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系唐家行乐图与香港墨教协会联合出品的系列对谈节目，首期邀请六位墨者谈谈紧急疫情下的墨家对策）
访谈对象：
顾如：墨学研究者，《立墨——<墨子>经义释诂》作者
程楚键：墨学研究者，四卷本《墨子通议》作者
刘永在：墨学研究者，《归正墨学》作者
吴布言：墨学研究者，“墨教文丛”编委
崔任杰：北京当代墨学文化委员会主席，武都墨学社社长
黄蕉风：香港墨教协会主席，深圳墨门书院副院长
公共危机事件来临 墨家会是民间救助的大咖
唐家行乐图：假设这场疫情发生在墨子生活的时代，墨子和墨家会做些什么呢？
程楚键：己亥年的肺炎瘟疫，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而瘟疫的产生，说是人祸也不为过。其中，权力的傲慢、体制的弊端更是一览无遗。面对灾难，墨子或者墨家，我认为可用“义不容辞”来形容，毕竟“摩顶放踵”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家的宗旨。墨家极重视社会分工，当然，在分工上必不尽相同，比如有医术的会从事医疗工作，有行政能力的会从事社会组织，有资本的则从事抗疫物料生产等，从民间到政府，都会各尽所能进行防治。
刘永在：墨家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不要吃野味——“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昧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肆无忌惮的吃野味是这次肺炎大爆发的根源。所谓天灾人祸就是自作孽，地方执政者尸位素餐，而民众则不知敬畏。
崔任杰：一，第一时间启动墨家天下要事应急预案，全网通知各国墨者，倡议和号召天下名医火速驰援疫区。安排禽滑厘及门中弟子向全天下发起物资捐助倡议，各国墨者具体负责实际行动，争取疫区所需物资在同一时间进去并有所保障；二，建立疫区工作和后勤基地。同时间墨子最先带领一批精明能干的弟子前往疫区建立工作站点，开展游说工作，倡导全民参与防控，稳定人心，与民众同在并如实向外界（天下或邻国）告知疫情及求得帮助，积极接收和及时调配所需物资，全力保障医护及勤务人员的饮食和防治需求。
吴布言：一个民族或国家当它处于危难时刻，总有一批敢死的人士站出来，这个民族或国家就有希望。这是自先秦以来的墨家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墨者中传承。墨家兼爱，讲究平等，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为了个体的生命和尊严，素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决心。墨子说“杀（牺牲，损害）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此次广大医务人员勇于奔赴抗击疫情一线，“不计报酬，无论生死”，显示出敢死的决心。这是对墨家精神的传承，也是墨家精神在民族或国家危难时刻的现实体现。
顾如：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惶恐，犹豫该不该发言。并非因为我像儒家那样“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而是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家极其讲究“口言之，身必行之”，言行合一，所谓“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家认为“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也就是如果不去做，那么就不要说。所幸墨子也说过“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否则我真不敢发言。
墨家在先秦主要从事思想传播、学术研究和非攻活动。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和墨者不止一次奔走化解战争。墨子说，“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以百姓之义为义。墨家认为“义，利也”，也就是说以百姓之利为义。而百姓之利就几乎无所不包了。由于非攻的需要，墨家有城守术；为百姓辩护的需要，墨家就有辩学；为了改善百姓生活需要，墨家就研究了力学等科学和生产流水线等工业技术。有部分墨者从事农业，他们被称作农家。墨家不像儒家专事帝王之术，而是近乎全面铺开，在各行各业为百姓服务——“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
关于疫情，墨经里面其实有相关内容，记载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抗天花病毒的资料。《经下》载“智者若痘病之，之于痘也”，通过接近天花病人而获得抵抗能力，其采用的方法当然很原始了。墨子论述兼爱时候说，“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其类在官茍”。“官”是平等对待之意，“茍”是救急、救济之意。武汉肺炎这个公共危机，已经是事之急矣，若在先秦，墨家将“力事之”。墨者将各展其能，以拯救疫情为行事之中心。所以在当时，天下人都仰首盼望墨家的到来。
