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年代的巍科人物与科学时代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知识结构和社会贡献上，不可相提并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也风马牛不相及。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代表当时民族的文化精英和最高荣誉。有趣的是，据笔者统计，清代巍科人物与当代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基本一致。由此得出结论：百年树人——学风的传承与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

笔者曾撰文指出：明清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区域人才高峰期一般产生在该区域科举高峰期形成至结束后的一百年内。后者的意思是说，某个地区教育的优势一旦积累，即使其式微了，由于社会氛围和文化家族的作用，也有可能在一个世纪内人才辈出。明清五百多年的历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1] 那么，科举结束后，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呢？现在看来，这同样适合用来解释20世纪中国尖端人才的分布。科举结束后的整整百年间，代表我国科学文化最高水准的两院院士，大多分布在清代科举发达，特别是巍科人物荟萃的地区。

一　清代巍科人物比进士更能反映清代的人才地理

进士的地理分布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2]。据笔者考证，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基本一致。如明清进士最多的江浙，同样也是出人才最多的省。但明清进士的考取受区域配额的制约，故各省登科者的实际水平不一，与人才的关系也要打折。 所以，按相对自由竞争获得的巍科人物，即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二甲第一名(传胪) 和会试第一名(会元) 的分布，更能反映各省人文的兴衰，详见表1。

如清代出进士最多的四个省是江南的江苏(含上海，下同) 、浙江与北方的河北(含北京、天津，下同) 、山东，江浙与冀鲁比是5736：4955，即1.16：1，前者比后者并不占显著的优势。江浙清代的专家学者与后者比是327：72，即4.5：1，与进士人数几无比较可言。然江浙的巍科人物与冀鲁比是294：61，即4.8：1，与专家学者的比例很接近。再如，清代安徽的进士排名仅居全国第十位，但人才却高居第三位，两者极大的不相侔称。但若以巍科来衡量，皖地擢高科者，仅次与江、浙，正好与人才的地位相等。而更典型的是，莫过于拥有全国56%的巍科人物的江浙，占据了全国49%的人才比例。

表1  清代进士、巍科人物与人才的省级分布

资料来源：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互相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说明：①本表大致以清同治朝的行政区为取舍，江苏含上海，河北含北京 、天津，福建含台湾；②巍科人数已排除会元在殿试后的复出者；③进士和巍科人物的数据，已根据江庆柏的《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修正。

表2 清代全国85个出巍科人物2个及以上的州县

资料及修正来源：同表1。

说 明：①长洲含元和、武进含阳湖、常熟含昭文、无锡含金匮、华亭含娄县、太仓含镇洋，通州、兴化属江苏省。②本表合计415人。

如同省级的分布不平衡一样，各省内部巍科人物的分布也很悬殊。各省巍科人物的多少，实际上取决于巍科人物领先州县的多寡。故为便利大家进一步了解清代科举优胜地区的具体情况，现将清代全国85个出巍科人物2个及以上的州县名单，在此首次披露（详见表2）。

上述州县，隶江浙的有45个，超过全国的半数。耐人寻味的是，杭州(钱塘、仁和)40人，苏州(吴县、长洲、元和) 39人，遥遥领先，几乎并列全国第一，这不由得人们想起了苏-杭人才轴线……

巍科人物较多的州县的分布与清代进士的分布基本一致。如出巍科人物最多的前31个州县，即出5个及以上的州县，无一不出是全国进士排名在前一百位的州县。其它54个州县出进士最少也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准——16人。换言之，在教育落后的州县，偶尔出一个巍科人物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出2个及以上，就没有如些幸运了。这一特征，与院士的乡贯故里相似。

再以这些州县为核心，对清代巍科人物的块状分布作一拼比，我们发现，清代全国巍科人物较为集中的有8个地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徽州-宁国地区、长沙府、珠江口岸、桐城(含太湖、怀宁) 地区、武汉及周围地区、福州地区。无可争辩的史实是，当时全国专家学者的麇集地，恰恰也是这8个地区。其中，清代全国出人才最多的22个城市，除淮安(其实它也与长江三角洲相连) ，其他21个城市，全部坐落在上述区域内 。

