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一项改革任务。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坚持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底色，它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创新性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未来的必然逻辑。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发展道路，并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使之成为当代经济问题研究以及经济学的思想来源和民族元素。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要正确认识和区分西方经济学资源的优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需要反复提倡、反复实践、反复认识和提高，久久为功。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文化传承发展 中国经济思想文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经济列为哲学社会科学内容的首位，可见，这项改革任务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者来说责无旁贷。怎样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坚持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承发展，深刻认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习近平，2017:339），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是一个重大问题和原则问题。
一、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认识我国经济学继承优秀传统的意义
（一）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对文化传承发展影响的分析
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坚持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总结中国经济自主发展经验和规律的学问，它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2023）中华五千年文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19世纪之前，中国的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手工业生产规模、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以及城市发展都独占世界鳌头，始终是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国家的经济治理制度，如土地制度、市场价格管理、商品专卖制度、对外贸易、货币制度、财政赋税制度、人口与户籍制度、长途运输制度、区域治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堪称世无其匹，从而维系了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存活和延续，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这个文明基础上还产生了绵延不绝的卓越思想和认识，古代经济思想家群星璀璨，他们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和规律的认识不比西方人晚。先秦思想家对经济活动的“民本”主张，两汉思想家对国家干预经济与自由放任的不同看法，两千多年前先贤围绕土地占有制度、“重农抑商”政策的辩论，都蕴含了对封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讨；唐宋时期思想家和改革家提出了对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认识，维护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进一步丰富了对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认识，对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新思想和新理念，丰富了中华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在与儒家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思想的结合中，经济思想家还提出了古代经济伦理的思想和主张，崇尚节俭、崇尚“义主利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历史上农民阶级在与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斗争中提出的经济诉求，以及中国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于寻找真理的执着和曲折，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不传承这些民族的思想文化，当代中国经济学就必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那就谈不上中国特色，也就没有自主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进入中国。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热烈欢迎这个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运动，广大民众在这个新思潮中也不同程度受到熏陶。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全盘西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文化，它是中华文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主体性文化，它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的具体形式相结合，这就必然要寻找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它尊古不复古，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产生及其生命力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习近平，2023）。
当然，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古代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基本反映的是自然经济和相伴生的商品经济，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经济学反映的时代以及社会经济形态有着根本区别。其文化思想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不可能相同。因此对文明传承的研究不仅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需要对一些能够长期流传的概念和术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根脉有比较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同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是适应自然经济为主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往往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混合在一起，但它确确实实又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商人阶级的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与国家的经济治理、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联系在一起。无疑，作为专门的一种思想和思维方式，它是存在的。但它需要提炼，即便是高品位的铁矿石、高品位的金矿石，不经过提炼也难以铸就钢铁，难以炼就真金。这种提炼需要经过两道转换过程。首先，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话语表达方式，尽管文字相同，但对于只熟悉现代汉语的人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汉语言文字的古今通译本身就是一门学问，需要专门人才。其次，用文言文表达的文字，其现代经济学的含义还需要专业性的解释，其中包括历史的、动态的翻译，望文生义往往是错误的。例如，“重农抑末”，在每个朝代，它的具体内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经济政策含义也有历史变迁，不能笼统对待，应当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对象进行具体分析。
（二）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平性、创新性对文化传承发展影响的分析
怎样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变和跃迁，需要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以及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2023）。
中国古代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与现代经济学有很大不同，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新潮流之前，知识界对经济问题的表达方式仍然沿用文言文，其经济学的词汇与现代经济学词汇很不同。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在古典文献中，是“经邦”“济兆民”之意。其含义主要指国家治理，并不单指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在古代就是食货，即粮食和财货，但“经济”两个字的文化遗产为它的内涵转换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因和外壳。研究经济问题的目的是求富，特别是探讨国家如何积累财富，所以叫国富学，因此严复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翻译为《原富》。至于一般意义的工商业活动，则被看作是理财和生计的构成部分，因此又有理财学和生计学；国家对货物流动和价格的管理与调节被称为“平准”，从而又有“平准学”一说。在严复翻译出版的《原富》中，中国古典经济学名词与现代经济学名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工资译为“庸”，利润译为“赢”，“货币”译为“泉币”，“原料”译为“生货”，“制成品”译为“熟货”，资本译为“母财”，“分工”译为“通工易事”，等等（邹进文、邱小明，2016)。五四运动后是经济学术语和概念从中国传统表达方式向现代表达方式转变的时期。这主要归功于20世纪初许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赴海外留学，他们通过在海外学习现代经济学，从而向中国知识界输送了新词汇、新概念和新知识，开始了经济学领域影响深远的“术语革命”，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移植性变迁。特别是集中在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借助日本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翻译、学习和消化，把大量日文版的经济学论文和书籍再翻译为中文。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习杉荣三郎把日语《经济学讲义》编译为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首次使用了经济学这个术语，1908—1910年间又有人从英文翻译了几部颇为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书籍，“经济”和“经济学”这两个术语才被约定俗成。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考证，在中国主要经济学名词的73个外来词中，来自英国的有21个，法国1个，德国2个，俄国2个，而来自日本的多达47个（邹进文、黄爱兰，2013)。
