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宋邵雍，基于由造化到性命的易学新运思，揭示现实世界即为节律推移中的鲜活易世界。这一世界，持续推进着太极造化之道向天地万物之道的层层转化落实，促成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的延展。人之道成为天地万物之道的最终实现，人跻身物的最高境地。转进造化之成物，而有人文再造的由凡趋圣。士志于道而以仁自任的人生实现之道，成为人道的典范。生命价值自觉与主体使命承当，是人道的本质特色。每一生命之我，皆宜对接人之一才与人之道，挺立其在现实易世界的主体担当，迈向理想人生境地。邵雍由此成功深化了三才之道，凝练出易学直面现实的深沉生命主体精神，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今天，值得予以转化发扬。
关键词：节律；推移天地万物之道；人之道；生命价值自觉；生命主体精神
《周易》古经文本问世后，经由《易传》的创造性诠释与转化，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的易学架构开显，以三才之道为基石的易学天人之学形成。后世易学基于此向前推进。北宋易学家邵雍（1011-1077），就从新运思维度出发，给人之一才以新的定位，并凝练出易学鲜明的生命主体精神，以唤起现实中每一生命之我对于人之一才的担当，有力推进了易学的发展。
对于邵雍易学，以往的研究，常常因其先天象数之学对于宇宙大化的专门推究，断言其“务穷造化”，遮蔽了人文关切之维的义理内涵，致使“《易》遂不切于民用。”（参见永瑢等，第1页）近年的研究有所突破。朱伯崑指出：“邵雍是一位典型的易学哲学家……以其象数之学为中心，推衍出一套哲学体系”。（朱伯崑，第129页）唐明邦肯定邵雍的贡献并断言：“运用易学原理指导编制世界历史年谱……这一创造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唐明邦，第172页）余敦康更是精辟揭示：“他所建构的易学体系，既有深沉的宇宙意识，也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余敦康，第292页）高怀民同样公允地评价邵雍：“像一只蜘蛛般在那里编织他涵天盖地的大网，经营他‘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铺舒’的工作。”（高怀民，第98页）任何研究细节的笃实剖析固然重要，但聚焦终极旨趣的通盘探究也同样十分重要。学界已有研究虽有上述突破，但邵雍从现实出发，由造化到性命的整体易学新运思，及其针对现实中人，呼应人之一才，挺立生命主体精神的殷殷人文价值的期许，仍有整体深入探析之必要。这一探析，对于去除以往研究所造成的遮蔽，彰显邵雍易学的终极旨趣与独到造诣，活转、弘扬凝聚于易学传统中的内在深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实节律推移中的易世界
《易传》以人在其中的这一世界的所然、所以然与价值应然为基本问题关切，通过“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与“顺性命之理”（《周易·说卦》）等相关论述，揭示了阴阳之道与性命之理下的易学底蕴。汉代易学以阴阳消息大化天道的探究为基点，宋代后的易学则以性命之理的体认为根基，分别深化了易学在这两个维度的意蕴。（参见王新春，2019年，第41-55页；2023年，第5-14页）邵雍易学的运思，则将《易》的“本隐之以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春秋》的“推见至隐”（同上）打通，即将天道下贯人事与人事上达天道打通，进而由造化到性命，既是对汉代易学的继承，更是对它的转进，体现了其在易学发展中继往开来的意义。正是在此运思下，他揭示了现实节律推移中的易世界。
邵雍奉持“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邵雍集》，第159页）的为学理念，抛弃过度依傍经典、借章解句释经典文本立言的经学路数，以鲜明现实关切与问题导向，直面现实进行创造性地易学运思，以《皇极经世书》作为其重建易学体系的文本呈现，揭示人所置身其中的，就是一个节律推移中由造化到性命的鲜活现实易世界。就此，明末黄宗羲曾言：
皇极之数，一元十二会为三百六十运，一会三十运为三百六十世，一运十二世为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为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为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为三百六十时，一日十二时……总不出十二与三十之反覆相承而已。（黄宗羲，第195页）
