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好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不写新诗写旧体诗，其实五四新诗、白话诗我还是在写着，但是写得不好，赶不上我们的年轻新进的诗人。但是我这把年纪了，早过了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岁数了，所以我也不想改变我原来的诗风，去赶时髦。我也赶不上，最后就变成邯郸学步，那就可笑了。
我写旧体诗不是由于“兴观群怨”，觉得“诗可以怨”就来写，不是。我开始注意写旧体诗，是从1958年年初开始的，比起聂绀弩1959年在“诗画满墙”运动中全国全民写诗掀起了他写诗的狂热，我还早一年呢。
我印象里他是1958年秋以后到1959年初开始的。那时候全国随着工业农业全面大跃进，文化也要大跃进。文化大跃进大家都创意很多，其中有一条全国一下子呼啦就起来了，叫做全民写诗，新民歌运动，后来郭沫若、周扬还编了一本《红旗歌谣》，最典型、最好的歌谣。“诗画满墙”，我们农村很多都是土墙，临时刷上一层白灰，在上面画画配诗，画的画主要就是配合农业生产放卫星的。什么放卫星呢？就是说一个白薯有一条牛那么大，诸如此类的，猪养得像大象那么大，这个就是大跃进了。然后还有画，有的画配诗，也有以诗为主，画画配它的，也有以画为主，写民歌的人配上词的。
同时还有一个口号非常响亮的，叫“村村出一个郭沫若”，每个村要规定出一个郭沫若。可是那个时候郭沫若已经很谦虚了，他说：“老郭不算老”，人人管他叫郭老，“诗多好的少”，他有这个自知之明。为什么呢？他光在那儿配合任务。
聂绀弩说，因为劳动之余领导也号召农场的改造对象要投入写诗运动，他一听很高兴，回来以后他就重拾旧业。小时候学过对对子，学过这些，为什么要写七言八句的七律？因为七律当中三四两句五六两句要讲究对仗的，劳动休息的时候对对联句是很好的游戏，他是从游戏的角度切入，但是他写出来就不是游戏了。
我五八年开始写旧体诗不是从对对联开始的，我为什么写旧体诗？因为五七年的年底正式给我戴上右派的帽子，然后就等着下放。我也很高兴能够下放，就是离开我这个伤心地。因为什么呢？本来在这儿好好的，我觉得我人也还可以，但是运动一来哗啦一下子都变了，一下接受不了。我现在想想我幸亏那个时候年轻，我还接受了这种运动突然而来这种袭击，一下子给你从座上客打成阶下囚，就是忽然变成异类，这种感觉适应不了。但是我那时候毕竟还年轻，还能适应，而且要说反右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机关，稍微好一点，比基层要好一点，比文革开始时的暴风骤雨那还是文明多了，所以我后来就跟人家说，我说幸亏把我打成右派了，我反右派斗争这一关要是蒙混过关了，再过那么八、九年，文革开始在劫难逃，一下子那恐怕受不了。我认识的几个人，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有的比我年纪大一些，原来反右有的反正就一般性的混过来了，有的当时还是积极分子，这样到1966年忽然受到冲击，受不了，就一下子自杀了。
二
《大公报》曾经有一个年轻的记者非常有潜力，很有才华，原来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叫做刘克林。1952年，他们那时候《大公报》改成《进步日报》，他作为《进步日报》的记者写了一个北京国庆阅兵游行的特写。他这个特写比较有特色，跟新华社发的或者是人民日报的党报论调不太一样，他有原来老《大公报》传统笔法那个文风的影响，他要求活泼一点，在这当中他正好就借用了刚刚到中国来访问的大诗人聂鲁达写在中国的几句话。聂鲁达写，我们游行的队伍举着红旗像玫瑰花什么什么的，他在特写里面引了聂鲁达的诗，可能作了引申发展，结果受到周恩来的表扬，一下子全国新闻界都瞩目，成为名记者，他比较的顺当。
其实周恩来表扬他也不光是为表扬他，可能是为了找回过去《大公报》时期对他们老人的一些批评，挽回一些影响。因为1949年7月1号在北京的先农坛开过一次北京机关干部庆祝“七一”的大会，毛泽东也到场了，中央的领导都到场了。恰好《大公报》有一个著名的女记者叫做子冈的，子冈也写了一篇“七一”庆祝党的生日大会的特写。那天有一个天气现象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晚上七点钟开大会，七点钟大概太阳还没有落。而七点钟之前，四五点钟大家集合在先农坛就位的时候忽然下了一阵雨，白天天气预告说晚上有雨，所以有很多人是带着伞带着雨衣的，结果一下雨在场的很多人特别是女同志把伞打起来了，把各种各样的雨衣，带颜色的雨衣蒙在头上。大公报的名记者子冈，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的时候她写过一篇出色的报道，后来成为好像是新闻经典的，新闻系的学生都要读的，就是她写毛泽东像一个乡村书生一样，大家印象里毛泽东是个山大王，她的报道在群众当中澄清了一下，当时周恩来他们都表扬她。结果这次，1949年7月1号她这个特写里面，她写下雨的时候全场一下子好像地上生出了一片彩色的蘑菇，因为打着伞，披着雨衣的。结果这次周恩来批评了子冈，批评了《大公报》。当时周恩来不叫国务院总理，叫政务院总理，管的比较宽，每个星期要开一次政务会议，就是一揽子各部的问题都要提出来。他觉得这篇特写把群众写成一片蘑菇，这个是不严肃的，是资产阶级的新闻作风等等。
他当时说话也是一言没有九鼎也有八鼎了，大家很重视，后来所有的记者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些都反应到周恩来那儿去了。所以到1952年的时候，正好他发现了《进步日报》就是原来《大公报》的记者刘克林写的这篇报道，确实比《人民日报》还有《光明日报》国庆特写要出色，生动活泼，文风比较好，所以特地表扬一下。周恩来这个人是非常公道的，他有的时候不能够太及时地挽回影响，但是他心里有这个事。
