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历史学家步平先生去世五周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4卷本《步平文集》，收录有《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等早期著作和一部分论文，并准备出版续集。
步平一生著述丰富，多部论著迄今仍是国内的创新性前沿作品，步平的思想理论与方法是学界的共同财富。同时，步平研究的主体在中日关系，故《步平文集》在历史学术之外，可以服务于中日关系诸多现实外交问题的解决。笔者有幸率先读到了初版的电子版，发现所收论著之外，尚有步平先生近年的日本化学战资料整理及其研究解说，以及另一项未及成文的琉球历史问题研究，值得在此五周年怀念之际重新学习，或可为《步平文集》续集提供一点补充信息，特推介如下，并希望和各方面朋友专家共同探讨。
在化学战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侵华日军在作战中普遍使用化学毒剂。其战例包括1937年进攻南京，以及台儿庄战役、安庆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等。在华北地区对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力量也是广泛使用，八路军高级将领贺龙、王震曾经中毒负伤。1940年百团大战时，据统计日军施放毒气达11次之多。侵华日军不仅作战使用毒气，还以之屠杀普通民众。在1942年冀中定县北疃村，日军使用毒气杀害了藏匿在地道中的800余名平民，造成了著名的“北疃惨案”。日本战败投降之际，将来不及销毁的化武就地遗弃掩埋，战后陆续发现日军遗弃化武达百万发，在黑龙江等多地发生过日军遗弃毒弹危害当地居民事件。
日军的化学战、又称毒气战，其研发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30年代初日本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化武生产能力，建立了最完整的训练、运输、作战指挥的化学战作战体系。战后发现在其国内基地大久野岛上的储存库中，未及销毁的化武储量可以毒杀全球人口十遍以上。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和二战中，长期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实施化学战，完全违反国际法与人道原则，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历史性灾难。日军化武问题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在军事问题之外涉及到政治法律外交诸多敏感问题，在战时与战后俱富于隐蔽性。这是一个日本尚未道歉认罪，内容错综复杂，兼具学术与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
国内外对于日本化学战的研究著作丰富，步平先生也是较早关注该问题的专家之一。与学界既有成果相比较，步平使用了更多的日方资料，特别是在化武生产地的研究与考察方面，做出有突出的成效。先后有出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2004年），《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2005年）等在学界很有影响力的成文著作。
步平在新世纪前后推动对日军化武生产及其在日本本土的田野考察，是又一重要的社会与学术贡献。
战时日军曾在广岛南面的大久野岛上，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化武生产基地，为保密曾在地图上将该岛抹去。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大久野岛始得恢复和外界联系，在20世纪60年代被开辟为观光地，并建立了发掘、保存并展示日军使用化武侵略罪行的和平纪念馆。当地的和平派学者专家和各界人士，曾组织访问团，赴中国北疃村向民众道歉、捐款。经由步平先生推荐，迄今多有国内学者赴大久野岛等战争遗址，考察收集当地的相关资料。我也曾考察该岛并和该地区和平人士建立联系，曾收到大久野资料馆馆长村上初一先生的一封信，他希望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在大久野岛制造毒气用于侵华战争的历史。我翻译了这封信，摘要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村上先生和当地和平人士对于日本右翼颠倒的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提出了加害与受害关系的一对概念及其表述体系，用以表达日本和平派人士正确的历史观，在日本社会舆论与学术理论诸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步平先生与我们承担了教育部重大项目《日本侵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步平先生鼎力支持，直接担任了化武研究的子课题，编写出《化学武器作战》资料集及其约4万字的专题解说。其史料来源于日本原防卫厅战史部、大久野岛毒气战资料馆等史料机构所藏，以及日本专家的个人的相关资料。其中有30年代日军化学战主导官员久村种树等《化学兵器的理论与实践》（1936年），日军化武部队的《编成（编制改正）详报提出之件》（1939年），还有战后日本官方总结《化学战研究史》（1956年）等珍稀史料，共两卷约1200页。
这部资料是步平先生30余年间奔波往返于中日之间，通过多种途径探索的史料与史实的心血成果，是为国内学界第一部日本化学战核心史料专集，也是在日本学界出版吉见义明、松村高夫、松野诚也等专家著作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国际学术意义的日本化武问题资料集。
值得重视的还有该资料集的文字解说，步平先生为每一份史料作出点评，进而关注化武研究全局写出综合概述，在介绍日本学者研究动态的基础上，着眼于日本化学战责任的国际审判缺失、日本军队的化武生产与作战准备、侵华日军的化武部队编成与化学战实施、化学武器在战后处理与危害存在、日本的化学战责任与历史认识等五大专业难题。如此专题解说与资料集相配合，大体还原了日军化武战争的生产布局、部队编成、军官培训教育、化武兵器输送及实战使用的全貌，圆满完成了对于日军珍稀史料的高度概说，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历史问题，实现了史料、史实与理论分析的综合平衡，建构出内容充实、逻辑严整，思想清晰的学术体系。
