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三我的一位好朋友突然逝世。这位和我在同一研究所工作的，年龄比我大两岁的同事和我一样是越野滑雪和古典音乐的热爱者。古典音乐是我们在一起时总要谈的。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以及他自己都不会觉得这位冬天常参加55公里越野滑雪赛，夏天常一次骑车100公里以上的，从未有过任何健康问题的人会在花甲之龄刚过一点而离世。因为Covid-19疫情的考虑，没有一个朋友能与他告别，追思会更是以后的事情。从吃惊中苏醒过来的自己，悲痛不已，写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托人送给其夫人，这也算是人世间我们两人的这份情谊的一种表达。
自然地这些天常听些和这有关的音乐，让自己的哀思有所寄托，也祈望在天国的友人也能与我一起沉醉其中。人常说生死与爱情是艺术的永恒主题。在古典音乐的文献中，关于葬礼进行曲这一乐题，从贝多芬，柏辽兹，肖邦，柴可夫斯基，一直到马勒（Gustav Mahler），作曲家们创作了许多沉重、悲伤的音乐。让大家怀念逝去的故人，更让人思考人生的意义。
音乐史上最有名的葬礼进行曲当属贝多芬第十二钢琴奏鸣曲（Op. 26，1802 年出版）第三乐章。此乐章被贝多芬题为“一位逝去的英雄的葬礼进行曲”，为A-B-A 形式。在这几乎没有旋律（melody）也没有主题（theme）的乐章，有的是一个接一个沉重和庄严和声的改变而带来的悲伤的节奏，为“逝去的英雄”招魂[1]。贝多芬在世时，此葬礼进行曲就很流行。贝多芬还将其改成管乐。在贝多芬的葬礼上演奏的就是这管乐的版本。这位“逝去的英雄”是谁？有猜测说是拿破仑（只是拿破仑那时还活得很好，如日中天），也有说是作曲家自己，更有说是战争中牺牲的某位军人。我认同伟大的钢琴家András Schiff 关于此英雄应是古希腊意义上的英雄，那个性张扬，气质高傲，英勇，果敢，刚强，仁爱的半人半神。
另一非常有名的葬礼进行曲是肖邦的第二钢琴奏鸣曲（1840年出版）的第三乐章（此乐章比其他三个乐章至少早两年创作）。不少音乐史家觉得此乐章和当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兰人民反抗俄国沙皇的统治以争取独立有联系。在这里你可以感到整个波兰的痛苦，挣扎，抗争，和哀思。人们心目中肖邦那质朴和高傲的形象在这儿是如此的人性和富于感情。这一乐章在许多重要的葬礼上都被演奏，如肯尼迪，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但此葬礼进行曲的第一次公演却是在肖邦自己的葬礼上。值得指出的是贝多芬第十二钢琴奏鸣曲在肖邦心目中的地位。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是肖邦非常喜爱的，但肖邦在公开的场合只演奏过一次贝多芬的作品，而这作品就是第十二钢琴奏鸣曲。
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二乐章（C小调）是“葬礼进行曲”中用交响乐的形式来表述最有名的。贝多芬的C小调音乐常涉及英雄及风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最外向的贝多芬，那个英雄，决不妥协的贝多芬[2]。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也是很为人所知的“葬礼进行曲”。此乐章基于一首大家熟知的法语儿歌（Frère Jacques，英文版题为Brother John），也是A–B–A的形式。从内容来说是“猎人”葬礼进行曲和动物游行。常思考生死这些大问题的马勒，其第五交响曲更是以“葬礼进行曲”作为第一乐章而令人惊诧不已。但在葬礼上常被演奏的却不是这第一乐章而是这交响曲的第四乐章（Adagietto，小柔板）。这第四乐章被认为是马勒最为著名的音乐。在小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的葬礼上，演奏的就是这首曲目（伯恩斯坦指挥）。马勒标明此乐章的速度是“极慢”。多慢才是“极慢”呢？这真是一个问题。马勒的嫡传子弟Bruno Walter的录音是七分五十九秒，Simon Rattle爵士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录音大约九分半，但卡拉扬和阿巴多却都接近十二分，而德国指挥家Hermann Scherchen（其最为人所知的是为乐队改编的巴赫《赋格的艺术》，中央音乐学院萧淑娴[3]教授曾是他的妻子）指挥费城交响乐团的录音则长达十五分十五秒！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指挥能导致如此大的速度变化，是因为这第四乐章不是“葬礼进行曲”，没有“步行”这一动作，速度再慢也不至于将脚悬在空中。在葬礼上，我们可以理解这乐章所表现的是沉思，追忆，和向往，但事实上这一乐章是马勒表达他对他妻子的爱情。
马勒的另一非常有名的关于生死的音乐是其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章。这一柔板（Adagio）极慢地然极痛苦地将生过渡到死。乐声渐渐减弱，节奏随之放慢。现实的世界和逝去的世界的界线从分明，到模糊，进而完全消失。这一乐章不仅仅是马勒为自己写下的挽歌，更是为马勒所知的和平和文明。让人悲伤的是在这交响曲完成后的五年内，马勒和他所知的世界都不复存在。
在交响曲中另一极为美丽动听的柔板是舒曼第二交响曲（C大调）的第三乐章（C小调，富有表现力的柔板（Adagio espressivo））。三十岁以前没有创作过钢琴以外的音乐的舒曼，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开始构思和写下这第二交响曲（事实上是他创作的第三交响曲）。尽管音乐在胜利的高潮中结束，但他当时的不安状态和时好时坏的精神病给这交响曲带来压抑，困扰，和衰竭的色彩。而这第三乐章却是舒曼为自己写下的最后的挽歌。
