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步平先生迄今20余年，起初的会面大概是在1995年前后，在北京有多个日本教科书及钓鱼岛问题的会议。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次。按当时规矩，步平已经提供有文字稿件，还在会场使用ppt，作出了十分形象生动的发表。那时供职北大不久的我，没有、也不会电脑，相当一部分老师也都是电脑盲。
电脑的印象，在后来的交往中被再次强化。新世纪有一次参加台北的中研院会议，晚上回宿舍，不知怎的电脑出了故障，左右调试不得要领，改天再弄吧又有邮件需处理，不顾夜晚敲开步平先生门求助。完毕已经半夜了，他出到门口回头补上一句：要再出问题，可以用我这台。
步平早年就职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担任了繁重的研究与行政职务。正如他敏于电子新科技一样，他对于日语的精研和掌握，也完全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拼下来的。据他的回忆，上学期间学过俄语，支撑了他的东北史及中俄关系史研究， 需要学日语之时，已经是接近40岁的工作人了。他听广播、放录音、下大力啃读日文资料原著，多年下来，能够流畅地书写信件、或自如地与日本专家交谈。
借助日文的拼打，步平写出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中日历史问题论著。包括日本对于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在华日军化学战的资料汇编与研究专著、以及靖国神社问题等等。这些以第一首日文资料为基础的著作，大多迄今仍是国内的创新性前沿成果。
步平的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时代特性。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建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迎来两国近代史上友好的黄金时段。但进入80年代后期，日本右翼翻案势力发展迅速，在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还有慰安妇、劳工、细菌战、化学战诸多战争遗留问题，严重冲击两国关系。当时国内在该领域研究薄弱，步平使用少见的第一手日文资料，填补了国内学术空白，更可以直接解答两国关系诸多历史与现实外交问题。
新世纪初步平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担任领导工作，工作范围更加扩大。其最重要学术工程，就是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日韩三国历史教科书（民间）中方主要联系人的基础上，出任了中日两国政府协定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首席代表。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从2006年底开始。经由两国政府确定，各派十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至2009年12月，研究工作暂告一段落。2014年两国公开出版共同研究报告书。这一部报告书当然存在值得修订的内容，但是由两国官方认同、两种文字表述，这部书对于战争加害者明确自身责任、受害者总结历史教训，确实具有国际性的里程碑意义。
报告书所确认的政治认识，是两国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问题。日本民众既有战争被害的侧面，同时还有战争加害的基本面。如果淡化战争加害的一面，只强调战争被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自然是过不去的。在学术层面，古代中日人与物的交流，包括文化的流向，从强势中国流向弱势日本，但也须确认日本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质。
报告书的推出绝非一帆风顺。当时一些日方委员要求重新定义侵略概念，说日本方面只有30％的人认为是侵略。这遭到中方代表的反驳。经过讨论，作为报告书最大成果，报告书开篇即确定“侵略”为核心用语，排除了所谓少部分人同意用侵略一词的怪论，对于最终完成报告书意义巨大。期间，日方首席北冈伸一先生也同意，日本的学者至少有70%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去年的70周年安倍谈话，北冈先生又在日本做了公开发言，希望安倍谈话要明确对于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
报告书还梳理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关系、主要是其侵略战争史实，阐释了日本侵略政策的必然性和若干事件偶然性的关系。确认包括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都不是偶然的，是日本的一步一步地扩大、走向战争。
