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有针砭当时文坛时弊之义。《章句》篇提出了“章明句局”说，对于其重要意义，黄侃认为“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刘永济则有“自然之次序”的解释。安章宅句有五大原则，即：“振本末从”的整体有机原则；“舞容回环”的艺术性原则；“随时代变”的句中用字变化原则；“折之中和”转韵原则；“闲而有用”虚字运用原则。《章句》篇的核心是营造语境问题，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
【关 键 词】刘勰/《文心雕龙》/“章明句局”
刘勰《文心雕龙》从“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到“隐秀”诸篇，讲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属于“文术”范围，即专讲作文之术。用今天的观点看，可以说是进入了“新批评”的视野。这些篇章在讲“文术”问题时，又有分工。如本文所要讨论的《章句》篇，专门讲解章句安排与情理表达的关系。本文欲讨论的问题包括：《章句》篇的现实针对性、前人对《章句》篇的理解、“安章宅句”的主要原则、“章明句局”说的核心及其对当下的重要启示。
一、《章句》与文坛时弊
刘勰为什么要写《章句》篇，仅仅是《文心雕龙》结构的需要，还是有现实针对性。这是首先需要考察的问题。刘勰撰写《章句》篇确有针砭当时文坛时弊之义。在“章句”问题上，齐梁时期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定势》所言“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下抑，中辞而外出，回互不常，则新色耳”讹诡文风。例如，江淹《恨赋》“孤臣危泪，孽子坠心”，实为“孤臣危心，孽子坠泪”；又如，鲍照《石帆铭》“君子彼想”，实为“想彼君子”。这些都是在章句上“逐奇而失正”。刘勰《章句》篇针对这些字句颠倒的情况，提出了“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的思想。主要是有机整体的思想。“外文绮交”，意思是说外在的文辞像细绫的纹路那样交织在一起；“内义脉注”，意思是说文章内在的情理要像人体中的血脉那样畅通、交错、有序。“跗萼相衔”，也是对章句秩序的形容，“跗”指花萼之房，“萼”之花下相托的绿叶，萼托着跗，也是自然的秩序，所以“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是说文章的章句是一个美丽的有机整体，是不可随便颠倒，以求新异的。
二、黄侃、刘永济等前辈学者的解释
相比于《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前人对《章句》篇的研究较少。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章句》篇比较重视，几乎用了七分之一的篇幅从八个方面来解释《章句》篇。其中重要之点有：1.强调章句的重要性。“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所恶乎章句之学者，为其烦言碎辞，无当于大体也。若夫文章之事，固非一憭章句而即能工巧，然而舍弃章句，亦更无趋于工巧之途。规矩以驭方员，虽刻雕众形，未有遁于规矩之外者也；章句以驭事义，虽牢笼万态，未有出于章句之外者也。”[1](P159)2.强调安章之总术，在于“句必比叙，义必关联”。他在引了刘勰《章句》篇中“控引情理，送迎际会”等语之后说：“案：此文所言安章之法，要于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句必比叙，则浮辞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知安章之理无殊乎造句，则章法无紊乱之虑矣。”[1](P182)黄侃所说的“比叙”，意思是句子中的字与字之间是按照一定的意义顺序排比叙述出来的，章与章之间的也是按照一定的意义的排比安置起来的，这样，在句或章的意义上也就有了“关联”。“关联”两字很重要，或者可以理解为黄侃对章句学的基本理解。即所谓章句，其功能在谋篇布局中，在有了一定的情理的条件下，通过字与字的关联(构成句)，句与句的关联(构成章)，最后形成有字、句、章、篇四级的完整的文章。所以，黄侃又说：“安章之术，以句必比叙，义必关联为归，命意于笔先，所以立其准，删修于成后，所以期其完，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盖安章之上选乎。”[1](P182-183)黄侃之论可取之处在于，不是把章句单纯理解为形式问题，而是认为章句是以章句的关联达到“表里一体”，表是外表的字句，“里”是内在的情理，也就是通过章句表现情理。所以，他强调“命意在笔先”，强调“句必比叙”是为了“义必关联”。3.强调章句的有机性。黄侃说：“诸句之间，比有相待而不能或离者，是故前句之意，或以启后文，后句之意或以足上旨，使去其一句，则义因之以晦，横增一句，则义因之不安。盖句中一字之增损，足以累句，章中一句之增损，亦足以累章。若知义必关联，则二意两出，同辞重句之弊可以祛矣。”[1](P182)黄侃这一点解释很重要，真正领会了刘勰安章宅句有机性的意旨，也具有启发性。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此不赘述。
