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伊波普猷的史学建树是琉球/冲绳研究中富有学术价值的课题。自古琉球以降，经灭国之后的近代琉球，再至战后新琉球发展进程，伊波在史学领域发挥转圜与推进作用。伊波还以其跨多领域研究引领学术前沿，被公认为近代琉球与东亚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伊波学术植根于琉球的文化生命力，也是近现代多方向政治文化角力的产物。本文重点探讨伊波的琉球民族论、王国政治史，在战后初期的研究等问题。
关键词：伊波普猷 琉球研究 琉球民族 琉球史
具有大陆移民血统的伊波普猷（1876～1947年），以其跨越考古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以及琉中日关系史诸多领域的学术著述，被推崇为“冲绳（琉球）学之父”。岩波书店出版的文库本《古琉球》封面也采用了这一评语。[2]在琉球灭国后，伊波在日本殖民同化政策之下，推进琉球/冲绳学术研究[3]并取得卓越成就，为琉球学免于灭绝并得以传承发展发挥独特的转圜实效。二战后，日本本土与冲绳地区学界对伊波学说的研究极为关注，相关论著丰富，但意见分歧较大；而中国学界虽然十分关注，但有关琉球学说的研究仍属新鲜的研究课题。[4]本文在学习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伊波普猷在琉球民族、琉球王国政治外交以及战后研究等方面做一些探讨，期望得到各位方家与读者指正。
一、古琉球及灭国后的学术传承危机
琉球群岛由36个主岛（含冲绳岛）构成，线状分布于亚洲东端、太平洋西部海域，南北绵延上千公里。关于岛上居民源流，目前尚无定论，但可考的古人类如“港川人”历史长达22000年以上。[5]琉球群岛的地缘物产诞生了独具特色的琉球文明。史家指出，“琉球冲绳的诸多自然条件，不单提供了文化与历史形成的场所、舞台，还是规定其文化与历史存在方式的基本条件”。[6]古琉球人历经各时期进化发展，逐步建立了古代村落与中世纪的城寨（日文为“グスク”）型国家，至15世纪前后由尚氏王朝实现统一，开启了琉球国历史上“自为一国”的数百年发展时期。
关于琉球文明与琉球国家的存在史实，自《隋书》伊始的中国古籍，包括明清两代册封使的《使琉球录》，均有详尽记载，亦为古琉球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在琉球史籍方面，传留至今的有被视为琉球国正史的《中山世鉴》（1650年）、《中山世谱》（1701年）、《琉球国由来记》（1701年）、《球阳》（18世纪中期）以及《历代宝案》（1424～1867年）等大批典籍，形成以琉球文明与琉球王国存在实况为核心，包含琉中、琉日关系等多层面内容的琉球史学。其间，1458年尚氏王朝铸造的“万国津梁钟”铭文描述了琉球的“万国津梁”国家地位，以及其与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7]“万国津梁钟”铸造精美，作为国家礼器悬挂于首里城正殿，成为琉球国统一之后的政治文化与琉球人身份认同的艺术表象。
琉球历史的根本性突变发生在19世纪后期。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就走上对外扩张之路，于1872年着手吞并琉球改设琉球藩，1875年明治政府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担任“处分官”，率军警闯入琉球。作为一个非武装的岛国，琉球只能向东京请愿以保存旧制，也曾派出使节向清朝政府求助，试图维持王国地位。传统琉球史观在王国的政治外交中发挥了重要叙事作用。1878年抵达东京的琉球国三司官毛凤来和马兼才，向各国驻日公使递交请愿书：“窃琉球小国自明洪武五年（1372）入贡中国，永乐二年（1404）我前王武宁受册封为中山王，相承至今，向列外藩。遵用中国年号、历朔、文字，惟国内政令，许其自治……自列中国外藩以来，至今五百余年不改。”该请愿书呼吁各国斡旋：“今事处危急，唯有仰仗大国劝谕日本，使琉球国一切照旧。阖国臣民，戴德无极。除别备文禀求大清国钦差大臣及大法兰西国全权公使外，相应具禀，求请恩准施行。”[8]
该请愿书是琉球国王室在1872～1879年王国危机中所提出的最具代表意义的外交文书。请愿书在描述琉球国历史演变脉络的基础上，表达了琉球人“敝国虽小，自为一国”[9]的政治理念。但是琉球王国的和平请愿诸多努力，未能实现其“一切照旧”的救亡图存目标。1879年日本强制废弃琉球国，设置冲绳县，将国王迁往东京，这个具有上千年文明史的琉球岛国变成了近代日本海外扩张的第一块东亚殖民地。
在此过程中，日本天皇发布诏书：“朕膺上天景命，绍万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临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气类相同，言文无殊，世世为萨摩之附庸。”[10]该诏书在历代日本侵略琉球特别是17世纪萨摩侵略琉球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更加明确而系统的吞并琉球的宣传基调，即强调琉球为日本之领土、琉球人为日本（大和）人之分支，日琉具有“同国、同种、同文”诸多的“相同”关系，吞并是“合法”的。为达到占领琉球之后的同化目标，日本以“冲绳”之名取代“琉球”，全面推进社会文化领域的“皇民化”政策。在历史学术领域，则将冲绳（琉球）历史规定为日本历史的组成部分，是日本全国史之下的地方史。
日本政府为最大限度掌控琉球史料整理与研究话语权，派出军警将琉球王国内府的文书资料掠往东京，包括《历代宝案》以及19世纪50年代琉球与美国、法国、荷兰等国缔结的条约文本等重要资料。快速出版“皇纪”范本，大槻文彦编著的《琉球新志》（1873年）描写大日本皇国的版图包括琉球群岛；小林居敬编、青江秀删减的《琉球藩史》（1874年）甚至直接将琉球王室舜天王篡写成源为朝的儿子；担任外务省六等出仕的伊地知贞馨编纂《冲绳志》（1877年初版），担任“处分官”直接吞并琉球群岛的松田道之编纂以日本政府资料为主体的《琉球处分》（三卷，1879年）等。
该时期日本官史的叙事重心放在琉球的政治地位与王国名号等问题上。其中《琉球新志》在序言中“举十证以辩之”，证明琉球属于大日本皇国版图：“呜呼！今日开明之隆，自千岛桦太，以至冲绳诸岛，南北万里，环拥皇国，悉入版图中，而风化之所被，无有穷极，骎骎乎有雄视宇内之势矣。”[11]俨然是在预言50年之后的“大东亚共荣圈”。如此诸多举措，力图在历史文化领域证明“琉球处分”的合法性，控制琉球历史编纂，为将琉球人同化为日本人的灭琉政策服务。
二、 “孤岛苦”与琉球民族论
在所谓“琉球处分”之后，琉球王国士族曾发动“琉球复旧运动”[12]、“琉球救国运动”[13]，均无果而终。诸多形式的救国运动，表达了琉球国人的身份认识与国家认同，是为“琉球史像”的顽强表现。[14]日本本土良心派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宪政派、民权派人士曾经给予琉球人同情与援助。柳田国男访问琉球，除发表诸多演讲，还写有《海南小记》等著作，将灭国后的琉球人生活状况描写为“地狱”“破灭”“饿死”。自由民权运动思想家小野梓等人提出“非处分”论，反对吞并琉球。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一再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在琉球的殖民主义政治。1925年《中央公论》发表广津和郎的文章，指出世界各国没有放弃对殖民地朝鲜悲惨遭遇的关注，但是“谁也没有关注”琉球人的悲苦。[15]
琉球人的“忧国哀史”与日本社会各界同情等因素，合力促成了一批琉球历史文化论著出版。“以北起庵美诸岛南至八重山诸岛连绵的琉球列岛为对象，对其岛屿的人、历史、文化等进行整体探究的冲绳研究（琉球学、冲绳学）的真正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16]其后的琉球历史研究发展高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日本国内大正民主运动具有密切关系。其时琉球历史研究的声势与规模，有描述称为“琉球论的喷涌”。[17]相关代表作除伊波普猷论著之外，还有真境名安兴和岛仓龙治合著的《冲绳一千年史》（1923年）、东恩纳宽惇著的《尚泰侯实录》（1924年）以及东恩纳宽惇整理并手抄的《历代宝案》等。这一批著作多以历史与社会文化问题为主题，突破了灭国环境中的诸多禁锢，表达了琉球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在文明起源、各时段政治文化研究诸领域均有所开拓，为殖民时期的琉球历史文脉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伊波普猷的研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伊波于1876年出生于冲绳岛那霸市，青年时代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专修语言学，1910年出任冲绳县立图书馆馆长，翌年结识来访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图书馆工作对于他收集多方向史料并与各方学者交流大有裨益。伊波史学建立在包括其成名作、早期专题研究文集《古琉球》（1911年），以及此后陆续发表的《古琉球的政治》（1922年）、《孤岛苦的琉球史》（1926年）等学术专著之上。在伊波去世29年之后，东京的平凡社于1976年完成11卷《伊波普猷全集》的出版。
