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是一位不太容易讨论的学者。他远离尘俗，偏又拥有一般学人所没有的俗世声名，谈说他、为他作传记的，比例上也远多于并世学人。

搞新文学的朋友，往往没能力读他的旧诗文以及《石语》《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著作。论钱锺书，遂仅能绕着钱杨生平事迹、传闻史料打转，稗贩谩闻，未必即为真赏。或只能就散文与小说去小题大作，强聒一番。有点旧文学底子的，大致也只能就自己专门的一些知识去他文集中找些话题来说说。例如本身懂点训诂修辞的，就孥着他讲训诂修辞的部分讲讲；本身弄小说的，就去找他的写的和谈的小说，再来谈谈；本身治诗词的，则寻些诗词的相关题目来做做。如此怎能知钱先生学问之深浅?其边界到底又到哪儿?他在整个学术上的成就得失又将如何判断?有些人震于其俗世声华，动不动就替他冠上“民国第一才子”“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类名号，此又岂足以语学问乎?故要评骘钱锺书，须也有他那样的学问。

谁能评价钱锺书?

钱先生在许多领域中固然也博有知见，却不甚当行。因为他的学力，主要仍在集部，以文学为主，旁通其他。考古、金石、简帛、经、史、诸子等，并未深究。西方学术情况亦然。与治西洋史、西方政经发展、西洋哲学神学者异趣。其征引及之者，侧重于古典文献之类比研究(anal—ogy shudies)仅止于点出中西某一现象或学理之异同。既无意用西方理论来处理中国问题，或用中国理论去阐释西方现象；也无意从类同的归纳研究中寻出共通性以建立通则。

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自量力，竟以为我是少数在这个时代尚有能力、有资格评价钱先生的人。集部的学问，我不如钱先生精熟；但除了文、史、哲学、宗教、艺术、经、史、子、集，能综摄上古以迄现当代之文哲政经思潮，钱先生就不如我了。这不是度短挈长，以与钱先生争高下。而是说做学问，唯佛能知佛，未到菩萨境位，有时确实是夏虫不可以语冰的。钱先生声华物望虽隆，我却觉得他可能颇为寂寞，誉之者固多短人看场，毁之者亦仅是以自己一得之愚的一隅之专业去衡度他罢了。而我既差能知其学问之原委与曲直、造诣与局限，则我或有可能为其知音，亦未可知。抱着这种心情来看钱先生的书，遂时有“我意独怜才”之感哩!

也因为如此，故我虽批评钱先生著作中充满了误记、缺征、谬判、不当行之弊，却不希望人们误以为我在指摘他，或认为其书即因此而无价值。

因为才人之学，别有评骘之道，著作纵多谬误，也不就没了价值。

让我举个例子，以助说明。这就是常跟钱先生被一并提出来比较的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问其实非常冷僻，主要是中外文化交通史、南北朝及隋唐史。早年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均属此一领域。末年身世多感，遂有《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这些，前者属于专业史学之作，后者则连在史学界也是冷门的。

近年坊间还颇有不少论陈氏的专书，足见其令誉不衰。彼以名公子，擅长多种语文，得与梁任公、王国维并肩于清华为国学导师，自为海内外所景慕。兼以博学强记，著述宏富，为世所推。后撄眼疾，又未能脱身竹幕，末年身世，辄多可伤。其遭际、其学术，渐成为学界中一则传奇，屡经传述，殆非无故。然而，纯从学术上说，陈先生是站不住的。陈先生号称通晓几十种语言，但真正用在研究上而有创获者，其实不多。偶而运用其梵文知识考释中古史料，也多迹近附会，或无关紧要。在研究方法上，陈先生固然有方法论的方法意识，但主要仍以史料考证为之，且乏玄思，不能处理哲学问题。其具体研究，也往往不能成立；例如他讲南北朝史，论《切韵》和四声，坚持四声系受佛教影响、《切韵》为一地方之方言。近来讲声韵学的人，颇不以为然。他谈隋唐制度之渊源，谓唐代官制依隋，隋依北齐。但唐太宗所定三省制，实系采用梁陈旧制，根本不是北朝制度。牟润孙先生已有驳正。凡此皆因陈先生自己对汉族以外的文化有些知识，故论南北朝史喜欢谈域外影响、论隋唐史喜欢讲其北朝渊源，而不知其：立言之偏宕也。

