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记录几乎是常态，地方长官对于战争以及随之发生的大型灾害一定会记下来。可真正大规模爆发的瘟疫，记载比较多的是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段——大约公元 170年一直到公元 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的中国几乎是瘟疫不断。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瘟疫
东汉末年，发生瘟疫的最大的地区是豫州、青州、徐州。这是当年的东汉政权的核心区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那个地带在东汉时期人口最繁密，农业非常发达，居住的环境相当拥挤。而且有个问题是常常发生水灾。如果黄河、淮河发了水灾，有些地区一年里面就会有半年时间浸泡在水里面。这种浸水的地方，就是培养细菌最好的环境。因为潮湿的关系，当地年年都会发生疾病。
这一段时间内，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他是河南南阳人，家里是有两百多人的大族，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病的经验研究瘟疫，写了一本医书叫《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具体地、实证地从自己看病的经验，对疾病症状分类、分析，并提出诊疗方案。
这一段时间，中原地区死亡率是很高：当时大概全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上下，在瘟疫大规模爆发的区域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那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假如按照张仲景家族损失三分之二人口的比例来推算，这就相当可怕了。而且这种瘟疫是连年不断的，来年甚至连续几年都发生。
城市里面发生瘟疫的情况，跟农村那边几乎是一样严重。农村可能是因为医药环境差一点，但是面对瘟疫，城市里的人也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应对。比如说历史上的“建安七子”，是当时有名的七个文学家，其中有五个死于传染病，可以想象其严重了……这是公元 217年发生的事情。
这段时间北方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说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在中国还是农业国家的时代，精耕细作的农业一方面取决于土地面积，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假如一个家里有三个劳动力，两个大一个小，有一两个人在瘟疫中去世，这一家的生产力就等于完了。瘟疫爆发的中原一带财富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上下，如果这一带整个的农业生产规模不够，那么就一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状态不行。瘟疫爆发影响农业生产的后果就是饥民激增，然后这些饥民投向流寇，投向各地地方武力，他们正好提供了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兵员。而且战争本身也会导致瘟疫产生，因为军队伤亡而产生的许多死者堆着没人处理，也导致细菌繁殖。
所以瘟疫的后果，第一是它会使瘟疫集聚发生地的人口快速减少，经济生产力弱了，社会秩序乱了；第二是瘟疫中孳生的细菌会继续繁殖，甚至扩散到各处去。东汉末年的这次灾害，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拉垮了。
大的瘟疫以后，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瘟疫以后，会形成一个混乱不安的局面：瘟疫、疾病、死亡。瘟疫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死亡产生的尸首不能处理，病情没法处理，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恶性循环。这会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它可以造成五六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的长期影响。
东汉结束以后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等到南北朝以后，中国国内族群的分布已经跟汉朝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大熔炉之中。他们慢慢汉化，在中国落户生根。隋朝的人口，以他们的本质基因而论，已经和汉晋时的人口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的瘟疫。
除了这一次导致东汉帝国解体的大瘟疫，中国历史上还爆发过另外两次很严重的瘟疫。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元朝。成吉思汗从东北进攻金国，一路向西打，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领土最广阔的蒙古大帝国。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蒙古人的海上力量也延伸得很远，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到海上的活动里，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
这些来往不断的船只、商旅，使得十四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影响到中国。这次黑死病影响之大，甚至使欧洲的地图都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瘟疫导致的欧洲人力不足，逐渐形成以机器生产来代替人力劳动的趋势。