伊波的早年论著之中，即有探讨琉球岛民的多方向移民混血历史，指出过琉球人具有多方向移民路径。在1916年发表的《追远记》中，伊波介绍自己是具有移民血统的“中国人子孙”，幼时汉名鱼培元，祖先原居中国甘肃，有祖先曾任明代御医，受命赴北九州收集药材后滞留日本，有一支转入琉球定居。对于自己在琉球生活的祖先是否“执刃”为王国抵抗萨摩军队，伊波不太清楚，但是祖先鱼登龙确实曾从军参加过平定八重山之役。伊波家谱清晰记录了族人的繁衍脉络，所以伊波写道，一般认为久米村人36姓是中国人子孙，“我也是中国人的子孙，是位于内蒙古与西藏之间甘肃省、渭水边一个叫天水地方的鱼氏子孙”。伊波还介绍了母亲族系的华人姓氏资料，强调：“无论如何，作为漂泊者子孙的我，血管中淌流着种种血液。”[18]
伊波的祖父曾经长年赴中国大陆开展贸易，以其收益维持家族在地方上的政治实力派地位。但日本吞并琉球改变了伊波家族命运，祖父“因为废藩置县而丧失了全部的前途与希望，遂患中风而不起”。在祖父去世前，伊波时时到病榻前看望，伊波体会到祖父的无上也是终际的关爱。“在这令人恐惧的人世间，最爱之孙前程将会如何”，祖父的担忧让伊波终生铭记。伊波的幼年汉名“鱼培元”是祖父所取，伊波写道：“我之有今天完全是托祖父之福荫。”[19]
1916年正值伊波40岁不惑之年，其时冲绳各界承受着日本军国主义“皇民化”的严厉控制，而中国遭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压逼。在这样的年代公开介绍自己的中国血统，在日本人社会中并无脸面可言。所以伊波公开发表这一文章，既需要学术的真知，也需要格外的勇气。家族以及更多琉球人的身家与环境遭遇，促使伊波治学坚持批判精神、坚守历史真知。再加上面对史所未见的变乱世局，具有移民血统的伊波格外关注民族文化问题研究，并持续考察琉球群岛、日本本岛以及东亚各地人种源流混血问题。
伊波对于自身家世命运的细致描述，可谓岛上琉球人命运变迁的一段缩影。据考，日本自由民权派、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于1921年访问琉球期间，发表了题为“世界苦与孤岛苦”的演讲，深受感动的青年伊波在5年后发表《孤岛苦的琉球》，是为伊波表达琉球历史思想的专论之一，初刊近70页被收入《琉球古今记》[20]。同年又出版了“记录琉球一千年孤岛苦”的通史《孤岛苦的琉球史》[21]。有研究认为，“孤岛苦”是贯通伊波“琉球史主线”的关键词，“南岛的自然与人为的=政治暴力压榨之下的‘琉球史’的多重苦难，都在伊波的‘孤岛苦’这一词语中得到集中表现”。[22]概言之，伊波由个人身家连接琉球族人以及东亚各国关系，进而在“苦”之认识基础上，研究琉球民族起源、文化特征、国家政治历史变革，以及对外关系特别是琉中、琉日关系诸问题，内容扎实而广博。
伊波治学立论之依据不限于日、汉典籍，而是广泛发掘本地民俗、语言、民谣等分散性田野证据，做出最为完整而深入的整理和运用，使其学问具有直观、生动的特征。其中，伊波对古代民谣的整理、研究确认的22卷《思草子》展现了琉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常将其与中国的《诗经》及日本的《万叶集》相并论。伊波补充完善了“琉球民族”等概念体系及其思想方法，并重点考察琉球群岛的世居民族与移民问题。依据当时的考古成就，他认为北方“天孙族”（大和人）可能是琉球群岛人源流之一，琉日双方是“同祖”关系，或者说琉球人是“日本民族的一个分支”。[23]他也质疑过移民到来之前“其时琉球群岛是不是无人之境，这是需要考究的问题”。[24]基于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以及德国学者特德尔赖因的考古学成就，伊波曾确认在琉球群岛多处发现石器时代世居民族的“遗物”，世居民族或与石器时代的阿伊努人、大和人文化相似，可以证明琉球群岛上的世居民族活动历史悠久；根据神话传说、民歌童谣以及文物考古诸方面研究，伊波指出琉球群岛世居民族文化极为丰富，具有“古物博物馆”的鲜明特色[25]。这些都是伊波具有新意的研究贡献。但也有研究认为，受到当时考古学的局限，伊波并未真正解决冲绳人究竟从何而来的问题，也未掌握战后才挖掘出来的“港川人”考古成果，所以在战后及当今需要对伊波民族问题论述进行“修订与发展”。[26]
伊波重视中世纪之后的群岛居民流动与社会问题研究。他肯定了多方向种族移动现象的存在，确认琉球群岛和北方的九州诸岛，还有南方的东亚、东南亚周边地域，自古以来就存在全方位交往。他强调移民及文化交流对琉球民族形成的意义：“如此，琉球民族的统一成为可能。以后至尚真王（400年前）时代，他很好地消化了日本及中国的文明，使本民族独特文化得到发展。即在对内推行中央集权，编纂《思草子》，刻写本国语言的金石文；对外与中国、日本、暹罗、朝鲜、爪哇、满剌加诸国通商贸易。”[27]需要注意伊波使用了“琉球民族”一词，描绘王国鼎盛时代国内繁荣与对外交际的发达景象。
伊波在论著中明确强调，琉球人在创造自己灿烂的文明画卷过程中，与大和（日本）人、中国人等相比，无论是人种还是文化特色，都具有独自存在以及大致对等的而不是垂直依从的交往关系。他指出，日本自身也如欧洲英国，有大陆移民渡来杂居，形成民族混合体，所以“日本人是混杂人种”。对于这样的移民社会，伊波指出，“既然已经是混杂人种了，就一定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28]故伊波之论，与其“日琉同祖论”平行而出的还有人类学的古代与中世纪移民混血历史考察，如此综合而成的琉日民族关系论、要求琉球族与大和族平等的观点，迫切需要现今研究者给予足够关注。
伊波的琉球民族论以琉球为中心概念，兼顾琉球与冲绳两大概念的逻辑关系，完成了对琉球人、琉球民族、琉球文明的体系化建构，其标志性著作是《古琉球》。该著第一篇题为“琉球人的祖先”，第二篇为“琉球史的趋势”，其后标题有“琉球”的还有“琉球神话”“琉球国剧”“琉球语言”等13篇，占全书（42篇）约1/3。而标题带“冲绳”二字的仅有3篇，都是批评性地解析“琉球处分”前后，冲绳主岛的社会、政治、文化、风貌。其中尤值得关注的是《冲绳人的最大缺点》，剖析历代政治变动下形成的“冲绳人”社会心理，批评“冲绳人的最大缺点”是“忘恩”，“予我食者即我主也”。后来还批评冲绳人的“奴隶根性”。伊波指出，冲绳人的这一缺点和人种、语言、风俗习惯都没有关系，而是由“自古以来主权者频繁更迭”造成的，并具体指出，这是琉球人“长期夹在日、中两帝国之间生存”的结果。[29]这里包含伊波作为冲绳岛出身者的自我反省，也有对外来侵略者的强烈批评。
伊波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代，突破了日本政府的同化政策及其以冲绳概念为中心的“地方史”“大和族分支”等殖民主义理论束缚，为传承古琉球文化，推进新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伊波提出的“古琉球”概念及其话语体系建构，对于揭示琉球民族存在及其文明形态，区分琉日双方的多面关系，意义尤为巨大。伊波提出，“琉球人是纯然自主之民”，[30]这是在学术上对琉球民族地位的有力确认。伊波的琉球民族论，是伊波学问成功一章，也是伊波学术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王国政治论与琉球对外关系
伊波普猷重视琉球和日本的双边关系，强调大陆文明对琉球社会、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关注中日两国关系对琉球的影响，完整而平衡地建构琉、中、日三边关系研究。伊波曾引征琉球国王一份请愿书的说法，琉球国人一直以中日“两国为父母之国”[31]，同时坚守琉球人与中日两国民族并列的立场。伊波对于日本殖民榨取政策多有批判，对来自中国的文化恩惠则多有肯定，并在相当程度上批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伊波笔下，中日“父母”大国与琉球“小王国”之间，虽然并非完全对等，但仍然是具有政治并列意义的三边国家关系。
1907年，伊波发表《琉球史的趋势》，描述琉球人和“北方同胞”的诸多关系聚合为“万物进化不灭”的一种“加速度”，推动了“琉球民族的进步”。[32]伊波特别指出，在17～18世纪，“第8代将军幕府中兴之时，也值清圣祖平定兵乱奖励文化。就在江户与北京文运灿烂开放之时，琉球同时到达了古今未曾有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两国的文明在海南小王国相调和的结果。冲绳在这一时期前所未见地涌现了大批人物，如在冲绳可称为独步古今的政治家具直头亲方蔡温，在冲绳发扬儒学的名护亲方程顺则……”[33]
