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事很多，不一定事无巨细，什么都拿出来讨论，上上下下，反复讨论，但大事不一样。什么是大事？比如怎么办大学、怎么办文科就是大事。

这次的燕京学堂事件，问题主要出在行政化、官僚化，一切由管理层说了算，没有广大师生的民主参与。这话当然有道理，但问题不光出在决策程序。北大的事很多，不一定事无巨细，什么都拿出来讨论，上上下下，反复讨论，但大事不一样。什么是大事？比如怎么办大学、怎么办文科就是大事。

现在，燕京学堂引热议，大家自然而然会想起2003年的北大改革，其鲁莽灭裂足为今之改革者戒。关于这场改革，社会上下，骂声一片，但查建英写了一本《弄潮儿》，评价相反。她是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改革家”，现在有香港中文本。她所谓的“弄潮儿”，从“国家的敌人”到“中国好大亨”，有一组群像。其中有一章就是讲2003年的北大改革，题目叫《北大，北大》。那次改革也是以“国际化”为大旗，但满脑子全是裁人下岗，下手太狠也太蠢，直接拿人事制度开刀，基本上是按经管思维、光华模式改造北大，跟社会上的老板并没有两样。

2003年的北大改革，从表面看，好像是“流产”了。但今天的燕京学堂，在骨子里还是这一套。十年一轮，它又转回来了。当然，今天的燕京学堂也有它的一套新设计，说一样也不一样。第一，它的“国际化”，主要以引进洋教授和洋学生来体现，英语教学是以这一名义推出，人家不会汉语，咱们得就着他们（汉语不行，应该先读预科，全世界如此）。第二，它是把人事改革藏在外面，藏在后面，而不是搁在前台。第三，它是以局部带全局，拿燕京学堂当北大改革的样板戏和实验田。现在，学校已经从原来的方案有所退让，有所修正，但还退得很不够。这个方案是个大杂烩，洋与土，古与今，国际化和中国特色，人文学术和出谋划策，教学和科研，全都搁在一块儿，头绪纷繁，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搞不好。薄皮大馅，一煮就破。

为学校计，我以为最好的退路是：第一，放弃为洋人办洋学堂的校中校，放弃死乞白赖、一厢情愿的传教思路，而是以自主办校为主，由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办学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国际交流。一句话，以我为主。第二，把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国情研究、战略研究）切割出去，不要跟人文四系绑在一块儿。全世界都没有这种乱掺乎。第三，把静园划归人文四系（考古、历史、中文、哲学四系），在静园搭建人文四系跨学科交流的科研平台。第四，把相关的课程设置下放各系，由各系操办。当然，这事操办起来，也有难处。难在什么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张旗鼓做宣传，这个大弯怎么转过来，总得跟上峰有个交待；二是钱从私人筹来，跟赞助者也要有所交待。

北大学清华，不止苏世民书院。人事制度也如此。清华搞人事分流，把雇员分四类，北大也如此。北大进人，老人老办法，听其自生自灭；新人新办法，tenuretrack，15份材料，由海外大学评职称，三年一评，不升即走。它跟燕京学堂是配套设计。这不仅对以中学为主的文科四系是很大破坏，就连对以西学为主的其他各系也是很大破坏。这是一种全面破坏，比燕京学堂危害更大。

大家呼吁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想提醒一下，中国的大学改革，还有一个方面，是追求商业化和企业化。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两方面，光讲一个方面，太片面。另外，我还想提个醒，中国大学的管理模式，跟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模式正在趋同，并不是一白一黑。两边的校长都是负责敛钱、研究教育市场，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今天，大家谈国际化，恐怕要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谈。实际上，国际化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从中国有大学，一直就有，长达100多年。中国的大学，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没错。但我不同意说，中国的大学体制完全是学苏联。实际上，50年代以前，50年代以后，都有国际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任何体制都是新旧杂陈。中国和外国的区别并不在于公立私立，他们谁都扛不住商业化和企业化的大潮。

1993年，我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待过半年。这个博物馆是美国的国立博物馆，归史密森学会管，史密森学会又归联邦政府管，名义上的领导是美国副总统。他们的职工跟我们有相似处，上班来得晚，下班走得早，效率也不太高。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因为缺钱，这批博物馆曾一度关门。后来，就连这样的部门都改革了，交企业家管理。我再去看，整个景观都变了，变成格子间。其实，无论美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都既有官僚化，也有企业化，一个巴掌拍不响，谁离开谁都办不成事。比如刚才说的事，你把学校管理层当官员，说他们不民主，这么大的事，怎么都不跟大家商量一下，太不像话。但如果人家以老板自居呢（教授改叫老板，美国早就如此），道理就变了。企业都是老板说了算，他们跟你商量什么。

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北大传统，无论左右，无论土洋，都能容得下，各种想法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七嘴八舌，还是有共同目标。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北大越办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坏。我没说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