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先生的书跟很多书不一样，很多出版社是找了名人对书或者作者做出评价，还有的书是为了简单的促销，而我们今天的会不是促销的会。拿《士人风骨》这本书来说，说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要继承道统，要发扬大智大勇，要做启蒙的工作，要宣扬和实践价值。这都是一些人不爱听的，比如“启蒙”这个词，我觉得资先生很好，她在这本书中反复地扩充了它的词语，还原了它最原始的语义。这个“启蒙”，我们一般的说“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蒙运动，资先生说的很好，其实这个启蒙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一个先导，已经一百五十年了，在这一百五十年当中很多可以称为汇通中西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探索，他们说“启蒙”这两个字不受待见。我想起1988年的时候，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新启蒙》专刊，请了北京的一些学者、作者开会，1989年出了四期，五六期都已经发稿了但是没有出来，但是在《中国文化报》上看到对新启蒙专刊的批判，点了王元化先生的名，还点了一些作者和参加那次约稿会但是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的名字。我记得批判的这个人的笔名“弋人”，弋人就是到处巡弋的人，恐怕就是业余警察吧，他本人并不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程代熙”，这个“代”拆开了变成“弋人”。所以，我刚才解释起这个笔名的意思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把自己名字中间的这个字拆开了而已。
我们不但忌讳“启蒙”，还忌讳很多词，比如北京有个鲁迅文学院，在八十年代创办时，在一进门的地方悬了一个大的写着屈原的一段话的牌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那里教书的老师、学员都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问题，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末，作家的组织来了一个党的代表、政治领导人来视察，就像刚才的弋人一样有所发现，“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你们还求索什么？”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到那儿去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能够恢复过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忌讳的时代和很多忌讳的国土，这几年经常说“国进民退”主要都是经济领域，其实我觉得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个“国进民退”恐怕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从资先生《士人风骨》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她回溯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从所谓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五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开始，远的不说，62年的历史我们怎么接近它的真相，从中引出我们应有的判断和认识？这很重要。因为当下为历史倒退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利用人们对历史的无知和隔膜，这都是有利的遮蔽造成的。我不知道我了解的是否会冤枉年代一代人，我觉得一代年轻人不仅不知道1949年前三十年，甚至也不知道后三十年的历史，更不要说1840年以后的历史，在这百年当中，过去只宣传列强入侵，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贯穿期间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所做的大量努力，甚至也是很多人不深知的。比如新文化运动中至少有两代看成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资先生在《士人风骨》这本书中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觉得非常的好，不对对专业人士的，而是对一般读者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