在大正民主运动时期，伊波考察琉球与一战后的世界和中国、日本关系，确认了古琉球和中国、日本文化交流的积极成果。成文于1922年的一篇文章指出：“这样一来，一方面由于儒学的宣传，国内的和平思想高涨；另一方面依靠海外贸易，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岛民逐渐厌恶战争。”如此琉球打下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根基，促成了“英主”尚真王统一之后的“冲绳的百年活剧”。[34]1926年发表的《孤岛苦的琉球》强调，第二尚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琉球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交往，“这个时代的琉球人，很好地消化了日中两国的文化，发展自家的独特文化”。[35]
伊波注重考订，立论客观，但其爱恨情仇在研究中的表达也是界限分明且终生不渝的。伊波深有荣誉感的是古琉球的灿烂文化以及琉球王国统一的“百年活剧”，十分肯定“琉球人是纯然自主之民”。而他的耻辱感与反思批判，则是面对1609年萨摩侵略之后的琉球命运。他对于来自北方的侵略深感沉痛：“秀吉平定日本60余州后不久，开始征伐朝鲜。其战争余波终于冲击到冲绳海岸，岛民的太平之梦破灭了。”岛津氏入侵琉球，“没有军备的冲绳迅速失败，尚宁王以下百官成为囚徒之身，被押往鹿儿岛”。伊波尖锐地指出，此役之后琉球国遭受租税、劳役盘剥，朝贡清廷所获赏赐物均被萨摩收缴，诸多恶政使“冲绳人完全成了岛津氏的奴隶”。[36]伊波对琉球遭受北方侵略之苦显然刻骨铭心。
伊波的这一部政治批判史，出自各时期具体的认识与研究，其中比较关键的发展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20世纪20年代，这与日本社会各界发生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民主运动密切相关。对此，比屋根照夫的分析具有代表性，“在自明治末期到大正末期弥漫的社会启蒙文化运动中”，伊波和吉野作造、大山郁夫、河上肇等人交往密切，他们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促成伊波的思想“自觉”，并成为伊波“在冲绳研究、歌谣研究中依据自主并保持自我清醒的思想基盘”。[37]
伊波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批判甚早，并逐渐加大了批判力度。他指出，古代日本曾经接受大陆汉文化与印度思想，但在中世纪之后实行锁国政策，“渐渐变得消极、排他、自负起来，形成岛国根性”。[38]接着在1926年指出：“要而言之，冲绳县的穷困原因，远在中央的榨取及其政策，近在冲绳自身的统治阶层过多消费。”[39]1930年，伊波再著文将日本政府与萨摩暴政并列，描述琉球是长满苏铁植物的人间地狱：“我想说的是南岛今日的穷困状况，世人谓之苏铁地狱，其原因，可以说古有岛津氏所为，近是中央的榨取政策。总之，从岛津氏统治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南岛人，现今犹在濒死状态下疲劳竞争。”[40]日本战败投降后，伊波新著《冲绳历史物语》，加重批判日本中央“榨取”政策使冲绳人处于“濒死”状态，冲绳成了“苏铁地狱”，处于“半殖民地化”状态。[41]
伊波笔下琉日两民族是“同胞”关系，但他对两国政治界限的描写也十分清楚。他的《孤岛苦的琉球》分析尚真王统一之后琉球的繁盛与衰落，指出：“这样的幸福时代不到一个世纪。在国内是太平无事，而问题从国外传来”，“对琉球垂涎已久的岛津氏，在征韩之役被迫中止的德川天下，旋即获得幕府的许可，于庆长十四年三月终于侵入琉球。这不是有组织的倭寇又是什么呢。”[42]这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不少研究者只注意到伊波对萨摩岛津侵略的批判，而未注意到伊波将北方民族视为“国外”，并将萨摩与日本中央幕府政权并列进行批判，还使用了最为严厉的描述——“有组织的倭寇”。战后伊波的最后一部著作《冲绳历史物语》中，也重复使用“倭寇”一词批判日本幕府以及萨摩的侵略。[43]
伊波基于国与国关系的认识，批判萨摩侵略并对北方日本侵略势力做了整体批判。这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学界多引征伊波对于“琉球处分”的“解放”说法，而较少关注与之相连的国家政治意义的批判话语。伊波不仅对“琉球处分”这一所谓的“解放”表示失望，也对琉球处于“苏铁地狱”与“半殖民地化”状态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和抗议。伊波的批判话语不仅出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崩塌之后，也有相当成果发表于战时军国主义高压之下，这是我们研究伊波政治史观务必注意的因素。
作为一代学问大家，伊波学说既包含对外来侵略的批判性思想，也有对琉球未来“自主”“自治”“解放”的真切希望。他写道：“冲绳的历史绝不是名誉的历史，而是屈辱的历史。然而，过去的已经不可追回，今后能做的就是扎实地自我革新，书写冲绳史新的第一页。”这新的一页是什么，伊波描述为：“由明治天皇之护佑，返还过去300年间被剥夺之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生命与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证。”此语多为各方研究者所引用并有不同解读，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注意如下一段话：
有如法兰西生物学家拉马克所说“不用则废”，因为300年间没有使用过，冲绳人的自治之心已经减少以至于消亡。所以在这四十年间，冲绳县人经由官方之手，牵引前行。可是他们也会逐渐生长起来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去解决，于是就可以撤废特殊制度，真正的自治制就能够实施。[44]
请注意这里的“自治之心”（日语为“自治心”）与“真正的自治制”（日语为“真の自治制”）两大概念的政治内涵。其时，距琉球亡国与日本设立冲绳县制已经40余年，但是伊波并不愿意被同化为“大和人”，不过也没有像一些王国士族那样强烈主张“复国”或“复旧”。伊波的“自治”理想或希望显然具有节制性，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琉球自治论”。伊波在提出这一“琉球自治论”20多年之后，又在战后著作《冲绳历史物语》中展望琉球未来，其后琉球人争取民族自决权力的“自治”“自立”运动蔚为大观。[45]两者间的联系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加以考察。
概而言之，伊波笔下使用含义明确的“民族”与“种族”等不同概念，完整地描述了日琉两个民族之间的自然与政治关系。其内容特征是，一方面以终生坚持的人类学视角，认同日琉之间具有“同祖”生物性血缘关系，但这里的血缘并非来自单一方向；另一方面，从政治属性看来，强调日琉民族生物上的自然平等属性。于是，伊波的人类学“同祖”与政治视角“非征服论”相结合，表达了一种情感与希望，即在民族的政治权力对等之下，实现琉球人“自治”、“自主”与“解放”。值得强调的是，在“皇民化”政策支配下的殖民地时代，伊波如此明确表达追求琉日政治平等关系的论述，其意义非同凡响。
对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伊波的研究与表述也十分充足。他总结了第二尚氏王朝时期，即尚真王在位50年的十一条政策措施：第一，尊崇佛教的教化作用；第二，爱民轻税；第三，平定八重山叛乱巩固领土；第四，改良风俗，倡导非战和平主义；第五，制定职官位阶制度，维持社会秩序；第六，在王都（首里城）推进公园化建设，广植花木；第七，王宫内园和寺院山水公园化，建设游览佳境；第八，宫中绘画，设酒宴接待内外嘉宾；第九，加强与中国的交通（朝贡），改三年一次为一年一次；第十，引进中华文物化易本地风貌；第十一，按中华宫室制式建造宫室等。内容大多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特别是后三条直接要求强化和中国交往。[46]