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移植性变迁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来自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和平性也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它“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习近平，2023），它追求进步，乐于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崇尚交流互鉴，即便在汉唐鼎盛时期，中华文明也不断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接纳并吸引外邦人士交流学习。但包容性和和平性的前提是独立，包容的目的是改善和补充，而不是依附和全盘外化。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如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原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经济学》、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我们对它们尊重，是因为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因此可以学习借鉴，但绝不是说它们都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替代中国人对本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和总结。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中华文明被动地走向世界，被动实现了中国经济逻辑思维和学理研究的近代转型。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此而灭绝，并没有因此而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附庸，没有形成西方的殖民文化和殖民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移植伴随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军事侵略，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必然需要自己的思想武器，需要反映自身利益的思想文化，需要劳动者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学，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需要的思想武器和学术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世纪初，从海外向中国输送移植经济学新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虽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有生力量，但是，他们只照搬西方的学问，迷信西方学问，缺乏创新精神。这个群体人数不少，但他们的活动局限于大学的讲堂，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发挥过有益作用。他们并没有思想创新的功能，单纯的“留声机”和“传声筒”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另一类是中华文明的真正守护者，他们的精神和活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秉承“革故鼎新、辉光日新”“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的文明特质，他们胸怀改造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运用新知识唤起民众，并逐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在学习宣传新文化的同时，积极投身社会变革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积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流，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的深刻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习近平，2023）
在改革开放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再次得到体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酝酿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变革，中国学界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学习借鉴了一些国外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思想以及市场经济理论和思想，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中国人自己的思考和对中国问题的独立回答。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1993:83）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江泽民（2006:215）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这些创新理论必将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二、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习近平，2023）这些论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作用，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对于整理和科学认识中华经济思想文明发展进程的指导意义，帮助我们辨识精华与糟粕，准确地把握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主流和基本脉络；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的犀利目光锁定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中有利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基因，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和思想的文化来源和民族特色。
首先，研究和发展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项研究及其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指导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水岭。毛泽东1959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指出它有两大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一切从概念和定义出发，本末倒置，理论不联系实际；第二个缺点是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毛泽东的话一语中的。邓小平没有学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他为什么能说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并从中发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的规律呢？因为他懂辩证法，懂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资本存在于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是完全符合“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外国人搞不明白：你们搞社会主义怎么还有市场经济，你们搞公有制怎么还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所以，毛泽东说不懂哲学写不好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1999:140）
我们不妨从历史中回溯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它的思想认识是融合在欧洲近代哲学中的，因此哲学是经济学的母系学科。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中，经济学博士都是哲学博士（Ph.D），并不单独设立经济学博士，这是其继承传统的表现。欧洲的近代哲学讲天赋人权，讲人的权利，人谋取幸福和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那么由谁来管理公共事务和国家呢？斯密先是哲学家，他认为从事商业交易是人的天性，人人都倾向于商业交易，这是人的普遍行为，既然商业交易是一个人人都参与的事情，那它属于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事务也必然要管理国家，这个使命自然就要由资本所有者来承担。这个观点是英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掌握政权的需要。斯密为那个时代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从近代哲学中的分离，从那时候起才有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学科，他也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实际上，斯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经济学著作都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例如劳动价值论，他们都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哲学思维。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经济活动的认识也往往与他们的天下观、自然观、社会观、道德观和政治伦理观混合在一起，即使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问题讨论，如《管子》的学说、盐铁官营与民营的辩论，也都充满了作者的政治伦理和各种非经济观念的认识，对于这些问题的辨识，仅仅依据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是不够的，而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那就更容易出现南辕北辙的偏差。因此，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为指导来讲述中华经济历史及其思想文明的源流和发展，来书写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并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
有人认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问题主要是根据史料，依据史料说话，无须马克思主义指导，完全可以自创体系、自立门派，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并把它称为“理论创新”。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出版了不少著作，形成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其中不乏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考证和见解，但也有不少是偏见，还有不少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片面性，不准确。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并运用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书写的学问。这个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2013:39）说得好：“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然难以“守正”，必然滑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需要的理论创新，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的“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正道，这是党性和人民性的要求，而不应该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其次，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厘清什么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假如当下仍在广泛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那又怎么能运用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基因呢，它的文明基因必然是西方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2023）因此，可以断定，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和讲坛上仍然流行着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但它绝不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它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2020）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本质和主流，还要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成果。而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3、9）。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灵魂。因此，认识清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还要认识到，“两个结合”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形成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三次理论飞跃，前两次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有不少内容体现当代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造性，例如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等等，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中国经济思想文明也具有浓厚的渊源。研究这些历史经验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有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研究和写作的规律性认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是精神相似，不是“拼盘”式地硬凑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结合”的结果是互相印证和成就。产生的结果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文明基因。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骨干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经济思想文明史传承过来的。“结合”打开了更大的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树立了牢固的文化主体性，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其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再次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2017:339）。根据我国的现状，中国当代经济学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方面明显不足，在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方面更为欠缺，以至于目前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日渐式微，成为严重的弱势学科，与经济学当前所处的显学地位极其不相称。相反，国外资源，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行其道，一度出现言必称希腊，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
