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举世钦羡的伟大成就：外贸出口从世界第34位升至第1位，占世界比重从0.8%提高到13%；利用外资从几亿美元增大到1363亿美元，长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从零起步，新世纪后迅速增至14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从十分紧缺到储备近3万多亿美元，十多年位高居世界第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作用十分明显，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年均增长 9.5%的重要因素，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这些耀眼的数据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
同时也要看到，40年对外开放的伟大历程，绝非在敲锣打鼓中展开的。每一轮扩大开放时，“卖国”“汉奸”的骂声就会上涨，开放工作者往往被指斥为丧权辱国、洋奴哲学、搞殖民地、复辟资本主义等。开放的阻力一直顽固地存在，阻力大时可能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没有超人的胆识和气度，是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让国门毅然决然地打开、取得历史性成就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对外开放工作者正是这样的敢于担当者，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亟需新的担当。“鉴往知来”“回望来路，昭示出路”。如何澄清历史上的开放与“卖国”之争？如何看清开放的阻力源于哪里？如何让开放工作者既有决心又不“寒心”？成为总结40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必要视角。
经济特区：“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在那个“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铁路）”的年代，对外开放往前每走一步，都经历了重重艰难曲折。
经济特区的创办举步维艰，用谷牧同志的话讲是“艰苦的推进”，“办不办？”一直有个大问号。强烈反对者一直不少，就连“经济特区”这个概念也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对“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名称有争议，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初定名为“出口特区”；反对者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广东领导人反映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邓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一名称，所以党史研究者认为，如果不是习仲勋那么大胆、担当，那么思想解放，“广东不会这么早对外开放，也不会建立经济特区习仲勋改革开放的大胆、魄力和担当，令人敬佩不已，比如他说“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最后，他索性把话说痛快，语出惊人地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是假设与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别人都不会说、不敢说或者不能说，只有长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为广东当家人的习仲勋敢说。他无所畏惧地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当特区工作组物色人选时，有人受到“忠告”：你们上了这条船，就不怕翻船？谷牧说，“谁有顾虑可以退出，不过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后来许多人反映，特区“是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X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当广东搞出口贸易合作区时，有人提出要在省界拉起7000公里的铁丝网，把它与邻省隔离开来。
1982年特区陷入低谷，“主要是总结经验”，此时下发了打击“走私贩私”文件，有位领导建议附一个材料——《上海租界的由来》，“有些人又对开放划问号了，特别对举办特区这件事摇头了”。由于心里有疙瘩,有的同志终身不履特区土。直到1984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指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然而即使改革开放已过去10年，1988年准备开发海南洋浦时，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198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委员几千字发言，成为大会的“压轴戏”，博得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有270名政协代表签名附议，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指责外商成片开发洋浦，是制造新的租界，“此举若成为事实，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新的国耻！”。“洋浦风波”还迅速波及全国，有学生竟喊出“反对卖国”“还我海南，还我洋浦”！
利用外资：“你们都是李鸿章，都是卖国”
当时的涉外主管部门提出，有两件事不能做：一是借款，二是合资。那时也不懂“合资企业”之义，认为“共产党怎么可以和资本家结婚”。美国企业家哈默与我国谈合资时，谈了2年无任何进展，因为告状信早就到了中央，说“你们都是李鸿章，都是卖国”。
