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大学里学经济学时，对假设、曲线移动和数学推导没有什么感受，逐渐丧失对经济学的兴趣。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渐渐感到经济理论的重要价值来。在正文写作过程中，觉得对经济学方法有些纯粹个人的感悟，不吐不快。虽有疏浅之虞，但全是我的真实感受，姑且记录于此，以求正于方家。

陈岱孙老先生曾言，经济学是“致用之学”[1]。多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深感此言之真义，一旦偏离实际，就容易出现不应有的错误。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国自主降税时，专家们纷纷预测：进口将大幅度增长，对国内造成冲击，但是次年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预测。2002年，我国入世后的首年，连篇累牍的报道都是我国出口困难、保持贸易平衡难度很大等，但是当年却出现了我国出口增长22%、顺差300多亿美元的“意外情况”。对此，一位善于自省的官员说道，“今年大多数人在入世问题上交了白卷”。2003年也是如此，当出口退税率下调时，各界对下一年出口的预测都很低，但2004年出口却增长了35.4%，人们的预测又错了。多年来，我也经常关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测，包括IMF、世界银行等著名机构的经济学家，但事后再来看这些预测时，大多数都不准。据最新研究，国内外62个著名专家和机构对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测的准确率仅为12.9%，74.2%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值差异较大[2]。我认为，预测准确性较差的原因在于：不少预测都是按教科书式的直线思维和臆断做出的；也有“聪明”的人干脆不做预测，如乔治·索罗斯所言：“我从来不做短期预测”。

上述现象，使我对经济学者为什么容易犯“预测错误”产生了深思。也许，经济学在转向“科学化”道路的时候，形成了直线思维和决定论，好像从A就能简单地推导出B。但是，经济生活的现象是千变万化的，许多因素无法在经济学公式、纯理论甚至过去的经验中得到体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或其他因素搅和在一起，使它变得往往比理论更为复杂，更易变化；现实中任何一个未被注意到的因素起作用，都可能使结果大相径庭。对于这类现象，哈耶克从理论上做过深入分析，比如他在诺贝尔获奖词中说，我们很难把握市场中的全部信息，许多信息也难以度量，我们只是选择了自认为有用的证据，而对于影响经济的众多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并不知晓；经济学家不要真以为自己全知全能，出现“知识的僭妄”[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罗伯特·福格尔认为：“预测人类未来的寿命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4]”。因此，不少经济学家们的议论往往容易脱离真实世界的现象，理论之间相互循环，许多命题甚至是伪命题或假命题，容易使经济学变成自言自语的学科[5]，正如2000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所倡导的一样[6]，现在的经济学是自我封闭的（autistic），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与社会的交互作用，需要用多元的方法和接近现实的“开放经济学”来修正。

在经济理论与现实的悖离中，产生了一些“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谜游戏”[7]。不少人甚至可以像下赌注一样进行预言类的投机，如张五常所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只管瞎说好了，说对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8]”。一些学者便因预测的精确而声名鹊起，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因为1994年11月在《外交》杂志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将亚洲国家的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与前苏联做了对比，对亚洲的繁荣泼冷水，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克鲁格曼一夜之间似乎变成了人们景仰的先知先觉[9]。但是预测准确者，往往对经济现实有深刻、独到的理解。