正如步平所强调，“对日本军队的化学战的认真追究及对遗弃化学武器的销毁和处理，不仅可以从现实的角度解决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也会对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历史认识分歧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作用”（解说第36页）。步平的上述成果，作为专题之一收录在《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该丛编荣获2020年第八届国家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该丛编获奖固然是全体中日著作同仁的综合成果，更包含有步平先生的特别突出贡献。令人惋惜的是，步平先生在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成果面世。
在琉球史方面的开拓
如果说，在化武问题研究方面，步平先生完成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建立了通达中日两国学界与民间的交流通道，完成了可以直接阅读的鸿篇巨制，那么另一项重大学术开拓但尚未形成论著的，则是步平对于琉球问题的关注，可谓建构之中而尚未成文的“无字碑”。
首先是步平开创的有关北京通州琉球人墓碑的发掘问题。步平家住通州，据知是一些偶然的观察与交流机会发现了琉球人王大业残碑。不久，冲绳大学的又吉盛清教授到访，步平亲自陪同，我也参加共同驱车去张家湾原琉球人墓地。在三教庙内的院坝边缘，我首次见到了已经断裂的石碑，这大概是目前仅存的琉球人碑。其后，我们还有机会和步平一道考察被通州区博物馆收藏的王大业碑。
又吉先生回国后，发表了有关王大业生平以及琉球人墓地遗址的考订文章，还有石碑的照片。据考，王大业是近代琉球王国的琉球复国运动成员之一。出生久米村，受封“亲云上”（高级士族），为反对日本的吞并，大约于19世纪80年代初随三司官毛凤来等赴清请求援助，力求琉球复国，于1888年病逝，安葬于通州张家湾琉球人墓地。据记张家湾曾有14座琉球人墓，其中还有赴清请愿、于1880年在北京“血谏”自杀的琉球使臣林世功。而今墓地无存唯王大业碑现存博物馆，这应该是一项反映近代东亚关系的极重要的文物。日本《冲绳时报》的评价说，这是对通州琉球人墓地与遗碑的首次成功考察。
步平曾接受我的建议写一篇琉球人或其墓碑的考古文章。2016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琉球问题国际会议，步平已经不能写文章了，于5月11日给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收录在会议论文集的开篇位置，现摘要如下：
“大约是在20年前，我在日本买了一本名为《日本的侵略》的图片集，介绍了战争时期日本在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活动，看到其中还有关于冲绳的一章，我很惊讶。但看了那些反映‘集团自决’的照片，看了那些年幼的冲绳孩子们的战争遭遇，在让人感到极为吃惊的同时，也意识到冲绳民众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的特殊性。从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角度，我们与冲绳民众有更多的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追求。
1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居住的地区看到了琉球国人的墓地和保留下来的琉球国陈情都通官王大业在1888年去世时的墓碑。沿着这个线索，我进一步理解了金城正笃先生研究的长达9年的‘琉球处分’史的意义，理解了祖国被强行吞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的记忆，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又吉先生在墓地前会有双膝跪地、泪流满面的那样的激动，从而也更理解了历史上更多的琉球与中国的关系。
历史上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是友好相处相互影响的过程，为今天处理国家关系提供了积极的模式。相信通过各位学者的深入研究，能够总结出更为积极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再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能够与大家见面。”
步平在信中简要回顾琉球人所遭受“集团自决”诸多苦难历史，肯定了传统中琉关系“积极的模式”，并表达有自己“不久的将来”研究愿望。但是，步平先生终于没有和大家见面。约3个月后步平先生辞世。这一封信，大概是步平有关琉球以及中、琉、日关系的最后一篇文字。步平先生为那一次会议提出的“总结出更为积极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希望，永远地留给了学术界后来人。而今，作为上千年中、琉、日关系的历史学术课题，琉球人及其在华墓地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回顾步平在该领域的开拓性工作，以及建构中的宏愿，显然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步平先生曾实地访问琉球诸岛，就中、琉、日关系等问题接受过当地大报《冲绳时报》的采访。按其惯例，冲绳时报向受访者赠送报纸并一帧或数帧大幅度彩色照片。步平曾表示，这是他最喜欢的照片。辞世后，家人曾根据步平先生的生前所爱，将一幅采访谈话照片作为墓碑遗照和亲友悼念文集的扉页题照。正是这一张来自琉球的谈话形像，最终成为步平的链接符号。
上述《冲绳时报》访谈、信件与照片等暂未进入《步平文集》，但对《步平文集》的学习，让我总想到步平这一帧谈话剪影。瞬间定格之情感，高远明确之宏愿，天不假年而鸿遒道载，非天意乎！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