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分歧。许多人认为，《孙子兵法》一书，系孙武自作，它反映的是春秋社会现象。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孙子兵法》的真正成书当于战国时期，《孙子兵法》自身有着浓厚的战国色彩。北宋梅尧臣曾评论《孙子》说：“此战国相倾之书也”（《欧阳文忠全集》卷四十二《孙子后序》）。南宋叶适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他怀疑《孙子》其书及孙武其人，他在《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孙子》中认为，《左传》中关于当时吴、楚战争的记载，没有一次提到孙武的名字。孙武其人并非真实，《孙子》十三篇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清代姚鼐也认为《孙子》为战国兵家典籍，主要理由是：“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为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惜抱轩文集·读孙子》）。自宋至清，持类似意见者，实不胜枚举。
近代以来，《孙子》多战国色彩的观点，在论证上又有了长足的进展，一种意见，是将《吴孙子》与《齐孙子》混为一谈，认为《孙子》一书的真正作者当为孙膑，此说已随着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部竹简而获得纠正。另一种主流性意见则以齐思和、李零等先生为代表，分别以其书所见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军事制度以及著述体例等方面，将《孙子》的基本成书确定在战国时期。对这一观点，虽然有不少人进行了商榷和辨驳，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无一定道理的。本人不揣谫陋，试图通过对《孙子》战国色彩说提供一些补充性的论证。希望能对《孙子》书的成书时代问题的解决有所补苴。
综观《孙子》全书，其受战国百家之学的影响，是明显可见的。要而言之，战国时期泛滥起来的五行学说与它有涉；它关于军事活动的强烈功利倾向，与墨家与法家似有纠葛；它的朴素辩证法与方法论，不仅精神实质与道家老子学说如出一辙，而且两者遣词用句都颇有相合处；它的愚兵观念以及手段，与法家并无差异；而它的主导思想倾向，又是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学派军事思想基本特征相左的。《孙子》书中这些复杂的思想倾向，正是战国时期诸子学术思想既对峙又融合的基本现实，在具体学科领域——军事学中的渗透与体现。我认为，通过对《孙子》中复杂思想倾向与当时社会思潮特征之间相互关系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解决《孙子》的成书年代问题。这里仅对《孙子》的“五行”思想谈些笔者个人的看法。
一、《孙子》“五行”与《左传》等书“五行”之异同
《孙子》书中，明显涉及到五行的文字，共有三处：（1）《势篇》：“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2）《虚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3）《行军》：“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究竟是春秋时的思想特色，还是战国五行观流行下的某种表现。这里就牵涉到五行说的起源与影响问题了。
关于“五行”起源的时间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梁启超、顾颉刚等认为它的系统形成，当以战国中晚期人邹衍为代表。而栾调甫、吕思勉等人认为五行学早于邹衍而存在。我们认为，原始五行说的确渊源甚早，但是五行说的真正流行当在战国时期，至于系统的形成并发生政治上的影响，恐怕仍是以邹衍为代表稍妥当一些。
有些同志将《尚书·洪范》、《左传》、《国语》中的“五行”记载，与《孙子》上述“五行”言辞对照，先肯定了《左传》等书的“五行”记载为春秋时期的内容，进而来推断《孙子》的“五行”观为春秋时期的产物，这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的。
《洪范》的成书年代，当年刘节作《洪范疏证》时考定为战国晚期，此说一出，学术界大多赞同，但亦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时代断限太保守靠后了，然而一般人都肯定它至少为战国初期的作品（参见童书业《五行说起源的讨论》，载《古史辨》第五册）。《洪范》既成书于战国时期，那么就不能断言其中的“五行”表述，一定就是春秋时的五行含义，这正如不能肯定《洪范》的“五行”表述一定就是战国思想的体现一样。
《左传》一书成书时代，说法也多种多样，我认为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序》的说法比较合符实际，即其成书在公元前四零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前386年）以前，相当于战国初期阶段。因此，《左传》中虽有较多的“五行”内容记载，如《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昭公二十五年》“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等等。但是这究竟是春秋思想的如实流露，抑或是战国思想的借古人之口的阐述？实际上也已经说不清楚了。至于《国语》的情况大致与《左传》类似。《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图》等，更是早就为学术界所认定为战国的作品（参阅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也不能用来印证《孙子》“五行”思想的春秋特性。
其实，《左传》由于成书较早，它的“五行”说，尚是很不完备和准确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金、木、水、火、土”既为“五行”，但在《左传》那里，却可以随便加上“”，使“五行”转化为“六府”（《左传·文公七年》）。这便生动地表明了当时“五行”的不固定性质，这正是“五行”说处于原始状态的特点之体现。
