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对音乐的感受性。如果没有高山流水的雅致，没有渔舟唱晚的烂漫，没有天籁之音的悠远与旷达，文学创作便可能行之不远。同样，文学研究也应该融入音乐感知的内容，因为音乐与文学特别是诗歌息息相通。这样的相通不单单体现在歌词创作与曲谱、歌唱的关系，更主要的可能是旋律与歌唱对文学感兴特别是诗性感兴的承载与阐扬。

一、音乐与文学的因缘

汉语新文学史上的许多创作者，对于音乐都有深刻的造诣与浸淫，因而需要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体认方面分析和把握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体认切入我们根本理解不了《女神》时期的郭沫若，或作为诗人与剧作家的徐志摩，更不可能理解伟大的戏剧家田汉以及小说家王蒙、白先勇。王蒙这个杰出的文学大师其实可以被称作半个音乐家。他对现代音乐史可谓十分精熟，对音乐理论也特别感兴趣。他在澳门大学驻校期间，遇到一个数学家的讲演，题目是数学与音乐之关系，他深以为幸，一丝不苟地前去听讲，并与演讲者进行认真地交流。熟悉王蒙先生的人都知道，王先生会唱歌，肯唱歌，而且善于唱歌。每当他准备歌唱的时候，都昂首挺胸，双目炯炯，定神运气，酝酿良久，然后一长串令人惊异的美声颤音或俄罗斯风的歌吟款款而出，每每令满座皆惊。他的作品中常常写出漫漫人生中音乐年轮的现象和意义，小说《布礼》中的主人公就曾与友人在充满窒息的生活环境下通过歌声的追忆、搜寻还原过去的岁月：“他们唱起来了，嘹亮的歌声填补了被剥夺的一切，嘹亮的歌声里充满了青春的动人的光明和幸福。他们就这样回忆着、温习着那纯洁而激越的岁月，互相鼓舞，互相慰藉着那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光明火热的心。”这就是音乐年轮的效应和意义，是王蒙音乐爱好、音乐修养和在文学创作中喜欢用音乐构思的风格体现。

在一个回响着动人音乐，飘逸着灵动之美的优雅环境中，我曾经与一位著名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家谈起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现当代歌词创作的基本特性在于它的文化先锋性。从梁启超将近代歌词创作的新气象定义为“中国文学复兴的先河”论起，音乐文学往往充任了时代文化晴雨表。音乐连同推动它的歌词，就像在时代风云中矫健翻飞的海燕，或在乌云罅隙中预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或在蓝天碧空中祝颂来之不易的明媚灿烂，，或如黑色的闪电，或如彩色的霓虹，伴随着不同的叫声与节奏，展示着不同的姿态、色泽和速度。音乐及其歌词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时代文化的先锋性，是因为它综合地体现着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心声，正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而人民的心声总是在社会文化运作之前敏锐地发作，有力且有节奏地振作，这种民声通过音乐汇合而出，自然就显示出斐然的先锋性和前奏性。因此，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山雨欲来，还是政通人和的春和景明，音乐文学总会将这种时代的信息，通过或高亢激越、如怨如诉的音调，或舒缓浪漫、清纯美好的歌咏，先期抵达时代的场域，提前传遍民众之中。因此，音乐不仅可以让我们记住一个特别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特别的节奏与韵律，还可以让人们预知一段历史的必然过程，以及这段历史通常的品质与气运。