大家知道周恩来能写新诗也能写旧诗，而且写得很出色，是在什么时候？是在1976年初他去世了，这时候开始露点头，但是很快因为四五事件，诗歌运动停了一段。秋天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时候国家出版社才敢正式地出版周恩来的诗集。周恩来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从来不写旧诗，甚至就不露他有这一手，他就是这么韬晦。
朱德不会韬晦，他在延安的时候，那时候延安五老，后来扩张到十老，十老诗选就是以他为首，他带头，毛那时候还没有大量地发表他的诗。所以怎么说呢，朱德是这样，陈毅也是缺了这个心眼了，他还把自己的诗送去给毛泽东，请毛泽东给他评点，毛泽东回了他一封比较长的信，后来作为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里面的一篇文章。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可以仔细地看一看。陈老总这个人是没有周总理思维周密。
三
当年《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香港的柳苏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叫《你一定要读董桥》，用了非常肯定的句式来推荐香港的董桥。我们在谈到当代的旧体诗的时候，可以套用他的句式，“你一定要从聂绀弩读起”。恐怕在当代，像鲁迅、郁达夫他们那一辈人不算，现代以来聂绀弩的诗恐怕是应该首先来读的。不只是读诗，同时是读这个人，读他的诗里面反映的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很多是我们在正规的历史课读本上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关于聂绀弩的评论很多，其中王学泰还特别提到胡乔木。但是胡乔木的这篇序言的确是胡乔木主动提出要写的，当时责任编辑是刘岚山老先生，都已经要付印了，这个时候胡乔木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你停一下，胡乔木同志给聂绀弩的诗写了序。聂绀弩很快知道了，而聂绀弩非常紧张，他紧张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说周扬是文化沙皇，胡乔木恐怕比周扬还要厉害一点，因为他更通天。
胡乔木写了这么一个对聂绀弩的诗完全肯定的序言，后来加进去了，但是聂绀弩实际上并不领情。他倒没有直接说过，说类似佛头着粪污染了他的诗。我是这样来读胡乔木这篇序言的，我觉得他把聂绀弩在北大荒劳改期间写的那些以劳动为题的诗，当成聂绀弩已经进入这种劳动的化境了，了解劳动的欢乐劳动的乐趣，好像聂绀弩已经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了，整个是一个歪曲。从胡乔木整体上来看这个人，他是要投这个机的，好事他都要占上，坏事他都要推诿。他看到那已经是文革结束了，聂绀弩的诗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了，就是出口转内销了，压也压不住。而胡乔木我们肯定他，他是有眼光的，当然这个总体来说是德不济才，但是他的才能他的欣赏水平这个眼光你是要肯定的，他知道聂绀弩这个全部的诗，还不是全部的，是精选以后的诗，是可以传世的，他要抢这个发言权。他在很多问题上都要抢发言权，大家说如果周扬关于异化的报告是指定让胡乔木作，也是这些人替他起草同样的稿子，他会欣然地作这个报告，并且不会像后来那样挑鼻子挑眼的。他功劳都要抢，过错都要推诿，这个很明显的。
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去世的曾彦修，他亲身经历了胡乔木这个反复。胡是要拿曾老师做牺牲的，很多书的出版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解放大潮当中他提议的，曾彦修执行，在执行当中加进了自己的努力加进了自己的眼光。但是转过来，胡乔木首先就出来指责为什么要出这些书，就是汉译名著那套丛书。曾彦修当时非常的恼火，当时你是提议的，我们是执行。胡乔木振振有辞让他们作检讨，后来曾彦修为此写了数万言的申辩书，在当时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说胡乔木这个人他当时看中了聂绀弩的诗要传世了，这点他没有看错，他这时候不去充当查禁者了，他出来肯定。但是从他这个角度肯定要把聂绀弩写劳改当中苦中作乐的这种姿态的诗拿来当作聂绀弩好像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就是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这样的东西来宣扬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读聂绀弩的诗，同时也读各种各样的评论，一定要像读任何东西一样，要有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像胡乔木这样的人，我们知人论世，看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样的话，这个心眼我们要有的。