伊波评述了明清500多年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特别肯定了中国对琉球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伊波在《南岛史考》中引征内藤湖南《中国论》若干论述，指出“冲绳醉心于中国文明之说，并非无理”。[47]中琉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是琉球国留学生的培养。有研究指出，明清两代接收琉球官费留学生数目，“根据不同的史料，大致共有29次派遣，官生数目达百人”。[48]这些留学生中有伊波称道的“国民英雄”郑迥、“义士”林世功等。此外，还有大批私费“勤学生”，他们中有著名学者程顺则、大政治家蔡温等。北京国子监琉球学馆有一副对联：“所见异所闻异，此心同此理同”，横额为“海藩受学”。按伊波分析，该对联表述了中国培养琉球学生的“教育方针”，即“尊重人格的教育”，结果是“历代官生醉心中国不足为怪”。
伊波在上述客观的比较研究之后，提出了对于琉、中、日三边关系的比较性结论：“在萨摩方面是无穷尽的榨取，从中国来的总是恩惠，岛民的中国崇拜热逐渐高涨。”[49]伊波还有不少描述，采用了“榨取”与“恩惠”式的直观对比方法。伊波指出，萨摩入侵琉球之后全面掠夺琉球财富，琉球人面临灭绝危机，幸亏前些年从中国引进甘薯并种植成功，甘薯产量大而不利萨摩运输保存，伊波强调中国甘薯免除了琉球人“饿死的恐惧”。[50]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伊波对琉球民族“解放”“自治”论，以及琉球与中国、日本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行动。1946年伊波曾约请比嘉春潮等文化人士，共组“冲绳人联盟”并任首届会长，以应对美军占领形势、保护当地民众利益。已届70岁高龄的伊波认真考虑琉球的政治前途，撰写了生命途中最后一部著作《冲绳历史物语》，其史实描述与观点认识均有所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宣示琉球人的终极愿望：“从‘不幸时代’中解放出来，在‘幸福时代’的充分快乐中发展个性，并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51]令人惋惜的是，完成此书仅月余伊波猝然辞世，未及实现自己的战后愿望。
伊波学术的政治倾向性，使他在冲绳县当地一直受到官方打压，长年漂泊东京。据伊波夫人冬子回忆，在东京的生活也十分拮据，经常需要依靠朋友接济，但是伊波对琉球文化历史的研究丝毫没有懈怠。据朋友和学生回忆，每每论及琉球人的命运，伊波总是悲愤慷慨，故获一诨号“慷慨家”。[52]伊波研究所富有的客观、批判的学术精神，与其情感人格相配合，使伊波学问具备特殊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有新近研究者做出综合评价：“伊波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学者、启蒙思想家。他全身心致力于冲绳研究，热情持续燃烧，终生未变。如果没有对冲绳及居住在那里的同胞的无限爱恋与共感，那是不会持久流传下去的。这就是伊波的‘冲绳学’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理由。”[53]
四 、“日琉同祖论”再探讨
关于伊波普猷“日琉同祖论”的研究，实际上是上述民族史、政治史议题的延伸性专题讨论。研究界将伊波的琉球人与日本人同祖同宗，以及琉球语言文化与日本相似的论述，概述为“日琉同祖论”。虽然伊波在多领域研究都获得好评，但是其“日琉同祖论”及相关论述受到不少批判。近年来，也有海峡两岸的中国研究者加入“同祖”问题讨论，显示出研究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还在升高。[54]
伊波曾指出，17世纪的琉球国摄政向象贤是“提出琉球人祖先由日本渡来之说的最初之人”。[55]1609年萨摩侵袭琉球之后，受到日本方面控制琉球王国、同化琉球人的外交压力[56]，向象贤不得已而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向象贤主持编修的琉球官史《中山世鉴》及其著作《仕置》都贯穿了这样的观点。伊波总体上赞同这一论点，曾描述在大和族移民之前“琉球群岛是无人之境”[57]，呼应了“向象贤倡导的日琉人种同系论”[58]。至1879年“琉球处分”，日本吞并琉球，高调宣传日琉关系“同国、同种、同文”，强调琉球王统有源为朝血统，琉球人是日本人一个分支而不是独立的民族，琉球史是日本的地方史等，这些成为近代琉球研究界的思想禁锢。所以，琉球人社会的“日琉同祖”并非伊波首创，但日本的“同国、同种”等殖民宣传与王国时期向象贤等琉球政治家的“日琉人种同系论”，可以说是伊波“同祖论”的思想源流。
据考察，“在京都念高中到东京帝国大学的时代，伊波即从学问角度确信了‘日琉同祖论（日琉文化同系论）’”。[59]青年伊波在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比如1911年发表了集中表述其“日琉同祖”思想的《琉球人种论》，该文收录于同年出版的《古琉球》，并更名为《关于琉球人的祖先》。《古琉球》中还有多篇文章，确认琉球人与大和人为同胞兄弟，记述琉球人臀部青色胎记也与北方同胞相同；语言文学方面双方相近，琉球人的《思草子》可谓《万叶集》姊妹篇；等等。伊波在年轻求学与思想形成阶段，还主张琉球人应该“和日本同化”，故研究者新里惠二指出：“20世纪头十年，即大正初期，伊波对于体制在思想上最为顺应。”[60]这样的“顺应”对日本殖民体制不无妥协色彩。由《古琉球》而确定的“日琉同祖论”大体上为伊波所终生保持。
学界批判伊波著述的“日琉同祖”，焦点还有伊波对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期望。伊波称愿意在日本治下“由明治天皇之护佑，返还过去300年间被剥夺之个人自由与权利，生命与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证”；又说“经过官方之手的牵引”，琉球人“可以逐渐撤废特殊制度，颁布真正的自治制度”。换言之，伊波认为可以在1879年之后的政治框架内，找回琉球民族的存在，实现和日本人“同胞”的和平共存。“我认为明治初年的国民统一的结果是，半死的琉球王国灭亡了，但是琉球民族得到了重生，邂逅两千多年来分手的同胞，可以在同一政治下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61]总之，伊波确认琉球人与日本人为“同胞”，指出1879年“琉球处分”是“琉球人的解放”。[62]
一方面，虽然伊波一直受到日本官方的打压，但上述“日琉同祖论”观点得到日本官史方面在特定角度上的呼应。特别是在战后美军托管琉球期间，日本政府一边称颂伊波为“冲绳杰出的历史学家，又是爱国者”，一边引用其论述证明琉球属于日本领土，向美国讨索琉球行政权的“回归”，以实现“琉球和日本的民族统一”。[63]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爱国者”称号，十分巧妙地改变了琉球学者对伊波的“爱乡者”尊号。[64]“爱国者”与“爱乡者”仅仅一字之差，含义与作用却有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伊波的“日琉同祖论”一直受到琉球民族“复国派”以及日本国内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据记载，早在1932年，《琉球新报》就发表了志贺进的文章，批判伊波欢迎明治政府“琉球处分”的错误立场，“好像能够从萨摩的苛酷榨取与严厉监视中逃逸出来，伊波高兴过度，没有深入观察其资本压迫制度，冲绳民族已被收入掌中，而伊波却对之大力讴歌……其结果是发挥了明显的反动作用”。[65]
战后学界对伊波学问的内容、性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日趋全面，但批评声音也是一直存在的。其中激进的批判包括新川明等人，指出伊波“日琉同祖论”完全是站在日本人的同化政策立场。近些年比较缓和的二重性评价，采用了区分政治与文化属性的分析方法，指出伊波为了复兴琉球文明，“在唤醒冲绳人的自觉意识与自豪感方面贡献了相当的成果，但其成果也被天皇制国家之同化冲绳政策所利用”。[66]
上述批判要点，主要从政治属性视角展开，批评伊波的论述配合了日本同化政策的实施。那么，伊波的“日琉同祖论”与日本官方的日琉“同国、同种”论调有无区别，是主观服务于日本灭琉的政治工具，还是不自觉地被日本政府所利用，为其同化政策服务，伊波究竟是爱日本之“爱国者”还是爱琉球之“爱乡者”等，成为现今研究与评价伊波绕不开的问题要点。
窃以为首先需要考察伊波的主观政治意愿。全面分析多方面资料和伊波论著，可知伊波早年不乏亲近日本人的“同祖”甚至“国民同化”的成分，但是伊波坚守琉球人的政治存在及其文明特征的“爱乡者”立场始终如一。同时，他终生坚持批判萨摩侵略与东京政府榨取暴政，“冲绳人成了岛津氏的奴隶”，认为琉球民族处于“悲”、“惨”、“恶德”、“恐怖”、“贫弱”、“沉沦”和“耻辱”等状况，其中“奴隶”一词被伊波终生反复使用，表现出伊波对琉球人自身遭遇的伤心痛骨之感。
