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经开始影响社会各个领域，也开始冲击文艺批评，机器人写作、特别是ChatGPT的面世，似乎已冲击到人作为文艺批评主体的地位，以及本文所倡导的中国人本主义文艺批评传统的复归问题。对此，本文认为，机器人作为一种智能媒介的身份，只能是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非生命体的虚拟仿真产品，最终无法取代具有生命体的“合法”智能的批评主体——人；算法算不出审美体验来，机器人写作也写不出学术思想来。因而人工智能环境中的文艺批评，应该更加坚守人本主义立场，坚持“品”——磨砺感官，保持直觉和感知的敏锐度；坚持“悟”——淬炼心智，保持体验和顿悟的深刻度；坚持“思”——锐利思想，保持评价和判断的精准度。在文艺批评话语体系重建的问题上，人工智能引发的话语变革，与本文倡导的人本主义批评的话语方式，倒是有着某种共同的倾向，即趋向于基于感官直觉和画面叙事的口语，如此，便可以共同推动文艺批评回到说“人话”的传统中来。
关 键 词：人工智能 人本主义批评 批评主体性 批评话语
近年来，笔者一直试图将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传统阐释为中国式的人本主义批评，并以此同以神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主导的西方文艺批评传统相区别。的确，中国古代批评家们从人的视角，并用人的感官和本心，去体悟、把握文艺作品，用人的感知和生动的视听形象来表达文艺思想的批评方式，让我们这些长期沉溺于西方批评传统的概念和逻辑的文艺批评工作者十分着迷，并试图倡导之。但是，就在笔者思考如何才能让中国现代文艺批评接续中国自主的人本主义批评传统的这段时间里，笔者所居住的校园中，机器人在忙忙碌碌地为师生们派送邮件，有几次还与笔者所骑的近代化自行车并行，还能主动让道，就差与笔者聊天了；在笔者暂住的酒店里，也有机器人曾来送餐。而网络媒介上关于ChatGPT的讨论和应用越来越多，手机上机器人写作的各种新闻和AI主播的形象不断涌入笔者的视线。学生中也时有将机器人写的诗文推送过来，让笔者这个从事文艺批评的老师进行评点的。如此，笔者心中所想和眼中所见、人本主义与人工智能形成了激烈的冲撞。特别是在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中，按照原计划，邀请了一个计算机技术团队，准备研发一个文艺批评的智能推荐系统，试图为批评家们提供一个挖掘数据、统计批评信息的工具。但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被近期登陆的ChatGPT一举击碎。高智能的ChatGPT不仅可以快速搜集、聚拢各类文艺批评信息，而且可以根据用户指令直接生成文艺批评文章。这就意味着，机器人不仅已经介入了文艺创作，也已经开始入侵文艺批评的领地了。这一系列的纠结使笔者反思，我们的人本主义批评传统在机器人粉墨登场的时代，还可以回到今天的文艺论坛并延续下去吗?我们到底是要人本主义，还是要人工智能?
一、机器人身份认证、智能的合法性与批评的主体性
前些年在媒体上看到霍金留下遗言要人类警惕人工智能的时候，我并不以为然。而当我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文艺批评的人本主义传统的时候，特别是当我真切地看到机器人的一些作为的时候，我才开始感受到霍金遗言的重量。
或许是职业原因所致，我只是在中西方不同的文艺批评传统中，强调了中国文艺批评传统的人本主义根性，而事实上，在广义上讲，整个文学艺术都是人本主义的。人是世界的主体，是整个文学艺术的主体，更是文艺批评的主体。文学批评界曾经为了“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讨论①，其实质便是在强调文学艺术、文艺批评的人本属性。
那么，由机器人操作的文学艺术和文艺批评，还是人本主义的吗?机器人也算是人吗?要讨论这一问题，还需首先认识机器人的真实“身份”。
从本质上讲，机器人的真实身份是一种智能媒介。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②的说法，如果说传统媒介中，不同媒介是人的不同感官的延伸的话，那么智能媒介则应该是人的中枢神经和大脑思维系统的延伸，是人为了综合延伸自己的能动性，并用以替代人自身的大脑功能的一种创造物。再如果说，传统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人的工具的话，那么智能媒介正在开始介入人的主体属性，开始具有了一些“人本”特征。
如果按照这一“身份”认证，机器人到底是不是人的问题就有些复杂化了。由于它是由人创造的，而且作为人的中枢神经和大脑思维系统的延伸，那就应该认为，机器人是人的衍生品，完全有可能具备某些人的功能和特性。在国外的一些影视剧中，机器人已经被用于战争、进入婚姻和家庭，开始替代完成一些人的职能，而且这种状况也正在从文艺作品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一些从事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也正在试图将人的七情六欲赋予机器人。这一切似乎正在使机器人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人。
然而，人工智能与人的天然智能，人用数字技术制造的人与造物主创造的人，最终能够成为一种可以互换和替代的关系吗?
