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00后”成为大学生的绝对主体，对于这群个性更加张扬的年轻群体如何进行管理，成为了很多高校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特别是一些旧有的“经验”是否应该舍弃，值得学校反思。

比如，近日就有媒体报道，国内某民办院校学生对校方半封闭式军事化管理提出公开异议，并对该校有关白天非休息时间不得回公寓（宿舍），以及严格的早晚自习规定表示出极大不满，认为“大学不是中学”，不应用中学的方式进行管理。而对此，校方管理人员回应称，该管理政策是“三十年前制定的”。

在这一事件中，有两个说法需要首先澄清。一是“中学式的管理方式”，二是“三十年前制定的政策”。学生所说的“大学不是中学”固然不错，但不等于中学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就天然具备合理性，而“三十年前制定的政策”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能成为拒绝调整和改变的理由。

上述事件中，高校基于旧有制度而“严格管理”引发“00后”的学生不满的情况，颇具有代表性。

需要明确的是，大学相对于中学而言，其面临的情况远为复杂。中学的很多对学生的严格管理手段是建基于“高考”这个单一和明确的目标之上。但在大学，学生的人生选择既然变得多元化，就不再有聚焦于一点的可能，一些严格管理的措施也失去了实行的必要。

对此，很多大学管理者未必无此识见，但他们之所以仍旧有如此要求，是因为在很多民办或公办三本及以下学校的学生中，缺乏学习自觉性和良好学习习惯者并不在少数，一旦实施“放羊”式管理，恐怕连基本的教学秩序也无法保证。

问题在于，这些基层高校的管理者还将此管理方式进一步升级，把本来多元的选择简化为一个选择——考研升等。而这一目标不过是将原来的中学生考大学变成了大学生考研究生，走的依然是“应试”的路子。因此，类似严格的作息规定在那些以“考研工厂”著称的公办大学和民办高校大多也并不少见。

对于高校而言，某些过于严格的管理手段本来只是不甚合理的“无奈之举”，却因为“有用”而被包装成为另一种“知识改变命运”的方式。其结果便是在当下大学管理中，“不合理但有用”成了一个常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思维偏向。

所谓“有用”，指在实行某些管理措施后，学校的成功考研升等的学生人数在增加，因而成了上述“三十年前制定的政策”的成功经验。因此，学校管理者往往会自信这个政策没有问题，甚至因其政策有此类“成功”案例而享誉全国。

一般而言，不反思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发展。但如今，有价值的发展与无价值的发展混为一体，让人不易辨析，“不合理但有用”就是如此。

制定类似于中学的严格管理措施，原本是大学管理者出于务实态度的“无奈之举”。可是，有些学校又在为学生预定“考研升等”的目标，并且在达成部分目标后，便以此为终南捷径，很少会去考虑类似“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不合理但有用”的思维偏向既与大学之为大学的宗旨相去甚远，也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本校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认可度。这是类似的管理方式付出的一个代价。

另一个代价或可以概括为“双输”。管理上的悖论是管理者管得越多，责任越大；相反，被管者被管得越多，责任感越少。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高校也不能例外。

为了严格管理就需要有更多管理人员，时刻准备制止违规，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让具体管理人员身心俱疲。关键是学生犯规的责任也会被转嫁到具体管理人员的身上。就整个学校来说，管理得好，学校、家长、学生和社会四方一切静好，一旦学生出了问题，首要的责任必然由校方承担。

再从被管者一方看，大学生业已成年，成年人是理应自我管理的。即便不会自我管理，学校也有责任提供锻炼的机会和空间，因为只有自我管理才能形成“我的责任我承担”的责任心。因此，大学一向提倡学生自治。

然而，在那些对学生过度管理的高校，校方扮演的是一种“家长兼保姆”的角色，为学生划定努力方向，进而替学生规划未来，主观上是为了学生着想，客观上却剥夺了学生成长、成人以及学会承担责任的机会。

在“不合理但有用”思维偏向的指导下，所培养的学生多是千人一面的应试工具，它不仅会让人们失去对大学的美好期待，与高等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远。因此，摒弃“不合理但有用”的思维偏向应该是大学提升文化素养和社会价值的一个努力方向。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3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