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邵燕祥在2015年8月14日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人士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的发言。此外，陈丹晨、杜高、王学泰等在会上先后发言，袁鹰提交了书面发言。
我跟胡耀邦同志没有私人过从，甚至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什么时候想起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之感。
让一个只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对他感到亲切，在他逝世后二十六七年，越发感到他仿佛仍在身边一样亲切——这对于一个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并不容易。
那么这种亲切之感从何而来？
从1949年往后数，我只在1955年到1957年这两三年跟他有过某种交集，但也是间接的，不过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是忘不了的。
1955年9月，团中央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由胡耀邦主持。我被提名参加。在一种荣誉感的激励下，写了献给大会的《青春进行曲》。一开头就呼应了当年夏天响应团中央胡耀邦号召开往黑龙江萝北的第一支"青年垦荒队"："不是一阵风/刮跑了/荒原的宿草，/是我们/在黑土上/耕开深深的犁沟";又写到"这不是/山岘上的云雾/返照的幻影，/是一座青年城，/我们亲手所兴建"的愿景。耀邦要求我们"做伟大祖国的忠实儿女"，也正是我衷心的志愿；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酝酿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耀邦也认为团员们应该努力成为共产主义者。1956年，我就写了那首"当我十四岁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并且誓要让"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我感到了跟耀邦的默契，好像我们之间的心真是相通了似的。这首歌由老音乐家李焕之同志谱曲传唱一时。耀邦该也听过吧。
到这时为止，好像一切还都是风和日丽。再往后事情就逐渐复杂起来了。
写"辣椒"式讽刺诗的后果严重
1956年，《中国青年报》在扩版时开辟了一个讽刺的版面，题名"辣椒"，虽与前两年中央一级党报去苏联学习"先进经验"有关，却也是经耀邦拍板的，符合那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随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和学术工作方针，对各项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形势。一时思潮中，"独立思考"和"干预生活"之声大震。我应"辣椒"编者舒展之约，一年中在那里发表了三首讽刺诗。与此同时，我还配合团的思想教育工作中提出的，不要把青年们思想活泼、爱提问题当作个人主义缺点，写了一首"团委书记心肠好，老怕我们走路会跌倒"。这些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也被指斥为"右派言论"。几十年后冷静回顾，当时借鉴苏联报刊上的讽刺形式，有一种长篇专访式的"特写"，揭阴暗面，点名批判；由于苏联体制下党报被授予自上而下的批评权，几乎不容置辩，难免流于武断。我们有时不免是教条地学其皮毛，我就不大讲究批评的艺术，讽刺时简单直露，忽视效果。授大批判者以柄，该由自己负责，不能诿过于《中青报》编者。何况"他们"若想抓你，你没写讽刺诗，照样可以从别处找碴儿。
说实在话，因为"辣椒"版定位在批评讽刺，我们才一门心思求辛辣，但真的并无意于"拆墙""扒锅"。就在1956年年末，也正是"辣椒"的主编舒展传达编委吴一铿的意图，把我和另一位编辑沈仁康叫到一起，当场赶写一大组歌颂建设成就、鼓舞建设热情的诗，配上画，组成1957年元旦的一块版，即如期见报的《1957，好！》，据说读者反响不错。可惜过了半年多在反右派高潮中，连延安来的吴一铿大姐亦未能幸免，光是她领导下的"辣椒"，已足构陷入罪，遑论其他！后来听说总编辑钟沛璋以下全报社划的右派远远超过"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
还在刚过年时，舒展就告诉我，元旦那一天《中青报》的社论是在耀邦直接创意下写出的。迎接1957年，社论历数了1917年、1927年、1937年、1947年这几个历史上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逢七之年"，文章写得富于文采，突破了"应景文章"的八股套路。这不仅是个文风问题，还透露了耀邦启发大家多读书、了解历史，并从历史看未来的想法。尽管当时人们读历史，也离不开受限多多的书目，但一旦养成读书的习惯，迟早是会生成对照之心，怀疑之念，以至追问之志，也就逐步接近真相和真理了吧。由此我也知道耀邦从小爱读书，读书，继之以思考和写作，成为他毕生的习惯性需要。渴求知识，追求真理，这是他区别于许多身居高位颐指气使的"死官僚"的根本点之一。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
在那个动荡多事的1956年，还有两件由思想文化及于政治的往事难忘。