按照计算机专业的说法，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前主任Patrick Winston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③，具体而言，也就是研究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就是对人的智能的一种模拟仿真行为。不得不承认，模拟仿真行为是人的一种天性。在文艺领域，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将艺术看作一种摹仿。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人具有超强的摹仿能力，有的时候摹仿者比摹仿对象更像摹仿对象，就像传说中，喜剧大师卓别林本人参加了“摹仿卓别林大赛”，却只拿到第二名一样。但是，摹仿无论如何都无法替代摹仿对象，也就像“摹仿卓别林大赛”的冠军，最终也没听说他成为卓别林那样的喜剧大师。再伟大的画家画的鸟也是飞不起来的。更何况机器人只是一种用数字技术摹仿人的机器，永远不可能成为人自己，原因如下。
第一，智能是生命的一种属性，而机器人最终不可能成为生命体。在生物的意义上，生命是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有现象。在精神层面上说，生命是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代谢、应激、进化、运动、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意识。智能是人的生命的一种天赋功能、特性和表征，智能的产生一定是由人的生物属性决定的，任何非生物体都不可能产生智能，尽管科学家们发明了大量仿生技术，创造了今天的人工智能，创造了貌似万能的机器人，但这些机器人即使有再高超的智能，也不可能存在生长、发育、繁殖、代谢、应激、进化等一系列的生物功能，而这些功能正是智能产生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不是根源于生物功能的智能，或者说，不属于生命属性的智能，都不具有合“法”性。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最深刻的体验便是生命体验，难道压根不属于生命体的机器人可以有生命体验，或者可以表达生命体验吗?
第二，机器人的所谓“智能”仅仅是计算机科学家们用数字编设的一些程序，而对于真正的智能来说，任何程序的设置，都是一种简单而片面的摹仿。尽管所谓“模拟法”(Modeling Approach)，不仅从效果，而且从实现方法也力求和人类或生物机体所用的方法相同或相类似，以摹仿出人的综合智能来，但事实上任何人工模拟的智能都不可能替代造物主为人类设置的智能。韩国电影《我的机器人女友》中那个寂寞的大学生次郎，好不容易爱上了他的机器人女友，却发现她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嫉妒，因此十分绝望，只好把她赶出家门。这种即使添加了艺术家的超级想象力的机器人，也只有某个程序所规定的所谓“智能”(譬如会表达爱情)，而不具备一个人正常而完整的人的智能，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替代人。
第三，人的智能既是人的生物属性的表现，也是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伦理属性的表现，而要在计算机中把人的复杂社会关系及其伦理属性数字化，并设置到某个程序中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复杂社会关系对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地域，甚至不同的家族和不同的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以说，机器人在本质上是机器而不是人，它的合法“身份”是媒介，一种被人化、被智能化的媒介。既然不是人，机器人就不可能成为文艺批评的真正主体。尽管所谓“智能”会使这种媒介更多地加入到批评主体行为之中，或者具备了主体的部分属性，但最终不可能成为文艺批评的主体，因为主体永远只能是人，真正的作为生命体的人，而不是虚拟仿真的人。
二、算法、机器人写作、AI批评家及其边界
“算法”一词本身来自计算机科学，是人类通过代码设置、数据运算与机器自动化判断进行决策的一套机制④，它需要“依靠人工为它写入的运行法则进行计算，由此对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加以筛选，并研判事实，引导用户的价值判断”⑤。它以个性作为基本关联维度，主要解决人与内容的关联问题。⑥
据说一种所谓“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简称GA)和“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ANN)正在攻克模拟人类智能的最关键技术。
而机器人写作则是人工智能入侵文艺批评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可以直接替代批评家写作批评文本，从而出现一种新的批评家：AI批评家。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一)算法能算出审美体验来吗?