我国在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理论摆在我们的面前。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引进苏联的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引进苏联的经济学知识，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成分，再次显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组织阅读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探索。可惜十年“文革”中断了这一进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学逐渐告别了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版的经济学，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在缺乏我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空白阶段，我国经济学界主要是引进、介绍和学习西方经济学。虽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并形成一些重大理论观点以及思想体系，但其理论还只局限在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发生指导性影响，还未在学术上完成对国民知识体系的改造和重构，出现了社会经济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理论体系与国民教育知识体系不一致、不协调现象。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都明显滞后于实践，一度形成了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为主要教材的教育时尚，以西方经济理论观点、方法诠释中国经济实践的学术时尚，年复一年我们培养了大量在这两种时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如今他们都在政府、企业、教育、科研工作岗位上，有的成为骨干，有的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或被戴上各类耀眼的学术头衔。除少数人外，他们中大多数是愿意接受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并愿意在工作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提高认识；同时也意味着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要想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和在经济学整个学科体系中的指导地位，任务依然艰巨，没有强大的氛围和外部引领条件则困难重重。可见，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这种现状是历史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这与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情形有些类似之处，当时西方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中国，极大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殖民地文化的负面现象。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新精神，并动员了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不仅维护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而且发展了中华学术文明。当前，中国经济学也处在包容与创新的十字路口。只有包容，没有创新，必然丧失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经济学必然沦为西方的附庸。只有在包容中力图创新，才是中国经济学的出路，也只有在创新中才能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以及科学理论的思想引领，还需要激发广大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创新精神。
要想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目前经济学界一部分人不同程度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熏陶，脑子里都有些条条框框，迷信不少。因此需要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粗略归纳是三大流派：正统的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理论，尽管其内部还可以细分，但基本的逻辑都是回答如何使经济效率最高和资本收益最大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正统但非主流的经济理论流派，如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生态理论等，基本的逻辑都是回答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所谓“效率与公平”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永恒的主题。第三流派是非正统、非主流，批判现实主义，以《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为代表，他们批判现实，但没有救世良方。“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经济学，从立场、价值观到方法论，都与之不同，因此需要解放思想，走出新路。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的评价。我们也需要从术语到内容和见解突破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束缚。
要想创新，必须明确创新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坚持守正创新和开拓创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人民性和民族性是守正的要求，要靠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话语体系去体现，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只能是唯一的，不能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理论共同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民族性就是要用中国人的习惯语言去说中国的故事，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然，“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习近平，2020）。开拓创新就是要回答时代之问，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并具有回到实践中去的可检验性，这就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独创性，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坚持的就是独立自主的开放，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如果没有独创性，那就很难说是“马工程”了。因此坚持“独创性”是区别“真马”与“假马”、“真马”与“半马”的分水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习近平，2017:341）
要想创新，就要认真努力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一项根本制度，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情愿不情愿的问题，而是拥护不拥护、实行不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政治立场问题；也是我们判断每一个学术成果和每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政治衡量标准，衡量每一个经济学人的基本政治标准。如果政治不合格，哪里还谈得上创新呢？而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确实又是一个学术问题。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反复提倡、反复实践、反复认识和提高，久久为功，才能有所建树。在这里，认识中华文明自身的独特优势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具有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魅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那些具有价值的文化精神挖掘出来，弘扬起来，进行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激活它的生命力，让它从文献典籍里走出来，从博物馆的陈列室里走出来，融入我们的学术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术语革命”的民族元素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原料。
要想创新，就要在增强“四个自信”中超越自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来源于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归根到底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2017:339）。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要靠经济学领域每一个人去贯彻落实、去努力，不能只是口号。习近平总书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习近平，2018）这句话很“补钙”，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要多“补补钙”，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志气。对比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做的是“开拓和建设”，他们做的只是“修补和维护”。它们背离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初心，大量引入自然科学的工具、方法和范式改造经济学，使它越来越“形式优美”，而“思想贫瘠”，连当代西方经济学大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说，经济学专业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误将披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外衣的美感当成真理（Krugman, 2009）。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走势预测、防范经济萧条等领域的屡遭失败，难以回答“女王的诘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更加自信。有了这种民族自信心，我们就能够有超越自我的志气和决心。我们都不同程度地、不加分析批判地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思维训练，需要有一些自我反思。我们过去的成就也都多多少少与此有关，因此都有一些包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了十条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其中，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这五条都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关，特别是坚持自我革命，对于我们来说，这不仅是坚持改造世界观的需要，也是学术思想不断推陈出新的必经磨练，从政治思想上来说，“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从学术思想上来说，自我革命也是学术进步和学术成长的有力鞭策。
四、结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即2029年完成，也就是说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也需要同时完成，时间已经很紧迫，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抓紧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尤其是在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即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骨干的理论经济学学科中如何坚持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亟须下更大的功夫；不仅如此，构建当代应用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贸易学、社会保障学等，也都面临同样的艰巨任务，亟须经济学界和领导部门提高认识，付诸更有效的实践，完成党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改革使命。
（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4年第3期，注和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