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8

近四十年前妈妈工作的医院里，有不少妈妈的同事让我怀念。今日已过耳顺之年的自己，读历史忆往事，对这些阿姨与叔叔们的人生自然多了些理解。这些理解的结果往往是感叹历史之无情和民生之多艰而让我不愿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和检讨中，因为如李贺所言“天若有情天亦老”，更何况那有血有情的凡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可不愿意沉湎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特别是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我所追求的是越野滑雪和弹奏巴赫带来的那实在的但不可言喻的心灵的平静。

然对刘芸英医生—刘阿姨的怀念却总是温馨的。这是因为刘阿姨热情开朗的性格还有她和她的丈夫刘积中叔叔以及她哥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刘再立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刘阿姨是学西医出身的，后自学了中医，是医院里不多的几个“双枪手”。她诊断仔细又不拘于框套，病人都喜欢她。刘积中叔叔是机械工程师，其父亲是留过洋的中国地质学界的前辈。刘阿姨和刘叔叔有两个大约比我小十岁如花似玉的女儿，桑桑和勤勤。

在那个只有很少私人空间的时代和社会，妈妈这些同事们有许多知道在学校里我是爱学习受老师器重的好学生，因为医院里的不少子弟都和我在同一个学校；而这些叔叔阿姨们见到的我，他们常这样说，也是一个懂礼貌守规矩的好孩子。于是他们有时也会在妈妈面前夸上我几句。大约刘阿姨说得较多，同事们慢慢地开刘阿姨和妈妈的玩笑，说她们是“亲家”。我有一次去医院找妈妈，几位阿姨竟把我带到刘阿姨的诊室，对刘阿姨说你“女婿”来了，真让我哭笑不得。妈妈对这些同事的玩笑也以玩笑回答说，我儿子都上大学了，她的女儿还在哒哒嘀（指上小学），怎么能成“亲家”。

玩笑归玩笑，刘阿姨和刘叔叔确实对我很关心，记得我读大学时，刘叔叔有几次在去看他父亲的路上拐道来看我。82年我去北京读研究生时，刘阿姨特地让我到北京后去见她哥哥，嘱咐以后有事需要帮助就找他，并说你就叫他“舅舅”好了。

到京一个多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见到了“舅舅”。他年纪大约五十多点，住在北京地质学院里。他很客气地谢谢我给他带去刘阿姨给他的一些药，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让我讲讲我学习的方向，同时也向我介绍了一下他的工作。“舅舅”和蔼可亲，气质儒雅，谈完话后，他还坚持把我送下楼。我骑车刚走几步，他又叫我停下，说自行车发出噪音，他帮我看一下。然后很快地诊断出是怎么回事，他让我等一下，然后上楼拿了扳手等工具下来，三下五除二就把问题解决了。不消说“舅舅”对一个刚认识的年青人如此的客气，关怀，和帮助，让我感激不已。同时也对“舅舅”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动手能力钦佩不已，因为在清华也有一些连电灯泡都不会（敢）换的工科教授。

这一个多小时的会面，40年后的今日还有叁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一是“舅舅”的书房兼卧室里看不到任何物理和数学的书，却有两本《明史》在书桌上；二是他谈到他对中文和英文比较的研究，得出传递同样信息中文所需要的音节比英文要低的结论；三是他们做物理研究，有不少时候是因为中国工业水平的落后做不出物理实验所要求的装置的精确度而拖后腿。这些细节和以后与“舅舅”的交谈让我认知“舅舅”是那学跨文理，识通古今的学者。他们这一代人中人文基础很好的不少，不像文革后那许多年读大学的人大部分只会提笔做几道习题，更不像后来应试教育将读课外书的兴趣完全灭抹的那些可怜的孩子。如是在一个不能正常地做他们的研究工作的年代，“舅舅”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然在别的领域找到智力的挑战和满足，如从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博士毕业专治政治思想史的吴恩裕先生后成为著名的红学家，清华大学抽象代数方程组和程序结构理论的张鸣华教授笔下写有《东汉南宫考》和《屈原诗歌属于中原文化》等文章。

来年春天刘阿姨和刘叔叔双双出差到北京，他们特地来学校叫我去“舅舅”家吃饭，盛情难却，我也就去了，同时也很高兴见到了“舅舅”全家。“舅妈”是杭州人，很能干，待人很诚。“舅舅”和“舅妈”有两个孩子，大姐落落大方比我大好几岁，是清华附中毕业的，认识清华我那一届的许多同学；小弟比我小不少，天真活泼。这是一个非常亲切友好的家庭。那天“舅舅”亲自下厨，做了非常丰盛的一桌菜，真正是满汉全席。饭后，“舅舅”请大家看胡慧中成名电影《欢颜》和秦汉主演的《微笑》。那时（83年春），VCR播放机以及台湾的影视在中国普通人家还是很新鲜的事情。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胡慧中穿着纯白衣裳抱着吉他唱《橄榄树》抒发相思苦楚的情景。

