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皆源于欧洲，前者不时直接风行于课堂与庙堂，后者随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国化而开始“中国化”。平心而论，西方经济学的不少内容反映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38年来对我国经济转轨厥功甚伟，仍需中国人敞开胸怀、不断学习；然西来之学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现象并不罕见，因其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现实，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符。如IMF给拉美金融危机后开的紧缩药方，反而使经济衰退，适得其反；给俄罗斯建议的休克疗法，用药过猛药使经济休克后难以醒来，每人1.5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貌似公平，结果是更大的不公平。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何廉、高鸿业、林毅夫等几代人作了有益尝试，仍待后继者持续努力。
一
学习西方经济学，某日突然开悟：成名成家不难，对正在流行的一派反着说，从一端跳入到另一端，便能自成一派，说不定成为“开山之祖”，或某一新流派创始人；即使更改一个假设条件，亦可为一小派，经济学的凤冠戴定了。教材里的西方经济理论，似乎隐含一条规律，“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供给学派—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新供给学派；从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战略性贸易—公平贸易等，不一而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概念侧重于“单面”，往往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如讲市场时轻政府、讲效率时轻公平、讲需求时轻供给、讲内需时轻外需、讲理性时轻非理性、讲利时轻义……种种现象不一而足，可能偏离实践，误导政策，影响“致用之学”的声誉。但是，若以中华文明的中道解之，则对立的二者甚至数者，是相辅相成、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就像一幅太极图。从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变成一个个生命有机体，让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智慧里“活”了起来。
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一，是中国人长期尊奉的最高伦理准则与道德理想，是普遍适用的思维方法。中道注重恰到好处、把握好“度”、重视常态、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消融矛盾、稳定社会。中道还讲经权，讲究“中正与权变”，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凡违反中庸，太激烈过分，则物极必反。所以中道还反极端，要求拿捏有度。由“中”致“和”是中道逻辑的必然，守正持中、对立统一、阴阳互动，自然会走向和合，达到和平和谐。在对立统一中达到均衡与和谐，由此天地有序，万物繁荣。这些思想对于修正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这涉及经济学的一对基本矛盾——政府与市场关系。我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自然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扭曲，产生很高的制度成本或社会成本；但政府如何作用，作用多大，得更多考虑国情、发展阶段等因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应有一个黄金分割点。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二者间的“度”是移动、有波幅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不尽一致。从横向看，同一时点各国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不同，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政府监管过少，资本过度自由——就导致危机，出现了政府失灵。中国是政府是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政府手太多、太长、太闲不住，总体上是市场失灵，所以得“简政放权”，更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从纵向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市场关系，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几百年来走过了“干预—自由—干预——自由—干预”的反复过程。中国也是如此，1949年前的民国经济相对自由，建国后近30年是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经济自由。可见，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实践需要而来，而非按教条与理念而来。
又如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最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火起来了。其实，此时强调供给、彼时强调需求，因时因地制宜，都是正常的政策需要。西方经济学大致经历了重“供给—需求—供给—需求……”的过程，十九世纪初以萨伊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此说风行100多年；到凯恩斯主义时，十分注重需求；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又出现了新供给学派，主张“回到萨伊那里去”。到2001年美国高技术泡沫破灭、2008年次贷危机时，又强调扩大需求。无论是萨伊定律还是凯恩斯定律，过于强调供给或过于强调需求，都难免偏执。事实上，经济不景气时，都是供需两手抓，只是侧重略有变化而已，如我国1997年是“需主供辅”，18年后是“供主需辅”。我国当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前面还有一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开的是君臣佐使相济的良方，并非只有一味的偏方。
所以，如果运用中道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对立概念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比如，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要有“度”、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可能有一个黄金分割点、经济安全和扩大开放可以有机统一、每一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有其优势和不足。经济理论中的各对关系，在经济现实中发挥作用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有的可能三七开，如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垄断与竞争、公平与效率、保护与自由、非理性与理性等，后者应是主流，二者接近黄金分割点。不少关系可能是对半开，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规范与实证、投资与消费、义与利或德与财等。而且这些关系变动不居，因时而化，因地而移，因国而变，逾淮为枳，自然规律。究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对半开好?都得结合实际与国情，把握好“度”（参见中道线：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在A点，政府作用很大，比如战时管制经济；在B点，可能处于政府与市场的黄金分割点，市场占主导地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还应看到，经济生活中不少关系不是两两对应，许多是多重关系交叉，如改革发展稳定、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情况更为复杂，“度”也更难把握。