针对共同研究中的双方分歧甚至对立，作为中方首席，步平强调要把握好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两者关系。相对来说，日方学者强调细节实证，他们的细节资料把握比较充分。中方学者容易先有判断，实证资料方面需要再提高。步平要求把握好学术方法，贯穿于诸多历史事件的研究与解决。如南京大屠杀数字问题，报告书确认，对于南京大屠杀数字的实证性研究，目前资料不太充分。但是，南京大屠杀作为一种反人道残暴罪行，确凿无疑，应当作为日本战争暴行加以批判。这样的结论，针对气焰嚣张的日本右翼来说，应该是共同研究的一个成功突破。不过，有如步平所指出，中方有的社会媒体不是很了解学术研究的规范，总觉得非要拿出一个数字不可，而日方右翼则有意纠缠于数字，其实这中间不应该是简单的数字概念问题。
步平学术与社会贡献是多方面的。步平长期担任学术行政领导职务，对于中日双方、以及韩国等多国学界的协调与交流，对于国内学术动向的组织与联络，做出了杰出贡献。据我所知，步平泛舟学海近40年，往来日本近两百次，对于日方近代史主流派（含中偏右）的大部学人几乎都有结识。近现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现实性强，研究者众多，必须关注双方研究动向与成果。我曾建议，是否考虑整理一部他自己的回忆性的对于日方学人、各机构的综合性见闻与感受，他说有这样的打算。
除了上述明确的建树，步平还有一些开拓性的、可以写出大著作、但尚未写出的“无字碑”。通州琉球人墓碑问题，即为其例。据步平回忆，因为家住通州，有偶然机会发现了琉球人王大业的残碑。其时我正在思考钓鱼岛历史问题，通过电话向步平请教，当即收到他拍摄的照片。不久，冲绳大学的又吉甚清教授到访，步平亲自陪同，驱车去张家湾原琉球人墓地。在三教庙的院坝边缘，我首次见到了已经断裂的石碑，这大概是目前仅存的琉球人碑。关于墓地，是步平联系当地村干部，指认在一片苞米地和民居之间，是为墓地原址。又吉先生当时在地里独步，随即双膝跪下，合掌额前。待又吉先生完成心灵的功课，我们再登车，去国子监琉球学馆等处考察。
为推介新发现琉球人墓碑情况，步平毫无保留，不顾个人劳累，赠送他所知道的相关史料。对待完全没有名分的年轻研究者也是如此。那一年暑期，一位正在考察琉球问题在日留学学生想看看遗址，不会开车、也不太认路的我，为省事咨询步平如何出行，步平却完全应承下来。当我们从地铁口走出，即有步平亲自驾车等候。几经奔波，再度看到了被通州区博物馆收藏的、被叠放起来的王大业碑。
后来，该留学生已经写过一些考察的文章。又吉先生回国后，发表了有关石碑的照片，并作出王大业生平以及琉球人墓地遗址的考订。日本《冲绳时报》评价说，这是对于历史上的琉球人墓地与遗碑的首次的成功考察。
如上琉球人墓碑田野考察，还有通州博物馆的收藏，可以说步平先生是最主要的发现者、研究的开拓者。而今，作为上千年中、琉、日关系的历史学术课题，琉球人及其在华墓地问题，已经引发了学术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日本的《冲绳时报》曾发表过对于步平先生的采访，并配上了一幅记者拍摄的照片，步平告诉我，那是他、和他夫人最满意的照片。我曾建议他写一篇琉球人、或其墓碑考古文章。今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琉球问题国际会议，步平已经不能写文章了，但是特意写了一封很有感情的致大会的信件，信中回顾了他和琉球学界的交往以及对于琉球研究的期望。未曾料及，这一封信，就是步平有关琉球以及中、琉、日关系的最后一篇文字了。
战后71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日关系进入一段高度变幻的迷离时段。可以说，一部步平的学术史，也是中日关系学术问题的缩写本。而今斯人已去，循其学术路径，继续拓宽中日学术的研究与交流，无论如何也需要交付学界年轻一代了。
步平的重大而广泛的学术与工作建树，植根于中日近代关系史的特殊性，以及当代两国关系的复杂走向。有其事必有其人，得其人而后成其功。然就个人而言，首先需要“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即程子所解：“君子循理，故常舒泰 。”（《论语集注》）换言之，欲求格物、致知，务必正心、诚意，加之个人的教养、能力与方法，方能有所成就。
和步平先生相识，应该说我们个人生活之间联系不算太多，但20余年来的学术交流，参加步平先生主持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等活动，一直深得多方向关照与帮助，包括在境外打出租车是他抢先付费，还有他近期重病期间也曾给出大力的工作支持。对于步平先生的守信待人、忘我工作，广阔见识，笃实魄力，以及其资料、理论与方法积累，难以尽述。步平身材伟岸，不抽烟，会议聚餐酒杯沾唇而已，终能以其坦荡敦厚的亲和力，把握学术人生方向，凝聚同事与朋友合力，确有大将古风。
实际上，步平本在“耳顺”到“从心所欲”的成熟年龄，继续担戴大任，作出更多贡献，正当其时。谁知，2016年8月14日，步平先生仙逝。哲人其萎，天不假年。学界折一柱樑，个人去一摯友，痛哉哀哉！步平兄走好！
2016.08.16拜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