算法(Algorithm)是数学和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术语，近年来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很多领域共同的热词。尽管笔者并不完全了解所谓算法的具体知识和操作技能，仅凭普及性知识便可知，算法以数据为基础，应用在新闻生产中时，一方面，它可以自主控制和处理信息、评估情况、做出决定，而且最重要的是，无人监督或授权行事⑦；另一方面，它生成的内容和分发都关注时效性、趣味性和娱乐性⑧。因此，对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感知和审美体验的人本主义批评而言，再精妙、再神速的算法恐怕也无法解决其中的根本问题。算法“黑箱式”的运行机制，使其难以感知人的情感、态度、品味等，因此难以算出审美体验，更无法实现基于个性化审美体验的内容推送。
文艺批评的基础便是对文艺作品的感知和审美体验，特别是中国的人本主义批评，更是在“品”“悟”“参”等用感官真切感知文艺作品的基础上才能进入审美体验，进而作出审美判断。这种基于人的感知的感悟式批评，绝非能够用数字去运算的。虽然很多先贤都论述过美学与数学的内在关系，而且美学史上也有所谓“黄金分割”之说，但在具体的文艺批评过程中，美感既不是推算出来的，也不可能用数字去表述或描述。可以说，算法是算不出审美体验来的，因而算法也不可能成为文艺批评的依据和方法。注重感悟的人本主义文艺批评由“感”而“悟”的过程，是感性向理性的豁然洞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更遑论用数字去表达。很早以前就有人试图用数学中的“模糊数学”来研究美学问题⑨，但至今未见有切实的研究成果，或许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当然，所谓算法并不是对文艺批评一无所用。它虽然无法解决文艺批评的根本问题，但在一些技术环节上可以起到一些辅助作用，如数据挖掘、数据统计和分析等。同时，一些基于实证的批评论著或许可以借助基于某些算法的工具来完成。此外，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批评中用“象”来表达的方法，倒是可以用基于某些算法的工具将其转化为图形图像。如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高度评价唐代诗歌，赞赏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⑩这一番倡导“妙悟”的宏论本身便充满了妙悟，而这一连串的妙悟，则是用一连串生动的图画构成的，如果借助基于某些算法的工具将其转化为一组画面，倒也可以强化严羽诗歌批评生动可感的特质，只是那可能就成为另外一种批评样态了。
(二)机器人写作能写出学术思想来吗?
在笔者看来，无论何种形态的文艺批评，其最终的目标都是学术建构。即使是那些貌似不像学术论著的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文艺批评，也是在完成某种程度的学术建构，只是与西方科学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方法不同的一种建构。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家们，用感悟的方法和图像化的表达，同样建构起了一系列文艺思想，如文以载道说、境界说、童心说、妙悟说等等，同样产生了如刘勰、严羽、王国维这样一些伟大的文艺思想家。
但是在今天，机器人写作进入文艺批评领地后，文艺批评的这种学术建构行为又会出现何种情境?机器人写作能写出学术思想来吗?
机器人写作开始是被用于新闻领域的，最早的写作机器人是2007年美国的一家名为Automated Insights(AI)的科技公司开发的一款名叫WordSmith的软件。该软件曾为雅虎、美联社写过一些体育、财经类新闻事件简单罗织性的稿件。其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卫报》等一些媒体也开始将机器人用于新闻采编的多个环节。在国内，腾讯财经于2015年开发的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发出第一篇稿件《8月CPI涨2％创12个月新高》，随后各大媒体、自媒体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人写作的新闻稿件，并开始用AI主播播新闻。紧接着，机器人写作就被用于各类非新闻类稿件，甚至被用于诗歌这样的纯精神类文体的写作之中。及至2022年11月底，一种叫做ChatGPT的聊天机器人模型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推出。
作为一种使用了Transformer神经网络架构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可以根据用户对话提示生成文本、图像等多种媒介形态。(11)有专家认为ChatGPT实质上是根据人类制定的规则训练而成的有立场、一定程度上受控的智能内容生成工具，它只是基于所连接的现有知识、信息、问题构成的语料库生成内容，并不具有想象力、思辨力和创造力。(12)
ChatGPT虽然既推动知识的生产，又能实现“按需式”或“点播式”的内容生产，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此类人工智能要推动知识的生成，不能离开人的参与，毕竟是“人提供了机器学习的素材，而人工智能所生成内容的目标与具体任务设置也离不开人”(13)。
很显然，ChatGPT无疑将机器人向人又大大推进了一步，其写作能力也非此前的写作机器人可比。那么，它是否就可以代替批评家去独立写作文艺批评的论著，并成为继AI主播、AI诗人之后的AI批评家呢?
