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西南大学有关该校法学院教授赵某因存在严重师德师风问题被处分的情况说明发布后，网友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地指向高校教师，情节的延伸、事件的推演，负面的联想和举一反三的揭短，可谓应有尽有。这种举动，估且可称为“扒背面”。

一般来说，人有公共性的为人知一面，也有私人性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如果前者是“正面”，后者就是“背面”。“扒背面”就是指专拣私人性的负面行为说事儿，完全不顾同一个人的公共性一面。从心理学上看，这是不健康心理的表现；从社会学上看，它也是不正常的社会倾向之一。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扒背面”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下去。

正因为担心被“扒背面”，影响学校的公众形象，一些高校选择将演化成“公共事件”的处理决定秘而不宣，以为这样就可以偃旗息鼓，减少负面影响。殊不知类似做法不仅不符合公共事件处理的公正原则，相反，神秘化更容易引发人们的猜测，也更会被网友“扒背面”。由此看来，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给社会一个正式、明确的交待，才是最大程度避免被“扒背面”的有效手段。

就逻辑上看，“扒背面”本身是存在悖谬的。除非有私人恩怨，公共领域里的“扒背面”都是对被“扒”对象有所期待才产生的行为。也就是说，“扒背面”并非出于鄙视，恰恰相反，它是仰视的结果。网络上频现的“扒”大学教师的“背面”也不例外。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大学教师的状态和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否满足“仰视”的条件已很成问题。

过去人们关注较多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学生素质的影响。因为从“精英选拔”转向“大众共享”，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源质量的普遍下降和学习能力、知识基础的参差不齐。这也是高校内外最容易感知到的变化。

让许多校外人士难以感知到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教师素质的影响。“大众化”后进入高校的学生不再是原来的学生，他们的取向、行为会反过来影响教师，其结果就是让后者变成了自己能够接受的角色。

由于高校学生数量的增多，教师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大量招聘进校的教师虽均拥有“博士学位”证书，但今“博”已非昔“博”，他们身处整个高校向“大众化”转型的门槛上，“大众化”的标准已经印刻在行为中。

从气质和取向上说，以前的大学教师中，书生居多，纯粹、本分，多讲奉献。现如今，纯粹书生依然栖居在大学里，却未必有原来的诗意和心情，而如鱼得水者则不再纯粹，并且视“本分”为落伍，以识实务的逐利和添加“斜杠”为尚。

一些西方教育家把学校视作社会，是希望以此来模拟，目的是在实际交往中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但“大众化”后的国内高校，直接成了社会的一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很难再以“象牙塔”或“诗意生存”为荣，更多地是朝向社会，汲汲于追赶社会潮流。

因为这一高校“大众化”转型后的现实是非亲身经历过四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变化者不能察觉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判断、理解上的错位。

一方面是网友对教师的“精英”式期待，将大学教师视为纯粹、本分的书生，以无私奉献与否来衡量。这种期待又很容易极端化为没有“背面”的“圣人期待”；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的构成已然变化，他们不再是书生式“精英”，而且成了社会大众的一员，其中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扒背面”现象的出现。但过多地“扒背面”却未必有助于教师的成长。

现实地看，高校教师在学校中只是扮演着自己的职业角色，也就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展示自己的优长之处和最为职业的一面，并尽可能地将这种职业态度、职业行为和职业道德贯彻始终。换言之，放大“正面”的自我，抑制或者缩小“背面”的自我是教师的基本行为准则。

当然，教师即便与网友一样，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不再具备被“扒”的条件，也是可以被批评的，那些触犯法律、教师行为规范和道德底线者也是理应受到应有的惩处。西南大学法学院赵某的行为之所以应该被处分，就是因为他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时，利用了大学教师的职业身份，从而违反了起码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规范。

中国的教师，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开始就自认为“君子”，但经过“大众化”以后，与这个传统角色已经渐行渐远。因此，用比“君子标准”更高的“圣人标准”拷问或检验，进而执着于“扒”教师的“背面”，也暴露出“扒背面”者自身的狭隘和单一。

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主要是建立在机械性的道德说教上。而无论是狭隘、单一，还是抽离现实、机械性的道德说教，都无益于中国大学的进步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3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