1978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由谷牧、陈慕华、廖承志领导。但正如小组成员庄炎林回忆：“当时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引进外资或合资，都有不同看法。到底这个是姓社还是姓资，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争论很大。
当时要建中外合资的建国饭店，其条件相当于“1美元买一个饭店”，但有人认为：“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嘛！”“连沙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最后被迫再上报国务院。为建一饭店惊动邓小平等17位高层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饭店刚建时，工地上出现了暗地阻扰的“地下工作者”，小平批示道，“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这一消息传开后，工地上的阻扰“群众”才不见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包玉刚捐建“兆龙饭店”时，一年都没有反应，反对声很大，认为“饭店以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还有人说:“建国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外援,资本家建饭店,这是搞什么名堂?”。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坚决支持，并生平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名，兆龙饭店很可能胎死腹中。
后来小平同志谈到，“搞四化，搞合资经营，在过去，帽子是很大的。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都可以扣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技术引进：“汉奸”“崇洋媚外”与“洋奴哲学”
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优质产品，现在看起来习以为常，但其起步过程也极为艰难。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后，周恩来总理强调“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切不懂的项目都要学会，要下些本钱，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接过来，赶上去，超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满自足，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但后来被“四人帮”等极左者批判为“丧权辱国”“右倾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1974年发生了“风庆轮”事件，指责国务院及交通部是“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那时，还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花骂为“汉奸行为”，把进口成套设备、化肥、化纤等说成“洋奴、卖国、汉奸”“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完全是卖国主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主张有重点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仍被极左者骂为“汉奸”。
那时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并直接与技术引进对立起来。后来小平同志谈到，“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引进技术是一场革命，不是改良。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那时外国商品进来也不容易。1979年，主管部门批复可口可乐销售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并伴随“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的质疑。
对外谈判与合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开始合资谈判时，主要谈自己的利益与立场，不可以听对方的想法、意愿，尚不懂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等基本理念。与外商的经贸谈判，要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常被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所以谈判成功率很低。那时对于走私，也常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而没有想到高额关税等其他利益诱因。
在那个谈洋色变、有“海外关系”就被怀疑“通敌卖国”、让人战战兢兢的时代，当有的工厂引进国外技术，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也被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1980年6月，天津化纤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并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胡耀邦同志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
在极“左”思想禁锢还没解除的时代，主流认识还是“帝国主义日落西山、西方世界一片慌乱”“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开放起步之难可想而知。总体上看，国门刚打开的10多年来，每一项开放政策都会挨骂。正如田纪云同志回忆的：“对改革开放和搞经济特区，一开始也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你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划出一小块地方承包给外商开发，他就说，你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