那么，《孙子》的“五行”观究竟表述了什么内容呢？我认为，它虽然有与《左传》、《国语》、《洪范》相关内容的类似处，主要表现为它们之间，都是从五类基本物质的角度来理解“五行”，很少有哲学或术数的意味。但是《孙子》中的“五行”已较《左传》等书中“五行”，有了长足的进步，体现为更高的层次了。第一，它虽然同《左传》等书一样讲“五色”、“五声”、“五味”，但是又进而明确指出“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五味之变，不可胜尝”，这是《左传》等书记载的“五行”属性所不曾有过的。可见，虽然《孙子》“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都视“五行”为物质世界万事万物最基本属性，但是《孙子》却更进了一步，即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与变化完全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第二，在《左传》等书那里，“五”的抽象尊贵性质，并未十分突出。这恰恰是“五行”说不曾占思想界统治地位的曲折反映。例如，《左传》言“声音”之要义是这样的：“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左传·昭公二十年》）在这里，“五声”仅仅是与“六律”、“七音”等相并列的“九大范畴”之一。但到了《孙子》，则有所不同了，即“五声”统辖了一切，其他范畴则于无形中消失了：“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这种以“五声”统辖一切的特点，只能是“五行”说比较成熟而且风行之后的产物，很显然，《孙子》的“五行”要较《左传》等书的“五行”为成熟，其所反映的时代特色也当大大晚于《左传》等书的同类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据“五声”、“五色”、“五味”之变的普遍属性，在军事领域中推演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样的命题，并进而论断：“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势篇》）。而“循环无端”之语，恰恰正是战国五行思想家们关于把握事物变化规律的基本准则之一。其极端发展的结果，便是阴阳五行家们循环无端观念强加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即为典型的例子。这一思想观念在战国中期影响是很小的。如孟子爱言“五百为纪”，说什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尽心》）。正是孟子受当时“五行”循环终始思想影响的结果。《孙子》的情况也完全相似。由此可见，当《孙子》对奇正问题据“五声”等五行原则作具体阐述时，既然用了“循环无端”这么一个富有战国时代色彩的词语，那么，对其“五行”说的本质特征，就显然不能够着眼于春秋时代了。
二、《孙子》“五行无常胜”与墨家后学
《孙子》“五行无常胜”之语，在先秦众多典籍中，除了《墨子·经下》以外，未有类似的材料。《墨子·经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经说下》发挥道：“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据此可见，这里的“五行毋常胜”，并未有特殊的神秘色彩，而属于客观的物质运动形态之一。其含义是五行相遇固然不免相胜，但却不是一定不移的，因着种种机遇，且能生出变化来，大概是多方可以胜少，不是一定不变的常胜。
墨子是活动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反映他学说基本内容的《墨子》一书，是由其弟子整理完成的。墨子身后，“墨分为三”，墨学三派学者由于师承传授不同的原因，造成了《墨子》一书许多篇章有“上、中、下”三篇并存的情况。这一点，俞樾早已指出来：“墨子死，而墨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有三乎！”（见《墨子间诂序》）墨子的学生已是战国时人，而从三篇分别流传到合为同书中的三篇，又应该经过很长时间。至于《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更是墨子后学所增附，因为从内容上看，这六篇所讨论的有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有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墨子时代所有的。在这六篇中，还有对于先秦其它各学派的批评，这些批评只能在各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墨子相信上帝和鬼神，可这六篇中只有一句话提到“天之爱人”（《大取》）。从形式看，冯友兰先生指出“这六篇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加以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也是这样的体裁。”（《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由此可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经上》等六篇系墨子后学的作品，反映的至少是战国中期以后的思想。既然如此，出于其中的“五行毋常胜”观点，也当然是战国中期的东西了。
《孙子》“五行无常胜”之语，语句与《墨子·经下》一致，而与下面“四时无常位”等语联系起来看，《孙子》所言“五行”，与《墨子》“五行”一样，也是具体物质属性的东西，既然《墨子》那些话反映的是战国中晚期的思想特色，那么《孙子》“五行无常胜”的说法也同样属于战国中期以后“五行”说思潮较普遍风行条件下的产物。《孙子》一书就其所混糅的“五行”思想痕迹看，至少可以一个侧面分析其真正成书不可能早于战国中期。
三、五帝问题与《孙子》“黄帝之所以胜四帝”
