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8日一个秋雨滂沱的上午，我和朋友们一起去八宝山送别了步平先生以后，沉痛的心情久久难安，总想写点什么。感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们的张罗，使我可以在这个阴晴交替的清明时节，撰文追思这位尊敬的长者和朋友。
相识
步平先生长我近20岁，在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之前，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记得2001年的初冬，我刚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的时候，系领导吩咐去做个会务工作，在北大图书馆的会议室里，约请了几位国内专家学者，就日本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发表学术意见，不久发表于《人民日报》。短暂的会议间隙，我见到了时任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个子的步平先生，因为他很客气地递给了我一张名片。
我因曾于1995-1998年间在近代史所攻读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对于所里的事情，自然多一份关注。2004年暑期，张海鹏所长到届之后，听说中国社科院从黑龙江远调步平先生，到近代史所接替职务，但暂任第一副所长作为过渡。为此，我曾在所里听说过不少风言，心想他必定也是够步履维艰的了。
2005年7月7日，我校召开了一个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小型研讨会。在自由讨论的环节，我就刚刚拜读过的中日韩三国合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发表了意见，既指出了其中在史实与论述上的几处硬伤，但着重就三国共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等问题提出了异议。当初也就是一说为快，更没想到会引起与会者的在意。但显然是听者有心，也不知哪位参会同仁的转告，就在第二天的下午，步平先生亲自给我家里打来电话，专门就此问题与我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我在诧异之余，其实对于共同历史研究也没有什么看法，倒是第一次意外地获得了步所对于这个问题的高见。
也就在那年的8月15-16日，近代史所与日本所合作，在北京九华山庄举办纪念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也携文参会了。当时由于日本的小泉纯一郎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的局面。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自然非常重要。作为副所长的步平先生，在紧张、繁忙的会务间隙，又抽空跟我聊起上个月的那件事情，并专门拜托我把那本书的硬伤问题告知于他，以备将来修订时加以吸收。他对于学术问题的认真劲，我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了。
我向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是《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系在此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赴日访问一年的收获而进行的继续研讨。会后，我稍作修改，就在年底投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一个年轻学者，我当然希望能够在该杂志再发一篇拙作（2004年第1期已发）。但几经交涉的结果，《历史研究》还是没有发表。我气馁之下，马上投给了《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步所当时是这家杂志的主编、荣维木先生为执行主编，他们几乎没有让我做任何修改，就在2007年第2期予以发表了。想起跟《历史研究》的交涉种种，我当时还不无庆幸地感叹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书生以文会友。我和步所的最初相识，应该就是以上那本书和那篇拙文了。
相知
到了2005年底，听说步平先生扶正、升任所长了，不久又兼任了所党委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是个老所，又是个大所。书记、所长双肩挑，对于步所这个“外来人”，担子够沉重的，同仁们无不为他捏把汗。但8年来，他不负众望，这在近代史所里给他的悼词中有记录：“他的真诚、认真、平易近人的态度，获得了全所同志的信任与支持。”《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女士在悼文中也曾动情地写道：“这个什么时候都真诚待人，什么时候都助人为乐，什么时候都豁达乐观，什么时候都勇于承担，什么时候都没有丝毫官气俗气的至真至纯之人。”这些已是组织和个人对他最合适的评价了。
在这10多年间，步所作为一名长者和朋友，我和他之间的相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上面。
