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有媒体报道大学“清退逾期研究生”的消息，这些消息是当作“严把研究生教育质量关”的“改革新举措”来报道的。但实际上，类似举措只是为了解决“遗留问题”，充其量算是“规范管理”，与真正创新式的改革并无关系。

逾期的研究生，一般有两类情况：一是本人就不准备读下去，对于学业之事，早已不闻不问，却占用学籍；二是读了几年，依旧没读出来，但仍有意愿读下去的。后一类情况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力不从心，另一种是希望把毕业论文做得更扎实，总之都处在煎熬之中。现在各校清退的研究生，主要是第一类，对于第二类，多取宽容态度。

据媒体报道，刚刚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薛其坤院士，博士阶段就读了七年，而欧美大学古典学专业的博士，读上十年，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说，给研究生创造宽容、宽松的环境，更能体现大学的精神和风度。

客观地看，大学近些年也在改革，但改革不是大张旗鼓地开场之后就面临完结，这种“完成任务”式的行政习惯，不仅不能保证改革的延续，反而会让改革举措走向反面。

“学部制”就是一个实例。它是前些年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从欧美和日本的大学那里模仿而来，初衷是为了在学科大类上加以整合，学科与学科之间进一步沟通，并且通过学科交叉来促进学科融合。但是，当下的中国大学并非一个行政与学者组成的社团或共同体，行政级别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学部”作为与院系平行的行政机构，并不能领导和指挥院系。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它既没有起到整合和沟通的作用，学科交叉、融合也无从谈起，反而让校内行政机构变得臃肿，叠床架屋。

应该看到，类似的行政部门或层级的不断设置，既无益于管理，也不能促进学术的提升，倒是让许多与学术无关的事情变得多出来，而学术也变得不再纯粹，那种“投入大于产出”的现象成为人人视若无睹的“正常现象”，浪费了国家的经费投入不说，也给善于钻营的投机者提供了表演的舞台。

大学改革要取得真正的成效，就需要面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对于大学的挑战，这些挑战看上去是潜在的、虚化的，需要认真体味才能感知，却在根本上影响着大学的走向。关注这些重大的、真正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确立“问题意识”，才能够把握和掌控大学的未来。

师生关系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当下大学许多问题的出现都可以从师生关系的变化中找寻到原因。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原来就是单纯的师徒关系，所以会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而“师（父）”有“师（父）”的道德和义务，“徒（生）”有“徒（生）”的本分。但现在，“师（父）”的身份复杂化为“老板”“总裁”，“徒（生）”的角色加上了“员工”“助理”，原有的道德和义务必然发生变化。

而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使教师变成了“知识服务员”。由“师（父）”转换成“知识服务员”，不仅是角色转换，关键是原有的“教育”资格在无形中被淡化、消解。

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重大问题——大学教育功能的弱化。教育功能的弱化当然有社会的原因，但是，大学管理层因为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有意或无意地推波助澜。从近二十年的情况看，课堂教学的变化轻易地被“技术至上”和形式主义所左右。以“技术至上”为原则的“智慧教室”，直接增加了对于学生进行心理侦测的功能，就是不懂教育的技术人员设计出的教学软件违背教育初衷的一个极端的例证。从根本上说，它涉及一个技术化时代，人的地位和生活世界的构成问题。

教学的娱乐化也是教育功能弱化的表现。因为按照现有的判定教学质量高下的机制，扮丑、搞怪和以庸俗为博学是可以得到学生的高评分的，这等于是在变相地鼓励教学娱乐化。

大学与培训机构的不同就在于，她不纯粹以知识、技术为目标和以应试为目的。但随着网上教学便捷性的日渐体现，新的“泛教育论”也在冲击着作为机构的大学。这应该是大学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很少有人认真思考网上教学与大学课堂教学的区别，相反，所谓替代论（即以社会上的培训机构、网上公开课来替代大学的课堂教学）正在悄然出现，而与之相关的“无围墙的大学”已经事出有年，它似乎比有空间局限的实体大学更令人着迷，更让人充满遐想。

当此之时，对大学而言，最需要的是拨开遐想和憧憬的迷雾发现问题。如“泛教育论”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怎样去应对？作为机构的大学将以何种方式体现其超越性，以及独有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性？

师生关系的变化、大学教育功能的弱化和“泛教育论”对大学的影响，既是重大、根本的问题，也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大学只有面对它们，尝试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教育规律的解决方案，才能避免“改革空转”和“内卷化”的加剧，让改革举措变得更有意义。

（刊2020年11月24日《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