实际上聂绀弩一直到他写出了这些诗，出版了这些诗以后，他也并不认为所有的读者都能读懂他，都能真的理解他。他有一句话叫做“语塞心艰辨者稀”，我们觉得写得很流畅的，他觉得还是没有充分表达心艰，他的诗心实际上是很苦的，能够真正不但共鸣而且知心，懂得，这样的读者还是稀少的，他有这种寂寞之感。我是希望如果我们读当代或者是现代人写的旧体诗，从聂绀弩出发，能树立一个高标，不至于像我们随便在报纸上，《光明日报》或什么报上看到旧体诗，或者是知名人士或者是党政首长写的放在显著地位的这些诗，大概现代人的旧体诗，这个就是好的。如果你首先读过聂绀弩的诗，那再读其他的诗，你有一个标杆在那儿，这样不至于弄得眼低。我们说眼高手还未必高得了呢，你如果眼低那就麻烦了。也不要听有些语文教师，过去叫做先生，我不是说所有的语文教师，我说的是有一些，有个别语文教师用他们那种调调来分析新人写的旧体诗，要上当的。
很多人无论是真心的或者是假意的，是从艺术出发还是从拍马屁出发来分析解读毛泽东诗词的，我们都要看一看，因为毛泽东他的诗词本来是三十几首，现在扩展到四十几首，五十几首，毛泽东自己生前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的，现在不知道出于好心还是恶意，都补充到毛泽东诗词里面去了。他原来的三十七八首里面有一些也比较差的。首先不提思想内容了，思想内容是正确的，总是有高低之别的，一个诗人，杜甫、李白也不是每一首都是好诗，我们今天精选的时候，精选出来二三百首就够我们读一辈子的了，何况新人的诗。这就是我自己读不管是古人的诗还是新人的诗，读得多了以后长的这么一个心眼，不然的话骗你的忽悠你的人还心中暗笑。
刚才我说了胡乔木的一些话，胡乔木要是在的时候一定要大怒，认为我说他坏话，其实大人物都是盖棺不能论定的，胡乔木也属于大人物之列，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大家讲出来还是可以的。谈聂绀弩的诗，聂绀弩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是名人不是可以给大家带来现实利益的人，所以一般的说，特别是在他身后去拍聂绀弩的马屁说好话的，为了某种个人的目的不多。但是对于给聂绀弩说好话说得很权威的，像胡乔木这样的话，大家不要轻信。你想想王学泰先生从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当反动学生去劳改，我比他大一点，也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去劳改，当然我们比起聂绀弩先生，我们当时有一个优势，我们年轻，聂老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
四
“诗歌背后的诗人命运”，柏杨也好，聂绀弩也好，都非常的典型。但是我觉得我们从王学泰这本书里看到的不光是一个一个个别诗人的命运，比如说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坎坷，如何如何，我们看到这些诗歌后面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面孔。
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宋诗跟唐诗的不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讲宋代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好像赵匡胤有一个遗嘱，就在他的朝代里面不要杀士大夫，说宋代是比较宽松的时代。其实不然，文字狱，诗狱，一个连着一个，士大夫也好，文人也好，更不用说其中抛头露面的诗人，命运都不怎么样。最能代表宋代诗歌高峰的苏东坡，就有乌台诗案，他这里面详细地讲了乌台诗案的前前后后。正是由于文字狱诗狱的网罗越来越森严，所以宋诗就不再像唐代的诗人的诗风那样，少用比兴，宋诗多议论，直接大白话说出来，像这个背景我觉得，好像我没有看到别人从这个角度谈宋诗，谈诗风的不同，所以整个宋代诗人文人士大夫的命运，就与之前不同了，就没有那么自由宽松，不但可以从这里看到诗人的命运，看到古代读书人士子的命运，为什么宋代后来积贫积弱，从北宋到南宋，从南宋到亡国，根子就在专制。
我觉得读王学泰这本书，除了领会他指点出来的诗的精神价值，还能够看到诗歌背后的社会文化社会政治的内容，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读诗光是读一些风花雪月，用不着花那么大的精力。聂绀弩这样一个人，在垂老之前送去劳改，他们北大荒非常的苦。我们当时广播局选的地方虽然也是荒郊野外，野猪林，沧州东乡的野猪林，现在的黄骅港那个地方。现在那是一个港口了，南戴河了，你一定要说他这样一个去劳改的人，一个曾经活跃在政治界、文化界、国共两党之间、中国苏联之间、内地香港之间的这么一个老同志，没有一点包袱，几乎是欢乐的改造性的劳动，鬼才相信，只有胡乔木可以这样分析。所以今后对胡乔木的评价，就是说他这个人有学问读书多，比如说十个政治局委员读的书加在一块也没有胡乔木一个人读的书多，这个我信，再夸张一点我都信，说他对文化人知根知底，能够作出很准确的评价我也相信，说他多有学问文才我也相信。但是你说他人格怎么高尚怎么有党性，我都不相信，不是那么回事。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所有这些话，如果倒退几十年都是右派言论，不用远，就到文革后期就足够打成现行反革命。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都经过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劳动深翻土地，深翻土地就要翻到一米多深，二米深，把硬土都翻到。王学泰当时也在学校，他不光是文科好，他数学也好，所以他算出来了，说是一亩地要打多少万斤粮食，他算出来了，那光种子粮包着在这也放不下。就因为他的数学好，成了反动学生。当时不是文字狱，是数学狱。所以我们在一块儿难免说起这些旧事，说起大跃进。