先秦的墨家是一个有着自己整套思想和理论的学派。其中主要是一些墨者师带领的民间团体，从事着各种利民活动——“动则尚左，静则尚右”。理解这个“左”可以参考战争，战时需要组织化，统一行动。“右”则反之，在公共危机之时，需要的是“动”。动则尚左，静则尚右，墨者们将团结起来形成整体行动。当然，那是先秦的墨家。墨家毕竟之后被消灭了。
黄蕉风：联系墨学来谈抗疫对策，可谓正逢其时。这次疫情扩散，我们从网络、媒体和电视上看到的，固然有很多“感动”，比如众志成城、万众一心、舍小家为大家，但同时也看到了很多的“乱象”。不唯湖北官场的欺上瞒下、对“吹哨人”的灭声和打压，还有地方红十字会的家长制作风和管理上的混乱，以及四处弥散的对武汉人、湖北人的“地域歧视”。此外各区域、各省市之间，彼此以邻为壑、画地为牢，挖断公路、私设关卡、截夺兄弟省份的救援物资，“地方本位主义”开始凸显，禁也禁不住。如此种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疫病之外的东西。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教授之前论断此次疫情乱象横生之原因在“中国人政治启蒙过头，而科学启蒙不足”——实情真的是如此吗？我以为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避重就轻的思维。很明显，疫病暴露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卫生问题或者吏治问题，而是我们当前社会中的整个结构性、建制性的问题，牵涉政治、经济、文化——对言论自由的尊重、对异议的宽待、对民间自组织团体的包容，以及全民精神文明、传统风俗、饮食习惯的反省和改良。这一个月来，太多震撼性的事实冲击我们的内心，我们记住了武汉海鲜农贸市场那未明来由的蝙蝠、钟南山院士的临危受命、李文亮医生等八名“吹哨人”、湖北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灾难性现场、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的“中国速度”等等。除了“记住”，我们更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全民族必须携手奋斗、凝聚共识、共同抗战的战役。“武汉肺炎”起于天灾，成于“人祸”，让其最终坐成事实的是“人祸”。所以我们不但应该去追查天灾的根源，还要去追究人祸的肇因。如果全民族不能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那么未来我们还将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把天灾变成人祸”的惨剧。
必须严肃指出，在疫情未得到控制之前，谈论所谓的“拐点”，传达盲目乐观的情绪，都是有害的。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要体现在我们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不是体现在我们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自己造成的，类同作茧自缚）。大家要把这个逻辑关系搞清楚来。
先秦墨家一直是一个有高度危机意识的思想学派。《墨子》这本书中曾经论述国“国之七患”，虽然是讲国家的事情，但于当代仍富借鉴意义。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子墨子言尤在此，今人能不思之？
唐家行乐图：那老庄、孔孟，法家、纵横家诸子，他们大约会做些什么呢？
程楚键：墨家的践行力十分强大，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肯定有较好的优势。至于先秦的其他学派在应对疫情上的表现，我们虽然无法详细得知，但就其学说而言，也有其本身各自的优势。老庄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面对疫情，他们相对会强调环境生态的重要性以及倡议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主张德政和仁政。此次因对民生的漠视，隐瞒事实、又行政低效而造成瘟疫大爆发，在疫情发生后，我认为孔孟首先会对人事的谴责与制度反思，并呼吁弟子投入到抗疫之中。法家注重法律、法规，应对疫情必然提倡奖赏有功，惩罚失职，他们大约会对相关人员实行问责制，来保证抗疫的高效运行。纵横家是善于谈辩，洞察利害的学派，面对疫情，或公或私，亦会游说企业、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进行抗疫物资的储备与社会动员。
崔任杰：老庄讲“贵己重生”，孔孟讲“危邦不入”，第一时间赶往疫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想必也不会袖手旁观，尤其孔孟应该会筹集一些物资交付墨家。老庄这样的神人是不屑于人间俗事的，想必他们拿不出具体的应对办法或有什么作为。按照法家的狠劲，封锁消息和隔离填埋一部分感染者应在必然之中。纵横家利益至上，并无天下情怀和救世理念，但应该也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为地方提供一定帮助。