刘永济对《章句》篇的解释也颇具启发性，可以分为三点：1.他认为刘勰的《章句》篇分为三段。“首段释章句名用。中分二节：初释名，次释用。次段论章句组织之法。末段因章句推论分章断句相关者三事。中分三节：初论句中字数，中分二层，先比较其长短，后寻绎其源流；次论押韵，末及语助发声等词。”[2](P121)刘永济认为《章句》篇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为此，他批驳纪晓岚对《章句》篇的指责，认为纪晓岚的批评“颇多浅语”。2.指出刘勰安章宅句的主旨在强调“天然之次序”。刘永济说：“此篇于分章造句之法，但挈其大纲，所谓言之有序也。大而一篇之中各章之先后，小而一句之中各字之次第，皆有天然之秩序。赋情则情之曲折，记事则事之本末，论理则理之层次，皆天然之秩序也。作者苟当情怀澄澈，事理通明之会，则安章宅句，自成条理。至于其间变化波澜之妙，正侧穿插之奇，短长高下之度，轻重隐显之限，回互激射之势，则非法所能拘，亦非言所能尽。”[2](P121)刘永济以“天然之次序”来解释刘勰的章句学，与黄侃以“关联”来解释刘勰的章句说，是不同的。黄侃注重“人为”，而刘永济注重“天然”；黄侃强调安章宅句之“正则”，刘永济则认为安章宅句，一方面要“不失其友纪”，另一方面则可以“变化无端”。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学家黄侃与文学家刘永济对于刘勰的“章句”学的不同理解。3.解释“章明”“句局”之意义和功能。刘永济说：“舍人释章为‘明’，释句为‘局’，虽非章句之本义，然最足明章句之用。盖情思之发，必有其曲折次序，而章以宅情，必随其曲折次序而分布之，贵能昭晰。故诗文之章数无定，其施设之变亦至夥。例如《芣苢》三章，初言往采，故曰‘采之’、‘有之’，次言采事，故曰‘掇之’、‘捋之’，末言采获已多将归之事，故言‘袺之’、‘襭之’。三章不可减为二，不必增为四，而春原采苢之事如见也。其他一意而数章者，非复也，所谓一唱三叹，言之不足，故重言之，所以尽其致也。至句之训局，其义亦精。一句之字，短或二三，长不过八九，意行其中，弥见局促。故造句贵无冗字，而前后句相承之间，尤贵有次。”[2](P121-122)刘永济解释“章句”的作用和特点，认为“章”释为“明”，是因为章以宅情，情有曲折，所以一定要分章才能把曲折次序自然分明。“句”释为“局”，是说句很短，字数少，意行其间，不免显得局促，所以不能有冗字，注意前后字、句的关系。
其他研究《章句》篇的论文大都认为《章句》篇主要在安章宅句，注重整体有机性。尽管其看法不错，但多未能具体展开，故研究不够深入。
三、安章宅句五大原则
什么是章句？刘勰说：“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宅情”即把情理安顿在章里，是分章问题；“位言”即给字词安排位置，是造“句”问题。按照黄侃的解释，这里的“句”不一定是现在所理解的句子，一句中一个短暂的停顿也是“句”。所以，“章”乃安顿情理，构成情理的启动、承接、转折和收束；“句”则安排字词，构成意义的联系。分章造句就是艺术地使用语言把情意安排好。关于章句的功能，刘勰说：“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即造“句”一方面要把一些字词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字词联系起来；分章则一方面把不同的意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把一些意义总括起来，使所要表达的情理明朗起来。这样就像道路交错，彼此都可以连接相通。这也就是今天常说的意义要分层次，最后才能把不同层次的意思，汇合成一个整体的意义。
至于安章宅句的原则，刘勰认为有五。其中贯穿了刘勰对安章宅句的系统思考。
第一，“振本末从”的整体有机原则。