关于“五帝”之传说，学术界普遍认为起源于战国中晚期，顾颉刚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期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黄帝是战国晚期人们心目中的古代杰出人物的代表，因为《孟子》书中尚将尧、舜视为古代社会最早最杰出的领袖人物，而没有关于黄帝片言只字的记载。当然，黄帝等五帝有一个从神观念的建立并人格化的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可能早于战国中期。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认为，五帝传说的历史递嬗经过了以下的阶段：（1）五方神的雏型，这在反映战国早期思想面貌的《墨子·贵义篇》中开始出现：“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这里只有“四龙”，表明五方神之说这时尚属草创，远未成熟。（这里的“帝”是指上帝）。（2）由五方神过渡到五帝，五方神也不再是黑龙之属，而是人格化的神了。这是战国中期的现象，并在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中保存下来。在《十二纪》与《月令》中的五行分配是：春天，其帝太，其神勾芒；夏天，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秋天，其帝少，其神蓐收；冬天，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夏秋之间，其帝黄帝，其神后土。五帝各有色符，这就是《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图》中的“黄后”（处中央）、“青后”（处东方）、“赤后”（处南方）、“黑后”（处北方）。（3）五方帝（五色帝）人格化，演变为历史人物。这是战国晚期的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邹衍学说的历史跨度是“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述，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下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此处的“黄帝”，显然是被作为历史人物来对待的。于是黄帝与炎帝间的战争，黄帝与蚩尤间的战争被创造出来了，各项制度及文化物质成就，也统统归属于黄帝及其臣下的名下了。如《易·系辞》言：“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等等。
不过，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五方帝的起源似乎要早于战国中期。其文曰：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 之神，作西 ，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 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 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 ，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 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其后（德公卒后）六年，秦宣公作密 于渭南，祭青帝，作下 ，祭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以作畦 栎阳而祀白帝。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司马迁这段叙述是颇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有许多枝节性的漏洞。（1）司马迁想构造一个五帝图谱，可是挖空心思，只举出了四帝，不符五帝之数；（2）由于是出于杜撰，故四帝的称谓上出现了不一致之处，他既以五色帝命名：“白帝”、“青帝”、“黄帝”，可又拿《月令》、《十二纪》中五方帝称谓予以命名：“炎帝”。如按五色帝命名的统一格式，“炎帝”应称为“赤帝”才对；（3）秦献公于公元前385年主持秦政，处战国前中期。“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这些关于“雨金”、“金瑞”之类的记载，在当时五行说尚处于质朴的原始阶段，（并无数术的意义，也没有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及人类行为的规范之前）显然是不足据信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定秦为水德，颜色尚黑，并非是出于秦国历史上曾有祭祠白帝、青帝、黄帝、炎帝的传说，而完全是由于受了东方方术之士的蛊惑，接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缘故。这一点司马迁自己也说到了，它恰好自我否定了秦“祭祀”五色帝的悠久传统：“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假如秦国真的有祭祀五色帝的历史传统，秦始皇何待“齐人奏之”后，如梦初醒，再去采用呢？秦国难道会没有人向秦始皇叙述本国的历史传统？秦始皇自己就不知道？还用得着依靠“齐人”吗？业师杨向奎先生曾经论断：“（秦始皇接受）五行学说（是）由于邹子之徒的进献，五帝的祭祀也决不是秦人的创作”（《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第3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有关秦祠祭“白帝”“青帝”之类的言辞只是反映了汉人的思想意识，而绝非春秋战国（初）秦国的历史实际，是不能用来解释五色帝起源与影响诸问题的。