苏联有一位女作家，戈·尼古拉耶娃，曾以长篇小说《收获》，跟丁玲等一起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并受到中国读者关注。后来她又写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新毕业的女生娜斯嘉来到工作岗位，跟原来官僚化的秩序、保守怠惰的作风格格不入，她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起来斗争。1956年年初由草婴译为中文后，我们的团中央号召全体团员向娜斯嘉学习，在发行三百万份的《中国青年》杂志分两期转载全文。这部小说是"干预生活"之作，在苏联适应了赫鲁晓夫新政为改变斯大林时期农业长期落后面貌，而力求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基层领导的政治要求。我想耀邦则是以他政治家的眼光，认为正可借助于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来激发我国团员和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勇气。事实上"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和尼古拉耶娃小说的影响，在当时我国文学界也得到热烈的响应。产生了后来被批判为"毒草"的，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干预生活"在苏联本来是属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内的思潮和口号，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转身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其实是历史的误会，其中或亦包含着官僚保守势力无意的误读、有意的曲解。但历史地看，当时耀邦和团中央对"干预生活"的娜斯嘉的支持和提倡，指向反对腐蚀党和政府肌体的官僚主义，是具有前瞻意义的政治行为。只是由于一年后国内政治风云莫测，不仅诸多敢于独立思考，写了"干预生活"作品的中青年作家成了右派，许多天真的"学习娜斯嘉"的青年人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耀邦始料不及的，也是他虽痛心却无可救助无法挽回的事。因为中国在更大范围深陷"左"倾悲剧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
围绕着林希翎的是是非非
还是这个尼古拉耶娃，1955年写了一篇论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译介到中国，也一度在文学界成为关注的热点。这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法律系女生程海果，写了一篇商榷文章，以"林希翎"笔名发表，引起注意。这个年轻的来自海军的林希翎，不能适应有大量年长的调干生同学的情境，他们对她也有不适应的感觉。互不相容，又缺乏沟通，在生活检讨会上不断要求林希翎检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等等，以致矛盾激化。有人化名写了一篇《灵魂深处的脓疮》，用近乎仇恨的笔调对林加以"揭发"。此文竟由《中青报》刊发了。我当时还没有读林的论文，但看了这篇东西，直觉很不靠谱，以为带着挟嫌诬枉的味道。几天以后，在同一版面同一位置上刊发了《文艺报》编辑涂光群一篇匡正的文章，认为对青年不可采取这样恶劣的态度。后来我知道前一篇文章发表后，耀邦就在第一时间批评了报社，要求他们尽快做出补救。他多半是首先着眼于一张团报应该如何进行批评，这关系到青年团如何进行思想教育，如何指引青年之间健康地交往。听说他后来也像吴玉章校长等其他革命前辈一样，接待过林希翎的来访，理所当然地既给予安抚，也批评了她的缺点，鼓励她继续努力，健康成长。
这年年底，我接到林希翎寄来油印的"控诉书"，控诉她所在系党总支对她的迫害，并说要诉诸法律云云。我复信叫她注意不要让激愤损毁健康，也不要被横暴挫折了信念，并建议她把此件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监委"各一份。此事我没有进一步介入，但我知道，林是学法律的，即使她告到法院，这也属于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至于我让她向毛主席等反映，更是合情合理的建议了。
而到了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林希翎已因她的言论被认定为大学生中的极右派，我在她发表"右派言论"半年前写给她的信，却也被谥为"唆使右派分子林希翎向毛主席、党中央进攻"了。
反右派前期，耀邦恰恰出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对国内事无法过问，两个月后才回国。这时他所能得到的有关信息，包括林希翎的动态和遭遇，一定比我多得多。林希翎事会对他有所困扰，他也确因前一年对林的态度而遭物议。但以他三十年的党内斗争经验，在种种因素的纠结面前，其心情恐怕不是像我止于"无可奈何"，而要复杂得多吧。
这是50年代那两三年冷暖阴晴，风雨雷电，变幻不定的政治大气象下，我被卷入了耀邦也曾介入的一些不大也不小的事件，在不同位置上的特殊交集。
耀邦主导了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大壮举
反右派斗争把我贬为异类，退出了正常的政治生活。文革初起，只听说耀邦等在团中央遭到侮辱性的残酷批斗，又听说下放到河南干校监督劳动，语焉不详，但其情其景可以想见。
1977年至1978年间，耀邦重新回到我的视野，我愿意说他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这一次是更刻骨铭心的精神上的交集了。
当时耀邦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他的动向成为人们，包括我们这些沦为"异类"二十年者关注和传说的热点。当时一片废墟，"百废待兴"，而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巨大的魄力，开始平反了上亿人的冤假错案，并揭开思想解放的序幕。这既关系到如何评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至这个党的一段历史，同时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历史积案和未来出路，我们的命运就这样同国家、民族以至执政党的命运，首先是政治决策者每一动作密切联系到一起了。同志间竞相传抄，奔走相告，庆幸或将有一个新的开始。