面对生活世界，在通常人们的岁时节律观念里，往往呈现为年月日时。受《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等相关论述的启发，邵雍则以终极宇宙本原太极的造化发用，空前推扩了这一节律观念。在他看来，现实易世界中，具有终极造化力与节律赋能必然的太极，以一元为基本周期，层层引发会、运、世、年、月、日、时节律下的造化，促成开天辟地、开物生人后，造化节律转出万物生化节律，进而两种节律贯通，万物因之依次生化推展。一元结束，新的一元重新开始，如此往复循环，无有终穷。由太极肇始的造化节律，在一元的基本周期内，十二与三十反复递转相承，彰显着由大而小层层分化深入的周期节律：一元会复一会十二，一会运复一运三十，一运世复一世十二，一世年复一年三十，一年月复一月十二，一月日复一日三十，一日时复一时十二。它们在一元的基本周期内，彰显出如下的节律数：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会三十运、三百六十世、一万八百年……万物即在此节律下被造化着，形成自己的生化节律，而以两种节律的贯通，实现自身物之为物的生化历程。
在现实一元从子丑至戌亥的十二会的大化周期内，邵雍指出，太极作为造化之本，于子会开天，于丑会辟地，于寅会开启天地造化万物的开物、生人历程，从而正式拉开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的大幕。他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静之大者谓之太柔，静之小者谓之少柔，动之大者谓之太刚，动之小者谓之少刚。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邵雍集》，第1-2页）太极于子会以其运动开天，开启一元的造化历程。它运动开始分化出阳气，运动达于极限分化出阴气，阴阳二气的交会，为形成中的天奠定了造化功用，并由其后天的造化功用令其得以充分实现。运动达于极限，意味着太极静止到来。太极于丑会以其静止辟地。它静止开始分化出柔质，静止达于极限分化出刚质，柔刚二质的交会，为形成中的地奠定了造化功用，并由其后地的造化功用令其得以充分实现。静止达于极限，意味着运动到来。子会太极动中动分化出阳气，动中静分化出阴气，阴阳二气就有了动静数度大小的差异，并依此差异形成了太阳太阴少阳少阴的日月星辰。日月星辰的交会，为形成中的天奠定了形质基础，并由其后天形质的一面令其得以充分实现。丑会太极静中静分化出柔质，静中动分化出刚质，柔刚二质就有了静动数度大小的差异，并依此差异形成了太柔太刚少柔少刚的水火土石。水火土石的交会，为形成中的地奠定了形质基础，并由其后地形质的一面令其得以充分实现。太极以一会的运动节度，分化出阴阳二气，赋予天阴阳交会的造化功用、日月星辰交会的造化形质基础与运动的能量和品质，从而开天；又以一会的静止节度，分化出柔刚二质，赋予地柔刚交会的造化功用、水火土石的造化形质基础与静止的能量和品质，从而辟地。太极以两会的节度实现了运动与静止的完整转换，成天而成地，太极的动静转换为天地的动静。天地动静的交会，落实为运动的天道与静止的地道及其对待交互实现中的天地之道。从第三会寅会开始，转为天地之道下的开物、生人造化节律推移历程，步步展现源自太极的造化大用。
在一元第三会开始的造化历程中，邵雍指出：
日月星辰者，变乎暑寒昼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风露雷者也。暑寒昼夜者，变乎性情形体者也；雨风露雷者，化乎走飞草木者也。暑变飞走草木之性，寒变飞走草木之情，昼变飞走草木之形，夜变飞走草木之体。雨化性情形体之走，风化性情形体之飞，露化性情形体之草，雷化性情形体之木。性情形体者，本乎天者也；飞走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阴分阳之谓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刚之谓也。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邵雍集》，第40-41页）
在邵雍看来，作为天地造化万物形质基础的日月星辰与水火土石，分别引发天的暑寒昼夜之变与地的雨风露雷之化。暑寒昼夜以其鲜明造化节律下的天造化首施之功，动态造化变动着事物自身之所是的性情形体，使得事物内化转进造化节律，有了基于性情形体交会的主动感物能力与生命生化节律。雨风露雷以其顺应天造化节律的地造化终成之功，动态化育变动着事物生命实现方式的走飞草木，使得事物内化转进造化终成之功，有了基于走飞草木交会的因感而应能力与生命直接现实性实现形式。有着各自性情形体和不同走飞草木生命实现形式的事物，纷然呈现在天地之间，并持续接受着天的暑寒昼夜之变与地的雨风露雷之化：暑寒昼夜分别使事物走飞草木的生命实现方式在事物自身之所是的性情形体方面发生变化，雨风露雷分别使事物自身之所是的性情形体在事物生命实现方式的走飞草木方面发生变化。于是，天之变与地之化有了深层节节深入的分化交会贯通，事物自身之所是的性情形体与生命实现方式的走飞草木，也有了深层节节深入的分化交会贯通。事物自身之所是的性情形体，归根结底本原于天；其生命实现方式的走飞草木，则本原于地。天的层层分阴分阳，及其同时发生的层层阴阳交会，才有了万物性情形体下的一切；地的层层分柔分刚，及其同时发生的层层柔刚交会，才有了万物走飞草木生命实现方式下的一切。造化力量天之阴阳、地之柔刚的层层分化交会，转化成生命力量阴阳与柔刚的层层分化交会，并在万物自身性情形体与生命实现方式走飞草木那里一体贯通，以此昭示，本乎太极而由造化到性命的这一世界，就是一个阴阳与柔刚层层分化交会、动态节律推移而有机一体贯通的现实易世界。置身其中的人，则成为造化力量与生命力量阴阳与柔刚层层分化交会与一体贯通的完备实现者，具备了天地万物所具备的一切，成为天地万物的完备体现者，也成为这一现实易世界的完备体现者。（参见王新春，2005年，第34-39页）