2006年底，根据中日国家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门首长签署的协议，中日两国政府分别选派10名历史学者，围绕古代和近现代中日关系，开始进行为期三年的共同历史研究。我有幸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选为中方委员，参加近现代史组的研究工作。当时只有40岁的我，不但在委员中最为年青，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位副教授，如何担当得起国家赋予的学术重任，三年来一直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感觉。
步平所长是中方委员会的首席委员，我们都称他为委员长。三年期间，他不但对于我在学术上多有指导，还格外、特别关照我这个“小委员”。在任务分工上，安排我承担了自己最为熟悉、且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考虑到日方学者要增写伪满洲国史部分、而我本人却无所涉猎的情况，又特意邀请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作为外部支持的学者，加入我们共同研究的行列。这样就大大地便利了我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记得在北京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多位日方委员和学者针对我论文中关于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历史必然性和连续性问题以及“十五年战争史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我紧张、为难之际，还是步所和其他几位委员接过了话题，以自己的见解说服了日方学者。2009年岁末的圣诞节，步所带领我们在东京开完了最后一次共同研究的会议，他在疲惫之余绽露出的一丝轻松笑容和那句“我们可以回家了”的话，让各位委员永远难忘于怀。
2010年1月，我们的共同研究报告书，同时在北京和东京发表了。此后的2014年10月，又同时出版了中、日文版。就在这期间，步所同时还领导国内同仁们，联合日本、韩国学者，继续进行了中日韩三国的民间的共同历史研究，并在2013年重新修订出版了《跨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下册）。
在进行以上共同历史研究工作的同时和稍后，步所的足迹遍布国内外，到处宣讲关于中日历史问题及东亚历史认识问题，包括在我们北大课堂上的讲座。他提出的政治、学术、感情三个层面互相交叉与影响的说法以及学术层面冷静研究的重要性问题，对于解决中日历史问题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历史和解，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该问题研究的专业学者，能够为政府、社会和现实贡献自己的智慧，我想步所是乐此不疲和欣慰之极的。
我最初不太理解中日韩三国进行共同历史研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直到这次亲身参与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经常相处中目睹步所的工作和程序，体会他的想法，才真正了解了其学术与现实意义。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一位受益匪浅的晚辈，步所则是一位恰如其分的“良师”。
2010年下半年，我利用去东京进行三个月学术访问的机会，又邀请了日方和中方的几位相关专家，就我们共同研究中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收到我们的四篇论文后，步所很快就在他主编的《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予以发表了。为此，他还特别感谢我的帮助，我说这就算是小朋友给您的帮助吧！
在我们开始进行共同历史研究之前的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立项了一个重大课题《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主持人还是步所。但由于时间关系，在共同历史研究任务告一段落之后的2010年春天，步所才召集各位学者，开始进入这项课题的研究。我又被他拉入了这个团队。
中国人民艰苦而辉煌的抗日战争胜利60多年了，但我国史学界除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2005年再版之外，迄今也没有一套大部头的拳头作品，比较美、俄与日本等国，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学术缺憾。为此，步所带领大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希望赶在2015年之前可以完成这部著作。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最初的课题设计是一部通史性的专著，但步所还是听取了大多数学者的建议，不久就改为一部主要是专题史研究的专著。他首先自己身体力行，最先完成了战后历史认识问题的第八卷。我考虑自己的情况和能力，最终确定与王希亮先生共同写作第七卷“伪政权与沦陷区”。人多事杂。在多次的课题组会议中，步所都是不厌其烦地尽量协调各位学者和各卷的研究工作，并一再善意地督促大家注意时间和进度。但是，他也体谅每位学者个人研究的难度和具体情况，并尊重学术的独立与独创性，对于各卷的内容与观点等，直至最后通稿，也基本不加干预。
2015年春天，我和王希亮先生共同完成了第七卷的初稿，完整奉送给步所。这是我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之后参与的一个大项目研究工作，也是非常愉快的一次学术锻炼。尽管由于各种原因，这部著作直到步所去世也没能问世，但是各位同仁及出版社的朋友都是清楚的，也不会抱怨步所，因为他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