吴布言：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讲慈爱。天道利而不害，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命就是对天道的服膺。以孔孟为代表儒家讲仁爱，推恩由己及人，又讲究孝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危难面前行动可能不够灵活主动，需要最高统帅亲自出面才能有所反应，此次湖北武汉政府的疫情反应迟钝正是体现。法家讲究维护秩序，军事化管理是应对疫情的可能手段。这跟墨家在战争、重大疫情等特殊时期采取军事法典有所不同，前者决策来自顶层，后者决策要听取三老和民众的意见。名家属于墨家逻辑和概念思维一派分支，讲究寝兵息攻，保护生命。纵横家主要擅长外交，一定会在国际上活动，呼吁各国尽己所能，提供必要援助，同时协调各种非政府组织，统一有序行动。另外，墨家信仰上帝（天）重视科学，一切目的在于利人，一方面需要信仰来维系道德，另一方面注重科学防疫抗疫和科学救治病患。
顾如：需要作一个区分。我个人认为，先秦没有一个所谓的单独的法家。魏秦法家全部学于儒。而慎到这些齐法家，比较公认的是属于道家。刚才我提到“左右”。儒家就非常的左。他们讲求“以孝事君”，“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大一统。整个的属于“左”。杨庄道家则非常的“右”。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面对公共危机，儒家和所谓法家肯定是依赖政权进行救助。儒家是要“博施济众”的。但孔子认为，从事慈善是和君主争夺民心，是不能碰的事情。这其中有明哲保身的因素。孔子认为“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则改作“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要不要出来救济百姓，要取决于天下是否有道，和他们属于孔子派，还是孟子派。道家认为“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当然，这是被墨家批评的杨朱的言论。后世道教等人还是积极救世的。面对危机，墨子认为“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老子说，“为无为，事无事”。墨家大抵接受了这种思想。墨家认为“平，知无欲恶也。惔然”是最好的状态。《经下》所说的“挈”，就是要使之重归于静。
至于纵横家，那是当时绝顶聪明的一帮子无产文人。他们知道，唯有天下战乱，无产文人才能战胜贵族，获得权位。墨家指责孔子，说孔子在齐国失意之后，派子贡到处煽动战争。这些人宁愿荼毒天下，也要成就自己的功业，属于极端的自私，不提也罢。
黄蕉风：从历史上看，墨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始终提倡并且有能力践行“私力救济”的团体。墨家“止楚攻宋”，成功制止战争，就是历史明证。墨家不仅是一个谈辩说书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成员与成员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紧密的武装团体。当然，也可能正因为这一点，而遭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忌讳，所以历朝历代没有统治者敢用墨家，害怕任由墨家在民间横生斜长会扩散~民~间~自~组~织~的生存空间，从而对皇权构成实质上的威胁。民间力量与皇权力量的博弈和斗争，最终前者失败了，后者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今，千年皇权社会已经终结，中国已经迈进新时代，故重新从墨家中发掘可资借鉴和援引的资源，我认为是现在大力弘扬国学、推动墨学复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阐释的题中之意。
其他诸子，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但就针对此次疫情而言，特别是在政府力量被完全牵制、前线资源捉襟见肘的时候，民间“私~力~救~济”这个问题，就很明显的凸显出来。在这点上，我以为墨学有发言权的，能做一点贡献。
非政府组织是应对危机绝不能少的一环
唐家行乐图：如何评论此次抗疫战争中社会动员的状况？重点是社会的组织性及运作效率，和各类机构、结构的协调性，以及对动员效率的评价。
程楚键：每次灾难发生，民间组织都会响应并积级参与救助。但因体制的弊端，此次抗疫前期反而增添许多阻碍，其中政府也起不到良好的协调作用，相对而言，中国还是缺乏独立自主的非政府组织。
吴布言：此抗击疫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全国上下直至基层迅速动员起来，是抗击疫情成功的关键！只要基层动员起来，老百姓就放心，许多人的焦躁不安情绪也有所平复。但我们也看到，有些基层和机构官员玩忽职守，人浮于事，致使当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和医疗物资分配无序混乱。所以广大网民呼吁，基层官员要民选，让他们对当地百姓负责。