邵雍《皇极经世书》的具体篇名为《观物篇》，“‘观物’当然包括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了解，其实更指人对身在其中的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觉解”（陈来，第139页）。实际上，邵雍就是这样以其独特易眼，观照、体认身在其中的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的事事物物，表达其态度与觉解，从而推出了包括“现实节律推移中的易世界”在内的本文各章节梳理的易学体系内容。
二、由物到人的生命实现方式
太极开天辟地后，由造化到性命，终极关联着人生命实现方式的由物到人问题，成为邵雍易学的进一步关切。他认为，在现实易世界宇宙造化谱系下，天地造化的万物，其生命实现方式因交会而有更为复杂的具体类型；转进宇宙造化谱系的人文天下谱系，人之生命实现方式也因其交会而有更为复杂的具体类型。具体而言，首先，宇宙造化谱系下，万物生命实现方式走飞草木的进一步交会，有了由物到人的四四而十六种具体类型：
飞飞之物一之一，飞走之物一之十，飞木之物一之百，飞草之物一之千。走飞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飞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飞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一一之飞当兆物，一十之飞当亿物,一百之飞当万物,一千之飞当千物。十一之走当亿物,十十之走当万物,十百之走当千物,十千之走当百物。百一之木当万物,百十之木当千物,百百之木当百物,百千之木当十物。千一之草当千物,千十之草当百物,千百之草当十物,千千之草当一物。（《邵雍集》，第46-47页）
依邵雍之见，走飞草木的生命实现方式，飞最高，其后依次是走、木、草。它们的交会，有了飞主导的飞飞、飞走、飞木、飞草，走主导的走飞、走走、走木、走草，木主导的木飞、木走、木木、木草以及草主导的草飞、草走、草木、草草十六种分化类型。在飞主导的四类下，以飞为生命实现方式的最高标杆一，走、木、草分别就是其十分、百分、千分之一的实现，则十倍的走、百倍的木、千倍的草等于一飞。于是飞、走、木、草各有了系数一、十、百、千，这一系数贯通到其他三组系列，以至见到这四个系数，也就如同见到了飞、走、木、草。以谁为主导，就是谁的具体实现，如飞走之物一之十，就是飞主导下，仅实现至走，属于飞的十分之一实现，名一十之飞；草木之物千之百，就是草主导下，实现至木，属于草的十倍实现，名千百之草。数量单位的位数为一、十、百、千、万、亿、兆。亿与兆分别相当于今日的十万与百万。在飞主导下，飞飞之物，飞而圆满实现其飞，达到物的最高境地，相当于兆（百万）物之物；飞走之物，为飞下之走，实现了飞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亿（十万）物之物；飞木之物，为飞下之木，实现了飞的百分之一，相当于万物之物；飞草之物，为飞下之草，实现了飞的千分之一，相当于千物之物。在走主导的四类下，所当之物的数值整体较飞类各降十分之一：走飞之物，为走下之飞，于走实现了十倍于走的飞，相当于亿（十万）物之物；走走之物，为走下之走，走而实现其走，相当于万物之物；走木之物，为走下之木，实现了走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千物之物；走草之物，为走下之草，实现了走的百分之一，相当于百物之物。在木主导的四类下，所当之物的数值整体较走类再各降十分之一：木飞之物，为木下之飞，于木实现了百倍于木的飞，相当于万物之物；木走之物，为木下之走，于木实现了十倍于木的走，相当于千物之物；木木之物，为木下之木，木而实现其木，相当于百物之物；木草之物，为木下之草，实现了木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十物之物。在草主导的四类下，所当之物的数值整体较木类再各降十分之一：草飞之物，为草下之飞，于草实现了千倍于草的飞，相当于千物之物；草走之物，为草下之走，于草实现了百倍于草的走，相当于百物之物；草木之物，为草下之木，于草实现了十倍于草的木，相当于十物之物；草草之物，为草下之草，草而仅仅实现其草，相当于一物之物。
邵雍指出：“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邵雍集》，第7页）一物之物，即草草之物，属除自身外无任何超越他物之处的最低层级的事物，由此成为一个标准计量单位的普通事物。十物之物，即木草、草木之物，价值相当于十个普通事物。百物之物，即走草、木木、草走之物，价值相当于百个普通事物。千物之物，即飞草、走木、木走、草飞之物，价值相当于千个普通事物。万物之物，即飞木、走走、木飞之物，价值相当于万个普通事物。亿物之物，即飞走、走飞之物，价值相当于亿（十万）个普通事物。兆物之物，即飞飞之物，价值相当于兆（百万）个普通事物，为事物所达致的最高境地，人即在此境地，成为物之为物的绝佳体现者。
