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华南理工大学有关“深化研究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被冠以“打破导师身份终身制”的标题加以报道后，似乎产生了一点夺人眼球的效应。其实，类似研究生导师制度改革的政策和措施早在20年前已经在一些大学出台，最近两年只不过是被细化和强化而已。

任何有关大学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出台，都是为了更好地引领和适应社会，本无可厚非。但是，在管理政策出台之前就造势；出台后，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就表明其无限正确，这并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生恢复招生、导师制度重新设置以来，由相对松散到逐渐规范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可是，在人们的感觉中，不仅研究生的整体质量在下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人情味也仿佛不再。

由于研究生质量下降的趋势明显，各大学都在进行补救和调整。现在看，这些补救或调整多集中于机制建设之上。华南理工“打破导师身份终身制”的政策和措施也属于此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加强对导师的考核和量化管理。

加强对导师的考核和管理是规范化的需要，其本身是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规范化、制度化的文件出台了一大堆，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却未见相应的提高，除了执着于充当“科研老板”的那部分导师以外，更多地导师的积极性也在减弱。

研究生培养是大学教学的一环，它本身就是教学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的称谓就不符合大学的体系和教育的要求。

然而，从这两个称谓流行于大学与社会之中亦可以看出，教授的等级化或者说科层化正在影响大学的生态。一位教师好不容易晋升为“教授”，他还不一定是“博士生导师”，等到符合了“博士生导师”的标准，又要为这个“学者”、那个“人才”的头衔而继续攀登，剩下多少培养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也就可想而知。

“打破导师身份终身制”的动态管理方式貌似是要消除教师的等级化，但实际上，它仅仅是“行政化”的管理标准，并不能体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在研究生导师制度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中，无一例外地规定导师需承担国家或省级项目，这是把“科研项目”等同于科研水平，而以“项目”经费资助研究生的学业和生活也等于是把“科研老板”体制进一步地合理化，这是在用一种行政标准替代另一种行政标准。

“打破导师身份终身制”的管理政策中还有所谓“一年一申请”的制度。就是说，具备研究生导师招生条件的教师，每年都要重新申请，经研究生院批准后才有招生资格。对于刚刚晋升的导师，这个措施还有些意义，可是，对于招生数十年、培养了无数名研究生的资深导师，这类措施合理性的欠缺以及对导师尊严的伤害就十分明显。

曾读到过学界的一段轶事。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组织学术著作评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得哲学类最高奖（一等奖）。得知消息后，汤用彤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这种学者的自信、尊严和气魄，如果历经类似“一年一申请”制度的洗刷，大概只能是荡然无存了。

从政策上说，大学教师现在基本实行三年一个聘期，“一年一申请”也明显与之有矛盾。后者最明显的问题是助长急功近利之心。为了每年都能获取招生资质，导师不仅需要填表申请科研项目，还需要每年发表若干篇（部）论文（著）。而众所周知，科学研究是有自身特点的，成果的或快或慢，并无规律可循。为了多出、快出成果，只能是稀释内容，把一篇论文拆成两三篇发表，或者彼此挂名、相互“帮衬”，甚至铤而走险，伪造抄袭。

不仅是导师，研究生或博士后研究人员似乎也无法“等闲”。据媒体报道，中部地区一所“二本”大学规定，师资博士后在站（两年或三年）期间，要求发表SCI二区以上论文5 篇，否则就要“非升即走”。这类不切实际的要求，催生的不见得是真正的“勇者”。

十几年前，笔者曾说过：“要维护学术权利，就需要将教师这个主体的地位树立起来，这也是大学应该坚守的基本理念之一。”（《取消教授终身制与学术权利的维护》，刊《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6年6月20日）现在看，这句话并不过时。无论何时，尊重教师、维护教师的尊严和自信都是大学管理政策的基本前提和目标，也是大学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0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