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有一个显著事实，自由与保护时刻相伴相生；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既有双赢和多赢的欢笑，也有失败与受损的悲戚，正如裘元伦先生所言“认为所有竞争都会双赢实在是天真的幻想”。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是各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但是现有的国际经济学中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主要原因在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把人、人的利益分配、人类的幸福放在应有的地位。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关于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要素。与资本、技术等一样，人作为生产要素是可以任意配置的资源。（2）劳动力。与资本一样，要算劳动力的成本，算其价格-工资，与资本的价格-利息、土地的价格-地租等相并列。（3）人力资本。特别是新增长理论中，由于知识抬高了人的地位，把人作为极具有生产效率的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甚至将这种经济称为知识经济。形形色色的西方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把人作为一种生产或经济的工具或手段，是受资本支配的、为资本作搭配的一种必要的生产或经济工具，很少涉及工人的生存及利益，很少涉及与经济利益分配相关的价值与道德等问题，如同索罗斯所言，“美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化认为成功是最关键的问题……但缺乏的是道德原则[1]”。

然而，现实社会却需要最终把人放在核心地位，从“资本”论转到“人本”论。因为人不可能像资本那样被自由配置：一方面，人是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隐含于生产函数Y=F（K，L，T）之中；另一方面，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方面，人始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他（她）是活着的人并随时要吃饭生存，故而不能像资本那样随意配置。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企业严重亏损导致资不抵债需要破产，资本所有者的财产可以没有了，劣质“资本或资产”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掉了，但企业的工人还得活着，不能作为“劣质人”被淘汰掉。所以，我们需要将传统经济分析中对要吃饭生存、作为主体的人的忽视彻底纠正过来。从人始终要生存这点出发，就可以发现国际分工或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忽略了英国的酿酒工人或葡萄牙种麦子的农民如何生存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中人处在什么地位？基本上可归为两类[2]：一是重物轻人，以资为“本”，物质财富始终是主线，即“物主人辅”。二是重人轻物，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低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3]；着重分析人们的利益关系，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利益分析的体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以人为尺度，按“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划分了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5]，最后的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我认为，关于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经济学发展史上表现出三类重大分离：

一是“资源配置”与“财富”的分离。追求财富是为了追求“人”的富裕，是人的一种需要，与人本身还比较近，接近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以致富为一大目的，如杜尔哥的著作是《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古诺的著作是《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斯密的著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国富民强[6]，约·斯·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财富[7]、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的学问[8]”。但是，20世纪以来经济学更加技术化以后，人们更多地在数学公式中追求“资源最佳配置”，如萨缪尔森等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资源最佳配置的科学，仅仅从供给—需求、成本—收益[9]等分析工具出发，已把财富本身撇在一边了。正如罗宾斯在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指出的，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对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变成支流甚至末流。

二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分离。早期的经济学都叫政治经济学[10]。1615年“政治经济学”一词诞生，表明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突出了人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是人把政治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政治和经济更难以分家。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一直被当成国家机密，被看作政治家的一门科学[11]；早期的经济著作多数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12]，到1875年麦克劳德提议将“政治经济学”名称改为“经济学”，并把它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关系的规律的科学”。1879年，马歇尔把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定名为《工业经济学》，1915年再版时也改称“经济学”，此后，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多采用“经济学”这个名称[13]。虽然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内容架构也基本上是政治经济学式的，如在该书序言中提到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家应该考虑道德的力量、经济学应关注贫困问题等，但书的名称已去掉了“政治”二字，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纯”了，经过了上百年的“纯经济学”阶段。只是近十多年来，呼吁政治与经济不分家、重新命名“政治经济学”的呼声又高了起来[14]。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资本论》的副标题就叫《政治经济学批判》。