伊波在批判外来侵略的同时，也批评了琉球人自己的缺陷，那就是在暴政之下“满足于奴隶的境遇”，形成“奴隶根性”。外来的侵略与自我私欲相结合，导致“冲绳的历史绝不是名誉的历史，而是屈辱的历史。然而，过去的已经不可追回，今后能做的就是扎实地自我革新，书写冲绳史新的第一页”。[67]伊波期盼追求“自我革新”、书写新历史思想，实现“真正的自治制”。
关键是，伊波称“大和”为同胞，并非没有民族与政治的界限，他指出：“（日本的）‘琉球处分’实际上似乎是让迷途之子回到父母膝下。但是琉球民族这个迷途之子在两千多年间，并没有在中国东海上彷徨，不是阿伊努及生蛮那样的‘人民’（people）存在，而是作为‘民族’（nation）而共同生活着。他们以首里为中心经营政治生活，传世的《思草子》可与《万叶集》相比较。”[68]依据这样的政治区分，伊波写作于1906年的《关于琉球人的祖先》以及1907年的《琉球史的趋势》等多篇文章，一再称呼北方的邻居为“北方同胞”。[69]伊波以英文词语people与nation区分琉球人与大和人的关系，确认两者为一种国家与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内居民部落或种族分支的关系。显然，伊波已经从思想与词语等方面划清了日琉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故将伊波的论述简单归入为日本同化政策服务范畴有失妥当。
其次，在民族语言方面，伊波将语言文学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有机地组合方言及《思草子》等古代歌谣的研究，指出琉球语和日本语是在各自移民族群的“祖语”之上，发生了各自的进化，其路径分别是“古代日本语—近代日本语”和“古代琉球语—近代琉球语”。[70]按这样的轨迹，琉球语和日本语各有其“祖语”，至近代虽有合流同一，但其实质原本是两种语言而且各自进化的两条路径是并列的关系。
伊波在各个时段的论述无不强调琉球人的政治独立与琉球文明的客观存在。在《古琉球》出版之后，他写出《琉球人的解放》，开篇提出一个完整的判断：“距今300年前（即庆长战役之前）的琉球人是纯然自主之民。”[71]这篇文章通篇都在批判萨摩侵略使琉球民族陷入奴隶状态，这也是伊波终生坚持的批判性论点。对于琉球的历史人物，伊波推崇15世纪的尚真王为琉球统一的“英明之主”，指出蔡温能够在岛津氏控制时代实际保持了琉球的政治独立与文化发展，是琉球的“伟人”、独步古今琉球的“伟大政治家”。[72]
与此相呼应，现今研究指出，蔡温是在萨摩岛津氏的侵略条件下，抱持“因萨摩的庇护而有现在的琉球存在，唯有遵从其指导才是琉球发展之途”。[73]还有研究者提出“琉球的文艺复兴时期”概念，使用比较方法考察伊波的思想史观。“我们看到的是，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于一身的伊波，最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按伊波的构想，可以将欧洲史上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之说应用于冲绳历史研究。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带来了持续数百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随后却有了文艺复兴，有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再生。此乃伊波之史观。”[74]
笔者大体同意这样的“史观”分析。伊波以及当今研究界对蔡温等历史人物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对伊波“日琉同祖论”的认识与分析。换言之，伊波有如蔡温，试图以政治妥协而保存琉球文化，期盼在萨摩奴役解除之后，琉球人与琉球文明或可在日本天皇制之下获得希腊、罗马文明那样的再生机遇。需要强调，不能忽略伊波在各时期的史学论著一再坚持并列批判萨摩与日本侵略，以及对于冲绳人“奴隶根性”等论述所包含的自我批判，要看到这种批判中体现的伊波自身性格的不屈精神。
伊波一再明确表达自己对日本人政治的失望，那就是在日本设置冲绳县之后的整个明治、大正时期，琉球人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解放”。伊波在1914年的《琉球人的解放》中写道：“琉球人的奴隶解放，理应在明治12年实行，不过那只是停留在形式上，以至于到了大正时代的今天，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解放。我们要像乔治·华盛顿那样，为了埋没了个性、唯仿效是从的同胞，必须毫不间断地倡导精神的奴隶解放。”[75]至20世纪20年代，伊波激情称赞：“明国子监出身的谢明亲方郑迥这位大臣，以在无自由之地生存为耻辱”，拒绝萨摩所提出的签字要求，“被杀害于鹿儿岛”。[76]伊波在战后的著作中更详细地描述了各类文献中记录的“爱国者”“国民英雄”郑迥被萨摩士兵投入油锅的惨状。[77]
琉球人的实际命运使伊波越来越多地明确批判“北方同胞”。在1922年出版的《古琉球政治》（附录中收入《琉球人的解放》）中，指出日本在古代曾经接受汉民族文化与印度的思想，但在中世纪之后“渐渐变得消极、排他、自负起来，形成岛国根性”。[78]稍后1926年出版的《孤岛苦的琉球史》中指出：“要而言之，冲绳县的穷困原因，远在中央的榨取及其政策，近在冲绳自身的统治阶层过多消费。”[79]再于1930年著文将日本政府与萨摩暴政并列，描述琉球为长满苏铁植物的人间地狱，一再强调“从岛津氏统治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南岛人，现今犹在濒死状态下疲劳竞争”。[80]日本战败投降后，伊波在《冲绳历史物语》中，更是明确批判日本中央“榨取”政策使冲绳人处于“濒死”状态，冲绳成为“苏铁地狱”或“半殖民地”。[81]伊波在生命最后仍坚守反对压迫的琉球人立场，重申了对萨摩的殖民奴隶制度以及东京政府“榨取”政策的批判。
综上讨论，窃以为对于伊波“日琉同祖论”应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伊波认为的“同祖”出自人类学意义的学术判断，与其相关的还有日本人“杂种民族说”以及要求“非征服”对等关系思想，这两者应该受到同等关注。
第二，伊波有效区分琉球人与日本人的人种或民族文化源流界限，故伊波的“同祖”是人种源流论，并非日本官史的“同一”或“同国”论。
第三，伊波不惧政治高压而进行学术探索，坚持在政治层面批判日本政府榨取政策与萨摩奴隶统治，指其为制造琉球“苏铁地狱”、陷琉球人于“半殖民地”的祸害根源。
第四，伊波“日琉同祖论”与琉日政治关系相关，具有时代性变化特征。由于大正民主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伊波逐渐扬弃年轻时期的认同而转向成熟岁月的批判，至战后更有了国家民族归属方向的新考虑。
总之，伊波学术与品行没有“媚日”成分。伊波的认识、治学动机与人品、性格诸方面表现，决定了伊波“日琉同祖论”与日本萨摩殖民同化政策具有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根本区别。
五、战后伊波的历史研究与伊波学术评价
以美军为首的反法西斯盟军经过3个月惨烈的冲绳之战，于1945年6月完全占领冲绳本岛，控制了琉球诸岛，推行多方面的政治与社会改造政策，包括1950年建立琉球大学为管制琉球培养高层人才等举措。1952年美军托管琉球群岛，成立“琉球民政府”，直至1972年美军将琉球行政权归还日本，日本重新掌控琉球群岛设置冲绳县。
美军在战后日本全境实施民主改革，在琉球推进“去日本化”占领政策，从政治上洗刷战前日本官方炮制以同化琉球为最高目标的冲绳藩、冲绳志史观，有助于琉球学人在战火烧蚀的废墟中发掘史料，突破日本官史之殖民主义的思想文化禁锢，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战后琉球历史研究的时代性任务，无疑要聚焦于琉球文明的存在历史与琉球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战后的琉球研究发展进程具有渐进但又迅猛、思想深刻而周全等诸多特征。1965年当地学界建立“冲绳历史研究会”是一个界标，反映出致力于研究的人才队伍渐次扩大，着手解决日琉关系的诸多学术条件开始齐备，战后的琉球/冲绳史研究的黄金时代姗姗到来。
伊波未能赶上战后的琉球研究发展黄金时期，但他的《冲绳历史物语》既是其个人的学术收官作品，也是战后琉球/冲绳历史研究的开局之作。该书采用通史性“缩图”式方法，全书按上世（含三山时代之前的古琉球史）、中世（含第一尚氏王朝及第二尚氏王朝前期）、近世（含萨摩入侵后的第二尚氏王朝后期直至日本战败投降）三大时段，共有八节正文，另有三篇附录。近世部分有不少新论述，划分为三节，包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萨摩入侵琉球、蔡温的琉球施政，以及以“琉球处分”为开端直至二战后的各时段历史。