技术进步的幅度固然不可否认，但智能如ChatGPT之类，仍不能超越其作为媒介的身份限制，它依然是人所制造和使用的媒介，而不是人。机器人写作依据的核心依然是云计算和大数据。ChatGPT之先进，也只是扩大了数字的疆域，可以从更大的网络空间中搜罗到与指令相关的资讯，并通过算法，按照预定的格式迅速将其呈现出来。说到底，这还是计算机的自我学习和对海量数据的运算和分析。这样的写作最终也只能是在现有的资讯中拼凑、归纳、综合出指令所需的内容，而对网络空间和大数据中尚不存在的资讯和数据，诸如文艺批评所要讨论的直觉感知和审美体验、理性反思和价值判断，特别是那些接近“人本”的东西，几乎不可能作出任何反映。因为，这些讯息都不是网络空间中现存的，而是按照某种艺术想象和学术逻辑将要呈现的。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任何高智能的机器人写作，都是网络空间和大数据中已有信息的复现与重组，都不可能在现有数据和预设程序之外产生文艺批评所依据的艺术想象和学术逻辑，都不具备原始的创造力，因此，最终不可能写出价值判断和学术思想来。
因此，机器人写作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替代文艺批评家的写作。所谓AI批评家最终也只能是一种试图摹仿批评家行为的机器人。文艺批评这一肩负着重要社会、文化职责的专业领域，最终也不可能交由机器人来把控。但机器人写作依然可以成为文艺批评家借助的一种重要力量。因为，机器人对信息进行搜集、梳理和综合的能力与速度，是人力所难以匹敌的。批评家若能与机器人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及时对其所呈现信息的真实性加以有效甄别，势必会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大大提高批评的效率和质量。
三、人工智能环境中的人本主义批评立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是意味着我们离中国古老的人本主义批评传统越来越远了，而是在提醒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需要人本主义批评传统，更加需要坚守文艺批评的人本立场，以及人作为文艺批评主体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人工智能正在威胁着人的主体地位。
根据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经验，所谓人本立场，就是文艺批评家必须坚持用自己的感官直觉去感知，用自己的心智去体悟，用自己的思想去评判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技术出发，也不是从理论出发，更不是从鱼龙混杂的信息出发去面对文艺。因此，笔者以为，要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坚守人本主义批评立场，首先必须坚持以下三种方式，把握好三个度。
(一)坚持“品”——磨砺感官，保持直觉和感知的敏锐度
人工智能的日益普及和泛滥，会让人们越来越依靠技术去感知事物、支配生活，包括对文艺的了解。技术的日益智能化，使人们逐渐淡化、进而萎顿了人自身的感官。
各种光怪陆离的声光电、电脑显示器、手机屏幕，在给人们提供大量方便、享受和效率的同时，也已经成了阻隔人与文艺作品、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一道道屏障。声光电和各类显示屏事实上已经屏蔽和钝化了人们的感官，就像大量刺激性的调料和添加剂，阻隔了人的味觉与食品的原汁原味一样。各种技术手段和形形色色的流行理论正是阻隔现代人审美的刺激性调料和添加剂，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无疑在助长和放大这些刺激性调料和添加剂的作用。
人本主义批评，或曰文艺批评的人本立场，最重要的基础便是尊重感官的真实。中国古人用一个“品”字来表述文艺审美的基本方式。以三张口构成的“品”字，其本身就是在强调要用自己的感官感知来把握文艺作品、文艺现象。中国古人之所以对诗、画、乐发出那么多精妙的论述，全都得益于他们用自己的感官“品”出的味道。因此，“品”，以及尊重感官的真实，是人本主义文艺批评的首要立场。那么，在人工智能极速萎顿人自身的感官、阻隔人的直觉和感知的今天，文艺批评家尤其需要自觉磨砺自己的感官，保持自己直觉和感知的敏锐度，确保自己能够“品”出文艺作品的原汁原味来。为此，批评家须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提供的便捷的同时，自觉保持对人工智能的警惕和防范。
(二)坚持“悟”——淬炼心智，保持体验和顿悟的深刻度
人本主义批评的第二个重要基础是“悟”。这个自带“心”的“悟”字，是指要在感官直觉把握的基础上，用“心”去体验。“悟”，也称“顿悟”，是一种具有佛教色彩的心智洞开，是东方人对灵感的一种独特表述。它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也是批评家的批评灵感。真正深入独到的人本主义批评，应该是建立在批评家对文艺作品的顿悟基础上的，而顿悟的基础则是保持清静而灵慧的心智。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显然在迷乱人们的心智，用算法替代心智体验，用海量信息的快速聚合替代心灵的静观和感悟，长此以往显然会动摇文艺批评的根基。因此，越是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文艺批评家就越应该淬炼自己的心智，保持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体验和顿悟的深刻度。
