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发论文”现象反思科研目标和管理

尤小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方面前方的医护人员和各地的医疗部门在奋力救治感染者，立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功绩；另一方面，疫情让诸如公共卫生、公共政策、风险防控及相关法律的短板得以凸显，而有关科研团队在国外权威医学期刊上不断“抢先”发表论文的行为，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争议。

现实地看，在科学界，同行间“抢发论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科研竞争也主要体现于此。但在疫情严重之时，救治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基本的人道主义。正因如此，科技部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要“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上”。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社会分工。所谓社会分工，就是承认人的局限性，所以要明确职业身份。职业身份自然不是固化的，但现有的主要身份决定着人的行为或者作为。因此，就承担此次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机构和高校而言，“兼顾”当然可以，不过这种兼顾既应有一定的限度，也应该体现更多的职责和义务。如果想要通过兼顾而扩大名声和利益链，肯定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为各司其职、各就其位的正常社会生态所不容也属必然。

对于论文的过度重视，很容易让人想到高校和科研机构近二十年实行的公司化、科研量化管理方式。用当下流行的新文化史学者喜用的词汇来说，这是一种“形塑”。以20年计，科研管理方秉持和采用的量化管理方式形塑了至少一两代的科研人员。因为论文、课题、获奖的数量关乎生存，内中又包含巨大的利益，让被形塑者变得除了追求论文数量、刊物级别等“数目字”以外，别无他求。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谈到科研提到最多的词汇，文科一定是“C刊”，理工类一定是“SCI”。在有的重点高校的领导眼里，甚至“C刊”“SCI”收录期刊也已经失去了魅力，让他们兴奋的只有“CNS”，即Science、Nature和Cell三大期刊。

原本以为，大学排行榜只不过是时代性的产物，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大学自信力的增强，它会被边缘化。但现在看，大学排行榜恰恰是适应量化管理的需要。排行榜讲数据，大学讲量化，双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可惜追赶榜单上的排名者“气喘吁吁”，离科研的初衷却越来越远。

尽管哲学上的经典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在消费社会已经被转换成了消费的话语之一（据说北大的门卫对外来人员常使用此三问），但它们仍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在疫情暴发之时，看到那些接二连三产生的论文，让人感叹20年形塑效力的同时，也不能不仿此经典，追问科研工作的基本问题：科研是什么？科研从哪里来？科研到哪里去？

教科书式的回答当然很容易，比如科研是为了解决困惑，它产生于兴趣，最终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福祉。难的是将此目标、追求与个人的行为和社会贡献勾连在一起。

还是拿本次疫情出现后的情况来说。依照那些率先刊发的论文所报道的现象以及所依据的传播初期的425例样本进行的“transmission dynamics”分析这一类写作方式推理，病毒传播可以分割成多个阶段，是否也意味着可以利用第一时间掌握统计数据的优势，不断在国外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赚取更多的“科研工分”？

像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研究，既非一家可以承担，也还需要时间（据国外科学家称，正式进入临床需要一至两年）。这时也不是体现小团队和所在单位贡献的恰当时机，因为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大多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他们有义务分享数据、合作攻关。

公众之所以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赞佩之至，自然与钟南山在2003年非典期间的卓越贡献以及所建立起来的公信力有关。武汉疫情出现后，钟南山以84岁的高龄冲在第一线，并且不断披露正确的信息，提供相关的研究和诊断结论。这种出于科研人员本分的行为值得那些忙于关注论文发表，或仅仅关注本学校、本单位或小团队利益的中青年研究人员认真反省。当然，本次疫情凸显出的有关科研管理政策，包括整体科研体系的问题，也值得科研管理者重新研判。

科学之为“学”不在于形式，它永远是为解决问题而生的。它应该遵守伦理、秉持人道，有时候也是需要忘我的。这是科学史的常识，也是前辈科研工作者所走过的路。

（刊《中国科学报》 (2020-02-11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