其次，在邵雍看来，转进宇宙造化谱系的人文天下谱系，人之生命实现方式有士农工商四民，这四类进一步交会，同样有了四四而十六种具体类型：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农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农士之民十之一，农农之民十之十，农工之民十之百，农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农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农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一一之士当兆民，一十之士当亿民，一百之士当万民,一千之士当千民。十一之农当亿民,十十之农当万民,十百之农当千民,十千之农当百民。百一之工当万民,百十之工当千民,百百之工当百民,百千之工当十民。千一之商当千民,千十之商当百民,千百之商当十民,千千之商当一民。（同上，第46-48页）
宇宙造化谱系，由物到人序列中，已昭示出物之为物生命层级不同的价值意涵；人文天下谱系，更是突显着人之为人高低不同的人文生命价值意涵。士农工商四民的生命实现方式，士最高，其后依次则是农、工、商。它们的交会，有了士主导的士士、士农、士工、士商，农主导的农士、农农、农工、农商，工主导的工士、工农、工工、工商以及商主导的商士、商农、商工、商商十六种分化类型。在士主导的四类下，以士为生命实现方式的最高标杆一，农、工、商分别就是其十分、百分、千分之一的实现，则十倍的农、百倍的工、千倍的商等于一士，于是士、农、工、商同样各有了系数一、十、百、千，这一系数也贯通到其他三组系列，以至见到这四个系数，也同样就如同见到了士、农、工、商。以谁为主导，同样就是谁的具体实现，如士工之民一之百，就是士主导下，仅实现至工，属于士的百分之一实现，名一百之士；商农之民千之十，就是商主导下，实现了百倍于商的农，名千十之商。在士主导下，士士之民，士而圆满实现其士，达到天下之民生命人文价值意义的最高境地，相当于兆（百万）民之民；士农之民，为士下之农，实现了士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亿（十万）民之民；士工之民，为士下之工，实现了士的百分之一，相当于万民之民；士商之民，为士下之商，实现了士的千分之一，相当于千民之民。在农主导的四类下，所当之民的数值整体较士类各降十分之一：农士之民，为农下之士，于农实现了十倍于农的士，相当于亿（十万）民之民；农农之民，为农下之农，农而实现其农，相当于万民之民；农工之民，为农下之工，实现了农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千民之民；农商之民，为农下之商，实现了农的百分之一，相当于百民之民。在工主导的四类下，所当之民的数值整体较农类再各降十分之一：工士之民，为工下之士，于工实现了百倍于工的士，相当于万民之民；工农之民，为工下之农，于工实现了十倍于工的农，相当于千民之民；工工之民，为工下之工，工而实现其工，相当于百民之民；工商之民，为工下之商，实现了工的十分之一，相当于十民之民。在商主导的四类下，所当之民的数值整体较工类再各降十分之一：商士之民，为商下之士，于商实现了千倍于商的士，相当于千民之民；商农之民，为商下之农，于商实现了百倍于商的农，相当于百民之民；商工之民，为商下之工，于商实现了十倍于商的工，相当于十民之民；商商之民，为商下之商，商而仅仅实现其商，相当于一民之民。
邵雍进而又指出：“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集》，第7页）一人之人，即商商之民，属于除自身外无任何过他人之处的最低层级的人，由此成为一个标准计量单位的普通人。十人之人，即工商、商工之民，价值相当于十个普通人。百人之人，即农商、工工、商农之民，价值相当于百个普通人。千人之人，即士商、农工、工农、商士之民，价值相当于千个普通人。万人之人，即士工、农农、工士之民，价值相当于万个普通人。亿人之人，即士农、农士之民，价值相当于亿（十万）个普通人。兆人之人，即士士之民，价值相当于兆（百万）个普通人，为人所达致的最高境地，圣人即在此境地，成为人之为人以及物之为物的最典范体现者。士的地位由此获得空前褒扬，士而圣成为人生价值的向导与努力以趋的榜样。
三、成物成人之道与人的生命价值自觉
依邵雍之见，就现实宇宙造化谱系而言，飞走木草及其交会下由物到人不同境地的生命实现方式，原于太极肇始的造化，出于造化之道层层落实为万物之道之必然；就现实人文天下谱系而言，士农工商及其交会下人之不同境地的生命实现方式，原于造化之成物转进为人文再造之成人，出于造化之道、万物之道最终落实为人道之必然，彰显出人的生命价值自觉。