以该书比较伊波战前论著，他没有改变自己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日琉同祖论”，不过对古琉球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最重要的是全面发展战前在国家政治领域的批判思想，并在批判“琉球处分”后的日琉关系以及军国主义的同时，描述了琉球义士的抗日义举，如对于17世纪的“爱国者”“国民英雄”郑迥的描写。伊波把受命赴清请求援助未果、于1880年10月20日自杀的林世功描写为“义士”，摘录了他自杀前的辞世诗句：“古来忠孝几人生，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尤期存社稷，高堂端赖弟兄贤。”伊波又写到，林世功“享年40岁。清朝悲其志，赠银200两，以补棺衾之资。二十二日挽灵柩，葬于张家湾”，字里行间充满同情与赞颂之意。书中同时记录了幸地亲方（向德宏）等士族的救亡活动。[82]
伊波在战前的“苏铁地狱”批判论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冲绳的“半殖民地化”状态，更加明确地批判日本政府与世界性“全体主义”合流，掀起“极端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运动”，最终“无视人民的生活而支持军备扩张，与军部的青年将校合作，采取了暗杀手段，压迫和平主义指导者，策划了对中国的侵略”。[83]这样的描述比起战前论述，更加明确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性质的批判，并对中国遭受侵略表示同情。
他在全书结尾部分复述了接受美国新闻记者的访谈，意味深长的是引用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一段话：“冲绳诸岛是我们的天然国境。对于美国保有冲绳，我不认为会受到日本人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日本人还放弃了战争。美国空军布置在冲绳，对于日本具有重大意义，是对于日本安全的明确保障。”
显然，伊波在战后历史的转折关头，明确提出有“冲绳之归属问题”的新思考。不过，伊波指出，冲绳人固然有表达希望的自由，但命运并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所有一切，只能听凭后来者之意志，别无选择。”[84]对于伊波的现实主义思维方法，其夫人冬子曾记录了伊波的同样说法：“冲绳凭一己之力独立是不可能的。世界的弱小民族没有解放之际，冲绳也得不到解放。”[85]
在伊波的现实主义构想之中，对琉球人的自主、自由愿景无疑是明确的，其希望并不只限于日本国家体制范围，而且希望“在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宣告终结之时，冲绳人能够从‘不幸时代’中解放出来，在‘幸福时代’的充分快乐中发展其个性，并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86]从这段话可以归纳出伊波对家乡琉球的三大关怀主题，即“解放”、“个性”以及“贡献”。如果有更多的时间，伊波还能做出更多的思想与学术贡献，但是天不假年，1947年8月13日伊波因脑出血猝死。
在伊波毕生著作中，伊波一直在批判冲绳人自身的“奴隶根性”，并深深期盼另样的解放前景。而伊波明确讨论冲绳的归属前途，这还是第一次。这是战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表现。25年之后，琉球的行政权由美国交还日本，伊波没有在生前看到这一幕，“听凭后来者之意志”的判断不幸被言中。
战后，日本学术以及社会各界的政治环境改善，讨论空间迅速扩大，“以伊波普猷为首的前人的业绩，现在给予重新考察，或者在给予批判的作业基础上被积极地推进”。[87]换言之，伊波的诸多学术研究，无论其不足之点还是成功之作，都从不同角度推动了战后琉球学术发展。
梳理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琉球学界论述，金城朝永指出，前近代江户时期的“冲绳人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有着正式装扮的一个民族‘琉球人’”。[88]稍后还有安良城盛昭对琉球古代辞书的研究、高良仓吉的大航海时代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研究等重要学术成果，并且有了“港川人”古人化石发现等考古学成果支持，有关日琉人种对等关系的新论点逐步获得公认。琉球学界大体形成共识，古琉球国的历史相对于日本历史而言就是一部外国史，相反如果将冲绳历史作为日本史之一环是难以成立的。换言之，古琉球国历史就是一部独立王国的历史，而琉球作为日本之冲绳县是“琉球处分”之后的事情。
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可推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琉球新报》连载文章基础上推出的、由20余位专家撰写的通史《新琉球史》。这套图书序言指出编撰宗旨：“旧有的历史形象、历史观已经被大幅度地改写，必须编纂新的琉球史、冲绳史。”[89]全书划分为古琉球、近世与近现代三大时段，共有4卷48篇专题文章，另有若干图像。其中，日本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之后的时段为第4卷，也突破了近代日本政府设置“冲绳县”的官称限制，终以“琉球”之名称为《新琉球史（近现代编）》。日本政府设置冲绳县、推行“去琉球化”政策，曾造成“琉球”与“冲绳”两大概念在政治语境中的严重对立。这套《新琉球史》廓清了两大概念各自的学术内涵，推动了学术与社会各界的合作融通。
这套图书提出的琉球历史全程线索是“先史时代—古琉球—近世琉球—近代冲绳—战后冲绳”的五段分期方法，写作采用大事专题的章节结构。[90]其方法论与伊波的三世分期法相通。如此历史叙事框架突破了日本史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纪”体裁，也突破了明治初年《琉球藩史》及《冲绳志》等官史的“皇纪”模式。《新琉球史》成为当地教科书以及纪念馆、博物馆通用的历史框架，是通史体裁的琉球历史研究的巨大成就。
进入21世纪以来，琉球史各类专著更是井喷式涌现，并且完全突破了日本官史的政治框架，表现出全新的体系化思想内容以及方法论。先后有后田多敦的《琉球复国独立运动研究》、波平恒男的《近代东亚史中的琉球合并》、日本本土出生学者梅卓哲人的《新琉球国的历史》等，高良仓吉的多部著作也直接以“琉球”为题名，还有作为教科书普及本的新城俊昭的《琉球·冲绳史》等。还有一批著作直接否定“琉球处分”的现实合法性，要求争取琉球人的自主权，实现独立复国，例如松岛泰胜有关琉球独立之路的一系列论著[91]。这充分显示了战后至今当地学界的繁盛情况。
当然，战后迄今的史学发展弥补了伊波研究的不足，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比如，人种考古问题，琉球“港川人”（22000年）的存在，年代远远久于日本本土代表“滨北人”（14000年）。再如，关于明治维新的评价，战后研究完全更新了对“琉球处分”等重大事件的认识与评论，革新了伊波的“解放说”。在激进的“复国主义”言论之外，使用平稳学术用语的代表性论述是：“明治政府自己命名为‘琉球处分’的设置冲绳县事项，是一个使冲绳命运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大事件。这是因为国王从首里城消失了，从大和前来赴任的‘县令’（其后改称‘知事’）就坐在冲绳的最高位置”，其性质“可以说是非正常的‘世代更替’。”[92]换言之，“琉球处分”是以武力为后盾的非正常异国政权更迭。《琉球新报》等媒体上也有文章正式宣传“‘琉球处分’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琉球“现今仍有恢复主权之可能”。[93]
战后对伊波的批判论始终存在，不过肯定论似乎更为响亮。著名政治家、学者大田昌秀指出，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伊波提出了“日琉同祖论”，确认琉球人与大和人的兄弟同胞关系，但也按照学者良心，坚持了琉球人身份认识，“正是在这一点上，集中表现了伊波先生的光荣与悲惨”。[94]对于伊波史学的学术类型，比屋根照夫将其纳入大正民主运动思想家的行列，指出伊波思想的核心是拒绝日本方面的“同化”“一体化”，伊波一直致力于“发展极度被压抑的琉球历史文化，提倡‘个性’论，借此描述自立、自治之道”。[95]对于伊波政治思想的分析，高良仓吉指出伊波需要在当时的国家界限之中，“必须在‘日本国内的冲绳’之中，同时保持‘日本之外的冲绳’”；同时，为保存琉球的文化与历史，“他将强烈的冲绳人意识潜藏心底，与时代共呼吸，迈出了自己作为学者的步履”。[96]
