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理论版整版刊文，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解析“中国经济为什么行”。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其奥秘究竟在哪里？整版围绕“中国经济为什么行”这个话题刊发5篇文章，从党的领导、包容性发展、对外开放、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等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包容性发展已取得辉煌成就 包容性发展延续中国奇迹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经济走过了不平凡的35年。35年，按照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算，相当于一个人半生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国实现了年均9.8%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均GDP实际增长17倍多，超过历史上任何国家增长最快时期一代人经历过的生活水平改善幅度。例如，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平均来说，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程度，英国只有56%，美国大约为1倍，日本也仅为10倍。难怪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感慨道：300年之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不会忘记大书特书这一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
国内外学者纷纷探讨中国奇迹之谜，找出这样那样的因素，用以解释中国奇迹。如果用更为概括的方式，那么可以说，中国经济奇迹来自改革开放创造的包容性发展。诚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享有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若按照世界银行有关标准，还有2亿左右贫困人口，所以还不能说做到了社会全体成员均等地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但总体而言，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的确是包容性发展的结果。
人口众多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人力资源丰富也是我国最大的优势。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就是着眼于解放劳动力，从而极大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从“以粮为纲”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城务工经商，及至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正是依靠这种人民群众全面参与改革开放的模式，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根据定量分析，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29%提高到2013年的78%。35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84%可以归结于这种参与或包容水平的提高，包括劳动力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资源重新配置、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高储蓄率以及劳动力丰富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等。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入中高速的新常态。如何通过改革获得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红利，包容性发展的“中国故事”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例如，在选择改革的重点突破领域时，只有围绕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破除抑制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因此，更加充分的就业、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更具分享性的收入增长，既是人民群众的期待，也是改革的重点。
人力资源仍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最大优势。对潜在的改革红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获得显著的制度红利。如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和培训体制改革、渐进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以及生育政策逐步调整等。这些改革如能及时或以适当的节奏推进，在2030年之前可以把GDP年均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在2030年之后则可以把GDP年均增长速度提高1.7个百分点。仅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目前已有1.7亿农民工稳定地在城镇就业和居住，还有约1亿农民工在本乡镇从事非农就业。他们一旦获得城镇户口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就不会因经济波动而周期性返乡，也不会因家庭原因而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将更加充分。这种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城镇化将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而充分且稳定的就业、不断提高的收入和均等享受的社会保障，将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需求结构更加平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见，坚持把包容性贯穿在改革和发展中，就可以让中国经济奇迹不断延续。
决策者是经济运行导航者 科学决策引领经济顺利前行
戴焰军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举世瞩目。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各种因素，但客观回溯这30多年不难发现，在众多因素中，绝大多数因素可能因不同决策而产生不同效应。决策者是经济运行的导航者，对经济发展起到把握方向的作用。诚然，决策者不可能超越社会现实任意决策，决策必须以现有根本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但决策的科学性正是体现在使现有制度更好地发挥优越性，使现有生产力基础更好地为未来发展所用。
回到30多年持续快速增长的起点，也就是那个关键抉择作出的时点，历史清晰可见。当时，中国的决策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那以后，党和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紧紧扭住不放，抵御各种内外因素干扰，避免了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或停滞不前。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我们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各个领域的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破除一切影响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具体制度和体制方面的不利因素，同时汲取世界各国在经济管理和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交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两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我们党30多年来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根本上促进了各种经济发展要素更好发挥效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盘活了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经济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造就了众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产业和一大批生产经营管理人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个个高新科技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人们生产生活环境和交往交流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开拓资本金融市场，畅通现代经济血脉，不断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高等教育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监管的完善、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等，从各个方面为经济发展除障助力。
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制定实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适应人民群众渴望国家发展和生活幸福的要求，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向更高阶段和水平。
深入的调查研究 广泛的智力支持 政府怎样更好发挥作用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显然离不开政府高超的经济驾驭能力。我国政府经济驾驭能力何以不断提高？政府怎样更好发挥作用？