经济学“致用”的特点，表现在经济理论有可能被转化成政策。无论是自由放任政策还是政府干预政策，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都会对亿万人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这样，出台经济政策时务必慎重，应更多地从国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教条出发。“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10]。原澳大利亚驻华参赞杰弗·拉比、原英国驻华使馆一秘彼德·伍德在10多年前批评一些中国人照搬西方时曾讲：“美国经济学家为了反对马克思，所以反对‘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学’。现在他们存在两大倾向：一是把经济学数学化，二是把经济学非政治化。其实，还是应该要‘政治经济学’。中国朋友要自己研究中国的问题，创造自己的经济理论，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不要尽听外国学者的意见。他们不了解中国，匆匆来一趟就出主意，这太危险了”[11]。这是10多年前的批评、建议，现在读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迥然不同。直到改革开放20余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几个方面仍然明显偏离甚至背离正统经济学的教义”[12]。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根据一些常识行事而不是根据理论教条行事[13]，是“摸着石头过河”，用的是“试错法”，也就是一个政策先试点，发现错了马上再改。因此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没有经济理论的指导。否则，如果脱离国情照搬照抄，中国也可能同样是“华盛顿共识” 的牺牲品，也不可能由拉莫提出“北京共识”[14]。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苏联的改革在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指导下，目前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此，无论哪一种经济学理论，都需要与本国的国情特点相结合[15]，充分体现经济学的实践性。熊彼特认为，“既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各国经济学家）看法上不同[16]”、“不同国家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极为不同的意见……主要原因不是在于经济原理的不同，而是在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经济学家们把他们的由本国状况所决定的意见‘绝对化’起来，把这些意见推崇为永恒的真理[17]”。陈岱孙先生认为，“国内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在切实做到以西方的经济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有真知灼见的政策建议。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在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18]”。精通西方经济学的胡代光教授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经济学家不应该躲进象牙塔做学问，而应具备兼济天下的学者良知，时刻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敢于反映和揭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薛暮桥老先生曾言，一个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只有深入中国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19]”；他在论述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舒尔茨教授曾经考察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20]萨缪尔森说自己主要是个理论家，但却首先并最终忠于事实，最终影响科学家决定的是现实存在的经验事实，他明确指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它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然后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21]”；同时，他极赞赏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并认为这句话可用来作为一切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名家的座右铭（饶会林，2000）；西蒙认为，理论之间竞争的获胜者，不是由于行文优美、政治影响大或能成功地说服了外行人，而是因为它与事实相符合；阿莱认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一种理论只有与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时才是有效的，经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22]”；李斯特认为，“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书本就是现实生活[23]”。因此，经济学研究需要时刻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时刻经受实践的检验。

经济学关系到国计民生，与人们的真实生活最为贴近，经济政策对普遍民众的影响很大，因此，好的经济理论的指导意义十分重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研究方法向其他领域延伸，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我国的经济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致用”的特性还不明显，学术与经济政策、企业实际运营之间没有形成良性的沟通。对比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他们往往在学校、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之间穿梭供职，使其理论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即使以学院派风格和很少学而优则仕著称的芝加哥学派，他们的教授如弗里德曼、舒尔茨、斯蒂格勒、卢卡斯、贝克尔等，都是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等现实问题为研究目的，并形成了要求外国学生以他们国内问题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传统[24]。如果我们能适当调整学习、研究和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更贴近现实世界的景象，也许经济学“致用”的特性会得到更完美的体现。

【本文原题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思考之一》，写于2002年，修改于2005年。原为作者2002年为博士论文所作序言，原标题为《关于经济研究方法的四点看法》，后收录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导言部分（200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注释：

[1]陈岱孙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演，题目为“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参见海闻的《一代名师，治学楷模——在陈岱孙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2000-12-12。

[2]王立勇、程延炜、武征：《评析专家学者2005年经济增长率预测的准确性》，载《经济学动态》，2006（2）。

[3]参见1974年12月10-11日哈耶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年会上的演讲和晚宴上的致辞。他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应当起誓，永远都不要在专业能力之外发表公共意见。

[4]张宇燕：《关于“经济学大家”的断想》，2005-07-05。

[5]参见汪丁丁：《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士柏咨询网，2002。

[6]参阅[英]爱德华·富布鲁克，《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该运动起源于法国，后来波及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等国。

[7][美]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高德步等译，第1版，9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8]张五常：《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载《经济学消息报》，1999-07-23。

[9]实际上，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对亚洲的低效增长更早进行了分析。

[10]何清涟：《对中国20年经济改革的批判性透视》，载《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1）。

[11]喻权域：《英、澳外交官批评中国一些人照搬西方经济学》，转引自李多、 赵海英的《经济及经济学随想录》，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jingji，2000-4-21。

[12]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发展：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对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1）。

[13][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文版序），4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作者原话为“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一致的”。

[14]2004年5月，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现为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的乔舒亚·库珀·拉莫发表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一文，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15]不仅经济学理论如此，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而产生的；我国抗日战争名将、战绩极佳、被誉为“东方野战之狐”的孙立人将军创出的“孙氏操典”，也是美国军事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的产物。

[16][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2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7][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2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8]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12）。本文是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

[19]林毅夫：《中国经济学何处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www.ccer.edu.cn，2005-09-03。

[20]林毅夫：《林毅夫发展论坛/与林老师对话/方法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www.ccer.edu.cn，2004。

[21]邹东涛：《经济学，经世致用之学》，《人民日报》，第九版，2004-12-14。

[22]安邦信息，《每日经济》，2002-05-15。

[23][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4]林毅夫：《中国经济学何处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5-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