太极运动开天，天借助日月星辰的进一步交会，落实元会运世及其交会的造化节律，成就以飞走木草及其交会为生命实现方式的万物。日月星辰及其交会的造化能量，元会运世及其交会的造化节律，直接下贯到万物之中。他说：“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同上，第35页）日月星辰分别落实天元会运世的造化节律。日月星辰交会，乃有日日、日月、日星、日辰、月日……辰星、辰辰十六种组合，分别落实元会运世交会下元元、元会、元运、元世、会元……世运、世世十六种造化节律，相应成就起日日、日月、日星、日辰……辰星、辰辰十六种物。“日日物者飞飞也，日月物者飞走也，日星物者飞木也，日辰物者飞草也。月日物者走飞也，月月物者走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同上，第42页）这十六种物，就是前所言飞走木草交会而来的十六种生命实现方式类型之物，它们对应着性情形体交会而来的十六种生命内在性情形体实现程度类型之物：“飞飞物者性性也，飞走物者性情也，飞木物者性形也，飞草物者性体也。走飞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草木物者体形也，草草物者体体也”（同上，第44页）。“性性”，即以性为主导，圆满实现了物之性；“性情”，即以性为主导，实现到物之情；“性形”，即以性为主导，实现到物之形；“性体”，即以性为主导，实现到物之体；“情性”，即以情为主导，实现了物之性；“情情”，即以情为主导，实现了物之情；“体形”，即以体为主导，实现了物之形；“体体”，即以体为主导，仅仅实现物之体。其余以此类推，不赘。
事物之为某一生命实现方式类型与某一生命内在性情形体实现程度类型，是太极造化之道层层落实之必然，也是太极造化之道落实层次与程度的表征：“道之道尽之于天矣，天之道尽之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之于万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之于人矣”（同上，第9-10页）。太极作为终极造化本原，有其造化必然，这一必然即其造化内在之道。这一必然呈现为运动与静止及其交会之必然，落实为天地之道；呈现为运动大势下阴阳分化与交会之必然，落实为天道；呈现为静止大势下柔刚分化与交会之必然，落实为地道；呈现为阴阳交会为日月星辰后四者进一步交会之必然，落实为阴阳层层分化交会的造化之必然，是为造化中层层下贯落实的天道；呈现为柔刚交会为水火土石后四者进一步交会之必然，落实为柔刚层层分化交会的造化之必然，是为造化中层层下贯落实的地道。造化中天道与地道的层层下贯落实，呈现为造化力量转化为生命力量、造化之道转化为生命实现之道之必然，于是阴阳、柔刚造化力量的层层分化交会，转化为阴阳、柔刚生命力量的层层分化交会，内在有其自身性情形体、外在有其飞走木草生命实现方式的多样性事物，纷然出场，作为造化之道的道、天道、地道、天地之道，转化落实为生命实现的万物之道。太极造化之道充分实现于天，转化为天道，成就了天。天道充分实现于地，转化为地道，成就了地。天地之道充分实现于万物，转化为万物之道，成就了万物。天地万物之道充分实现于人，转化为人道，成就了人。人道现实地成为天地万物之道的最终实现，人由此跻身物的最高境地，也标志太极生化天地进而生化万物与人、引发元复一元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一体通贯演进历程的最终实现。太极造化之道层层落实于天、地、万物、人的过程，就是其下贯实现自身、转化为成就造化对象之道的过程，天道、地道、万物之道、人道由此也成为太极造化之道不同层级的落实、实现形式。
在邵雍看来，转进造化之成物为人文再造之成人，就人文天下整体之人文再造成人之道而言，有皇帝王伯（霸）及其进一步交会之道；所成就的，则是士农工商及其进一步交会的万民。
在宇宙造化谱系出现最高境地生命存在人的基础上，皇帝王伯各有其立足天下的成人之道。他说：“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邵雍集》，第19页）皇道以道化天下，帝道以德教天下，王道以功劝天下，伯道以力率天下。化，自然而然潜移默化；教，自觉施以教导引领；劝，明确进行劝勉督促；率，强力驱使、决然统率。道，谓终极自然而又必然的基源性造化之道及其在天地万物那里分别得以落实、并最终在人那里得以落实的各种道。德，道内化为的德性。功，事功、功业。力，智谋实力。
皇帝王伯之道，各以道德功力为人文再造天下之民的着眼点。道与德着眼人之形上生命价值品位与境界，功着眼人之形下事功建立与拓展，力着眼人形下实力较量。同时，皇帝王伯、化教劝率、道德功力分别可有十六种交会类型，其立足自身的彼此开放互通成为必然与应然。力升一格则为功，功升一格则为德，德升一格则为道；率升一格则为劝，劝升一格则为教，教升一格则为化；伯升一格则为王，王升一格则为帝，帝升一格则为皇。位格在下者可转进跻于在上之位格，位格在上者也宜落实在下者所关涉的形上形下内容。四种人文再造天下万民之道，就有了化教劝率殊途下的同归。他说：“以道德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以道德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以道德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以道德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同上）伯道着眼点为力，但也应希慕向功德道的提升；王道着眼点为功，但也应希慕向德道的提升，同时兼顾伯道所关涉的力的内容；帝道的着眼点为德，但也应希慕向道的提升，同时兼顾王伯之道所关涉的功力内容；皇道的着眼点为道，但也应兼顾帝王伯之道所关涉的德功力内容。于是，“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同上，第37-38页）人文再造的皇帝王伯之道，也可根据现实时势境遇的不同，互有升降而相互融摄借鉴。