这场蒙古时代的大瘟疫，从十五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因为蒙古大帝国的存在，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这个时候的黑死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在每个地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中国就有黑死病的出现。一直到明朝初年，蒙古帝国时期黑死病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明末，海上的往来贸易又把西方的黑死病带到中国的东南和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
上面讲的是几次重大的灾害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对全世界而言，大的瘟疫或大的流行病传播，简直可以排成一串：黑死病、疟疾、天花、伤寒等，种类繁多不及备载。到最近这些年，禽流感、新冠病毒，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在国际贸易流通的背景下发生，使全球蒙受其害。
就黑死病而言，沙漠里面的老鼠携带病菌，沙漠商队走过，老鼠就将其传播到人身上。商队随着贸易往来把黑死病的病菌传到各处，海路上的情况亦复如此。黑死病若是在船上爆发，一条船进入欧洲港口时可能已经空空如也——船员都已经死光了，成了鬼船。
黑死病以及其他类似疾病在近世以来造成的影响，不仅塑造了欧洲的面貌，也塑造了全球的面貌。假如没有海道上那么多的来往，那么多人携带的传染病，美洲不会被白人全面占领。白人进入美洲以后带来天花以及性病——尤其是天花（天花在别处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天花没有免疫力，于是印第安人口从三五千万减少到现在的三四百万。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死于战争，更多的还是白人带来的病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死亡。这是一个改造世界面貌的大事件，对此后的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海路上受影响的不仅是美洲，许多岛国和沿海的口岸都感染了病毒，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几乎灭种。比如西班牙人进入了美洲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当地的原住民就几乎全死光了，这个也是全球性的影响。芝加哥大学教授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McNeill），他专门研究疾病，到后来也研究海陆交通上的疾病。他以为火药、疾疫、商品构成了近代世界，就是因为在海上通道上，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对中国来说，明末的瘟疫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黑死病，从南部的港口进来了。这次瘟疫发生的时候，欧洲的思想经过葡萄牙的传教士也被带进了中国。但中国没有真正领受、欣赏到西方新的思想的好处，也没有意识到西方人对自己的挑战也可以是好的事情。这些人离开了，明朝政府就忘了他们所传播过来的知识、思想。面对外来思想和文明，明朝为何没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里面缘故很多，大家知道明朝的独占性跟专制独裁，使他们不主张、不喜欢臣下挑战国家权威以及对皇权进行批判。这种独裁统治使得新的思想无法进入，这是缘故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沿海地带黑死病闹得很凶，有很多人还感染疟疾、血吸虫病等等。等于说，政府没有办法使全国人民安定。政府控制瘟疫的方法是烧掉因病毒致死者的尸体，结果在国内造成了大规模的内乱。最后导致李自成从陕北带着部队一路打到北京城，明政府军队几乎没有抵抗力。这一时期的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瘟疫，经济和生产力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后面入关的满族人，他们没有受到疾病的影响。他们驱使着中国北方的老百姓以及明政府投降的军队南下，大批的南方军队无力抵抗。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
瘟疫发生的时空特性
现在我们要对几种瘟疫，及其所在的地域地理特性再加以讨论。中国及世界当前面临的瘟疫有两种来源，有一种是湿性的，就是水里边的病菌寄生、滋长，同时经过饮用水侵入到了人的身体里面。沙门菌寄生在水里面，滋长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侵犯到人体之内，造成无法挽救的疾病。而疟疾是靠蚊虫作为媒介来传播病毒，蚊虫的寄生地就是那些潮湿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看伤寒、疟疾、痢疾还有其他的类似病，在中国本土就很容易发生。
中国的淮水以南基本上都有气候潮湿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湖泊、河流和山林。山林里面林森树密，也非常潮湿。这一带还存在南方特有的血吸虫病，有的人在水里工作，血吸虫经人的皮肤进入人体。还有麻风病，也是在温带比较潮湿、带水的地方多发。我们看中国的大部分疆域，从中原以南都是这一类的自然条件。这种情况下病菌很容易存活，在农村地区更容易广泛传播。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以农为本，所以一直到近代，中国的居民百分之八九十还是生活在农村里边。农村生活的问题是，首先居住环境需要靠近水，灌溉用水、饮用水都要从河流、湖泊里面获取。在南方农村的水田里面，水长期蓄积在那里，不会因为蒸发变干。这种环境对于细菌的滋生是非常理想的。同样，有草有水的地方蚊子就多。树林子里边或潮湿的地方有瘴气，容易感染疟疾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最早看到的瘟疫，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情况，跟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关系。尤其从汉朝以后，往往是中原到海边瘟疫会广泛地发生。