刘阿姨和刘叔叔在京的这十来天里，“舅舅”邀请我去他家吃了四次饭，后来两次我觉得不好意思想推脱，但“舅舅”却说是他需要我来陪陪刘姨和刘叔。有一次我推说要洗被单和床单，不能来。“舅舅”说来吃饭时将它们带来，放在洗衣机里洗多省事。当我将被单和床单带到这里时，“舅舅”让我将它们放在边上，先和大家说说话。过了些时候，我准备去用洗衣机时，“舅舅”却告诉我被单和床单已洗好了。这让我很感动也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谢谢，但“舅舅”却说这没有什么，只是将它们放进去，把水打开而已。

“舅舅”很喜欢古典音乐和中国古典文学。有次请我去吃饭时，“舅舅”让小弟背李白的《将进酒》为大家助兴，但那天小弟有点闹别扭，于是我就替他将这事做了。这首豪迈洒脱的诗伴着酒和美食使得大家都得以暂时忘却那无奈的“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人生。有一次，“舅舅”从友人那里转录了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磁带（母带），于是与我共享这“子带”。他无奈地说这近67分钟的录音，用90分钟的磁带来录，如将第一，二，三乐章放在A面，第四乐章放在B面，那么A面会有两分钟的空白。于是听这录音时，要么就得等上两分钟，才能听到第四乐章；要么就得让磁带快进。但如果将第四乐章接着录在A面上，这第四乐章的录音就是断续的。回到学校后好几位同学让我在我的收录机上替他们转录（孙子带）。将“子带”还给“舅舅”后的一天，他让我下次来时将我的收录机带来给他看看，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因为“子带”边上略呈波浪状态，成了所谓“海绵带”，这很可能是收录机偏差的问题。我听了很不好意思，这磁带上的音乐可是“舅舅”很喜欢的，更让人难堪的是即使想赔当时偌大的北京竟买不到的。“舅舅”却很解人意地安慰我，不要紧，他再去找朋友录一盘，把收录机修好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说来也巧，“舅舅”虽然不认识我的两个导师—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秦元勋先生（秦公）和清华大学蒲富全教授，却是蒲富全教授的堂弟，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之一，著名的物理学家蒲富恪先生的好朋友，他们两人很谈得来。大概蒲富全教授对我很欣赏，多次向堂弟蒲院士说我的工作做得好，于是蒲院士有次和“舅舅”谈起我来时说准备邀我和他一起做些孤立子的工作。“舅舅”听了这话很高兴，讲给我听时说蒲院士挑人很严格，他能看上你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舅舅”这里还有幸认识了大姐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王如俊先生。他是清华名教授王补宣的公子，是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的。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不是那博览群书和知识渊博的，但他的才气和悟感却是罕见的。今日我还记得他和我谈起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感受，当时我心里直感叹天下竟还有如此聪明的人。

83年我去过“舅舅”家很多次，原因是春天刘姨和刘叔来了十多天，于是一起出去玩和吃饭；然后秋天刘叔因为出国公干来京又聚了好几次。这样我和“舅舅”一家很接近，我还记得“舅妈”替我补过两次裤子。“舅舅”有时也和我谈些物理学界的人和事。好几次，海外大学和研究所邀他去合作，我想他主要是为家庭考虑而都谢绝了。他对时80岁然头脑非常清楚的周培源先生钦佩不已，更是对王竹溪先生敬佩有加。

“日月忽其不淹兮”，最后一次见到“舅舅”到今日已是近四十年了，但我却常想起他。这不仅是因为“舅舅”理是中国最高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文可做出中英文比较的工作，史是《明史》一册在手的“票友”，更是可做出一桌爽口不腻鲜香十足佳肴的好厨师，和下可修自行车上可修收录机的能工巧匠，是以让我直到今天深深佩服。我常想起他是因为他的爱心，他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我，我更相信他也是这样等待任何一个人。

人生的旅途，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在这样的每个时候，我都诚心诚意地谢谢过这些人，也都在心里许愿日后报答。古人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生这么多年也渐渐明白因为时空的缘故这其实是很难都做到的；但同时也懂得了那些心怀善意帮助和关心别人的人，做这善事时是从未期待受益者的回报的。他们只是希望因为他们的爱心和行动，会给人间一些温暖，会让社会多些希望，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受益者也能将这份温暖和希望传给别人。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诚实地告诉那些帮助过我的师长，前辈，同学，和朋友，“天下溺”，我并非肯定“援之以道”，因为我毕竟不是那“铁肩担道义”的汉子；但“民众溺”，我常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援之以手”。

伟大的屈原在《离骚》中感叹“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记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回首人生，耳顺之年的我记忆中当然有许多不堪回首的人和事，但更多的是爱，父母和亲人们的，师友甚至陌生人的，这些人生最美好和最纯真的情感如家珍般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