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数五十五”。宇宙无限，时空永恒，然而“天地有‘数’”，居住的大地天空，同在的人间烟火，包括我们自己，皆被“数”字预储。有其命“数”，服从宇宙的命令，遵循时空的规律。有其定“数”，认识存在的终始，体会生命的意义。同时，就宏大格局而言，“天地之数”论又内涵积极的复兴再生论。《易传》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万物、人民族群，正义大业，终是日日有新，盛德不衰，生生不息。
《易经》[1]中有关“数”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汉字“数”，涵有多重意义，常指先天的命运，如“命数”、“定数”等。
“壬午，御则天数，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2]句中“御则天数”，可译为“遵照上天的规则”。“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3]这是说昔日豪族，遭遇世变，无逃颠败灭亡的命运。
“卫青不败由天幸, 李广无功缘数奇。”[4]此处“数奇”，为命运不济。“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5]“胜负之数”，即胜负“命运”。如此等等。
中国人对“数”的认识与《易经》有关。《易传》释经，称“数”有奇偶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一”为奇为阳，“- -”为偶为阴，两种符号相互组合，形成八卦。八卦也分阴阳，乾、坎、艮、震为阳卦；巽、离、坤、兑为阴卦。
可见《易经》的基本数位是一与二，实行二进位制。太极以生两仪，两仪以生四象，四象以生八卦，八卦以演六十四卦。《易经》为数字演绎之“经”，仿佛《易经》的本质是“数”。
《易经》学以“数”的视角观察宇宙，得“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系辞传》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为阳，为奇数；地为阴，为偶数。由一至十，阳数即奇数相加得二十五；阴数即偶数相加得二十。二十五加二十，合五十五，即“天地之数”。
说了“天地之数”，再说“大衍之数”。《系辞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像两，挂一以像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6]
又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这是说：从占筮使用蓍草的根数来看，乾为阳，为二百一十六。坤为阴，一百四十四。两数相加得三百六十，近似一年的天数。继续推演，总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已达万物之数。
复述以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区别。《系辞传》既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又说：“大衍之数五十”。这样就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天地之数”比“大衍之数”多出五个数据？换一个问法：“大衍之数”仅为五十而不是五十五？围绕这个问题，由古及今，中国学界聚讼纷纭。
《汉书》云：“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7]《周易集解》引崔惯：“艮为少阳，其数三；坎为中阳，其数五；震为长阳，其数七；乾为老阳，其数九：兑为少阴，其数二；离为中阴，其数十；巽为长阴，其数八；坤为老阴，其数六。八卦之数总有五十。”
东汉马融：“《易》存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东汉郑玄：“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通气，凡五行减五，合五十。”东汉荀爽：“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爻，合五十。”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引西汉京房语曰:“五十者, 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 凡五十。其一不用者, 天之生气, 将欲以虚来实, 故用四十九焉。”北宋邵雍：“天数二十有五之倍数，合五十。”北宋程颐：“大衍之数五十，数始于一，备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则五十。五十，数之成也。”
北宋陆秉曰:“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盖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 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九者, 除六虚之位也。古者卜筮, 先布六虚之位, 然后揲蓍而六爻焉。如京房、马季长、郑康成以至王弼, 不悟其为脱文, 而妄为之说, 谓所赖者五十, 殊无证据。” [8]
南宋朱熹曰：“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9]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 其六以象六画之数, 故减之而用四十九。”[10]
杭辛斋言：“大衍之数，是一阴一阳各得一半，为二十五。二十五为一、三、五、七、九的数，两个一、三、五、七、九相对，一阴一阳各得二十四，而中间之一，乃阴阳各半分，相加只有四十九。”
高亨云：“大衍之数五十”之后脱“有五”二字，故成为五十。虞翻曰:“天二十五, 地三十, 故五十五, 天地数见于此。故‘大衍’易数, 略其奇而言五十也。” [11]
现代易学家金景芳:《系辞上传》曰:“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周易》就是利用这五十五个数来推演的, 它能“成变化而行鬼神”, 故又名“大衍之数”。既然“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为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那么天地之数为五十五，大衍之数也当为五十五。 [12]
陈恩林、郭守信云:“‘大衍之数’其实就是‘天地之数’, 是天地之数的另一种说法, ‘大衍之数五十’为‘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之误。所谓‘大衍’就是大变, 就是用天地五十五数推演天地变化, 求数定爻定卦, 方法是用四十九数占筮,
用六数充当六虚之位。” [13]