在二十世纪的后期和二十一世纪，亲人和朋友随棺步行到墓地这一风俗，至少在城市，已不复存在了。而追思会也就成了大家怀念逝去的人和欢庆其人生的主要形式。追思会的音乐，因为没有“行”了，大家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些“葬礼进行曲”以外的音乐。
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第七首（Op.59，No.1）的第三乐章（Adagio molto e mesto – attacca in Fminor， 伤感的甚柔板，f 小调）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音乐是这些场合很好的选择。在这深切悲伤的乐章手稿的最后一页，贝多芬动情地写道“Einen Trauerwiden oder Akazien-Baum aufs Grab meinesBruders”（我兄弟坟墓上一棵哭泣的柳树/金合欢树）。2013年世界著名的Clearwater清洁能源会议上我主持的Adel Sarofim教授（MIT）追思会演奏的就是这乐章。
舒伯特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String Quintet in C major，D. 956）的第二乐章（Adagio）同样是追思会上弦乐音乐的首选之一。伟大的钢琴家Arthur Rubinstein 就希望在他自己的葬礼上演奏这让生命和灵魂都得以升华的伟大音乐。Max Bruch为大提琴和乐队创作的Kol Nidrei（Op. 47）也是一首，只是它过于伤感。而且从严格的宗教意义上说，Kol Nidrei并不适合这场合。但知道这的人也许不多，更何况只要让哀思得以表达也就行了。
夕阳西下的作曲家，在生命的最后，有不少留下了凄美的绝唱，如莫扎特的《安魂曲》（未完成）。这些“绝唱”里的绝唱最为知名的是理查·施特劳斯[4]的《最后四首歌》[5]。1946年末客居瑞士年高82岁的作曲家，读到德国诗人Joseph von Eichendorff的诗《Im Abendrot（薄暮时分）》很有感触。此诗描写一对相濡以沫的伴侣在悲欣交集的人生旅途停下来，四周群山怀抱，两只云雀在西下的夕阳中飞起，面对这博静的时空，不由得诧异这也许就是死亡？冥冥中意识到自己也已接近生命尽头的施特劳斯，动笔将此诗谱成女高音和管弦乐队的音乐。此工作在1948年的5月完成。这期间他又从友人送给他的Hermann Hesse（获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诗集中挑出《Frühling（春天）》，《Beim Schlafengehen（入睡）》，及《September（九月）》这三首诗，将它们谱成同样形式的音乐（分别完成于1948年7，8，9月）。从广义的角度说，《September（九月）》和《Beim Schlafengehen（入睡）》也是用草木零落美人迟暮来预示死亡。这四首歌的歌词和音乐都给人温暖，哲理，和反思。在人生的最后，作曲家在这里没有表现任何宗教意义上的安慰，更没有悲哀和绝望，有的是对过去的深切怀念，和夕阳西下时面对即将到来的那个未知世界的无比平静和升华。在施特劳斯的音乐中，女高音，小提琴独奏，和圆号往往都有特别的意义。圆号往往代表着其父亲的形象，那位无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严肃认真的圆号演奏家以及他对他儿子无处不在的影响；而女高音和小提琴独奏却常意味其妻子。日常生活中这位脾气急躁，多嘴且性格略微古怪的女高音歌唱家，在音乐中展现的却是那柔情似水的女性和愿为儿女而牺牲的英雄的母亲的结合。
我第一次听这四首歌的录音是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和Gundula Janowitz 的独唱。GundulaJanowitz的声音水晶般的清晰而且明亮。日后在友人的推荐下，又听了Jessye Norman的录音。Jessye Norman那暗黑的音色似乎更适于表达这四首歌，特别是《入睡》和《薄暮时分》的意境。
天堂里我的朋友，能告诉我关于这些音乐你是怎么想的？就如以前那样。更能告诉我你人世间的绝唱是什么吗？我盼望着，盼望着………
2020-07-24
鸣谢：谢谢烨文君帮助作者改正若干遣词造句的错误。
[1]Raymond Monelle， “The Musical Topic：Hunt， Military， and Pastora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 2006.ISBN-13：978-0253347664
[2]Charles Rosen， “Beethoven‘s Piano Sonatas：A Short Compan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ISBN：978-0-300-19613-9
[3]可惜今日知道萧淑娴（1905-1991）教授身世和音乐的人极少。她是其夫的第四个妻子，她们有三个孩子。1951年她带孩子回到中国，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但再也没有见过其夫。更让人叹惜的是她的音乐在中国不为人知，在其离世的前两年，许多作品才第一次公开在中国演出。
[4]关于他最有名的笑话是“Nothing is right with Richard Strauss. It is the wrong Richard and it is the wrongStrauss”. 真正是专门的权威没有理查·瓦格纳大，通俗的名气又没有约翰·施特劳斯高。
[5]著名的音乐评论家Neville Cardus 称《最后四首歌》是“the most consciously and most beautifully delivered’Abschied‘ [’farewell‘] in all music”（所有音乐中最有意识，最美丽表现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