在考辨了五帝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孙子兵法》中“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这段话，就可以很容易地把握其正确含义以及与当时五行思潮的关系了。这里的黄帝以及其他四帝，还不是战国晚期以后的那些近乎神化的历史人物，而是以颜色特征命名的五色帝。这一点已因《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的出土而得到了证明。李零先生认为：“过去人们读《行军》篇，读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多不解其义，或者推测四帝为炎帝、蚩尤之属，或者直接以四帝为四方诸侯，都很勉强。今得简本始知古人是以‘五色帝相胜’为说”（《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7辑）。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五色帝（五方帝）说的形成与传播，既然是五行说在战国中期的表现形态之一，那么，《孙子·行军篇》中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这样的话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这也恰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孙子》中的五行观与战国中期的五行观形态相一致。《孙子》真正成书于战国中期说也从而多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四、《孙子》书中“五行”说影响的其它痕迹
《孙子》一书，除了上述三处直接涉及五行，还有许多地方隐约曲折地表现了五行学说的具体渗透与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孙子》其书的战国色彩问题。
所谓五行说对《孙子》书的曲折渗透和影响，我认为就是《孙子》书中对“五”的概念的十分热衷，基本上都以“五”为度，（当然也有用六、七、九等字为度的，但是其他任何数字，出现的频率都较“五”远远为少）。
《孙子》以“五”为度者，满目皆是，其中有明言者：“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以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计篇》）。“故知胜有五”（《谋攻篇》）。“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故将有五危”（《九变篇》）。“凡火攻有五”（《火攻篇》）。“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用间篇》）。
《孙子》中还有许多处暗用了以“五”为度。“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篇》）即为一例。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孙子》书如此热衷于重“五”言“五”呢，我们认为这乃是战国中期五行说作为社会思潮蔓延风行的必然结果。业师杨向奎指出：在原始五行说向高层次五行说——即成为社会发展演变之基本原则——的过渡过程中，“遂有以五为纪，循环演变的学说，因之对于‘五’的数字也造成迷信和崇拜”（《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册第152页）。这一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最能代表这种思想的是《易·系辞》：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符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行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又：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此。
将《孙子》一书放入这一参数座标中加以衡量。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单就《孙子》“五行”思想角度考察，它真正成书的确只能是在战国中期。因为只有在战国中期那种“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社会思潮大氛围中，《孙子》书作者才会如此热衷地拿“五”作为事物形态及其变化发展之常率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孙子》书中这一文化现象了。思想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条基本规律，只有在社会思潮业已形成的情况之下，具体学科的有关著述中，才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予以反映或表述。《孙子》一书与战国五行说的关系也是如此。
总之，《孙子》书中有关“五行”思想的内涵及其表述，是超越《洪范》、《左传》、《国语》诸书中的原始五行说的，但就其尚处于物质性“五行”阶段来看，《孙子》的“五行”，也还不是战国晚期邹衍等人那种成为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或人类行为的规范的“五行”。而恰恰是战国中期原始五行说向成熟五行说过渡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因此，就《孙子》五行思想的实质与意义而言，《孙子》的真正成书是在战国中期。当然，有关《孙子》的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单凭对《孙子》五行问题的论证，仍是远远不足以判定《孙子》成书于战国中期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将《孙子》与道家《老子》、《孙子》与法家，《孙子》与儒墨学说等思想关系作出正确和全面的论述，并将《孙子》所反映的史实问题之研究更扎实地推进一步，那么，我们关于《孙子》成书年代问题上的缺憾，或许能够较快地获得弥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