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据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在创新中形成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
（一）
正如西方经济学源自西方经济实践一样，中国经济学植根于中国大地，讲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指导产生这个经济奇迹的经济学理论，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植根于中国大地的中国经济学。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统领，中国经济学在发展阶段、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中国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系统化。
中国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经济学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与一般的经济学不同，中国经济学注重的是经济规律分析。经济学要能准确解释世界，就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中国经济学的当前任务是揭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提供按经济规律改造世界的理论，提供按经济规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理论。
（二）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问题导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需求，复杂又艰巨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提出了理论创新的要求。理论创新是理论供给。以问题导向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从实际出发，还要回到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现实中的问题很多，作为导向的经济问题只能是“国之大者”。回应“国之大者”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使命。
中国经济学回答中国之问。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在人口规模巨大、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面对的中国之问主要涉及：一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之问。中国推进的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要基于我国国情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经济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学回答世界之问。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是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由此产生的世界之问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明显缩短、进入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进入领跑阶段时，最前沿的高端技术引不进来，会遇到断供、“卡脖子”等阻碍。这个时候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要自主可控。其途径不仅要求加强基础研究的创新核心技术导向，还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原创性创新成果突破围堵和遏制，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二是参与外循环的竞争优势，不再是建立在原来资源禀赋（劳动力和土地）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而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三是大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不再是以出口为导向，而是以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为导向。根据科技和产业创新需要，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以此获取创新要素，尤其是高端创新人才，在开放创新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这种生态的核心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经济学回答人民之问。中国经济学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经济学，需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不仅涉及短期问题还涉及长期问题。与此相关的人民之问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现代化新征程需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二是现代化不能只见物质不见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是新发展格局要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尤其要根据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好居民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问题。
中国经济学回答时代之问。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准确定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回答好时代之问的基础与前提。现阶段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成为发展的重点问题，相应地需要解决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问题。二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新问题。这个阶段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挑战性，而且数字经济平台替代市场以及人工智能融入经济后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影响。三是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发展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推动的能源革命对科技和产业革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以上述问题为导向构建的中国经济学就不能只是提供经济制度分析的理论，同时还要提供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特别是要提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经济学理论。
（三）
根据中国经济学的使命和任务，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涉及以下五个维度。
一是经济制度分析。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指的就是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层面分析的目标是解决社会经济制度是否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经济制度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涉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类是基于一定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体制，它既要反映前一种制度的基本要求，又可能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也即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应的就有具体的制度安排，即实现形式，如企业制度、市场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是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制是可以随着发展的需要调整和改变的。因此经济制度分析，不仅涉及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而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寻求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涉及经济体制改革。
二是经济效益分析。经济运行的经济效率效益分析，不仅涉及资源配置效率，还涉及投入和产出效益的比较。马克思使用的要素生产率概念，如土地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都是中国经济学所要涉及的重要方面。此外，交易成本还成为制度效益的分析工具。用这些分析工具衡量经济效率和效益得出的结果，能够成为完善经济制度、改革经济体制和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就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改革目标。经济运行的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不仅涉及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还涉及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
三是经济发展分析。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推进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现代化新征程是要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应的，经济发展就涉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
四是发展动力分析。首先是制度的动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发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动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其次是需求侧的动力，涉及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市场竞争压力，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中越来越大的消费拉动力。第三是供给侧针对结构、效率、创新等方面的改革产生的发展动力。
五是经济安全分析，也就是防范经济风险。经济学的研究也需要从资源配置延伸到风险配置。经济安全分析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国际经济风险。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输入，国际市场及汇率风险，全球产业链中的“脱钩断链”等，都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其次，宏观经济安全。防止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调控。最后，微观风险。涉及市场（包括价格和汇率）风险、并购风险等。经济学的风险分析，除了规避风险外，还有风险管理问题。对有风险收益的风险，不是规避问题，而是要敢于冒风险。例如，创新有风险，但可能得到创新收益，企业家就是要敢于冒这种风险。再如，面对市场风险进行对冲，不仅可以减轻风险损失，还可能得到风险管理的收益。这种风险管理也是经济安全分析的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经济制度、经济效益、经济发展、发展动力、经济安全是经济分析的五个维度。经济运行难免遇到一系列的矛盾，例如速度和效益的矛盾、安全和风险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等，但无论如何权衡与取舍，经济分析的理论目标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