皇道以道化天下，化而再造出的典型之民即为士；帝道以德教天下，教而再造出的典型之民即为农；王道以功劝天下，劝而再造出的典型之民即为工；伯道以力率天下，率而再造出的典型之民即为商，这由四道的十六种交会成民清晰可见：“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农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农士也，帝帝民者农农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邵雍集》，第44页）四道成民的具体表现是：“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夫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夫争也者，争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同上，第13-15页）自然，即以不干涉主义的立场，不自居其功的姿态，不据天下为己所有的胸怀，让天下万民自然而然呈现、实现其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生命、人生之本真。让，即先人后己的礼让、谦让。政，即劝导之政，以事功利民为正，反此为不正，据此推行利民之政。争，即实力较量，而不顾及人文道义。
由皇帝王伯之道再造出的士农工商之民，其人之所以为人的实现之道，突出表现为士志于道而以仁自任，农志于德而以礼自任，工志于功而以义自任，商志于力而以智自任，这在其十六种交会中有充分展现：“士士民者仁仁也，士农民者仁礼也，士工民者仁义也，士商民者仁智也。农士民者礼仁也，农农民者礼礼也，农工民者礼义也，农商民者礼智也。工士民者义仁也，工农民者义礼也，工工民者义义也，工商民者义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农民者智礼也，商工民者智义也，商商民者智智也。”（参见同上，第45页）士以其高度的生命价值意识自觉和主体使命担当，了然、守望太极造化之道及其层层落实而来的天道、地道、万物之道，了然、守望天地万物之道最终转进落实为的人之为人之道，敬畏守望呵护善待每一生命非外在工具性的内在目的性价值，以太极造化之道层层落实为的人之为人之道与人之为人生命价值的充分实现，为其舍我其谁的终极关切与自觉庄严承当。农以德性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秉持先人后己的价值理念，守望之而以谦让为怀，待人以礼。工以事功、功业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表征，以功业利民而提升天下万民形下生活品质，为自己念兹在兹的志业本怀，以功业利民为正，据以正定道义所在，而毅然守望承当。商以实力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体现，以智谋为达成实力的要途而守望承当。士农工商的进一步交会，则有士以仁自任、农以礼自任、工以义自任、商以智自任主导下，分别或全然或部分实现以仁、礼、义、智之自任。
皇帝王伯之道有其人文价值上的高低优劣之别，也有其天下时势所决定的实施根据。前三种道，核心是正面的，后一种道，核心是负面的。但正面中也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负面中也有其历史功绩。即如人们所置身的这同一元大化人文天下谱系的推进而言，“武王虽不逮舜之尽善尽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悬，则下于舜一等耳。桓公虽不逮武王之应天顺人，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则高于狄亦远矣。”（同上，第30-31页）这无疑是一种面对历史时，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通达价值立场，蕴含厚重历史理性洞见，较之程朱纯然绝对天理尺度下的史观，显得更为公允。
