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致用”的一个表现，就是能更好地解释经济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国际贸易领域的许多现象，用现有的理论方法不一定能很好地解释，比如，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矛盾、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加剧、东南亚一些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高于发达国家、美国贸易逆差能持续多久等新问题，都需要合理地解释，以便正确地启发人们思考，合理地引导政策取向。

近年来追随张五常的人很多，对其观点和做法批评的人也甚众，我却独对其重视真实世界的研究方法甚为赞同，如他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所言，要从解释经济现象出发，从可观察的真实世界出发，而不是仅仅从几个经典的理论术语、概念出发，开口闭口都是理论；他对所有理论的态度很明确，在解释世界的时候用得着的就拿过来用，用不着的就放弃，有问题而又可以用的就加以改良，理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解释这些经济现象；很多青年开口闭口都是理论，问题的关键是理论要能用来解释世界；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很多学者总是要解释从未发生过的事，或者真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的现象[1]。张先生还提出了自己判断经验科学的标准：“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了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人们普遍抱怨经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致意见了[2]”。被誉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受欢迎的教授的周其仁先生，极其赞赏科斯和张五常，主张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认为“科斯是直截了当地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与‘黑板经济学’——那些徒有‘科学’的外表、其实是空无一物的皇帝新衣——对立起来的学者[3]”。周先生引用科斯的话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如“科斯主张，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

周其仁先生还认为，斯密容易被误解为喜欢规范世界的经济学家，他说：“读一读《国富论》吧，我们会知道斯密对真实世界的经验着迷，而对规范世界无甚兴趣。他概括经验、分析经验，得出对经验的经济学解释，提出可供以后经验来检验的推测[4]。”汪丁丁把科斯、张五常、周其仁他们的经济研究方法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即悬置一切既有理论，以真实现象为出发点重新构建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哪怕这重新构建的理论与既有的理论相重合从而显得“多此一举”[5]；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6]”。

谈论“真实世界”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长期争论问题，即如何对待经济假设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就有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Ｍilton·Friedman）与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of Economics）：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认为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这类模型就是合理的了[7]。在2000年7月自法国发起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请愿学生提出，经济学要面向经验的和具体的经济现实，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坚持经济学方法的多元论[8]。

在此我不想再参与辩论，但我认为，一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其实就是经济理论随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改变的历史，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新古典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都是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真实现象。斯密、凯恩斯都是解释真实世界的高手：斯密的《国富论》充满了实际问题和生动案例；凯恩斯的治学风格被称为“注重经济现实”和“对问题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9]”，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贯彻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矛头指向当局的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学教义，他背叛了古典经济学传统，成为剑桥学派的叛徒。梁小民还把经济学家分为两类：“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和“来自书斋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往往有很大不同，即前者更关心迫切的现实问题，从现实中得出理论；而后者更关心理论的推导论证，把经济学作为一种智力游戏来玩。李嘉图是“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的代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被誉为古典经济学的顶峰，但他的理论都是来自当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为此，梁小民总结道，“经济学来自现实，只有那些关注现实问题的人才能做出开创性贡献。这是李嘉图成功给我们的启示[10]”。而在另一个极端，爱德华·张伯仑被称为“书斋中的经济学家”的代表[11]，他终生都在书斋中、在象牙之塔中玩“经济学智力游戏”(希克斯语)，但他的垄断竞争理论认为：过去人们只看到了竞争和垄断这两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其实大量的市场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即竞争与垄断的不同程度结合，是介于竞争与垄断之间的垄断竞争。显然，他在书斋中研究的完全是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是对过去经济理论中与现实不符合的现象的重新解释。所以最后梁小民总结道，“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理论家已经可以在书斋中作学问了，但要使经济学有生命力，能学以致用，必须来自实践，回到实践。经济学要从生活中来才能生命之树常青[12]”。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经常为自己缺乏经济方面的感性知识而苦恼，他认为如果一个人长期脱离实际，就不仅不会发现问题，而且最终导致创造力衰退。因此，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便离开学校走向实际部门[13]。

受过“正规”经济学培训的海归派学子对数学模型很有经验，而且在研究中国经济的实践中，也更清楚符合中国特色与现实的重要性。如林毅夫教授认为，要以现实为基础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真正对理论的贡献来自于对现象的观察，从现象当中抽取理论，这才是原创性的贡献……在美国有着高度分工的经济学界，有5万个经济学家，而美国又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研究，因此，到处都在比技巧，这有点像中国的唐诗宋词，早期的唐诗宋词特别有生命力，到了中晚期就都讲技巧了，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新的境界可以写，大家就只好斗技巧，一斗技巧就没有生命力了。我觉得美国经济学界现在遍地都是在玩技巧，这种玩法正在使美国的经济学丧失原创性”（2002年5月）。林先生进一步阐述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要严格检验那些依照理论逻辑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不管哪个名家的理论，只有他的理论与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才可以暂时接受；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14]。现在，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15]。

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强调经济学的“致用”特点和解释真实世界，主要是指研究的内容、对象和方法，与传统的“文以载道”或“政府经济学”、“政策经济学”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对“文革”仍心有余悸的时候，更应慎谈如何“致用”。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学最稀缺的也许是“书斋”里的扎实学问和独立精神。尽管如此，经济学中的独立思考与更接近现实，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本文原题为《经济学要努力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思考之二》，写于2002年，修改于2005年。原为作者2002年为博士论文所作序言，原标题为《关于经济研究方法的四点看法》，后收录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导言部分（200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注释：

[1]张五常：《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交易费用分析》，2002年4月在北京的讲座。

[2]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1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3]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13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4]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200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5]汪丁丁：《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士柏咨询网，2002。

[6]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求职网，www.hao86.com，2005-08-22。

[7]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求职网，www.hao86.com，2005-08-22。

[8]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载《南开经济研究》，2003（2）。

[9][英]约·梅·凯恩斯：《货币论》（中译本序言），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梁小民：《话经济学人》，“商而优则学的李嘉图”，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梁小民：《话经济学人》，“书斋中的经济学家”，1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2]梁小民：《话经济学人》，“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3]参见《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103页，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14]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载《经济学季刊》，2002（1）。

[15]林毅夫：《中国经济学何处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2005-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