由于中道线上的比例关系变动不居，很易招来“不科学”甚至“像巫术”的质疑。然而，经济学本非自然学科，更接近社会学科，故有时很难量化或精准为固定值。关于经济学精准性或不确定性的看法，布劳格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必须在‘严格精确而不现实’和‘与现实相关但不严格不精确’之间作出选择”；哈耶克也认为,社会领域研究的是相互联系的有机复杂现象，我们无法获得他们的全部知识；我们做出的模式预测，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精确，只可能是次优的。特别有趣的是，他强调“宁愿要正确但不完美的知识，即使它还不确定或难以预测，也不愿要装点得很精确但有可能错误的知识”，这与凯恩斯的“我宁愿大致正确，也不愿犯精确的错误”，居然惊人一致。可见，观点对立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即使一主自由放任、一主政府干预，但对经济学的“不精确性”，有着深刻的理性共识。事实上，不确定性原理是物理学的重要理论，也是经济学“风险管理”中常用的基础概念。最近任正非谈到“方向没有绝对正确，只有大致正确”，也体现了对不精准、不确定的深刻认知。
二
从实践来看，40年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承认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解决好越位、错位与缺位问题。
公有/私有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发展混和多元经济、增强经济活力的过程，至今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深化国企改革，又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宏观/微观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微观主体过少、不活、创新不足，宏观上既有计划控制后遗症、管得过多过死的因素，也有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不懂、不熟、不稳的因素，还有对国内外两个大局下的宏观调控无经验的一面。今后，“宏观要稳、微观要活”将伴随经济转轨的始终。
供给/需求的关系，二者构成市场须臾难分的两个方面，此时强调供给、彼时强调需求，因时因地制宜，是正常的政策需要，可谓阳光下无新鲜事。西方经济学自萨伊以来大致经历了重“供给—需求—供给—需求”的过程，我国40年来走过了“短缺时扩大供给—过剩时扩大需求—新常态优化供给”的历程，当前正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竞争/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更加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走出传统社会的治乱循环。
保护/自由的关系，是减少保护、扩大自由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产业有竞争力和“毕业”。
规范/实证的关系，是减少争论、减少空口号、增加实证、增加数据的过程，当前也到了需关注规范的阶段，更应重福利与公正。
理性/非理性的关系，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根，强调自利的“无形之手”能达到市场有效，但也走过了一条“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道路，从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快乐最大化。如同人是理性与感性的混和物一样，理性与非理性同时存在于任何经济主体，只不过二者的比重，对不同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理性会占据主导，但也存在突变。
德/财或义/利的关系，是一个管总的大关系，已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但随后又偏向要钱不要命、贪利不顾义、有钱无德、德不配财的社会风尚，各种造假、贪腐、污染等司空见惯，再不治理即有社会溃败风险。近年义利兼顾的呼声日涨，德财相配的行动日多，此风有望逐步扭转。若能伴以能力建设与制度规范，扩大正向激励，减少逆向淘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让人期待。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生动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二元”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对内与对外是二元，政左与经右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这样，从旧体制中长出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诞生出一个新体制。
试举两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农村改革文件中那么多怪词，像什么“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费解。这句话这么长，能说全、说对的人有多少？如果换种说法，叫“大包干”、“包产到户”，简单明了，一下子谁都记住了。难道是杜润生等老先生吃饱了撑的，故意绕口令吗？其实，这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之一，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体现了道并行而不悖、“至道中庸”的政治智慧。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正如杜老自己回忆的：1982年有一位年轻同志也这样问我，我告诉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那是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时代，必须照顾到几十年形成的“公有崇拜”，改革初期不得不和这个挂钩，不能离历史太远。新制度从旧制度逐步演化而来，自然带有旧制度的痕迹。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也要利用这一点，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二是价格双轨制。同一种产品，计划内国家定价，计划外市场定价，是中国改革和转轨中的特殊现象，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生产资料价格，第二次是人民币外汇牌价，第三次是股票市场价格（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流通股的市场价），这是我国渐进、增量改革的特征，体制内和体制外并行，体制外优先，以增量带动存量，最终走向市场调节。双轨制虽然从道理上看似“次优”，但在实践中反成“最优”。不彻底、不完善、不干净是其固有缺陷，但它也正是我国的成功之道，在自由市场未立之时，如骤然取消计划，出现“新者未立，旧者已亡”，有了“真空”，则必混乱，“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欲速不达。如前苏联盖达尔500天“休克疗法”，措施激进到位，但很快经济瘫痪，使俄罗斯GDP总量减了一半，降到美国的1/10，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同样是休克疗法，俄罗斯失败了，但玻利维亚成功了，前者永远休克了，后者休克后苏醒了。一个变量的改变，即事先有无市场机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这个道理如同苏轼所言，“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中国的各种试点改革、混和所有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都体现了这种不纯粹、有过渡特点但更适用、更有效的实践智慧。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长的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现实却走向反面。所以从“书斋经济学”到“生活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到“真实经济学”，还有遥远的路程。