第三件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经历了。2009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10年、任副教授8年之后，申请评聘教授职务。当年未有结果，我在2010年再次申报，还是未成。所谓“事不过三”，经过两次的打击，还不知明年的第三次命运如何，我确实有些心灰意冷了，自叹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但我也自认主观努力不够，故除了跟家人和老师，很少跟他人抱怨过什么。
没想到近代史所的朋友们，也在关心我的境况。2010年秋所里的某次会议之后，在华侨大厦餐厅里喝茶的时候，几位所里的朋友们，趁着酒兴，一再规劝我离开北大历史系，回到所里工作。我在诧异之余，只有感谢之情，因为自己确实还没有这个打算。但更意外的是，几天后，我又接到了步所给家里的电话，他要专门为此事跟我解释，说这不是朋友之见，而是所里的意思，并以自己所领导的身份担保此事。我一时哽咽，放罢电话之后，心情久久没有平静，也明白了朋友们为何几天前酒后吐真言。在我身处逆境的时候，步所还是关心我这个小朋友。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我当初的心境立马想到了患难之中挺身而出的大哥！
我不久专门为此事跟步所解释说，自己还是要凭本事在北大解决问题，而不能把包袱甩给近代史所。2011年春天，我终于在北大晋升教授了，第一个要报告的人就是步所。他高兴地笑了，我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最先闪过脑门的依然是这件不小的人生大事。
自古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交贵知心。回想自己跟步所10多年的交往，我跟各位同仁共同的感觉就是：他不愧是一个堪为人生之益友的君子。
相思
2012年6月，步所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了。他最先搬离了自己的所长办公室，待我在研究室里见到他的时候，他首先明白地告诉我以后不要这么称呼他了。这是个一切都认真的人。
无官一声轻。接下来，就应该是他最为惬意的阶段了。2015年春节前夕，我们一起在杭州、义乌开会，他眼见得江南春早，告诉我们真想好好做点自己的事情了，且自己还有那么多想法。
然而天不遂人愿，他在这年春天的体检中，被检查出患病。同仁们都很着急地规劝他，他自己也说要配合医生、休养生息了。但实际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作为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的步平先生，并没有闲着。
5月份在宜昌的会议上，我见到他前后忙碌会务的身影。9月初在北京的会议上，同样是那个忙乎的先生。直到9月3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出席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上，我在给他留影的时候，他才说从此可以休息一下了。
但事实上，就在2016年春节，我和南开大学宋志勇教授去通州家里看望，他还在跟我们一起讨论、规划抗战研究工程的事情。4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还跟我讲到在北大继续进行共同研究的事情以及我们那部抗战史著作的进展情况。5月间，他还应约去国家图书馆，继续讲授他的公开课程。
7月14-16日，本来有一个在东京的会议，是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财团日中友好基金组织的中日历史认识的共同研究项目，步平先生担任中方的副委员长。我在会议前短信问他可否参会，他说需要去住院化疗了，很遗憾不能同行。15日我们在东京开会的时候，他专门写作了一份长篇致辞，谈到了自己对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看法和今后的希望。于铁军教授代读了这封信，当时参会的两国同仁们，都祝愿他可以度过人生的难关。没想到这是他留下的最后文字。一个月后的14日，步平先生在生命弥留之际，跟他弟弟说的最后一句话也还是“你们怎么看中日关系？”。
步平先生在刚满68岁的时候，在他最不想离开的时候，带着无数的学术遗憾和他对于中日关系的无限担忧与美好期待，跟大家再见了，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哀思和留恋。
步所在自己微信上留下的最后照片是2016年4月1日在自家花园里拍照的一组6张盛开的各色郁金香。他喜欢鲜花，但也抱怨这年春天的脚步太急了些，说“还是缓一缓好啊。”
日本有首经典民歌《四季歌》，其第一句就是“喜爱春天的人儿，是心地纯洁的人；他像紫罗兰的花儿一样，是我的友人。”步所喜欢春天，也喜欢花；他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人，也是无数同仁的好友！我自己微信里的朋友圈，将会永远保留着这个好友，而且因为他的姓氏按英文字母很靠前，马上就找到了。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追忆了自己与好友李龟年昔日的密切交往之后，不无惋惜地感叹道：“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017年眼下的这个春天，感觉比去年还要早些。清明时节，就在北大燕园里，抬眼看到到处鲜花盛开，但俯首又会见得脚下落英缤纷。我一直在追问自己：这是春风太给力了呢？还是太无力了呢？因为自己实在太想在这个花开又花落的时节，再见到久违的步所了。
2017年4月4日（清明节）草、6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