总之，从宏观上讲，巍科人物比进士更能反映清代的社会文化地理。

二　两院院士与清代巍科人物的籍贯分布基本一致

一个地区教育中心的形成需要数十、甚至数百年的积累。如鲜为人知的是，江苏全国教育核心地位的形成，仅从南宋算起，就花了四、五百年！在此期间，江苏似乎鲜有全国影响的文化巨人。但尊师重教的风尚一旦形成，教育资源久经积累，其恩泽往往也是数代、甚至十几代人。如清初至今，江苏一直执中国人才产地之牛耳。[3]再如，江西吉安无与伦比的全国科举重镇的形成是明洪武至天顺朝，但直到明中叶，中华出思想家、教育家最多的地区，仍非吉安莫属。有趣的是，许多学术大师产生在区域人才高峰期(指人才数量) 峰值过去、甚至是该轮人才高峰结束的前夜。如明中叶的欧阳德、邹守益、聂豹、罗洪先、何心隐、胡直之吉安；明后期的王士性之临海；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之昆山，黄宗羲、朱之瑜之余姚，万斯同之鄞县；近代的俞樾之德清，蔡元培、鲁迅之绍兴，王国维之海宁，陈独秀之安庆、胡适之徽州，莫不如此。这些一流人物的出现，不仅仅是该地文化成就的标志，也往往同时宣告此地斯轮人才高峰的终结。这说明，厚积薄发，重量级的学者孕育，需要一个地区或家族长期的文化积累。教育的回报总是滞后的；急功近利要不得；百年树人是规律。按：上述学人，大都出自数代书香之家。

今年却好是离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整整一百年。回眸这世纪中国顶级人才产地的分布，清代科举发达地区有否占优势？当时巍科人物的聚集地是否人才辈出？下面，我们试以最能代表20世纪中国人才产地水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分布，来回答这些问题。

1955-2003年，中国科学院历经十次评选，共推出院士1026人，本文又择取陈省身、吴健雄、李政道、杨振宁等22位属华裔血统，并有籍贯可考的外籍院士，合计1048人。中国工程院至2001年(十分遗憾，收不齐2003年58位新科院士的籍贯) ，拥有院士610人(内已排除32位双院士，但包括已故的院士) ，则笔者取样的两院院士总数为1658人。现按籍贯析出两院院士的省级分布（表3）。

表3  两院院士的省级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中国创新资源网"专家学者·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网站等。

说明：①江苏含上海(55/ 43) ，河北含北京(25/ 15) 、天津(13/11) 。按：以上斜线前为科学院院士，斜线后为工程院院士。②籍贯一般以上述网站公布的为准。被统计的对象约有五分之一的籍贯与出生地或现籍地不同。这部分人若按后者取舍，划入科举发达地区的比例更高，但为统一起见，一律按籍贯计算。

(一)   省级分布基本一致

不难比较，清代巍科人物排名在前的10个省，除江西外，其余9省都进入出院士最多的前10个省。院士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江浙两省的基本格局未变。

我们在分析传统教育发达地区的影响时，还要注意各省清代科举高峰形成的不同时间。如安徽41个巍科人物有33个产生在嘉庆朝及以前，且越到近世越少。与之对应，安徽人才的黄金期，是清中后期，到了20世纪上叶就成强弩之末了。可同处中部内陆省份的湖南，虽然只有20个巍科人物，但全部出现在嘉庆朝及以后，且越到后期人数越多。故湖南的近代人才高峰期自然要延续更长的时间。广东的情况，也与湖南相似。故如果以19世纪的巍科人物来观照当代院士的分布，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更大。

同样，也要分析院士产地在近半个世纪内的变化，区别1955年就出现的中科院院士和1994年才遴选的工程院院士的分布。如前三届（1955、1957、1980年）的472位中科院院士的分布，比1991年(第4届) 后的中科院院士及全部工程院院士的分布，与传统教育的关系更为密切。如这时段的院士，江浙籍的高达46.8%；以城市计，出院士最多的不是后来居上的上海，而是晚清全国出进士最多的城市——福州。再如，江西、安徽等省与山东等院士较多省的差距拉大，以及四川，辽宁等院士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工程院院士这一块。种种迹象表明，各区域传统教育鼎盛期离院士评选的届期越近，两者的关系就越大。如果没有近、现代教育的优势注入，传统教育对区域文化影响的极限是百年。事实上，步入新千年，传统教育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已接近尾声，全国院士产地分布呈均衡趋向，各省内部向大中城市，特别是省城倾斜。这与近百年来我国高校的布局和城乡教育条件、水平差异之现状是吻合的。

顺便指出，四川与辽宁的人文飙升，有特殊的原因。四川在20世纪初创办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成效显著，其学生人数在海内遥遥领先。[4]而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许多重点大学和文化机构也搬到了蜀地，这对四川的文化教育，带来了千载难缝的机遇。而辽宁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50年代后，更是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较集中的省份之一。因此，这两个省在20世纪末的人才产地竞争中有上佳表现，亦得益于教育。

(二)   领先地区与城市的分布基本一致

同巍科人物的分布特征一样，各省院士的排名，也取决于拥有产生院士人数较多的县、市、区的数量。因此，为便利分析传统教育发达地区对院士籍贯分布的影响，我们胪列出院士10位及以上的27个市、区，供大家讨论。