加入世贸组织：“我同意了51%，就是出卖了中国利益”
即使开放了20多年,加入世贸组织时依然骂声不断。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WTO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参加谈判的一线同志与负责同志，承担着“买办、洋奴、新汉奸”的侮辱，如《Ⅹ是个大卖国贼》《21世纪汉奸之Ⅹ》、《从经济汉奸到文化汉奸》等，不一而足。
即使国家总理也未能幸免，在民间许多人骂朱镕基是“卖国贼”，对美国“太软弱”。他回忆道，“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我提醒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农业上作了多大让步。我为此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中国人从来就认为，一个信息产业，一个保险行业，是利益攸关的行业。他们认为我同意了51%，就是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尽管我不那么认为。所以从那以后，国内外就有一种谣言，说‘朱镕基要辞职，要下台了’……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但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却评价到：“在我认识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见过第二个像朱镕基总理那样的领导人，他的气节，他的睿智，以及他对中国的预见性，还有他非凡的勇气，因为他在冒险，但他认为他是对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会使全球体系变成真正的全球体系”。
据当事双方后来回忆，当时加入世贸组织签约的时机稍纵即逝，如果不是党中央决心很大、临机果敢，总书记拍板定调、总理奔赴谈判桌，李岚清、吴仪同志靠前指挥，一线同志敏锐性强、汇报及时，不惜背负“卖国”骂名，恐怕就错过去了，不知还要等多少年。比如，关键时刻朱总理听完汇报后，果断地说：“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当时美国也有人攻击克林顿总统，说他竞选时收了中国的政治献金、投桃报李地出卖了美国利益。巴尔舍夫斯基回忆，“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会拖很长的时间”。中方谈判代表也回忆到“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中国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和美国的谈判将会拖好几年”。
世事变幻，如果当时没谈成，什么外贸外汇工业世界第一、经济世界第二，恐怕只是呓语，不知会晚多少年。现在看看美国精英们对让中国入世多么后悔：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班农说，“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几年前，政治家族肯尼迪的后裔，专门来中国研究“入世”这一小题目，认为“美国人做梦也没想到，入世后中国发展这么快”，颇能反衬出入世对我国是多么重要！
可见，开放之路从来不是坦途。40年开放历程反复昭示，反对开放、骂开放工作者的声音会不时出现，“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似成规律。以利用外资为例，出现了80年代初、1992年前后、入世前后、2014年前后四次较大的反对声浪。针对新一轮反对利用外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强调:“中国不再需要外资”的认识很片面，“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即使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一系列开放新举措，落实情况并非让世人满意，比如服务领域开放不如预期的好，“口头上喊开放、手头上反开放”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初，封闭自大的“中超美”声音很高，非理性的民粹思潮泛起，仿佛硬拼到底才是爱国，双方互让就是吓尿、就是卖国，大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之势，直接压缩对外交涉选择空间，不利于新一轮扩大开放。
反对开放的惯性：历史的镜鉴与中外的参照
因为开放的阻力太大，所以李岚清同志把国门初开的岁月称为“突围”，因为“当时所争论的还不仅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问题了”“僵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的体制机制，以及国力家底都很薄弱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外开放每迈出一步，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
人们“一谈到‘海外关系’就联想到‘政治问题’；一谈到‘开放’二字就联想到‘里通外国’；一谈到‘引进外国资金’就联想到‘卖国’，谁去负责办理这些事，谁就得冒被指控为‘洋买办’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和平时期，骂汉奸、国贼的声音大小，可以成为社会是否正常、极左是否过多的睛雨表。
其实，这些故事一点也不新鲜，把开放当卖国,在中国历史上屡演不衰。如清末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慈禧等最高统治者还是“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见识，士大夫群体处于“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水平，“但以诟毁洋人为快”。开放先驱者的命运，就不美妙了。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撰了《海国图志》、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都受国人诟骂，但传入日本后广受欢迎，引发明治维新，日本反过来再打我们。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无法出版，等甲午战败，为时已晚。