耀邦策划并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与实施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包括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子）这两项壮举，应该用一句常常挂在人们口头却未必都那么实在的话，叫"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用在他的身上，我以为恰如其分。我是亲历者，我知道这两件天大的大事，惊天地而泣鬼神，它不仅涉及上千万个家庭、上亿人口的生死祸福毁誉，而且涉及全民重审历史，重判真理，解放思想，开辟了走向精神自由之路。当然，没有人会把这旷古功勋归之于耀邦一人，但若没有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集思广益，慎思明辨，敢于担当，也几乎很难想象会在短短几年内趁热打铁，竟此全功。
这些已有许多参与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专家学者记述和研究，后来在80年代耀邦对各方面工作宵旰忧劳，更广为人知。我也和文艺界内外的知识分子一起，历经思想文化领域"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诸战役，历经全局性改革开放思潮和实践与反改革开放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曲折反复，复杂难辨，我们从耀邦公开的言论和决策中，体验他的思想脉络，他的人文关怀，以至他的困难重重，感同身受。
耀邦关怀和保护多灾多难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也密切注意他的遭际。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大难关闯过来了，他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了。但没想到，耀邦每走一步都遇到阻力，高层内情不甚了了，就我们耳目所及，就有党内的老作家看不起他，用十分不屑的话语贬损他，还有党外的老作家，竟挑剔到他讲话时的形体动作。凡此种种，折射了他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困境。当然，主要的反对势力在党内高层。然而公平地说，正是以耀邦为主导的党内健康力量，通过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出亿万斯民于"水火"，不仅解其"倒悬"，并且登之"衽席"，使大家从精神上思想上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与此同时，也从道义上挽救了濒于政治破产的这个党，至少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恢复对中共的信任，对党寄予希望，是与耀邦等许多同志的政绩以至个人魅力分不开的。而偏偏是身沾平反之惠的某些人，居然在其后的政争直到所谓"生活会"中反咬一口，令人不能不想到《农夫与蛇》的寓言。后来我看到满妹说在父亲病危时她脑子里也浮现了《农夫与蛇》，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耀邦的一生堪称政治道德的典范
就个人经历来看，耀邦从几乎被冤杀的"红小鬼"，成长为一个大国、大党开明的奋发有为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带有传奇色彩。但是这一切竟以悲剧的结局而落幕。这是偶然的吗？
从1987年年初耀邦被罢黜，两年多以后凄然逝世，至今已二十六个年头了，那时落生的孩子，快到"三十而立"之年。人们对世事的认知也人各不同地有了深化。据我个人掌握的有限但可信的资讯，在今日中国，在几乎人人都在感叹道德滑坡，甚至认为整个社会形成的道德沦丧标志着社会的溃败之际，通观耀邦革命的一生，突显了其政治道德的崇高。
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以来，在公开的舆论媒体上，人们谈论社会道德状况时，即使不说是讳言政治道德，也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政治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中的领先地位，因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就是统治的文化"，前者决定了后者。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是"泛政治"的国度，政治道德，首先是政治主导层的道德面貌，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道德的水平，不仅关乎治乱，而且影响人心，借用一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是一个绝大的话题。
这个话题的提出，对这方面典范人物众口称赞，实际上会形成对某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毫无道德可言的人的道德压力。因此在他们心目中，耀邦一直被视作政争的对手即所谓政敌。这些人，以及继承他们衣钵的若干人，其政治行为和私人行为，都是既经不起传统道德的检验，也经不起革命阵营半个多世纪以来标榜的"无产阶级道德"的检验，他们已不仅是什么习见的不讲诚信的问题，而是言行不一、心口不一，彻头彻尾的两面派，甚至是抛掉了假面的公然无耻。他们竟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振振有词地矢口否认世界上有古今中外普遍的价值标准。这样，他们就得以胡作非为，肆意妄为，连历史上任何社会任何宗教任何族群公认的普世道德信条和通例中，最起码的"勿盗窃""勿欺骗"戒律都置之不顾，把公权力化为私人占有，把国库化为私家保险箱，这还不是明目张胆的"窃国者侯"吗？当然，对他们已经不是谈论道德尺度的问题，而是应该绳之以法了。
耀邦一生的言行，如日月昭然于天地间，他的局限性和缺点失误也如日月之蚀，无须避讳，他有尽多可以让我们长此怀念，并以之为镜，从他取法、获得启发之处。这是耀邦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和道德遗产。
中国的百年历史，耀邦的生平阅历，他本人的自励自律，他与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影响，铸成了独一无二的胡耀邦人格。不管各样人们怎样评论他，都不重要。因为真实的他早已成为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了。
（作者为诗人、杂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