而皇帝王伯之道所造就的士农工商之民，由其各自所志所任突出表现的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之道，同样亦有其人文价值上的高低优劣之别，有其人生角色境遇所决定的采取根据。士的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之道，顺应了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推进大势，呼应了造化生生神圣、生命生生神圣的宇宙大化与人文天下真谛，既充分实现了士自身作为天地万物之道充分实现者的人之所以为人，又典范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使命担当，所以最高最理想。农工的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之道，其志德任礼、志功任义的生命价值自觉与主体承当，同样值得肯定。商的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之道，其志力任智的生命价值自觉，也应予以历史性批判反省，最大限度发现其可资借鉴与转进之处。士农工商之道进一步交会所呈现的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之道，也应依此作出审视与衡评。不难看出，生命价值自觉与主体性使命承当，是天地万物之道最终要全然实现于人而对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它充分彰显了人道与人的内在本质特色。士的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之道与由此成就起的士人，典范体现了人道与人的这一内在本质特色，理应成为天下四民的价值表率与引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万物时，邵雍从形质与功用这一体用基本意涵出发，揭示了物的丰富形质论体用内涵，形成了不同于主流理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体用观，这是二者的差异。（参见蒙培元，第152页；陈睿超，第43-50页；李震，第59-68页）但是，邵雍有关太极造化之道层层转进落实为天地万物之道与人之道的洞见，却无疑与程朱理一分殊的思想，有了独到优胜下的明显相通。
四、生命主体精神的凝练
依照由造化到性命的运思理路，透过对成物成人之道与人的生命价值自觉的深层探究，邵雍深化了易学的三才之道，并以其对接每一生命之我的鲜明现实向度，凝练出易学深沉的生命主体精神，为人们置身现实易世界的人生价值追求指明了方向。
《易传》开显阴阳之道与性命之理，诠释三才之道。邵雍则进一步揭示，宇宙终极本原太极以其造化之道，落实为造化中层层下贯的天道与地道，又转化落实为生命实现的万物之道，最终转化落实为人道。人道作为最终一环，既标志天地万物之道的充分实现，又标志太极造化之道的彻底实现。由此，三才之道中，人道成为天地之道充分实现的表征，并且成为天地之道源头太极造化之道最终彻底实现的表征。人道成为三才之道的会聚处，令其通贯为一而可望得到完满实现。人道也成为从太极造化之道到天地万物之道的最终会聚处，可望令所有道借以得到完满实现。这是邵雍深具慧识的独到之见。三才之道即此得到深化，三才之道中的人道，也由此赢得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而士人与士的人之所以为人实现之道，又分别成为人之一才与人道的典范。
在邵雍看来，太极造化之道层层下贯落实为天道、地道、万物之道与人道的过程，即是造化力量阴阳、柔刚层层深入分化交会流转，转化为生命力量阴阳、柔刚层层深入分化交会流转，进而令两种力量贯通一体，从而实现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延展的过程。两个过程一形上一形下，本为同一过程之一体两面而相通贯，敞开了以鲜明现在时态而于节律中推进着的易世界。这一易世界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每一鲜活生命存在而言，都是以直接现在进行时态敞开着的易世界：“天地与身皆易地，己身殊不异庖牺”（《邵雍集》，第507页）。自己的生命，与首次发现易世界的伏羲一样，直下就在这一易世界之中，为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环节与构成，属于其中三才之道与所有道的终极会聚处之一，借诸道转换落实于己身的人道，在生命价值的实现上，无可怀疑地有着身在宇宙造化谱系与人文天下谱系内，以兆（百万）物之物为基础，从商商之民的一人之人，到士士之民的兆（百万）人之人，层层升进的广阔空间。了然于此，也就了然于与己休戚相关的这一易世界元复一元大化之理-这是邵雍所言天理-及其所涵摄落实为的性命之理，由此了然于这一易世界业已发生、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进而前瞻性了然于其即将发生与应当发生的一切，从而使自己的识见达到豁然通透的天人之学最高境地。达此境地，我的生命主体性得以豁显。有此主体性，一切释、道贬抑当下生活世界而唯成佛、成仙是求的识见，不再会令自我迷失，自己身临何境，皆会保持定见，展现人生大定力：“浩浩长空走日轮，何烦苦苦辨根尘。鹏程万里非由驾，鹤筭三千别有春。铅锡点金终属假，丹青画马妄求真。