瘟疫发生以后，因为瘟疫出现的人口大规模的死亡不断发生。到一定地步了，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就消失了。逃荒的人从疫区逃出去，带着病菌一路跑。因为他的排泄、饮食种种留下病菌在当地的环境中，尤其是水中。所以病毒的传播范围，往往跟水的方向、水流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关系。此外，还跟沿着大的道路的人口流动有关系。瘟疫往往是在东西方向流通得很快，沿南北方向则更容易发生变异。像汉末流行的这种伤寒瘟疫，它是在中国地带内变异出的。
还有一种瘟疫——鼠疫，也是全球大规模爆发的灾害。沙漠里面的老鼠是传播鼠疫病毒的动物，这种瘟疫通常发生在干旱的地方。如果有大批的商队经过，感染鼠疫病毒后，他们就变成了病毒的传播渠道。病毒随商队从东往西、从西往东这样在丝绸之路上来回流转，或者跟着大军作战和大部落的移动传播。
瘟疫的传播途径还有一条，就是海港。沿海路从中国南部、东南部进来了以后，病毒就跟着人口本来就密集的商路和港口传播，而且传播得很快。瘟疫造成人口大量的死亡，生者大规模的外逃。活人逃亡、死者未葬，造成了偏远地区的卫生环境进一步恶化，因为尸首、病人暴露在外，病源就很容易留下来。
靖康之变以后一百年间，从金人侵入一直到元人夺得金人的首都，一直到蒙古军队征服南方又征服西边，瘟疫的传播，也同蒙古大军、宋朝抵抗军队的移动都有关系。军队的移动本身很快，很多士兵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病床上。往往一万人出去，过了没多久都死光了。这个耗损相当巨大，留下的灾害更长久，因为病菌也留下来了。整体而言，十三世纪辽金元几次跟宋朝的冲突，尤其是蒙古的东西征讨对中原干旱地区的瘟疫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连蒙古大汗蒙哥都因为感染瘟疫死于军中。当时军队里的死亡率实际上非常惊人，往往达到了 90%，甚至更多。蒙古大军攻打四川的时候，四川人口减少了 90%。进攻者和本土居民双方都产生了如此重大的伤亡，这是战争跟瘟疫共生造成的。
伤寒和鼠疫这两种形态的瘟疫，一个是在本土形成的，主要沿南北方向传播；一个是外来的，主要是沿东西方向传播。一个诞生于潮湿地区的脏水里、借由蚊虫传播；一个依赖于干旱地区的动物——沙漠里面的老鼠作为传播源。这两种瘟疫产生的影响都旷日持久。一百多年间同一种瘟疫反复不断，实际上是一个病源的扩散和延续。
国家之间的战争、国家内部政权的转换，都伴随着征服战争与武装冲突，这里面因为疾病产生的伤亡往往多于战争。可以说，瘟疫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社会性是因为疾病的爆发，人类原来的聚落可能完全被掀翻；政治性是国家本来稳定的秩序因为瘟疫可以整个被倒过来，甚至导致灭国。
辽金元一连串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到最后成立了大的蒙古帝国。为什么蒙古帝国不能够在南方长期生存下去？蒙古军队本身因为战争和瘟疫损耗巨大，到后来只能勉强在北边维持北元政权而已。到了明朝，南北的瘟疫混合在一起，连成大片大片的疫区。蒙古从中原退出去，跟这也有关系。因为蒙古人一路在北方感染了很多瘟疫，觉得无法抵抗朱元璋的部队。因为瘟疫传播的缘故，对于北方来的仇人、敌人，南方人更是坚决不让他们进来。元朝末年整个中国的二元制国体，就是南北对立的国体和瘟疫割裂下的国体。
疫情的爆发，助长了时代长期的不安
除了政治社会层面，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疾病对于个体生命究竟还有什么其他影响？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影响就是疾病导致的长时间的恐惧、惊慌和不安宁，使人们的生活作息受到了影响。很多人离开家逃亡，逃到安全区域甚至山里边去。这种不安定、亲友故旧连连死亡的消息，以及满城都是棺椁的那种惨状，使大家会对于自己正在参与建立的世界，难免产生怀疑：“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组织人类的社会？能不能在这种大灾难之中寻找到未来发展的踪迹？”具有信仰的人会真诚地告诉别人说：“你相信的事情不够用了。”东汉末年是佛教输入中国最集中的时候。
蒙古时代迁入中国最多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随之而来的还有朴素的“再生”观念。所以到后来基督教进来，就很容易在北方被接受。元明两代，中国民间宗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大的后果就是明教及其以后的白莲教在民间扎根，秉持这种信仰的人为数众多。今天中国民间宗教信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明教信仰的遗存。这种思想不断在寻找新的影响，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来自民间的信仰塑造了他们所属的底层文化，这种文化与上层截然不同。
这次全球性的大疫情，美国国内的情况我可以预料——在这段时期，宗教活动一定会加强。也许是属灵教派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是有其他新的宗教传入民间。这都是经济因素以外的底层变化。当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老百姓如果对政府不信任，就会造成内乱、产生推翻政府的想法，这个后果就是革命和改朝换代。所以瘟疫造成了思想上极大的冲击，而不仅是经济上极大的冲击。
本文选自《许倬云十日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