郭嵩焘是清朝首位驻外大使，出使英国时被骂为“勾通洋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并被老乡开除湖南“省籍”。朝堂还特地派人监视他，不断“打小报告”，列其种种“罪状”，比如在英国听音乐会时翻阅音乐单，也被认为是“汉奸”行为，极尽诬陷之能事。他写的《使西纪行》，也被国内严禁。
当务实者要求通电报、修铁路，但朝堂怕“惊动祖坟”，通电报拖了12年、修铁路拖了17年。架设电报线被上纲上线到“不忠不孝，罪莫大焉”；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竣工后，被迫用骡子当“火车头”，因为怕“震动东陵”。
这些老故事，到改革开放之际再次重演,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开放前的封闭自大雷同。即使小平画圈的“春天”已过数年，依然存在“特区就是租界”的反对声。入世时争论更大，如果不是党中央果断决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无论是修铁路还是入世，“清流”们从不从技术层面反对，而是用“高大上”理由来诛心，自居道德制高点。他们老是唱高调，好像调门越高越爱国，越排外越爱国，自以为“爱国无罪”，对先进科技与现代文明无接纳之意，紧盯务实的人并借机痛批一通，但自己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于国于事无补，害国祸国不浅，有人把这类“爱国者”称为“爱国贼”。
察史观世，高调过头者，有悖常识，或圣或伪，圣罕伪广。莫名高调、不近人情，更远可追溯到易牙、竖刁、开方之辈，最后害死齐桓公的正是他们。历史往往很吊诡，还会呈现高调者成真汉奸、被骂的“卖国贼”实为爱国者的现象。抗战时这种例子不少，“汉奸”张自忠等人反而被证明是抗日英雄。“五四运动”时,被普遍斥为卖国贼、住宅被烧毁的曹汝霖，到抗战时不与日本人合作，拒任伪总理大臣，算是保全了晚节、留住了清白；而带头火烧赵家楼的“爱国”青年梅思平，后来居然与汪伪同流合污，堕落为不折不扣的真汉奸。
世道人心相近，不仅在中国，国际上反对开放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每当社会鼎革之际，一旦扩大开放，就会出现新旧力量的剧烈较量，这一现象可谓“古今同、中外一”。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时，推崇向西欧开放学习，其儿子在守旧派贵族支持下反对他，逃亡国外后，在得到宽恕的许诺下回国，结果被投入狱中致死。日本1854年与美国签约、国门洞开之后，出现了尊王攘夷、倒幕运动及明治维新，新旧势力斗争激烈，并演变为战争。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但“维新前三杰”平均寿命仅29岁、“后三杰”47岁，均有2人死于非命，并留下极端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后遗症。
在“东亚病夫”清朝推行立宪改革时，“西亚病夫”土耳其、伊朗也在持续变革。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强力推行以西方为蓝本的改革，实行共和、民族、平民、国家、世俗、改革等六大主义，变政教合一为世俗国家，但反抗强烈，东部各省在托钵僧唆使下，发动武装叛乱，凯末尔铁腕镇压，最终才得以平息。他还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西装、戴礼帽，凡戴土耳其帽者将依律治罪。这些强力措施促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凯末尔也成为“现代土耳其之父”。受其影响，许多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后，如埃及、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墨西哥等，也开展了广泛的革新运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伊朗的礼萨汗改革及巴列维“白色革命”。巴列维的世俗化、现代化、波斯化改革，一度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典范”、“雅利安人之光”，让伊朗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复兴古波斯帝国的荣光似乎在即，但却遭到宗教人士因意识形态、既得利益等因素的拼命反对，加之社会贫富分化与贪腐严重，最终出现了霍梅尼的“黑色革命”，改革成果付之东流，出现了历史大反转。
拉美国家有较长的左倾传统，这固然与跨国公司控制经济命脉、吸其血液等因素有关，也与国家政策爱走极端等特质有关。这些国家早期开放时并不设防，有的国家经济自主性丧失；后来又反对依附，试图与发达国家“脱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但又缺乏国际竞争力、打不开国际市场；当开放政策试图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时，又照搬照抄，倒向“新自由主义”一端，滋生频繁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巴西为例，我们去考察时，其制造业依然缺乏竞争力，每次政府试图扩大开放、减少补贴、增强竞争时，企业极力游说拉拢，政治家为了选票，屡屡放弃很想实行的开放政策，致使幼稚产业长期不能“毕业”，难以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利益集团绑架开放政策的范例。
总的来看，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我国不同，不似中国这般悠久的“德治”传统，其反对开放者一般不去抢占道德制高点，不以爱国者自居、不骂开放者卖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承认利益集团的合理游说，赞同或反对开放是公开的，更多关系到既得利益，而不会与卖国或爱国直接挂钩。
开放阻力大之因：教条主义、脱离实际与既得利益
那种把排外当爱国、把开放当卖国的现象，那些观念的守旧与顽固，起源于长久自我封闭，不沟通、不理解导致不尊重和不平等。如果过于信奉教条、脱离实际，长期从概念到概念，远离一线、远离现实生活，“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往容易唱高调、扣帽子。正如谷牧同志回忆的，“对外开放和举办特区……几乎每个阶段都听到过异议。这些异议和阻力，或源于旧观念、老框框的思想束缚，或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或是囿于部门、地方利益的偏见”。