三
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避免上下一般粗，把这些重要论述落到实处，充分挖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结合当代实践灵活运用，是一个重大课题。
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中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较大交集。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三大规律，事物是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等观点，以及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与中华传统智慧强调把握好度、物极必反、阴阳互动、和合共生等观点，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十九大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正确运用中华传统的中道方法，既有利于修正西方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也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适度、有度，要有底线思维、处理好各种关系、平衡好多个方面、实现有机统一等，这些皆是运用中道思维的体现，比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同时，十九大报告充分体现了平衡好各对关系的辩证思维，“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党群关系明显改善”“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等。报告还特别强调平衡与对立统一，如“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等。
又如，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对于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及国民经济管理，权威人士在2015、2016年在《人民日报》连发三文，反复强调“度”，要“灵活适度”、“适度扩大”等，充满了中道智慧。比如，“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处理好‘稳’与‘调’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度’，掌握正确的方法论”“避免不适度。无论是需求政策还是供给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无论是发展政策、改革政策还是社会政策，都要把控好‘度’，既不过头，也防不及。即使方向正确、政策对路，一旦用力过猛，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酿成风险”。“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准滴灌，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防止增加宏观经济的总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找到平衡点”“‘五大重点任务’必须全面推进。当然，落实到一个地区，又会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2017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在今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
四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道智慧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激进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想法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面消灭了另一面，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就象阴阳互动的鲜活“太极图”。
经济生活的中道思维，亟需一分为二看问题，避免自以为真理在手，居高临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两面或多面，好坏同体;假以时日，优劣易位，更需善加调整。增长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预过度或监管不足，开放不足或过度，金融落后或发展过度，工资、物价、税率、利率、汇率太低太高等，都不太好甚或有害。
经济学的中道思维，还得用事实、用真相说话，早日跳出概念之争，破概念之执。我常对一些争论感到迷惑：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对现实、真相了解少，求善不求真，无视历史、不管事实，理念至上、立场至上，如同王元化所言的意图伦理。哪怕两方观点都相近、只有度的区别，也得争过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由此深感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必要，深感实证方法之紧迫。以此方法观察学者们关于产业政策、国有与民营、后发优势与劣势等争论，会有新的结论：不是要不要或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或“度”的问题，是黄金分割关系问题。
经济理论尚不妨出现极端，否则似难成一家之言，称其为思想，如不少西方经济学流派所示。然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事关国计民生与成败利钝，自当立足人类实践、立足经验常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法乎中；否则偏执一端，特别是从概念出发，将危害国民、国家，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实际工作者多有同感：凡事成功，需要“目标正确、方法正确与操作正确”的三统一，缺一不可。康梁变法之误，不在于其目的是否正确、理想是否高尚，而是脱离实际、操作性差，终致“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令人痛惜。如果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不管方法、不顾程序正义，往往事与愿违，即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或西方所说的“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对此，经济工作者当深戒之。
治世尚中道，乱世走极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需要再造治世盛世。然而，当前国内外极端言论都在回潮：国际上民粹主义、狭獈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封闭保护主义、全球化中的两极分化等都在升温，有的已付诸行动，有可能滑向零和博弈与以邻为壑的境地；国内极端思潮不时涌现、左右激烈博弈，极右者“言必称希腊”，喜欢照搬照抄，民族自信心差，容易自惭自卑，丧失前进的定力；极左者自我封闭，不知外部世界咋样，往往自视过高，枉顾事实与真相，容易自大自狂，丧失改进的动力。昨天，小平同志针对“文革”惨痛教训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今天，新党章依然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老路与邪路，皆是死路。于此紧要之际，倡言经济研究的中道方法，对于中国及世界疗此“极”毒、平稳步入常态社会，亦有参考价值。由此我想到一幅对联：上、下联为：“精神中庸上承中华文明/物质中产下接太平盛世”，横批是“中道治国”。
（2016年1月初稿，2018年1月修改。）
作者：杨正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