三是经济思想与人的幸福快乐等根本问题的分离。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有其深刻的思想，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居多，人文关怀浓郁。如亚当·斯密、约·斯·穆勒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伦理学家，他们都在思考着人的幸福快乐。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在人们追求物质充裕与精神快乐上是统一的。当代经济学界又在重新发现斯密，费尽心思地理解“斯密之谜” [15]：即《国富论》中利已主义的“经济人”与《道德情操论》中利他主义伦理观的矛盾，这本身就说明了现代经济学在分工细化、专业化后的浅薄无知[16]，迷失了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发展经济的一大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快乐这些基本问题，以致于人类的一些简单的、基本的问题也成了经济学中的“谜”。边沁的功用主义也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正是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重要思想基础。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经常涉及贫困、人的本性、快乐等词汇，认为经济学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17]。哈耶克也始终思考着人的自由等终极关怀问题。熊彼特知识之渊博在近代经济学界首屈一指，他对经济史十分重视，认为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家，最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18]。凯恩斯在《通论》中，把“就业”作为一大主题，这是对人的一次重大回归，因为他考虑到了有就业才有收入、人们才有生计；如果在经济萧条时等待市场自由调节、最终获得新的均衡，失业者可能难以为生，因此他还说，“长期内我们都将死去”；同时，他赞赏有广博知识的经济学者，认为“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是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与上述的早期经济学家们相比，现在的经济学更现实了，太专注于某一角落的具体问题，现在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者都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因为他们很少涉及人文关怀，缺乏对人类命运本身的关照[19]，虽有关心社会福利、社会正义的阿马蒂亚·森、冈纳·缪尔达尔等人获奖，但他们还是少数，像加尔布雷斯这类主张“经济学研究要改变重物轻人、只看产值不见福利的倾向”的学者[20]，像金德尔伯格这样重感性与思想、反对数学化潮流的“不够专业”的学者[21]，却终身无缘该奖。从这点出发，“经济学该不该研究道德”之类问题的争论，颇能反映出严格分工条件下的现代经济学者本身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为重新思考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我国一些学者进行过初步探索，如巫继学提出要以“人本经济学”来代替“物本经济学”[22]；陈惠雄提出“人本经济学”，认为“人是目的、快乐是动力、寿命是尺度”[23]；刘可非提出“人本市场经济”概念，要提高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24]；胡星斗提出“人文经济”设想，认为经济生活要尊重人的生命及其价值、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25]；朱成全试图为经济学的“科学困境”找出路，认为应从人文精神角度来理解和研究经济学，经济学必须由功利境界提高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26]，现代经济学必须和伦理学等结合起来[27]。尽管这些学者表述不尽相同，也没有给“人本”经济学一个精确的、统一的定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经济学应更多地从人本身出发来展开研究，提高人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虽然这些思想还只是感悟似的、片断性的，很难说达到了令人信服的思想高度，但这种探索本身是难能可贵的。我认为，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既是生产手段，又是有生命、有生存权的主体，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与“死”的资本完全不一样，因此在形成经济理论时，应时刻考虑到人的这种两重性。在现实中，我想举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的三个例子：

（1）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效率等理论观念不一致的，是把人从要素和工具中解放出来的做法。庇古、缪尔达尔、森等福利经济学大家都有深深的人文情怀。

（2）经济与人的快乐和幸福的关系。正如黄有光所说，“金钱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快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最重要。因此，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是一个极度重要的问题”[28]。茅于轼长期认为财富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但在七十岁时完成了思想转变，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而财富则不是[29]。国际上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用以取代GDP的衡量方法[30]。我国当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和幸福，即“以人为本”。

（3）从人的生存、人们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角度[31]，就容易理解国际贸易领域最真实的现象：即世界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形影相随；从历史的长周期看，自由与保护交替，没有任何国家实行了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自己国家不利或对本国一部分人不利时，往往都采取保护手段。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就业和利益再分配问题，人不可能像资本等资源那样被淘汰掉，也不容易重新配置。贸易的自由与保护之争，国家贸易战略的选取与推行，WTO的无尽争吵，无一不反映着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利益分配之争。

【本文原题为《经济学的人本主义观——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思考之四》，写于2002年，修改于2005年。原为作者2002年为博士论文所作序言，原标题为《关于经济研究方法的四点看法》，后收录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导言部分（200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认为，“初学者刚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时，就很容易被它所迷惑，误以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讲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科学。只有等到进入大量研读西方经济学的各种论著时，才会逐步发现，初学时以为是科学定论的东西，原来在西方经济学界并非科学定论”。参见吴易风《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http：//4a.hep.edu.cn/mzj/text/b.html。

[2][美]A.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179-1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美]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史树中：《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数学》，12-1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据作者统计，1969-2001年的4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运用数学程度“特强”的27人，“强”的14人，二者占84%；“一般”的4人，“弱”的3人，完全不用数学的仅科斯1人。另外，获奖者有数学或理工学位的达24人。

[5][英]爱德华·富布鲁克，《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外国经济学界流行一句笑话：“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在使用数字”；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数字也会说谎。

[7][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77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另外，参考了史树中：《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数学》，1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9]张宇燕：《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错误的历史》，载《读书》，2004（7）。

[10]参见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讲，“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

[11][英]J·M·Keynes，“I would rather be vague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

[12][美]瓦·列昂惕夫：《〈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绪言》，见《经济学还不是科学》，第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3]梁小民：《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罗志如》，载《经济学家茶座》，2004（1）。

[1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772～7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胡代光：《经济学：莫走偏了道！》，《中国改革报》，1999-3-17。

[16]吴易风：《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我所用》，http：//4a.hep.edu.cn/mzj/text/b.html。

[17]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载《经济学季刊》，2002（1）。

[18]林毅夫：《林毅夫发展论坛/与林老师对话/方法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www.ccer.edu.cn，2004。

[19]林毅夫：《中国经济学何处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5-09-03。

[20][澳]黄有光：《经济与快乐》，18页，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