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这是《章句》篇里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对这段话，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理解认为“字”是文章的“本”和“一”，一篇文章的基础或根本在用“字”上。这种解释，贵在比较顺理成章，解释比较流畅。但把作文的根本理解为正确地使用一个一个的字，是否合理，也就似乎成了问题。第二种理解则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写文章的时候，必须先写出字句，然后才形成篇章。但构思的时候，要先从全局着想，先命意谋篇，分开段落，然后选词造句。整篇文章立意光彩焕发，分段才能没有毛病；每段的意思都很明细，造句才能不出差错；句子造得干净利落，遣字才能不落虚妄。”[3](P1251-1252)这一理解最早由刘师培提出，他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论谋篇之术》中说：“刘彦和云：‘夫人之立言……字不妄也。’此谓立言次第须先字句而后篇章；而临文构思，则宜先篇章而后字句。”[3](P1252)两相比较，笔者认为，刘师培的理解更为合理。但一篇文章写得成功与否，不能仅仅看字、词、句、篇这样的顺序，而是要看全篇的命意，即所谓“意在笔先”。那么，“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就应该翻译为：文章全篇焕发光彩，章节才不会有枝节和毛病；章节明白细致，句子才无差错；句子干净利落，用字才不会虚妄。所以抓住全篇命意这个根本，章节、句子这些枝节才会安置得当，抓住“一”这个整体，那么万千的句子、字词才会有着落。
这后面的解释，包含写作的整体有机思想的两个方面：
首先，积句成章，积章成篇，部分构成整体，因此，运用字、词、句是撰写文章的基础。没有“字”，就没有起始，一个“字”运用不当，就会影响文章整体。对于撰写文章来说，字、词不是小事，它是基始，也是基础。
其次，“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此处的“本”和“一”是文章的整体，而所谓“末”与“万”是部分。意思是，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整体最为根本，整体作用部分，部分必然要受整体的制约。这样看来，刘勰已经有了结构主义或系统论思想的幼芽，谁能说他“无所发明”呢？刘勰又说：“寻诗人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丝，原始要终，体必鳞次。”进一步举例说明，就如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等场合引用《诗经》的句子，虽然是断章取义，但也要和文章全篇文字形成整体的有机联系。对于全篇文章而言，句子只是像茧之抽丝，或鱼身上有序排列的鱼鳞，即使是“断章取义”，也不能孤立引用。这样，文章最后才能达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这让我们联想到现代结构主义的整体性原理：关系大于关系项。即要从整体关系来说明个别部分，而不是相反。
第二，“舞容回环”的艺术性原则。
刘勰的意思是，章句之法，应该“随变适分，莫见定准”，是无“法”的；但有又“法”，这“法”就是和谐与节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刘勰用跳舞和唱歌这种艺术活动来解释章句形成的原理。他说：“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刘勰把章句的形成比喻为跳舞和唱歌，不是偶然的。就跳舞而言，在舞步回环中，既要有“位”，又要“缀兆”。“位”指一定之规，而“缀兆”则指舞者的脚步和姿态的千变万化。这就是舞蹈的整体美。唱歌也是这样，一方面要“靡曼”，就是延绵不断，不能断断续续，这是一定之规；另一方面，则又要有“抗坠之节”，即歌声高低抑扬的变化，这样歌唱就会变得既有规则又有变化，形成歌唱整体的美。刘勰不但再次申述了“章句”构成的有机整体原则，而且上升到艺术的高度来理解“章句”的形成。刘勰能讲述出这样的道理来，应该与六朝时期四声的发现、骈体的流行有关。因为平仄相对的诗歌，四六相对的骈体文，都可以让人联想到跳舞与唱歌。
第三，“随时代变”的句中用字变化原则。
刘勰既然强调“积字成句”，那么一个句子中用几个字为佳呢？于是，刘勰就提出句子字数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则。他说：“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体之篇，成于两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流行于不同时期，适用于不同的体裁，最终都是随时代的变更而变化的。文言文变为白话文，新的字词、新的句型的出现也是时代作用的结果。
第四，“折之中和”转韵原则。
