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盛邦和
明清之际,中国近代精神形成过程中,颜元学派思想曾起过重要的作用。颜元及其后继重新审视汉、宋两学出发,对中国传统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与继承工作。他们反对宋学空谈性理及汉学埋首经卷的倾向。主张“理在事中”,力图把当时脱离实际的学风,转上“经济事业”的轨道。他们力斥宋儒“主静”思想,主张人生要务在于“动”与“勤”,倡导治生敬业、入世努力的新价值观。他们倡言“经济生民”,发展产业,提出近世以来初生市民阶级的社会要求,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这个学派“抱极大的志愿想要转移学风,造出一个新社会”。[1]颜元（1635—1704年）直隶博野人，字易直、浑然。所居题号“习斋”。诸生。初学陆王，亦学程朱，终悟觉而倡实学，携弟子习兵农水火之学。晚年为肥乡漳南书院主讲，有弟子李塨，合称“颜李”。遗著有“习斋四存编”，即《存学》、《存性》、《存人》、《存治》，及文集《习斋记馀》等。览戴望《颜氏学记》，可观其学。
一、斥“静”,主“动”
动静问题,是中国理学一派产生之后一直讨论不休的大主题。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周敦颐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2]其中虽有关于“动”、“静”互易的思考,但强调“成圣”的标准与功夫在于“主静”，因为动则有“欲”,无“欲”而后方能为“静”。程颢则言:“性静者可以为学”。朱熹说得明白：“静为主,动为客;静如家舍,动如道路”。[3]他也说“动”:“动静如船之在水,潮至则动,潮退则止;有事则动,无事则静。”[4]但思想主旨在“主静”。
颜元反对程朱“主静”修身之法。他说:“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遇事则茫然。终日兀坐,萎情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5]依程朱“主静”之学,势必“厌事,遇事则茫然”,其结果,士子致“弱”致“病”,国家因弱而亡。他声称：“养生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者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习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6]。
“半日读书,便半日是汉儒;半日静坐,便半日是和尚。”[7]在颜元看来,“汉儒”皓首穷经,不明事理,纯然为无用之学。至于“宋学”主静,行静坐之功,也只是援释入儒,其骨子里尽是佛释,与和尚无异。颜元称:“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而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8]光读书不理常业,绝不能明理体道。死读书不务世事,必背“道”而驰,“相隔万里”而不觉。
在动静观上,颜元站在程朱理学正对面，针锋相对,相左不合。如果说理学家强调以静为主的同时,尚论动静相辅相成,那么颜元论其“主动”哲学,则不给“静”字半席地位。平心而论,颜元也有偏颇之处。固然,“动”为宇宙之实质,但从相对论视之,万物亦有“静”态的表现,而为“动”的另一种存在。颜元以理学激烈批判者出世，于动静观所持的过激态度,乃为一种“矫枉过正”。
二、习行、习勤、做事、“入世”主义思想
颜元“主动”哲学的精髓是习行、习勤、做事、努力于人世。关于“习行”,他说: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9]所谓“主动”,便是“习行”。所谓“习行”,便是反对在“诵说”与“纸墨”中讨生活，简言之,便是在“行”字上下功夫。宁“行”中习,不在书中习，行动至上,以行取胜，表现出一个行动主义者的真实心境。颜元取号“习斋”实乃崇尚“习行”的缘故。
颜元力主习勤、做事。他主张“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10]又说：“身无事寻事去做,心无事寻事去思,做到身心一齐竦起。”[11]人生在世,只是做事，惟事上磨,事上炼,事上习,方可成一个明理之人。饱食终日,清谈性理,总不明何是“人性”，何为“天理”。
习勤、做事就不可怕事。多事之秋,正是习道的好机会。他告诫人们:“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必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12]在颜元看来，“心上想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依旧是所习者出来”。[13]他谈自己的亲身经历云：“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扦格,一着手算九九数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14]
颜元尚习行、做事，与王阳明思想显然有着深刻的联系。王阳明有言“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好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心去恶。”[15]他认为人生之真知,只在一个“行”字上体会,不去实行一番,既无知觉、经验,一切真知都不会自行发生。
他又说:“今日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方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16]。这里,王阳明倡导“行”的功夫,认为不行则不知,行得笃实,方知得真切。这与颜元的于“行”上习的思想大体一致。另外,王阳明主张“人在事上磨”,也与颜元的“做事”思想吻合。
