有2人脱落位置与萧文及其所用底本不吻合，但据本文作者统计，人数也是47人。[11]另，据对前揭钱大昕的《元进士考》提供的该科左榜进士题名核对，同样也是47人。到此，我们有把握说，至正十一年辛卯科左榜进士是47人，而不是45人。顺便指出，这2人之差，不是史料的考证问题，而是萧氏统计中出现的疏忽。这可能与作者的该科进士总数83人，减去右榜进士38人，剩下的就是45人的思维有关。

笔者对该科左榜进士的人数考证可告一段落了。但从至正十一年辛卯科进士人数的完整性来讲，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既然左榜是47人，那么右榜应该是36人而不是38人。故我又对萧氏考证的右榜及其底本进行了核对，两者完全一致，都是38人。虽然从脱落的位置看，自己早对右榜三甲第5名“脱因普化”后“此下似阙三人”产生过怀疑，但没有依据。那问题在哪里呢？笔者又查沈仁国对该科右榜的考证。沈的考证其它地方与萧文一致，唯有对“此下似阙三人”产生了怀疑，此处沈氏仅倾向于1人，但又不敢确定，在两个“□□”后留下了一个“？”。这使笔者恍然大悟。原来“脱因普化”后仅脱落1人，[12]也即右榜三甲中脱落的姓名小计不是5人，而仅3人。则至正十一年辛卯科进士人数的完整表达是：右榜36人，左榜47人，合计83人。

三、元至正十一年左榜进士名录

钱大昕（1727-1804）开元代进士研究之先河，其《元进士考》[13]“为重构元朝进士题名录奠立基础”。然“钱氏之后百余年间，一直无人从事此一工作”。[14]19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萧启庆、楼占梅、[15]陈高华、[16]沈仁国、桂栖鹏、余来明等，欣起了一个元代进士研究的小高潮。

由于真正以“重构”为使命而系统讨论元代进士的，开始主要是萧启庆，其《元代进士辑考》已对钱大昕以降，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相关研究和考证几乎都做了梳理。稍后，沈仁国先生“自1999年编纂《中国科举辞典》元代部分以来，也致力于元朝各科进士录的重构，并陆续发表了相关成果”，而更有利的是，沈的“吸收同好者的研究成果”，[17]也包含了萧启庆，这使他使用的史料超越了以往的研究。因此笔者的元代左榜进士地理分布的研究，以萧著为底本，以沈著为对照。

与元统元年的进士题名录比较完整不同，现存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录“鲁鱼亥豕，不胜枚举”（萧启庆语），其中左榜进士姓名不全、不确的有10人。这10人，萧沈二氏已补全或修正。但姓名全脱落的6人，现可以确认的仅3人，还有3人，笔者在沈著“有可能是本科进士者10人”[18]中予以辨认，换句话说，该题名录考证的人数，有3人还不是定论。至正十一年左榜进士题名录，详见表1。

表1  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科左榜进士名录

资料来源:

（台）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第112-127 页；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29-553页。

说明:

1、根据沈著，排除萧著中何诚、郭宏达等2人，增加梁森荣、张钦等2人。

2、本科进士题名，载左榜进士（含空位）共47人，现萧氏、沈氏考证已几乎全部到位，其中汉人24人（含高丽1人），南人23人。

3、为与相关研究一致，本表籍贯中路（府）的省份归属，按清代划分。

2024-02-05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原载《科举文化》2023年第二期第9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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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当代学者考证，现存北京国子监的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是由清代人依据出土品仿刻而成的”。见邢鹏：《北京国子监元代进士题名刻石调查研究——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刻石考辨》，《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

[②] （台）萧启庆：《元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校补——元朝科举史料校注之二》，台湾《食货月刊》（复刊）16卷第7、8期合刊，1987年，第325-340页。

[③]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46页；《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选举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06页。

[④] 钱大昕的《元进士考》（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9页），也只说“中间似脱”，并无“榜末留有”“空位”之言。

[⑤] （台）萧启庆：《赓续钱大昕的未竟之业：谈元代进士录的重构》，《科举学论从》2009年第1辑。

[⑥]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页。按：本文所见为电子版。

[⑦] 详见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文献集成》第四卷《辽金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3-914页。

[⑧] 这首先使左榜的进士人数出现不确。因为各处之和变成了46人，而结论仍在是45人。其次，也说明，文字陈述与实际考证的一致性，作者似仍不那么关心，这为前后数据的矛盾及其数据失误留下了隐患。

[⑨] 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⑩] 《宋元科举题名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似无出版时间信息），第262-263页。

[11]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20-553页。按：沈氏的宗旨是对进士身份的考证和辨析，是“资料的大汇集”（陈得芝语），故对该科的进士人数仅认可《元史》的83人，没有标注和讨论右、左榜进士的人数。

[12] 笔者之所以认可沈氏的质疑，是因为他的考证是“将国家数字图书馆高清数字托片《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碑》，与《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相对照”（这是萧氏所不具备的条件），逐行逐字地介绍并诠译了全文，包括罗列了每个进士姓名在题名碑上所处的行数及位署，几乎完整地复原了题名碑内容。见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第520-553页。

[13] 载陈文和主编 ：《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7页。

[14] （台）萧启庆：《赓续钱大昕的未竟之业：谈元代进士录的重构》，《科举学论从》2009年第1辑。

[15] （台）楼占梅：《伊滨集中的王征士诗》，《史学汇刊》（台北）12期，1983年，第57-76页。

[16] 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372页。

[17]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上册）》，第4页。

[18]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下册）》，第550-551页。

[19] 因南人已几乎都考证到位，故暂且把10个籍贯不详者都归入汉人。

[20] 增补的六人，赵麟、朱梦炎、鞠思诚等3人可以确认；张钦、艾实、刘应纲等3人，有待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