按照中国古人的经验，淬炼心智的主要方法是静观和省思，道家的虚静、佛家的禅悟、儒家的“吾日三省乎己”，都是中国古人淬炼心智的要法，现代的文艺批评家虽难以效法古人，但保持心态的清静，自觉用心智去体验、去感悟，则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引发的信息泛滥、视听混淆的境况中，若不淬炼心智，不仅不能够感悟文艺、感悟人生，而且还有可能迷失在纷乱的信息丛林之中。
(三)坚持“思”——锐利思想，保持评价和判断的精准度
人本主义批评的第三个重要基础是“思”。这个同样自带“心”的“思”字，按照中国古人的解释即为：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14)
这当然是刘勰对诗人作家之艺术想象力的一种描述，但同样适用于批评家的学术想象力，批评家同样需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同样需要“吐纳珠玉”“卷舒风云”。同时对于批评家而言，这个“思”字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思想。因为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孕育批评家自己的文艺思想，是包括人本主义批评在内的所有文艺批评的最终旨归。
而在人工智能环境中，机器人对文艺批评的介入，让批评家的文艺思想建构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批评家可以借助机器人获得便利、快速与海量的信息；另一方面，批评家的思维、观点，乃至价值判断和思想的形成，又可能被机器人所罗织的海量信息，以及从这些信息中归纳出来的带有公共意见的观点所左右、困扰、淹没。在这种情境中，批评家必须坚守人本主义立场，坚持以在自己的真实感官、直觉和心智体验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判断，或曰在由“品”而“悟”的基础上形成的“思”，去审视和评判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而不是在由机器人提供的海量信息和用算法算出来的观点中丧失自己的辨析力和判断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捍卫批评家的主体地位。
同时，在高智能的时代，机器人的作为会在公众中形成巨大的舆论冲击波，进而反过来引导公众对文艺的认知。那么，在此情境中，文艺批评家既要从公众舆论中汲取有效的、有见地的观点，又要担当起引导文艺舆论的“意见领袖”角色，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去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促成社会对文艺的正向认知和合理判断。
总而言之，在人工智能环境中，文艺批评家在信息和舆论洪流中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其艺术感知的敏锐度、审美体验和学术观点的深刻度，特别是价值判断和学术思想的精准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按此要求，人工智能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文艺批评的难度，且对文艺批评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四、人工智能与人本主义批评的话语聚合
话语体系的重建是笔者试图推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回归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目标之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不仅学术资源主要来源于西方，而且话语方式也沿袭了西方批评概念化、逻辑化、抽象化的传统。一些中国现代文艺批评论著除了还在用汉字书写外，基本上应该属于西方文艺批评，属于用西方的话说东方的事，属于典型的“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15)。有的文艺批评文章不仅让公众不知所云，也让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和批评界同行难以卒读。
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批评传统，蕴含着丰富的、更适合于文艺的话语资源，如“气”“味”“趣”“品”“言”“象”“意”“文”“辞”“妙悟”“情景”“意境”“境界”等等。这些话语不仅有着基于人的感官和直觉体验的人本色彩，而且保持着汉语汉字以象表意的生动本色。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基于人的直觉、感知和体验的生动形象的批评话语，有的已经被中国自己的现代文艺批评遗忘、遗弃。这是一个源自学术偏见和文化自卑感的错误。事实上，这些批评话语，有着深厚而悠久的人本主义的文化哲学根基，包含着深刻而奇妙的中国智慧，蕴藏着中国古人神秘的感知体验和审美密码，是最适合于谈论文艺的话语体系。
