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来，经济学家致力于推动经济学的科学化，试图穿越历史的迷雾，探寻恒久不变的规律性理论。然而，作为一门深入剖析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学问，经济学与历史学紧密相连。熊彼特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若对某一经济理论背后的历史知之甚少，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恰当使用经济理论。基于中国经济史和传统经济思想开展理论创新是赓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能途径，而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可通约性是关键。

经济学是历史的学问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罔顾历史，很可能重蹈覆辙。历史虽不会简单重复，却惊人相似。历史就在身边，悄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若能够以动态的历史视角审视事物，往往能得出与众不同的见解。

一方面，历史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熊彼特曾指出，科学的经济分析应当融合历史、统计和理论三种工具。历史能够拓展我们思维的深度，统计有助于我们量化分析，而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逻辑演绎的框架。三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而深刻的学问。在经济学理论和统计的分析中，历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历史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石，更是理解现实经济现象的重要参照。历史并非孤立的过去，它蕴含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丰富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惯性。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是我们的瑰宝，中国丰富的历史记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展原始性理论创新的基础。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对全球经济学界作出重大贡献，那么这种贡献必然源于中国经济实践。

例如，在传统农业技术的约束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如何支撑起辉煌灿烂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呢？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和多层次的地权交易体系，不仅超越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历史经验，还培育了大量拥有所有权的自耕农或拥有永佃权的佃农，让农民有了稳定的产权，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更为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数据要素三权分置提供了历史依据。

经济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如《说文解字》所述，历史不仅仅是回溯往事的记载，更承载着对过往的评判、解读和传道。经济学恰恰有助于此。

一方面，历史研究需依托理论与计量方法。历史学应当以问题为导向，整理并利用史料，带着疑问与假设去探寻历史真相。这就需要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代表的社会科学范式革命正从经济学拓展到法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随着计算技术和能力的不断提升，浩如烟海的史料促使历史研究在分析方法上不得不拥抱计量分析，史料数据化成为获得新知的基础。

另一方面，深化对今日事物的认识，是真正理解古人的关键。伟大的历史学家只有在深刻体察与认识社会之后，方能写出贯通天人、融汇古今的巨著。例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何古代专卖制度会选择盐和铁两种商品。

“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这句话要求治学既要了解历史，又要洞察现实。只有从历史看今天，从今天看历史，循序渐进，方能洞察更高层次的事理。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始终保持古今贯通的视野。

中国经济史的“源”“流”之辨

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中国独有的丰富历史档案更是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资源。

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吴承明先生提出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融合体，其研究需要历史、统计与理论的紧密结合。理论和统计需要历史的支撑，同时历史研究也离不开理论和统计的指引。历史是经济学分析中不容忽视的方法论。

经济学致力于探索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现象以及人们的决策过程，而经济史学则专注于对历史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因此，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滋养。从这个角度看，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使命。基于中国历史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路径、核心内容和坚实基础。

简单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或者只强调史料、不思考理论问题，是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之争所批判的。只有当经济理论、历史方法与计量方法实现真正的互动融合，才能推动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共同进步，让经济史研究真正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

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经济思想史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经济思想的历史”，即经济观念和学说的生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这不仅涵盖了从历史存在角度对中国固有经济思想学说的研究，也涉及从历史发展视角对中国固有经济思想学说的分析，从而深刻揭示和阐述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这个维度来看，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一以贯之的初心。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正是通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得以显现。在此过程中，“第二个结合”不仅为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也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通过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赓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在过去百年中国经济学探索过程中已出现了不少成果，以民生为特质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种价值观，“以民为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为民生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等经济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伦理基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思想、“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集中体现了民生是国计的目标，是全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正是强调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走出了绝对平均主义；正是抓住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走向了改革开放。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也是解释当代中国脱贫攻坚、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

相较于哲学、政治、法律等学科聚焦于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学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使得历史与经济学更具有可通约性，二者对话更为顺畅。只有那些真正与经济学对话的历史研究，才能对经济和经济学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只有那些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经济学研究，才能够真正被载入史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