笔者倾向清王船山的观点。王船山如是说：“《河图》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不用全者，蓍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数非人事之克备也。天地之广大，风雷之变动，日月之运行，山泽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与谋者。五位之体，天体也，人无事焉，则筮不及焉，故筮唯大衍之五十，而虚其体之五。”[14]
从王船山的说法得到启发是，“天地之数”，天地客观存在之数。大衍之数，人类主观推演之数。人类生存衍生的过程，是不断对客观世界推演识别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以至可以说，人类永远无法将外界天地作“彻底”识别，以今语言，这是一个“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前者无限而绝对，后者有限与相对，其间由此产生差距。
这个差距也就是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差距。这正如王船山所说：“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与谋者”。那么，为什么差距设定为五呢？王船山回答“五位之体，天体也”，五是一个象征的数字，乃“天体”的象征。这是说人类识别所至，与天地客观存在，其差距遥远如“天体”。
当然，还可以提出更“简易”的解答，可将“大衍之数五十”直译为“普遍使用的卜筮方法，是使用五十根蓍草”。既然这个“五十”是占筮时使用蓍草的根数，那么就与“天地之数五十五”没有直接关系，有关“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的数字之谜也就不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哲学也十分重视“数”的意义。毕达哥拉斯是西方数字哲学的开创者。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70年-约公元前490年），古希腊哲人，首位注重“数”的意义，将其引入哲学思考的思想家。
他认为，万物模仿数而成，皆为数之摹本，数的原则统治天地。他给后人留下名言：“数是万物之本”。有意思的是，就像《易经》关心“天地之数”，毕达哥拉斯学派也以数字定义宇宙。
如毕我达哥拉斯学派注意研究天文学,且将数字运用其中，他们认为恒星紧系于天的穹顶,这圆顶三万六千年围绕中心火旋转一周。下面是同心的球体土星、木星、火星、水星、金星、太阳、月亮和地球。因为十是圆满的数字,一定有十个天体。
另外，《易经》注意数字奇数与偶数的区别，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对数字的奇偶投以强烈的兴趣。他们认为自然界是对立面的共存与对立,其实质是奇与偶的对立。这样的对立体现为一与多,右与左,男与女,靜止与运动,直与曲,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正方与长方。这样的理论又与《易经》阴阳说异曲同工。
他们还认为：数有奇偶，奇数不能用二整除,而偶数则能这样除,因此前者有限，后者无限。奇数与偶数、有穷与无穷、有限与无限构成实在的本质。
犹如《易经》注自然的物质组成，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天地宇宙由火、气、水诸物组成，而且用数字指认其性质的不同，如说土是立方体,火是四面体,气是八面体,水是二十面体,如此等等。
他们说，沒有线与面就不会有物体,而沒有物体，却可以设想有线与面，因线与面的数目不同，形成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他们发明单元与多元的概念。点是一元,线是二元,面是三元,立体是四元。[15]
以上说的是中国《易经》与毕达哥拉斯学说的比较。概而观之，可知中国《易经》与“数”的深刻联系，“数”成为中国这部“群经之首”的内在灵魂。离开“数”，《易经》的精神架构或许随之崩解。犹如毕达哥拉斯所说：“数是万物之本”。
值此数字时代，《易经》数字之谜引发思考。“天地”既然有“数”，且明言“天地之数五十五”，那就是说天地也有“命数”，被超越天地的更宏阔有力的宇宙自然管束掌控，活动在一定的轨道上，不可自由逾越。
数既有规律、规则的含义，又具“定数”的意味，这是说与人类生命相比，天地并非超然永恒的存在，只是更大的生命体而已，亦具“寿限”，与人体生命一样有兴盛也有衰息。
宇宙无限，时空永恒，然而“天地有‘数’”，居住的大地天空，同在的人间烟火，包括我们自己，皆被“数”字预储。有其命数，服从宇宙的命令，遵循时空的规律。有其定数，认识存在的终始，体会生命的制限。这样会使我们作为生物个体，更自觉地拥抱天地，爱惜时光，珍视生命。用古人的智慧，开拓视界，增益人生。
同时，从宏大格局而视，积极的天地“定数”论建筑在复兴发展论的基础之上。《易传》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6]总体的天地万物、人民族群，正义大业，终将日日有新，盛德不衰，生生不息。
具体而言，我们关注《易经》与古希腊哲学不约而同重视“数”学的史实。在中国，起于《易经》论数，至刘徽开创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又至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提出“祖率”，为世界数学科学做出重大贡献。同样，毕达哥拉斯等学者继泰勒斯之后不断拓展数学之路，西方数学科学成果迭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易经》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出的数字偶奇论，东西双璧，成为当代计算机二进制的最初灵感。因此可说，中国因《易经》，古希腊因毕达哥拉斯学说，一同成为世界数学科学的发祥之源。
注释：
[1] 《周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易经》与《易传》。本文说的“《易经》思想”，也包括《易传》所论。
[2]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
[3] 《后汉书》。
[4] 唐·王维：《老将行》。
[5] 宋·苏洵《六国论》。
[6] 《易传·系辞传上·第九章》。
[7] 《汉书·律历志上》。
[8] 《清四库全书本》。
[9] 宋·朱熹：《周易本义》。
[10]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79页。
[11]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 中华书局, 1994年, 第583-584页。
[12] 金景芳:《学易四种》,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年版, 第56页。
[13] 陈恩林、郭守信:《关于〈周易〉“大衍之数”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 1998年第3期。
[14] 《周易内传发例》。
[15]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9页。
[16] 《易传·系辞传上·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