当时我记得有一次可能说，不光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当时彭德怀说的毛特别吃心的这句话，当时好像是说全国都头脑发热犯神经了。王学泰出口成章，说“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我虽然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是我对诗性的东西感受还比较敏锐，我说这句好，宋词的词，词是长短句，有这么两句词，是《蝶恋花》里面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就是用小女人的口气说她心目当中这个男朋友就好像桐花，桐树是招凤凰的，“郎是桐花，妾是桐花凤”，我就是你这个桐花树招来的凤凰，这是很深情的两句词。后来的文字游戏喜欢套用古诗词，我们抗战期间内战期间在南方活跃的有一个才子，词人，名叫卢前，字叫做冀野，词也写得好，诗也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但是长得特别的胖，所以有人套那两句词说他，“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所以我把这个“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放到一句词里面去了。当然只有打油诗没有打油词一说，我们这个算打油词，我发给他们，他们两个都有和词，和得都非常的好，都很切题，都谈大跃进，当中两句没有改，还是他的原句，“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
这些要在当时那就是反动诗，抓起来够判刑的，如果正赶上什么一打三反，那判死刑都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说社会在缓慢地进步着，我们在这儿把这个本来只属于我们个人的隐私私密向大家公开，不怕大家笑话，不怕大家打小报告，现在打小报告不太吃香，都是鸡毛蒜皮的那种，所以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包括钱锺书先生在1979年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看得很解渴的，叫《诗可以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不允许有怨的，只能是歌功颂德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定了这个调子，所以钱老当时在日本的演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文章。钱老他是一个智者，他不会去搞硬碰硬的，或者是像聂绀弩那么有口无心的，他心里有数。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地看《管锥编》，用文言写的，似乎都是谈古代和外国的文学现象和名家名作名言名句，但是你也可以当作一种变相的杂文来看，这里面有很多作者读者之间的秘密，这个是很超前的。所以钱先生能够在1989年以后写了一首诗，至今保留在他那个诗集里，你们看一看，都有年月日。这个我在这儿不算公然告钱锺书的密，因为现在基本上文艺界的老人都心知肚明的，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不像聂绀弩的诗，聂绀弩也尽量想隐蔽一点，但是隐藏不住，聂绀弩说的写古体诗不要加注，说写诗就像作案一样，加注就是揭发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也就知道为什么在言论不开的情况下有些人转而写旧体诗，因为他可以用典，可以有多种解释。有一利就有一弊，你可以利用它说一些你引而不发的话，但是要抓你的人他只要下决心抓你甚至就可以在你没有特定内涵的旧体诗里也给你抓出问题来。在文革初期，他们文革小组最后拿出的杀手锏就是我写的九首词，其实都是歌颂性的，硬是在这九首词当中选了六首，他们从当中挑出毛病来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首词写春天到郊外去野望，最后一句用的是我的朋友兼老师吴小如先生的。当年他在密云大炼钢铁的时候，早晨下了工，在野地里回去，下了班很高兴，从小高楼回到旷野里要往住处去，他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叫做“无限春光有限诗”，是说春光无限，是我这诗歌绝句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挺好的，我把这个记住了用到我野望里面的最后一句。在我们那儿批判我的时候，说邵燕祥他说春光都不受限制，他写诗受到限制。你跟这样的批判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