从音乐文学与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复杂关系中阐述其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联系，应该说是把准了中国现当代音乐文化之脉：既体现了现代音乐文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联系，更突出了现当代音乐文学自身的时代风范和文化新质。中国精英文化自古就与音乐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礼乐传家，钟鸣鼎食，是传统精英文明的象征。不过现代精英文人感兴趣的是用音乐及其文学进行启蒙，进行宣导，如近代时期流行的学堂乐歌，其出在精英人士，其旨在开通民智；与此同时，精英文学家也通过音乐文学的创作进行文人情感的宣泄，进行自我内心的审谛，有斜阳旧影之叹，有身世飘落之嗟，如李叔同等人的传世作品所显示的那样。古人早已意识到音乐与政治和社会运势的息息相通，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但这是一种风格学的音乐文化阐述，当代研究者这显然不必满足于此，对社会政治运作之中的音乐文学创作的社会学、美学、文化学的分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音乐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复杂纠集，是现当代音乐文化史必须关注必须阐述的重要对象。这样的阐述需要充分的历史认知和深刻的学术洞察。音乐及其文学具有流行性的基本属性，这样的流行性常常使得它面临着被时代误读的危险，而且常常会被动地承载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接受者的想象与寄托。著名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就是典型的示例。这个软绵绵、懒洋洋、娇滴滴的音乐作品在它可能被歌唱的任何时代都能招徕各种是非，常常还是政治性的是非。1980年代有人从政治上质疑它是汉奸歌曲，甚至是为侵华日军招魂的反民族毒歌，吊诡的是在上世纪40年代，日本当局也曾在本国明令禁止发行由李香兰用中文演唱的《何日君再来》，除了因为“这种外国的靡靡之音会使军纪松懈”外，更致命的居然怀疑这里的“君”是抗日的中国军队甚至是八路军！这样的历史现象应该在历史文化著作中分别得以呈现，读者可从某种荒诞的感兴中领悟不同时代的精神妙合，某种文化关系的同质化。

一般而言，在文学研究领域，娱乐文化的分析需特别谨慎，因为新文化在崛起之势批判的两个重点便是旧文化和娱乐文化。在长期紧张的历史文化运作之中，娱乐文化扮演的角色总是那么色泽灰暗、光线黯淡。但研究起音乐文学，似乎又无法避免其与娱乐文化的联系。应该在此两难之中选择敢于直面的学术思路，从“流行”这一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关键词切入娱乐文化和流行歌曲的分析，特别是对通俗歌曲的文化、审美功能的揭示，及其社会意义、美学价值的探讨，确认通俗歌曲的创作实际上体现着动态娱乐文化的先锋性，体现较有深度的学术思考。娱乐文化的繁荣是中国流行歌曲创作兴盛的一个重要保证，对《毛毛雨》、《天涯歌女》等流行歌曲的分析因而就不可能真正在“娱乐层次”展开，须在娱乐文化这一绵软而轻盈的文化地带试图走出一条坚实而持重的学术路数。

二、学术视野中的音乐与文学

从文化学的角度打开了现当代歌词创作的学术之门，同时也给进一步的音乐文学研究留下了一些视窗，它足以证明音乐文学与社会文化关系是一个拥有巨大内涵和无限活力的话题。除了对于音乐文学相关的文化类型研究而外，余留下来的关于音乐文学与文化载体的研究同样有意义，而且也更见难度。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语言的核心是思维，而语言和思维所具有的民族特性实际上是音乐文化所必需的载体性质。因此，一个民族的音乐体现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代表性的音乐旋律和音乐作品，也同时拥有自己代表性的音乐文学。中国的“茉莉花”、韩国的《阿里郎》，日本的“樱花歌”，无不体现着各个民族的音乐经典风格，同时也是各民族经典音乐的代表。它所表现的旋律，所体现的节奏，所承载的风格，所蕴含的精神，都典型地昭示着民族音乐文化的精彩与美妙，特性和品质。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如果与民族文化这一特定的承载相联系，便会达到意想不到的学术境地。音乐与民族语言的内在关系可能是音乐文学和音乐艺术创作特性的奥秘所在，汉语语言的语音单位以相对均衡的单音节词为主，句式的整饬与节奏的匀称往往成为其音乐的基本特性，甚至有时成为一种摆脱不了的缧绁。中国的歌谣因这样的缧绁太容易流于数板式，于是精英文人的歌词创作常常不得不刻意安排长短句来打破这种流于数板的格局。至于对仗的普遍，押韵的严格，更是汉语歌词的特色和魅力，这些都对中国歌曲的音乐性起到了切实的强化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音乐从基本句式来说一般呈现出句式匀称、对仗工整、韵脚严格的整体性风貌，这种整体音乐基于相应的歌词创作并对其提出类似的要求，《春江花月夜》颇具典型。当然，中国艺术创作中也有打破句式匀称的散体音乐体式，华彦钧的《二泉映月》最具代表性，然而带来的问题就是它似乎无法对相应的歌词创作提出类似的要求。这更可以说明，汉语语言整体化、匀称化的特色决定了它基本趋于整体而不太习惯于散体的音乐体式。