“章句”的形成与声律也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代汉语的特点之一。所以，刘勰把押韵的问题也在《章句》篇加以讨论。他指出：“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刘勰的意思是，句子要押韵，押韵中要换韵，而换韵又以两句一换，或四句一换为好。不同朝代的作家由于不同的个性，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但刘勰认为“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他从人的生理舒适的角度，提出了“折中”的原则。
第五，“闲而有用”虚字运用原则。
文言文的虚字，对于“章句”语气的传达和造句的完整，也有意义，必须考虑在内。刘勰提出：“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兮，夫，惟，盖，故，之，而，于，以，者，乎，哉，矣，这些虚字，本身看起来是“闲”字，没有意义，但在句子中关系到语气，是“闲而有用”，因此也很重要。刘勰提出“据事似闲，在用实切”的道理，是合理的。
总之，在刘勰看来，“章句”的营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考虑到词句与章节整体的关系、句子与章节的艺术性安排、句子中用字的多少、韵律的运用以及语助词的运用等等，为此，他分别提出了“振本末从”、“舞容回环”、“随时代作”、“折之中和”及“闲而有用”等原则。刘勰在总结前代文章写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营造章句的全面而恰当的要求，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代的写作者都有启示意义。
四、“章明句局”说与营造语境
《章句》篇最富于启发性的话，是如下三段：
第一段：“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而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这段话是在说明“章句”的功能。刘勰认为，“章”的作用是“明”。“明”即所谓“明情者，总义而包体”。“总义”，指“章”汇总成意义，而形成能包含完整意义的“体”；体，体式，这里的“体式”，不是指语言风格的体式，而是指以若干个句子构成首尾一体并包含意义的“体式”，这“体式”实际上是指“语境”。语境包含若干句子，才能呈现完整的意义。对于形成完整的意义来说，仅仅有句子(包括停顿)，是不够的。“句”的作用是“局”，就是局限、局促、限制。“局言”是“联字而分疆”，即把一定的字从其他字里分别出来，重新组成句子或一次小的停顿。也就是说，就“句”而言，是有局限的，局限在它不能形成语境，不能构成一个意义单元；所谓句子与句子相连，形成“章”，“章”就有体式，有了语境，可以构成意义单元了。这样结合而成的“章句”就“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了。“区”，区域，这里指“章”；“畛”，田间小路，这里指“句”，意思是说，章和句虽然相异，是不同的，但只要联系起来，形成整体语境，呈现完整意义，那么大路和小路也就变成四通八达相互交通的通衢大路。概而言之，章有体，且包含完整的意义，来源于语境的形成；句子是有局限的，不能显示完整的意义，因为它还不能形成语境。
第二段：“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这可以说是《章句》篇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话。“启”，开始、出发，此指文辞开始之时；“逆萌”，即预先包含。所以，“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是说开始的句子是文章的“前设句”，它预先包含了中篇的意义，但它本身还不构成完整意义，有待“中设句”、“后设句”的配合，才能形成语境，完整意义才能呈现出来。只有这样，外面的文辞绮靡交接，内在的文义像血脉那样流通，如同绿色的叶片托着花萼，首尾才能构成一体。刘勰通过上面这段话，提出了《章句》的核心是营造语境的问题。
第三段：“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辞失其朋”一语，用旅行没有朋友比喻文辞孤立失去与之搭配的句子，不能构成语境，不能形成完整的意义。“事乖其次”一语，是说意义要是违背了次序，就像一个游子在外寄居而感到不安。同理，组合句子，切忌颠倒，裁分章节，要以合于顺序为贵，这本来是文章表达情趣的共同旨归，无论“文”或“笔”都是一致的。这段话用两个比喻句指出，在组合句子、营造章节时，最重要的是把文辞与文辞联系成句子，把句子和句子联系成具有文本语境、能显示情趣意义的章节。