陈寅恪的本领所在

他的唐史研究，问题更多。他认为唐代前期采关中本位政策，后来武后起用文学科举之寒人逐渐形成后期朋党之祸，世族与科举进士阶层相倾轧，而唐室以亡。这整个描述都是错的。其中针对个别事例所发之议论考据，亦多经不起推敲。如他考证《长恨歌》，谓白居易之诗与陈鸿之传，应该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说唐人传奇之盛，是由于进士之温卷；说唐人小说之发达，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等等，后起的研究，都证明了它们曾经误导过许多学人。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批评陈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氏此文，一考黄巾之起源，谓起自东方滨海地域；二论东晋孙恩之乱，云其主因在于皇室中心人物系天师道人物；三考刘劭之弑逆，知彼亦有道教背景；四辨北朝寇谦之与崔浩家族之奉道，亦与滨海地域有关；五则历数南北朝天师道世家；六谈天师道与书法的关系。该文为陈先生之名作，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一书，特举此文示例说明陈氏史学之奥妙(1997，香港三联书店，四章二节)。杜正胜《历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就宗教史的研究论》亦盛赞该文取径特殊、眼光独到。然而他们都不晓得：陈先生的大文实有根本性的错误。因为他把南北朝所有的奉道人士都视为天师道徒，又把所有道教活动都牵合到滨海地域去谈。完全忽略了南北朝间天师道以外尚有许多道派，且除了滨海地域有道教，其他地区也有道教在创立在发展。所以他文中所举以说明天师道与书法之关系者，几乎全部都不是天师道的事例。

但陈先生虽然搞错了，这篇文章仍然很有价值。它用一种文化地理学的方式，运用“滨海地域”这个地理因素，去对南北朝许多道教信仰及活动现象进行解释。这个方法是极有用的。它所显示的宗教政治社会运作功能之研究导向，也与历来偏重思想渊源、宗教变迁、宗教叛变者殊趣。此即足以益人神思，导启后昆矣。某些先生们写论文，只证明了一件事、说明了一个理，虽也讲得井井有条，一丝不错，却对研究者无大用处；除了让人知道那件可能并无知道之价值的事之外，方法与观点都推拓不出去。相较之下，陈先生固然是错了，价值其实反而比那不错的更要高些。

陈先生其他论文，不敢说也是如此，但有类似的趣味。以唐史论，岑仲勉于陈氏之说，每多异议；我也较赞成岑先生，觉其工力或在陈先生之上。但岑先生乃学人之文，工夫密栗而风采不及。陈先生的本领，则恰好不在一般人所称赏处(什么博学啦，能“占有”资料啦，精通殊方异语啦……等)，而在选题奇而锐、举证曲而巧。此乃神思，天孙织锦，好处非力学所能到。其说，最终被证明多是错误的，事实上也就说明了原初落想讨论那个问题时，本来就发诸奇思妙想。奇想以其为奇，故能动人，故能耸动观听，令人从而求之。求虽弗得，然此论域竟为之大阀，相关议题乃得俱遭推考。是其奇思妙想，纵或为谬，亦对学术发展大有功焉。他人考证功深，固能纠陈氏之失，于此，终不能与陈氏颉颃。

这就叫“才学相发”。早期以才驭学，驱遣史料，以自道其文化观；晚则以学抒情，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其史学竟成为诗学矣。

晚近论学文字如木舌尘羹

钱锺书的管锥经史，同样是把经史小学弄成了抒情言志的文学甚至诗学。趣味其实与他早年的散文相似。析理论事之顷，杂以诙谐嘲讽，俯视众流，而又多历事透彻语，故与古人读书札记颇为不同。文章刻意纡曲弛纵，起伏作势，亦与此有关。读其书，会觉其中有人，其人多闻，且直而谲、谲而直，跟寻常诗话或考证文字截然异趣。其说亦往往落想甚奇，善于由平常人不经意处着眼。举证则浩博烂漫，仿佛一下谈兴来了，简直收煞不住。这时又常不顾文章之体了。这样的著作缺了、漏了、偶而讲错了，又有什么打紧?

20世纪学术，不幸就是一个才情逐渐萎散凋零而学究气越来越重的历程。那个世纪，初期有康圣人、章疯子。有学问变来变去，变到进入梦游之境的廖季平；有自夷而夏，辫发蓄妾而谈春秋大义的辜汤生；有忽佛忽儒的熊十力，也有自己轻生的卫观堂……。凡此等等，都是学人，但都有性气、有偏嗜，其发越的才情，与学问相浃相渍。稍后者，则如陈寅恪、钱锺书这一辈，仍是合诗人与学人为一。其后则诗人学人分途了。学林中扬镳而进者，学人多而诗人少了。论学文字渐如木舌尘羹，以呆板为严谨、以无见识为平实、以引用他人研究为学问、以注来注去为本领、以不知所云为深刻、以文句不通为时髦。而且文章越写越长，要点其实片言可了；倒是书本越摸越少，因为论文及资料检索动辄万卷足征。是以才情渐漓之后，学力亦渐渐无矣。徒存工力，做学问竟像在工厂里制造论文了。

这是风气的流变。20世纪初期那些学者多是通人型态，为学虽亦各有宗旨，然皆能博通古今。跨领域，大抵人人皆然。钱锺书也是这一型。但后来就越来越走向专家之路了。

专家或知识工人不应出错。那些有才情、肆性气的通人，就是错了也不打紧。其疣累僻执之处，也可能正是他异样妩媚之处。何况其才学有风姿可赏、生命有博大涵雅之量，文采又足以动人，其远胜专家及知识工人，自不待言。

无奈那个博雅的时代与传统逐渐逝去了。钱锺书本身处在这个逝波的尾端，而后，终于也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