当然，研究音乐文学可以不必对《二泉映月》这样的无词音乐投诸过多的关注，相反，可能应该去关注那些虚拟性的音乐作品，即古已有之的非歌唱性的歌词。古代诗词中非歌唱性的创作越来越普遍，那些作品尽管保留了歌唱的板式、节奏和韵律感，但一般无需配置乐曲供乐工歌唱，只是供给吟诵甚至仅仅满足阅读需要。这样的歌词不期待入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歌”的“歌”体，那是一种纯粹的文体形态，未必真的有固定的音乐相随，也未必就成为一首歌，但它是一种文体，一种以虚拟的歌唱方式进行承载的特殊的歌体，所谓歌行体有点相类似。小说中经常说到有什么人在那里作歌，其实不是真正唱歌，而是虚拟地表述一种情绪。这种非唱而“歌”的旧式“歌”体，现代文人也常有创作。于右任的“葬我于高山之巅兮”的那首动人的葬歌也无疑属于这一种。即便是叙事文学中常见的神仙、高人、隐士、僧道每每出场“作歌”，作者对那样的歌从不也无法作具体的旋律表达甚至风格描写，那种歌基本上是虚拟音乐，并无实际的乐曲呈现。

在载体文化的意义上研究音乐文学，还应注意到紧紧地包围着我们的网络世界及其相应的音乐创作，并以足够的敏锐和包容观察到音乐和音乐文学创作的活力与可能性，同时须有足够的清醒和锐气批判网络时代、网络载体催生的音乐及文学常带有的俗气甚至恶搞。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是一个在今天的学术文化中无限敞开的话题。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相应的学术见识和学术勇力。

中国现当代音乐及其文学的研究，通过陆正兰教授等人的精彩努力，当然也包括张明明这部书所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他们的学术研究所余留的学术空间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性。例如音乐文学的人格学、风格学研究，可能是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走向成熟、走向深入的重要路径。如果说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作家研究方面已经相当细密，成果积累也非常丰富，那么，音乐文学在这方面积累相当有限。许多重要的歌词作者都没有专门的学术传记，有关其人格特性及其形成历史的专论也相当稀缺，这对于深入研究中国的音乐文学而言是一个严重缺憾。音乐是人的情感最直接的外化形态，了解音乐创作者的情感状态及其形成历史，是解析其音乐创作精神构成与价值风貌的不二法门。古人能够从音律中听出弹奏者“志在高山”，那是“峨峨兮若泰山”的感觉，抑或“志在流水”，又是“洋洋兮若江河”的滋味，正说明音乐旋律与作者情志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从歌词方面看，这样的联系应该更为紧密和直接，因而必须更加特别重视对音乐创作者的个人生平，情感意志以及形成历史进行学术考察，这样才可能对其音乐创作风格进行富有历史感和生活真实性的学术把握。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一般都会从人格学和风格学相结合的意义上解析研究对象，几乎每一个重要作家的生平事迹和成长轨迹都是文学研究者甚至是文学阅读者需要掌握的重要信息，在这样的意义上反思音乐文学的研究，可见学术缺口依然很大。对于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杰出的词作者，如李叔同、沈心工、田汉、黎锦晖等，应专题研究他们的情志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将他们作为词作者和音乐创作者深入研究他们的心灵史和性格特征。

音乐是人生的音响，是动态的历史年轮，音乐文学体现的是时代音乐的精神内质。音乐文学的研究与各个时代的人生质感紧密相连，与各段历史的生命记忆颇多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