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发展规律
经济学作为一门兼有规范与实证内容的社会科学，其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密切结合。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经济学更加侧重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表现。此外经济学所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切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都是由人类社会经济实践的新发展所激发出来的，进而又面向和服务于人类社会经济实践下一阶段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的发展始终是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密切结合的，并且其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实经济世界的新发展与新问题。
例如，15世纪末期，“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勾勒了最初的世界体系，远洋贸易的蓬勃发展伴随着贵金属和商业资本的快速增长和流通，使得欧洲一批主张制造业富国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和官僚以不同方式表达一个共同的观点，即“金山银矿虽能造就一时富有，但制造业和分工才是一国财富之源”，这便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根源。17世纪中叶，产业资本开始取代商业资本的地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产业资本的发展为经济学分析进入生产领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对于产出和国民财富的关注促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提高了人们对生产供给分析的关注程度。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产生的一些问题又激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对未来社会作出原则性的构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导致经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进而推动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首先从经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失业现象做了解释，进而对消除这些现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措施做了系统概括。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石油危机”，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又推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认为如果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和知识体系的翻新与阶段性的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当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出现巨大变化时，便需要有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对该种变化进行理论阐释，而这一经济学创新又将指导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在下一阶段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赵磊做出了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是否得到了实证检验，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具有的实证性质。换言之，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①而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弗里德曼也曾提到：“经济学是发展能够对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有效的解释，并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是两种要素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一种被设计用于促进系统的与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被设计用于抽象复杂现实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②这也表明了经济学所具有的来自实践、面向实践和服务实践的性质。
综上所述，无论是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还是强调经济学解释现实的理论逻辑框架，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还是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研究都是一个来自实践、面向实践、服务实践的动态阶段性演进过程。
二、经济学研究发展的现实困境
之所以探讨经济学的上述特征，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从全球层面来看，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在解释和分析当前世界范围内新的经济问题方面力有不逮，难以很好地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例如，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性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新型金融危机的偶发性影响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流动性陷阱这一现象，而大量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抑或是参考现代货币理论推出的一系列举措都是来自于这一现象，但理论分析的提出和实际政策的应用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其进行很好的解释，同样也没能够很好地应对这样一个问题。此外，伴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以及国际国内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复杂影响，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冲击也愈加无法忽视。因此，对于很多的现实经济问题，我们要求经济学的创新，必须从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是历史的角度尽可能地进行多维度讨论，否则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内，我们可能很难对当前现象做出有效的解释，同时也更难以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进行有效的指导。
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视角来看，对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实践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传统的与国外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框架无法给出特别契合而有效的解释和判断。就国内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言，我们在现阶段能够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于中国而言是对的，是好的，但为什么这样是对的，是好的，我们还无法进一步从理论层面系统且具体地做出解释。而就国外的传统经济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的适用性问题可能会更加多样。例如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数次大型冲击时，国外学者根据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得出中国将会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或是金融层面动荡，而中国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金融发展态势。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西方学者理解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西方一些较为成型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一整套指导思想和分析框架，以及在其指导之下的一些实践，可能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或者是实现中国目标的合适途径。中国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问题即使看起来相似，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决问题，也常因为理论所内嵌的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或是有差异，而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因此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经济学说的必然路径。
三、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包括1949年至今的整个现代化时期，整体来看是一个超出常态的发展过程，我们取得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超出常态的历史性成就。当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们现阶段依旧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实践也自然不会仅仅停留于此。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将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已有的理论已不能完全解释这些情况和问题，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提出新的理论。
从前文提到的来自实践、面向实践和服务实践的角度来讲，经济学界亟需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实现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上的创新。这种创新，就是要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的要求，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指导。此外，这种创新也将对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向世界展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学理化研究和学术化阐释。
因此，经济学科需要更多核心性的底层概念，抑或是具有创新性的分析框架。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学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实现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创新点主要聚焦实证工作的创新；而现阶段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研究也多强调实证分析的创新。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例，整体的研究导向是更加关注对现实中难以解释的现象和问题做出有效解释的一些具体性工作，这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寻找具有解释力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迫切需求。这些研究创新无疑是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的点滴累积，但当下现实世界对经济学研究的需求不仅在于点滴累积式的进步，更在于系统性、基础性的创新突破。未来中国经济学在学习与借鉴中坚持追寻自身研究创新之路的同时，更需要在指导思想、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找寻更大的突破与创新。而这些突破与创新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借鉴吸收经济学发展至今的优秀成果，并且还要大力加强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高水平实证研究。只有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理解、积累的基础上概括、提炼新的理论命题，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
四、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着重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体系性。建设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不等于增加零散的自主知识，也不等于自主知识的简单累加，并且自主知识体系中自主知识可能并不占有可观比重。我们强调的体系建设仍然是以现有知识作为基础，加之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特点，发挥中国学者的主观能动性，将这些知识以新的、中国自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包括基于对中国经济科学认识的规律体系，基于规律性认识提炼出来的范畴体系，基于范畴的累积及对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而形成的理论分析体系，基于理论分析体系形成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能够对中国整体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也能够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实践给出整体化的指导，进而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
第二，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普适性和包容性。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创新，还需要解释力上的普适性和包容性，这就需要从中国的经验中提取更为底层和基础的学术概念，以衔接和容纳不同的分析框架，形成更具一般性、更普遍适用的学术体系，甚至能够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践提供借鉴意义，从而成为整个经济学科进步的有机成分，扩大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在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坚持普适性和包容性，就是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关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建立高水平开放体系、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为引领经济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多元性。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时代和社会属性，都是被“内嵌”于这个理论所来自的国家和当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政治、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因此，中国经济学在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上实现创新的重要一环便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实际问题出发，将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有价值的元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以便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整体性的回答。
第四，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的科学性与实证性。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后面的所谓西方经济学，都特别强调自己的理论体系、阐释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实证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创新，同样需要强调科学性与实证性，需要丰富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既要重视规范分析，也要重视实证分析；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既要重视演绎分析，也要重视归纳分析；既要重视历史分析，也要重视逻辑分析。只有具备科学性与实证性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才能有效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确有价值的参考。
【注释】
①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②谢作诗、李平：《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载《世界经济》200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丁一兵：吉林大学经济学院（Ding Yibi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