这段话中虽然没有“语境”一词，但处处充满了“语境”意识。在现代，要谈“语境”这个概念，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各个专业和学科，各种学术流派，都已经不完全把“语境”限于书写文本的上下关联性上。如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很早就把语境的概念扩大，他提出了所谓文化语境与情境语境。这已经离开书写文本的语境。但又不能不说，最原始的语境概念是从书写文本语境产生的。还有学者把语境分成语言内语境和语言外语境。当然，这两个语境又是有联系的。书写文本语境就是语言环境，进一步说，文本意义产生于句子、句子群与句子、句子群的组成关系中。一个文本的结构展现为系统的特征，它有若干句子或句子群组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都必然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因此，文本语境的核心观念在于句子与句子或句子群与句子群之间的关系，关系重于句子或句子群。《章句》篇所透露出来的意识，几乎包含了文本语境的基本要素。首先，刘勰认为“句局”，即句子(包含停顿)是有局限的，孤立的句子或停顿，不可能构成语境，从而不能显示完整意义；所以刘勰期待的是“章”，他强调“章明”，“章”作为句子构成的系统才可能“明”情达理，因为“章”才有“体”。如前所述，这“体”就是“体式”，指语境而言。其次，刘勰认为文本语境由“前句”、“中篇”和“绝笔”(首尾文辞)三者的关系构成；并认为“前句”预先包含了“中篇”的意义，而“绝笔”则追附了“前句”和“中篇”的意涵。即，章节中有前设句、中设句和后设句，前设句启示了中设句、后设句的意义，又需要中设句和后设句来确定它的意义。中设句的意义，也不可能孤立获得，它的意义取决于前设句与后设句，但它又给前设句和后设句以意义制约。后设句的意义取决于前设句和中设句，但它的存在又使前设句和中设句获得意义。三者形成有机的整体。再者，刘勰认为，语境的核心是前、中、后各个句子的关联性，所以强调“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最后的“赞”再次提出“辞忌失朋”。由此不难看出，刘勰从大量阅读前人文章中，体会到书写文本的语境的要义及其重要性。
这可用实例说明，例如，“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系杜甫《羌村三首》(三)的第一、二句，即刘勰所理解的“启行之辞”(“前句”)。这两句虽然也有意义，即群鸡乱叫，客人来到了。但是什么客人呢？为何而来呢？还有待“中篇”与“绝笔”的补充说明。它的完整意义取决于后面句子的追附，同时它本身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后面句子的意义。接着是中设句：“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为息，儿童尽东征。”此即刘勰所说的“中篇”。从中可知，来的客人是杜甫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们知道杜甫返乡之后，提着酒水和菜肴一起来看望经过“安史之乱”后的杜甫。中间乡亲们诉说“安史之乱”没有完全结束，年轻人还在战场受苦受难。乡亲们说了这么多，那么杜甫又有什么话对乡亲们说呢？接着是后设句：“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此即刘勰所谓之“绝笔”，是诗篇的收束。杜甫对乡亲们的回应是：为乡亲们唱起了歌，歌声中感到自己作为官吏却不能给乡亲们带来幸福，反而有“安史之乱”给大家带来灾难，他感到愧疚，对不起乡亲，不断地仰天叹息，乡亲们也受到感动而流下了眼泪。
杜甫营造了“前句”、“中篇”与“绝笔”所组成的语境。这三者是关联在一起的。“群鸡正乱叫……”作为“前句”，意在为全诗营造一种氛围，即“安史之乱”已经接近平息。群鸡乱叫和争斗，表现的是乡村的和平情景，这不是人在“斗”，而仅仅是鸡在“斗”，这鸡的乱叫和争斗，正说明了杜甫和他的乡亲们在享受和平生活的温馨。这前设句作为开篇，预示了后面的文辞是主人与客人的友好交谈，为整首诗定下了基调。“中篇”作为“中设句”，既回答了“前句”所暗示的问题，又正面展开了客人向主人友好而艰难的诉说，同时，还预示作为主人的杜甫必然还有一番动人的回应。“请为父老歌……”作为“绝笔”或后设句，则是以作为主人的杜甫在愧疚之情下所唱的深情的歌，提升和加强了“前句”与“中篇”的情感意义，又同时以“四座泪纵横”的动人场面为全诗作了总结。杜甫这首诗真正达到了“句局”而“章明”，做到了“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辞不失朋”，“句必比叙，义必关联”，形成“自然的秩序”，究其原因就在于全篇形成具有系统关系的语境。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詹鍈.文心雕龙义证(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