一是固守教条。当对外开放涉及到姓社/姓资、爱国/卖国这些根本大问题时，习仲勋面对本本和教条的曲解，第一次到深圳调研就勇敢地提出，“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当初搞包产到户，一位老干部说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答：“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直到1992年南巡，小平在特区困难时再次视察深圳，讲到“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那一教条的束缚才算告一段落。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本是中华文明之精神，须认真传承，然而教条主义只认死理，反其道而行。我党的巨大成功，离不开两次反对教条主义，一是延安时期；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破解教条的策略是“解放思想”，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培育开放的心胸与气度。
二是封闭自大。有句话叫“眼界决定境界”，在封闭的环境中，更容易一叶障目，自以为是，夜郎自大，总认为自己的东西最好，别人的、外国的就不行。在“文革”极端年代，即使我们自己吃不饱饭，也认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所以想解放全世界。由于死守教条，从本本出发，就难以接受新事物，把正常的谈判交往，正常的国家利益交换，正常的以小账换大帐，甚至双赢的举措，都加以排斥，被一些人视为卖国之举。破解自大的策略是“敞开国门”，开阔人们的眼见，认清差异与差距，保持战略定力与学习动力。
三是脱离实际。在极端年代，重立场、重概念而不重事实，一旦说中外差距，一顶“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帽子，能压死很多人。近期对我国国际地位的判断，对“中超美”等看法不一，往往离实际、离一线较远的同志，乐观者比例较高；而在开放改革第一线、与国际接触多、从事经济及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企业家们，往往审慎平和者居多，故而更能认清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希望以更开放的心胸，加强学习，奋起直追。脱离实际，就易滑向教条主义，二者互为因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解此条的策略是“实事求是”，坚持习总书记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四是既得利益。开放可能是整体受益、局部受损，受损者会反对开放。开放中受损的利益，可分为合理利益与既得利益，前者如农业农民，他们的合理利益受损，确实需要建立开放补偿机制。然而现实中的开放反对者，往往是既得利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利益，如海合会谈判时，某垄断行业的一家企业坚决反对，就让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不成；另一类是部门利益，开放后会失去很多权力，比如“放管服”改革为什么深化难？负面清单为什么“瘦身”难？恐怕是某些人、某些部门舍不得手中的权力与利益。从国际对比看，开放阻力大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共通现象。奥尔森在《国家兴衰》中反复说明：任何国家，一旦稳定久了，就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成为发展阻力；既得利益“固化则国衰、打破则国兴”。破解此条的策略是“不忘初心”，更多从国家大局出发，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总之，历史上反复出现反对开放，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利益上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体现为前者，封闭保守且死搬教条，现在则更多体现为后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旧的自卑与新的自大奇异结合，构成复兴路上的“拦路虎”。
逆向思维看开放：不存在“卖国”的必然与可能
换个角度从行为与动机看，如果开放工作者真想“卖国”，理由何在？
一是“卖”的动机？在战争年代、实力过于悬殊之时，会出现无气节的卖主求荣、强大压力下的被迫卖国；但在和平年代、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主动卖国的理由并不充分，难道有人天生喜欢卖国？如清末的不少开放是战败后列强逼迫、不平等、单方面的开放，存在被迫卖国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受西方封锁，只能向经互会国家开放，加之思想上总体封闭，受意识形态限制，容易把与西方国家合作误解为“卖国”。1978年后的对外开放是主权国家的对等、双向、互利、共赢的开放，可以说从根上不存在卖国的问题。
二是“卖”的好处？如果开放工作者想主动卖国，总会希望有什么私利、好处吧？如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当大卖国贼，是为了当“儿皇帝”。但是公职人员对外谈判时，往往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反复拉锯战，直到最后签约，主要是履职尽责，并非是个人利益驱动。不为私利则为公利，反复权衡之后，所谓的小退小让，可能是为了国之大利。
三是“卖”的能力？战争时期，如清末战败后，李鸿章签了《辛丑条约》《马关条约》。虽然他不主战，也有替上受过、为国背锅之嫌，自己也未必愿意去签，但有签约卖国之实。陆征祥签订《二十一条》，是受袁世凯政府之使，到晚年则很忏悔，大力呼吁抗日。但和平时期的政府运作中，科层制内的工作人员，其职责、权限都得按规矩来，都有层层的授权，都有严格的权力边界，都有体制机制的硬约束，绝不是个人说了算，很难说谁有主动卖国的能力和条件。
四是“卖”的结果？如果签了国际条约后，国家利益明显受损，比如危害领土与主权、经济实力下降、人民生活降低等，便可视为卖国。但是对外开放40年的经贸条约特别是入世条款，是中国国力大增、人民受益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开放及发展成就举世钦羡，即可断定这种开放是真正爱国而绝非卖国。