表4  全国27个出院士10人及以上的市、区

资料来源：同表3。

以上27个(隶江浙的有17个)市、区，有23个属清代科举发达的州县。其他4个市、区——镇海、成都、新会、厦门，都有特殊的原因。镇海(与他相邻的鄞县、慈溪、余姚都是科举发达的县)是近代宁波商帮的发源地，早在清末民初，发迹的镇海商人，就送子女到上海等大城市读书，或在乡里捐资兴学，造福一方；成都(清出进士29人，居四川第二名)是省城，还有上揭的两个有利条件；新会(清出进士47人，与50人的发达"标准"仅3人之差)与厦门，不仅是著名的侨乡，且近代教育得风气先。再细致比较，在院士最多的前11个城市(不含天津) ，除去上海(事实上，上海中应有不少属松江、嘉定、青浦籍的，本文仅析出3人) ，其余10个都出自清代巍科人物最多的22个城市。如果把当时的松江也并入今天的上海，那么，出院士最多的11个城市，就全部来自清代巍科人物最多的22个城市。

此外，与各省内部巍科人物的分布相似，江、浙、粤、湘、闽，院士的分布相对集中，其他省份，则较为分散。如诺大的北方，除了北京、天津两直辖市，没有第三个出8个及以上院士的市、区(全国共43个) ，这与清代31个出5位及以上巍科人物的州县中，北方只有京城的大兴1县，难道是巧合吗？

我们再以这27个市、区为基石，锁定全国产生近40个及以上院士的8个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地区、福州地区、长沙地区、泉州-莆田地区、武汉及周围地区、梅州-汕头地区。其中前5个地区和武汉及周围地区，都属清代8个出巍科人物最多的地区。如果考虑到前面分析过的安徽两个巍科人物集中的地区，其实际形成的传统教育高峰时段，对后世的影响已超过百年的极限之因素，那么，清季6个巍科人物最多的地区，就全部进入出院士最多的8个地区。至于泉州-莆田及梅州-汕头两个地区，不仅都是全国闻名的侨乡，而且，传统文化也相当发达，晋江(泉州)、莆田及嘉应(梅州) ，都系清代全国114个科举发达的州县，在各自的省内，学风仅次于福州及广州和顺德。

与清代长江三角洲的巍科人物，远远超过其他7个巍科人物较集中的地区之和一样，长江三角洲拥有的院士，也是其他7个产院士较多的地区之和所望尘莫及的。

由上可知，传统教育发达的省、地区与城市进入院士较多的省、地区与城市比较容易，而其他省、地区与城市，若要进入产院士全国领先或排名比较靠前的行列，就必须具备特殊的条件。

三  尖端人才的造就，社会风尚与学术氛围是首要因素

笔者曾在相关论文中，[5] 探析过院士等高级人才产地分布特征形成的原因，认为，就省级而言，院士集中产生在东南数省，尤其是江苏高居各省榜首，按人口统计，浙江出院士概率最高，以及江浙的院士又十有八、九汇聚在长江三角洲这一弹丸之地的成因，举凡20世纪各省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因素，着实找不出比这里曾经诞生了清代全国大半巍科人物这一史料更有说服力的答案。以出院士较多的城市论，不管以省级城市，还是大中城市；不管以面积，还是人口；不管以产值，还是利润；不管以交通位置，还是边境口岸；不管以引进的外汇额度，还是基本建设规模；甚至，不管以高校的拥有量，抑或是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在市民中的比例(教育的回报周期很长)，都不如是否系清代传统教育发达的州县，这一"硬件" 所具有的可比性。

总之，不管以任何单一的指标来盱衡两院院士、乃至20世纪中国其他权威学者，包括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1955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4人) 的籍贯分布，都不能与清代科举人物，特别是巍科人物的分布可相提并论。

顺便交待，据对院士家庭出身的初步游览，这些科学家绝大多出自书香之家，尤其是前几届的院士，属科举人物后裔的占相当高的比例。

本文的学术意义是，清代科举人物的分布，不仅是研究当时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 ，同样也是诠释20世纪中国杰出人才地理分布的最重要的参照系。也可反证：清代科举考试及其成绩排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这更说明，一个地区尖端人才的涌现，需要几代、甚至更长的文化积累，需要书香之家的长期接力，也就是古人说的，"百年树人" 。明乎此，我们对相关的热门课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获诺贝尔奖？以及我们何时才能获诺贝尔奖的探讨会显得更加理性与切实。

窃以为，一个国家、地区、民族，若要贡献较多的世界级的科学、文化帅才，或者说，要使自己的科学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最根本的条件是，持之以恒地营造一个全社会尊师重教、崇尚科学的风气和无数知识精英薪火相传、忘我求索的学术氛围。

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吾多么殷切地期盼着中华民族，早日并持久地出现这样的风尚与氛围，而不是再苦苦等待一个长时段后，仍来重复讨论诸如"近代中国何以落后" ？我们何时才能缩小与世界科学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抑或是我们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何时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大学" ？等等之类的话题。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以下本文的进士、巍科人物与清代人才的引文，皆出自该文（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

[2] 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第216页。

[3] 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 参阅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宣统元年全国三次教育统计图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295-330页。

[5] 沈登苗：《教育的深远影响》，《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

原载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53-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