大凡一个国家与民族在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化时,都要经过一个民族伦理转型过程。其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由“出世”思想转为“入世”精神。如西方旧教追求“彼岸”,轻视“此岸”,因使人忽视今世的力行努力,而无法与工商社会竞争赢利的法则相契。基督教新教则主张“入世努力”,把今生“此岸”的勤勉不懈,视作神的教诲,力加遵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近代伦理精神由此而生。
儒教主张“入世”，不讲“怪、力、神”,不强调死后的“彼岸”,已为中国预备了使旧伦理向近代精神转化的可能。然而,中国后世儒者主说“静坐入澄”,空谈天理、性命,不务世业,却形成一种变相的“彼岸”、“出世”哲学,使人耽于玄空之理，轻视社会经济,严重妨碍了中国民族伦理的现代转型。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与倡导“力行”,颜元将行动哲学作充分强调,并将“行”解释为经济行为,都为中国精神由非合理的“出世”主义转向合理的“入世”精神作出努力。
三、“正其义以谋其利”
由中世农业思想向近代转化必使民族精神中的单纯政治文化揉入工商经济伦理。这一点,颜元也作出了贡献。自古以来,中国“士”阶层中一直存在着“义”、“利”之争。“君子耻言利”,传统儒者反对言“利”。古代中国作为土地形态的农业国家,农业为本,平均为先,“商”与“利”，概在否定之列。明清之后,中国因市场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成长,对要不要“商”与“利”的争论也趋激烈。程、朱理学将“利”视为“人欲”,有悖天理，而大张挞伐,反之颜元站在新兴市民的立场上，作出截然不同的回答。
颜元释原典而发问：《尚书》上明白记着“利用”、“正德”、“厚生”，并为治世三项要务。其中两项与经济有关，所谓“利用”、“厚生”,说明圣贤先哲从来没有讳言过“利”,后世儒者何要私改经典本意呢?“利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易》中说“利”更多。他得出结论:“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当改为“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他认为孔子也言利，孔子“至志设教,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龠干戚,天令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为也。”[17]孔子“自儿童嬉戏,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至于“经济生民者”,也无不为之。后世儒者又有何根据误读圣学,弃“经济生民”而不顾,侈言空“义”而鄙实“利”呢?
他主张当今儒者除读书之外要有一门营生本领,若只顾读书,“不务生理”,真成“僧道”中人了。他说:今世之儒,非兼农则必风鉴医人,否则无以当生。盖由汉宋诸儒,误人于章句,复苦于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业之术尽亡矣……后儒既无其业,而又大言道德。鄙小德而不为,真如僧道之不务生理者矣。”[18]鼓励士人“心计财赋”,认为: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是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财赋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乾坤无宁日矣。[19]
综上所述,颜元斥“静”主“动”,主张习行,习勤、勤于做事,并倡导天下士子“以义谋利”,“心计财赋”,提出独自的人生与社会价值体系,成为他所处时代的市民阶层的出色代言人。颜元之学是继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一系列思想之后,又一次向中国传统封建农业伦理作冲击的一个。在西方,因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等人的奋斗,宣告宗教改革的胜利;于日本,经铃木正三、石田梅岩、二宫尊德等人的努力,工商型民族伦理塑造最终成功,因获政府的支持而赢得思想支配的地位。但在古代中国,问题就不那么简单,无论何心隐、李卓吾、颜元,还是其他市民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在中国得到真正的肯定。以颜学为例,它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只是星光一闪,便衰熄于中世黑暗的长夜中,其他如何心隐、李贽等人的悲惨结局也实证中国市民伦理形成发展的艰辛。但尽管如此,中国民族精神终因商品经济的逐步成长,摆脱窠臼，向近代的转化趋势不可遏止。
注释：
[1] 语出梁启超1923年撰《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梁又有《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李恕谷》等。
[2] 周敦颐：《太极图说》《周子全书》卷一
[3] 《朱子全书》卷二。
[4] 《语类》卷十二。
[5] 颜元：《朱子语类评》。
[6] 《习斋言行录》卷下《学人篇》。
[7] 颜元：《朱子语类评》。
[8] 颜元：《存学编》卷三《性理书评》。
[9] 《存学编》卷一。
[10] 《习斋言行录》卷一《鼓琴篇》。
[11] 《年谱》卷上。
[12] 《年谱》卷三。
[13] 《存学编》卷一。
[14] 《存学编》卷一。
[15] 王阳明：《传习录》。
[16] 王阳明：《传习录》。
[17] 戴望：《颜氏学记》卷一。
[18] 《习斋言行录》卷下。
[19] 《年谱》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