事实上，任何国际谈判的成功，不可能只按一方意愿行事，必然靠双方妥协互让，都会为国家利益而反复权衡，适度忍痛割爱、舍小求大亦是常事，这不存在谁想“卖国”的问题，无论是当年的板门店谈判、中美建交谈判，还是今天的中美经贸谈判，还是下一步世贸规则、自贸协定、投资协定等谈判，概莫能外。
开放的历史担当：勇握接力棒，开启新一轮
一位长期从事开放工作的老同志谈到，“对外开放今天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社会自然进程中固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一步一步地拼搏奋斗来的”“在对外开放初期，许多现在看来十分具体的小事，如接受一笔捐款、发放4分钱奖金、连通一条道路、开办一家商店等，都要反映到中央高层才能得到解决。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突破僵化思想和传统体制的束缚，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都要顶住各种压力、承受各种风险，甚至不惜个人安危”。
综观历史与现实，搞对外开放的人，往往得冒很大风险，不怕戴两顶大帽子：一顶是道德上的，“卖国贼”；另一顶是政治上的，“走资本主义”，两顶帽子都能压死人。没有大智大勇，没有远见与胆略，没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没有对我党初心的忠贞不移，是不可能推动开放的。正如老同志回忆的，“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担当重任、在第一线直接领导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比如，刚开始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时，一些“天下大乱”的信息，被人摘编成“言论集”，向中央告状[]。1982年初对特区非议很大，叶帅就很担心谷牧的处境。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袁庚，常用“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并说 “大不了我回秦城监狱”。吴南生向习仲勋请缨时说，“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李灏从国务院副秘书长调任深圳当书记，感觉“就像上前线”。还有的开放工作者黯然离职，后人怀念。其实，每一任贸易谈判代表的内心，都有深深的隐忧。可以说，每一代推动对外开放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其大胆开拓和为国奉献的精神，都值得后人深刻铭记。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清楚今后往该哪里去。
尽管开放反对者的比例未必很高，但由于其自居道德制高点，时常“大义凛然”，自视“政治正确”，自视很爱国，动辄抛“汉奸”帽子、舞“卖国”大棒，其影响往往不容小觑，甚至形成“黑云压城”的严峻形势。在开放的犹疑与进退间，特别需要明白人、担当者，小平同志为此特别强调“搞好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训练干部”，“越是明白人越爱学习，越爱用明白人，还善于把不明白和不太明白的人培训为明白人”。
当然，对于那些质疑反对之声，我们也应有包容之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变压力为动力，化消极为积极。比如入世时装好防火墙，更加注重风险防范，最后“狼没有来”，反被人称为“狼”，某种意义上讲，也得感谢质疑反对之“功”。同时，我们的开放也得把握好“度”，不是开放越大越好，不是开放越快越好，而是要立足国情，以国内改革发展之需为依归，切实把握好开放的力度、程度和速度，汲取拉美开放中丧失自主性、政策走极端等教训，切实关好纱窗、预防风险，确保开放让国家国民受益，彻底洗清“卖国”的嫌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的重要论述十分丰富：在战略定位上，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战略路径上，强调树立开放发展理念，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内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对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倡导各种文明多彩平等包容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战略举措上，实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博鳌的开放“4条”和上海的开放“5+3条”等。这些重要论述足以证明，对外开放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是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会动摇。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加紧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正待相向而行，以“一带一路”为引领，以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中国进博会、多边区域开放和其他开放措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大幕正在拉开。
以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担当；迫切需要牢记初心。我们应大胆为对外开放正名，增强“开放为爱国”的底气，弘扬“开放为爱国”的正气。辨明开放与“卖国”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放下思想包袱，激发爱国真情，大胆传承前辈们的开放担当精神，勇于啃下难啃的硬骨头，更好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2018年6月初稿，摘发于《中国外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