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也没必要回到过去。笔者之所以倡导回归人本主义批评传统，绝不是要复古，或者倡导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从现代文艺批评的本义和自身需求出发，寻求比那些西方的抽象概念更适合文艺批评的学术资源和话语方式。中国传统批评话语是建立在以人的(而非神的或科学的)方式感知、认识文艺的基础上的，因而它是人本主义的批评话语。我们今天的现代文艺批评所要回归的，并不是这些已经被用了千百年的话语本身，而是要回归生成这种话语的方式，即以人的感官、直觉、体验，以及口头表达为基础生成批评话语的原则和方式。因为这些话语所要谈论的是文学艺术，而不是物理化学。中国现代文艺批评最大的问题在于，学习了西方人枯燥乏味的科学话语，来讨论生动活泼的文学艺术。汉语汉字本身是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和生动形象的画面叙事构成的，这套表意系统离文学艺术本来就很近，或者可以说，它自己本身就是文学艺术。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批评话语就是建立在这套表意系统基础上的，因而它本身便异常地丰富多彩。而我们今天的现代文艺批评若放弃离文学艺术如此之近、如此适合表述文学艺术的人本主义批评话语系统，反倒去沿袭那种只适用于谈论物理化学的话语，岂不愚哉?!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一次全社会性的话语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绝不仅在于它将一批又一批的IT行业用语、网络流行语和AI专用术语推向社会，并在公众中流行，更重要的在于以AI为中心构成的话语更趋向于人的日常口语和人的感知系统，而非高大上的抽象概念。因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媒介，是要在最大多数的公众中传播的，所以它所采集的语料绝大多数是能够让人听得懂的、形象生动的口语。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与人本主义批评传统的复归倒是可以构成某种合力，共同推动文艺批评话语向“人话”的回归。
如此，人工智能与文艺批评形成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反向对流情景：机器人在说“人话”，而一些作为批评家的人在说着“机器的话”——抽象、艰涩、枯燥的概念。本文的题旨和笔者倡导人本主义批评传统的复归，便是希望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少说点“机器的话”，然后与机器人一起多说点“人话”。
注释：
①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钱谷融等先后论述过有关“文学是人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述曾引发文坛广泛讨论。
②[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页。
③转引自王渊、王翔：《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法律问题》，《当代传播》2018年第4期，第84页。
④参见丁晓东：《论算法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41页。
⑤喻国明、杨莹莹、闫巧妹：《算法即权力：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编辑之友》2018年第5期，第8页。
⑥参见彭兰：《增强与克制：智媒时代的新生产力》，《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35页。
⑦参见喻国明、杨莹莹、闫巧妹：《算法即权力：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编辑之友》2018年第5期，第11页。
⑧参见兰帅辉、尹素伟：《数据、算力和算法：智能传播的多维特征、问题表征及应对》，《当代传播》2022年第5期，第95页。
⑨参见高从宜：《美学研究与模糊数学》，《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2期。
⑩[宋]严羽：《沧浪诗话》，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24页。
(11)参见方师师、邓章瑜：《对外传播的“ChatGPT时刻”——以〈中国日报〉双重内嵌式人工智能新闻生产为例》，《对外传播》2023年第5期，第72页。
(12)参见陆小华：《智能内容生成的实质、影响力逻辑与运行范式——ChatGPT等智能内容生成现象透视与解析》，《新闻大学》2023年第4期，第17页。
(13)彭兰：《从ChatGPT透视智能传播与人机关系的全景及前景》，《新闻大学》2023年第4期，第6页。
(14)[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下篇·神思第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3页。
(1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