伊波学术的产生以及在战后迅猛发展的新琉球史，无不植根于独特的琉球历史生命力。由于近现代迄今多方向政治文化的纠结，出现不同视角的研究与评述，亦属自然。综合而论，伊波在灭国条件下所确立的以“琉球”为中心词的学问体系，其成就与不足，包括他的思想与方法，都在战后获得了学界的深切关注，获得了接力式的检讨、分析与继承。有研究指出：“对于‘冲绳学’这一门学问，必须说伊波普猷学问奠定了战后的再发现与再认识之基盘。”[97]换言之，自古琉球史以降，经由灭国条件下的传承研究，再至战后新琉球史的黄金发展，伊波的学术成就是其间的转圜与连接之环。
结 语
作为血管中淌流着中国大陆、日本列岛以及琉球人血液的东亚之子，伊波普猷的人生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历经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军国主义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和平与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战败投降等重大历史事件。71年古稀岁月不算太长，但伊波的人生阅历、研究治学、著述影响力，世间少有其匹。
如何整理伊波学术遗产，原琉球大学资深学者金城正笃指出：“对于伊波普猷的学问业绩，我绝不会给予否定或过小评价，但是也反对过大的评价。正确指出他的谬误与有疑问之点，并加以批判与检讨，要认识到这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的责任。”[98]另一位重要的琉球学者、伊波的好友东恩纳宽惇为伊波陵园的彰显碑题词：“知冲绳者无人及他，爱冲绳者无人及他，忧冲绳者无人及他。他因知而爱，因爱而忧。他是学者，是爱乡者，也是先知。”[99]
由身家连接琉球祖人以及东亚各国的交流历史，伊波学术扎实而广博。推进伊波学问研究就是增进东方文明研究。琉球历史与琉球学属于琉球群岛居民，但也属于东亚。富于热情而悠长气息的列岛文化孕育了伊波笔下“孤岛苦”历史，伊波学问自身就是一门“苦”学问。伊波在生命终结前夕留有记述，大陆对于琉球“总是恩惠”，而有琉球人的“中国崇拜热”。[100]“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笔者相信中国学界正在努力。
注释：
[1] 徐勇，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关系史。
[2] 伊波普猷『古琉球』、岩波書店、2012。
[3] 依据古琉球王国与近代统属于日本冲绳县的政治历史，合用“琉球”与“冲绳”两大概念以作通史叙事是当地学术著作及教科书的常见用法。参见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編集工房東洋企画、2018；豊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縄史の世界』、吉川弘文館、2003。
[4] 日文方面有关伊波普猷传记和琉球历史研究的著述数量极多，请参考文中注释。中文论著可参见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张崇根《万国津梁：大历史中的琉球》，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徐勇、汤重南《琉球史论》，中华书局，2016；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编《战略与管理3：琉球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袁家冬、刘绍峰《关于琉球群岛人类起源的研究综述》，《地理科学》2014年第8期。
[5] 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9頁。
[6] 高良倉吉『琉球王国史の課題』、ひるぎ社、1989、10頁。
[7] 铭文由笔者摘录标点，“万国津梁钟”原件已经在今冲绳县博物馆、美术馆公开展示。
[8] 原件汉文，笔者标点，文中永乐二年可能有误，照录原件。参见西里喜行編『琉球救国請願書集成』、39-40頁。
[9] 西里喜行編『琉球救国請願書集成』、40頁。
[10] 波平恒男『近代東アジア史のなかの琉球併合』、岩波書店、2015、141頁。
[11] 该书自序部分为汉文，参见大槻文彦『琉球新誌』、烟雨楼、1873、自序、2-4頁。
[12] 有多家叙述，参见赤嶺守「琉球復旧運動の一考察」、地方史研究協議會編『琉球·沖縄—その歴史と日本史像—』、雄山閣、1987；比屋根照夫『自由民権思想と沖縄』、研文出版、1982。
[13] 後田多敦『琉球救国運動—抗日の思想と行動—』、出版舎Mugen、2010。
[14] 高良倉吉『琉球王国史の課題』、序章、1頁。
[15] 比屋根照夫『自由民権思想と沖縄』、245頁。
[16] 豊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縄史の世界』、8頁。
[17] 比屋根照夫『自由民権思想と沖縄』、4頁。
[18] 伊波普猷「追遠記」、伊波普猷『古琉球』、岩波書店、2012、437頁、442頁。
[19] 伊波普猷「追遠記」、伊波普猷『古琉球』、442頁。
[20] 伊波普猷『琉球古今記』、刀江書院、1926。
[21] 《孤岛苦的琉球史》由东京春阳堂于1926年10月23日出版，战后收入《伊波普猷全集》第2卷。参见『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解題」、平凡社、1974、560-562頁。
[22]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清水書院、2017、140-141頁。
[23] 伊波普猷「古琉球の政治」、『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平凡社、1974、421頁。
[24]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59頁。
[25]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47頁。
[26]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74頁。
[27]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66頁、67頁。
[28] 伊波普猷「古琉球の政治」、『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486頁。
[29] 伊波普猷「沖縄人の最大欠点」、伊波普猷『古琉球』、88-90頁。
[30]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解放」、『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491頁。
[31]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史」、『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260頁。
[32] 伊波普猷「琉球史の趨勢」、伊波普猷『古琉球』、86頁。
[33] 伊波普猷「琉球史の趨勢」、伊波普猷『古琉球』、78頁。
[34] 伊波普猷「わが沖縄の歷史」（『通俗琉球史』の序に代ふ、大正11年5月）、『伊波普猷全集』（第十巻）、平凡社、1976、294頁。
[35]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伊波普猷『琉球古今記』、19頁。
[36] 伊波普猷「わが沖縄の歷史」（『通俗琉球史』の序に代ふ、大正11年5月）、『伊波普猷全集』（第十巻）、295頁、296頁。
[37] 比屋根照夫『自由民権思想と沖縄』、234頁。
[38] 伊波普猷「古琉球の政治」、『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490頁。
[39]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史」、『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263頁。
[40] 伊波普猷「南島史考·序に代へて」、『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11頁。