我国的改革开放始自学习，并在学习中前行。我国政府早已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并且形成了传统。从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到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再到各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专题学习制度，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组织的定期干部培训，经济理论知识都是重要学习内容。因此，在我国领导干部队伍中，不少人具有较高的经济理论素养或接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是经济管理的行家里手。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大凡全国性的党和政府重要会议举行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会就相关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议题成立一批调研组，在全国范围开展专题调研。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各级领导干部都会分赴各地进行实地调研。各省、市、自治区平日在本地区还会做经常性调研。通过这些调研，能够获取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第一手信息。这些充分而准确的信息确保了政府经济决策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我国政府的经济决策并非少数官员说了算，而是在从最高决策层到普通百姓的广泛参与下作出的。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抓手，涉及重要经济发展议题的会议文件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都会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牵头组成文件起草组，起草组成员往往包括中央政府政策研究机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重要智库、企业界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和专家。作为一个已成惯例的决策程序，每年提交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在正式定稿之前，召集各方面代表座谈，征求意见。遇有重大经济形势变化或涉及重大经济决策时，中央都会召集经济领域等方面的专家座谈。我国还建立了经常性的信息报送制度，无论肩负智库功能的国家研究机构，还是高等院校，甚或企业的研究团队，都可随时通过《要报》《专报》《情况反映》等渠道向决策层和管理层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提供相关政策咨询。这些富有实效的广泛智力支持，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避免经济决策失误。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风雨洗礼，我国政府处理复杂多变经济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宽广。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中可以看出，在我国，从全局出发、以大局为重，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种理念。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布局和实际行动中，我国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动资源、配置资源的“举国体制”。我国政府对于全球经济形势变化非常敏感，善于站在全球经济高度谋篇布局，兼顾当前与长远利益，捕捉各种机遇和挑战，相机把握经济政策推进的时机、节奏和力度。
今天的中国对于经济发展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已经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共识。在对经济问题充分而广泛的研讨中，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校正方向，提升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水平。植根于如此沃土，我国政府驾驭经济能力自然不断提高，政府作用发挥必然越来越好。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对外开放助推经济快速发展
杨正位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对外开放功不可没。1978—2014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4.3万亿美元，由世界第三十二位上升至第一位，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利用外资从不到2亿美元扩大到近1200亿美元，对外投资从基本为零扩大到1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世界经贸大国地位不断巩固。
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左右，外资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4左右，涉外税收占总税收的1/3左右，带动了1亿多人就业。对外开放加速我国“新四化”进程，增进国民福利，缓解能源瓶颈，缩小国内外技术差距，促进国内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使我们开阔眼界、增强规则意识，显著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30多年来，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式发展道路。
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的底色和亮色，汉唐盛世和丝绸之路展现了这种博大的开放胸怀。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打开国门，看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看到经济发展有不同模式。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我们立足国情，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作出改革开放战略抉择，到建设经济特区、浦东开发区；从历经15年艰苦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图景徐徐展开，开放的气度和自信不断增强。
对外开放使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托比较优势及后发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国内资本日渐丰富、产业配套能力增强，主动承接高端研发制造和服务外包等更高层次产业转移，更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们与时俱进调整开放战略，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既依托自身工业体系，又对接国际市场，不断探求最优开放路径。
对外开放有力推动了国内改革发展。对外开放始终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依归，促进国际国内良性互动。我国企业通过国内市场竞争形成国际竞争力，再走向世界市场与跨国公司同台竞技。目前，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达90多家。我国正加快从经贸大国走向经贸强国，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30多年来，开放型经济始终走在体制改革的前列，在加快与国际规则对接的过程中，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60条任务中约70%可以通过开放加以推动。
对外开放提升了我们的规则意识和规则运用能力。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从国际规则的学习者、遵守者、运用者逐渐成为建设者、引领者。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时大量修订国内法规政策，主动运用争端解决机制，明显提升了规则意识。如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设立以及亚太自贸区建设，标志着我国引领国际规则的起步。今后，我们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新一轮国际规则重构中争取主动，以开放的主动赢得改革发展的主动。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经济安全相统一。我国坚持渐进稳妥的开放策略，树立开放的经济安全观，注重处理好开放进度与国内承受程度的关系，在开放中不失自主性和独立性，牢牢守住底线。我国对外开放采取区域梯次推进方式，在试点中看风险是否可控，稳妥后再行推广。注重解决经贸摩擦，开展反垄断和安全审查，有效维护产业安全。审慎开放资本市场，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提前加强宏观调控，挤压经济泡沫，着力扩大内需，确保了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大量进口为很多国家创造了“中国特需”，中国出口的价廉物美商品增加了国外消费者福利，吸引的过万亿美元外国投资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每年千余亿美元的对外投资带动东道国的发展和就业。目前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中国对外开放走的是共同发展、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对外经贸交流是真正的合作共赢之举。
经济转型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之路 市场机制激发经济活力
胡家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双重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转型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之路。正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不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我国经济才得以成功实现转型、取得巨大成就。同样，能否续写中国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它以最快的速度、最低廉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传递资源配置信息，使利益相关者能够自主决策并作出迅速反应，从而使各种资源处于有效流动和动态优化配置之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相结合，这样的结合对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市场机制将潜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财富、资源、知识、信息、技能和创造力动员起来，使它们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不竭源泉。而政府则确保人民群众不仅创造财富，而且公平分享财富，享有选择的自由。
制度条件一旦具备，就如同闸门打开，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各类财产和社会财富迅速增加。2013年我国各类工业企业总资产达105万亿元，2010年我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达62万亿元。这既是以往财富的积累，又是创造新财富的基础。同时，各类市场主体迅速成长起来。2013年我国各类企业达241万户，其中国有企业2万户，私营企业176万户。以股份制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兴起，它融合各类资本的优势，成为新的资本力量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成长起来，他们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捕捉新机会、开辟新市场、寻找新资源、从事新投资，创造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大量适合低收入群体的工作岗位创造出来，使他们有机会从事非农工作和获取较高的工资性收入。人们职业选择和消费选择更加自由，自我价值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个性化选择又转化为市场信号，促使生产活动和经济结构更加贴近人们的现实需要，推动整个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重要，经济结构将更加复杂化、精细化。唯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适应新常态，使经济社会生活更富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