请观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同上，第272页）。于是我即能够以三才之道与所有道会聚己身的通透识见，与庄严自觉认同，以人道转换天地万物之道而落在己身、并期能由己最大限度予以实现的主体使命承当，卓然规划落实自己的人生，由凡趋圣，迈向理想人生境地，使人之一才获得我之努力后的别样厚重底蕴，令现实易世界因我人之一才的认同承当而呈别样精彩。如此，我不仅置身现实易世界之中，而且因自己主体性的挺立，令这一易世界得以转进。换言之，我由这一易世界中看似微不足道的自在生命存在，转进提升为因自重与主体性努力而不可小觑的自为生命存在。达此境地，则“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同上，第156页）。这是此一易世界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合目的性的自然而必然的要求：“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天地与其贵而不自贵，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邵雍集》，第151页）。
透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邵雍在面对现实进行易学运思时，其所提出的具体观点，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玄想、牵强、机械、不确之处，但其贡献是主要的，其造诣是突出而不容抹杀的。
不是泛泛玄远地空谈易学的理论，而是以鲜明现实关切与问题导向，既致力已有易学思想的深化拓展，更致力拉近易学与每一生命之我的距离，以易学的视野，审视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与自己，发现内含其中的鲜活易学底蕴，领悟这一世界之为生动易世界的实质，进而将易学所揭示的三才之道等内容，与包括我在内的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一一对接，确立自己主体精神挺立的人之一才角色定位与使命担当，为其所当为，令易学化为自己生命、人生的活生生现实，这无疑是邵雍对易学发展的最大贡献。以士人为典范，视三才之道及所有道会于一身，而由己主体承当的精神，成为凝练后邵雍易学的核心精神，典型体现了宋代以降，士人主体使命担当意识的自觉。钱穆说得好：“宋朝的时代……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钱穆，第558页）邵雍反对佛道的佛仙追求，不赞同道家道教的冷眼旁观，转化道的相关概念思想而灌注以儒家的入世担当精神。之前，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及范仲淹等倡导这一精神；邵雍同时或稍后，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也力倡这一精神。邵雍则在先秦已有四民观念的基础上，将天下之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进而据其交会细化为十六类，而以士为人之典范，以士的生命实现之道为人道的典范，以士的主体使命担当为人的主体使命担当的典范，直接深刻揭显了士人的这一生命主体自觉精神及其所期许唤醒的人人的这一自觉精神。他的这一揭显，与上述人物相先后，灵犀相通，唤起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昭示卓荦的圣贤境地向往与落实，影响后世广泛而深远。这一生命主体自觉精神，无疑凝聚表达了易学、中国哲学与文化内在最深沉的精神，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今天，仍富重大启发意义，值得积极予以创造性转化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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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春，1965年生，山东胶南人，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暨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周易学会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宋明理学、儒道哲学。一直聚焦于以新的学术视域和方法研究易学与中国哲学及其当代转化。先后出版《自然视野下的人生观照》《周易虞氏学》《易学与中国哲学》等多部学术专著。先后在海内外相关杂志发表《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汉易一系易家的〈周易〉诠释理路》《易学视域下的象山心学》等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