[41]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51-452頁、454頁。
[42]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伊波普猷『琉球古今記』、19-21頁。
[43]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13頁。
[44] 伊波普猷「わが沖縄の歴史」（『通俗琉球史』の序に代ふ、大正11年5月）、『伊波普猷全集』第十巻、296-297頁。
[45] 有关战后琉球人争取“自立”“自治”运动的研究，参见琉球新報社·新垣毅編『沖縄の自己決定権』、高文研出版、2015。
[46]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394頁。
[47] 伊波普猷「南島史考」、『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54頁。
[48] 田名真之「近世久米村の成立と展開」、琉球新報社編『新琉球史 近世編』（上）、琉球新報社、1999、219頁。
[49]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24頁。
[50]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伊波普猷『琉球古今記』、22頁。
[51]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57頁。
[52]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139-140頁、197-198頁。
[53]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191頁。
[54] 主要有袁家冬、刘绍峰《关于琉球群岛人类起源的研究综述》，《地理科学》2014年第8期；刘丹《伊波普猷的“日琉同祖论”探析》，中国海洋大学第十七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19年11月。
[55]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27頁。
[56] 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29-30頁。
[57]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59頁。
[58] 伊波普猷「琉球史の趨勢」、伊波普猷『古琉球』、76頁。
[59]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64頁。
[60]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160頁。
[61]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67頁。
[62]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解放」、『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491頁。
[63] 沖縄解放祖国復帰促進懇談会編『沖縄』、刀江書院、1963、22頁。
[64] “爱乡者”是伊波的好友东恩纳宽惇为伊波墓地彰显碑的题字，参见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203頁。
[65]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180頁。
[66] 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202頁。
[67] 伊波普猷「わが沖縄の歷史」（『通俗琉球史』の序に代ふ、大正11年5月）、『伊波普猷全集』（第十巻）、296-297頁。
[68] 伊波普猷「琉球史の趨勢」、伊波普猷『古琉球』、85-86頁。
[69]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66頁。
[70]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祖先に就いて」、伊波普猷『古琉球』、38頁。
[71]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解放」、『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491頁。
[72] 伊波普猷「わが沖縄の歴史」（『通俗琉球史』の序に代ふ、大正11年5月）、『伊波普猷全集』（第十巻）、294-229頁。
[73] 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114頁。
[74]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117頁。
[75] 伊波普猷「琉球人の解放」、『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494-495頁。
[76]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伊波普猷『琉球古今記』、23頁。
[77]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14-415頁。
[78] 伊波普猷「古琉球の政治」、『伊波普猷全集』（第一巻）、490頁。
[79] 伊波普猷「孤島苦の琉球史」、『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263頁。
[80] 伊波普猷「南島史考·序に代へて」、『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11頁。
[81]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51-452頁。
[82]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41-442頁。
[83]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54頁。
[84]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57頁。
[85]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付録1「冬子夫人の見た伊波普猷」、197-198頁。
[86]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57頁。
[87]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179頁。
[88] 豊見山和行編『琉球·沖縄史の世界』、9頁。
[89] 琉球新報社編『新琉球史 近世編』（上）、琉球新報社、1989、第3頁。
[90] 高良倉吉「近代現代への誘い」、琉球新報社編『新琉球史 近現代編』（上）、15頁。
[91] 松島泰勝『琉球独立への道—植民地主義に抗う琉球ナショナリズム—』、法律文化社、2012、129頁。
[92] 高良倉吉「近代現代への誘い」、琉球新報社編『新琉球史近現代編』（上）、13頁。
[93] 『琉球新報』2014年7月11日。
[94] 大田昌秀「伊波普猷の学問と思想」、伊波普猷生誕百年記念会編『沖縄学の黎明』、沖縄文化協会、1976、103頁。
[95] 〔日〕比屋根照夫：《近代琉球同化与自立》，转引自张启雄主编《琉球认同与归属论争》，“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2001，第204～205页。
[96] 高良倉吉「近代現代への誘い」、琉球新報社編『新琉球史 近現代編』（上）、17頁、18頁。
[97] 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序文、11頁。
[98] 金城正篤「伊波普猷試論—その歴史認識の検討を中心に—」、金城正篤·高良倉吉『「沖縄学」の父伊波普猷』（新訂版）、付録2、217頁。
[99] 新城俊昭『琉球·沖縄史』、編集工房東洋企画、2018、203頁。
[100] 伊波普猷「沖縄歴史物語」、『伊波普猷全集』（第二巻）、424頁。
本文原发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主办《日本文论》2021年第一辑，2021年8月。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