崔任杰：此次疫情，因当时某些官员的不负责任错失最佳防控时机，导致疫情蔓延扩大，但后来上报后国家政府调度还是雷厉风行，及时有效的。全民重视，村社参与，社会动员力度颇大，全国各省市县乡村社层层把控和检测。但就疫区的救治和防控工作情况来看，实事求是的说各类机构的相互协调性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像红会，慈善总会等这样的机构直接是让人大跌眼镜，失望透顶。其能力和作为几乎为零。
刘永在：墨家就是先秦时代的最有行动力和组织资源的民间组织，也是彼时社会自力救济的主力。民间组织往往具有体制性组织所缺乏的灵活性。在以前，它们只是政府力量的补充；在是次抗疫斗争中，则充当主要力量。
顾如：各地表现不同。我认为可以拿广州作为一个治理的范本。
黄蕉风：广东确实做的很好。比如说广东是最少发生对湖北人、武汉人的“地域歧视”的省份。这大体和广东历来领风气之先、民风开化得早、市场经济发达、~公~民~社~会~活跃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更加先进、更加开明有关。广东过去是、现在是也将长期是中国其他省份，尤其是内陆省份学习的榜样。
唐家行乐图：红会、慈善总会这类理论上的非政府组织，在这次抗疫中表现拙劣，是他们实质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吗？
程楚键：有报道指出医院向某会申请医护物资时，需要出具介绍书。但众所周知，介绍书此类依据“熟人”的陈旧材料证明，其实质就是腐败的根源之一，更不须说在疫情面前的傲慢与拖延了。
崔任杰：红会、慈善总会之所以能在此次疫情中表现拙劣，就是国际社会救助组织变成了地方体制化单位，在遇到问题或救助物资接收和调拨时，首先想到的不是灾情的严重和刻不容缓，而第一时间是请示所谓上级（非真正国际红会）的命令，看地方领导的眼色行事，在这种层层请示的过程中，出现的必然是推诿扯皮，一动不如一静的状况，因此导致需求单位不能及时得到救援，而红会等这些机构却羁押大量物资。再者当慈善组织变成了体制化单位后，必然也是利益至上的，这也就是平日里谁听自己的话，能给自己谋利赚钱，便用公众的爱心作为自家的本钱充当大哥罩小弟，将本该用于疫情救治和防控一线物资任性的私发给莆田系医疗机构。
顾如：红会表现不佳是必然的。红会负责接收各种捐助的物资，然后根据指令分发出去。这种机制在平时如果得到确实执行，就类似财物的会计和出纳相分离的做法。在承平之时或许比较稳妥，然而“动则尚左”——在疫情紧急、前线缺少粮弹的情况下，必然因为过程繁琐而失败，信息沟通也必然出问题。分发的也不知道接收了多少物质、有什么物质。
更为致命的是不符合墨家的尚贤原则。墨家认为一个贤者需要从基层一点点积累经验和能力。然而红会那些人，平时并没有多少收受分发大量物资的经验。他们有的只不过是在官僚机构的经验。他们确实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但却没有积累到相应的业务经验，自然也没有相应的业务水平。让他们去应对疫情，就像正在打仗了，突然派一个小兵去做将军。哪里可能胜任呢。要我做将军，得先让我去学习，去战场历练。实际上不是他们素质不好，而是他们没可能获取到足够经验。这个“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不能弥补的。后来改由有经验的商家负责分发，很快就分发完毕。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有经验。
墨子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没有替代方案批评别人，在墨家这里是不行的。在我看来，官方的慈善机构近乎没有存在的必要，效果也不好。一定要保留的话，保留一二个干事，处理一下感谢信之类的就行了。但要制定预案，有备无患。有事就花一点钱，请商家牵头做事。预案也请商家代写。效率会高得多。墨子说了嘛，没效果的东西不可以遵循。当然，墨子是工商层的思想代表。我对工商层也特别好感。也许用了屁股说话，大家可以批评。
黄蕉风：顾如讲“墨家尚贤”，我极赞成。红会的改革势在必行。首先从精兵简政、裁撤冗员开始。然后就是简化物资分配流程、完善讯息公开制度。red会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丧失了整个社会公信力，到现在还没有复原。人民群众为什么宁可捐款给韩红基金会、爱德基金会或者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团体？因为red会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彻底丧失了作为慈善团体的应有德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red会爆出一次一次的丑闻之后，人们宁可把善款委托给明星和宗教团体，也不会再信任红会这种组织。红会此次的拙劣表现，让人感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自肥团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上给政府添乱，下给人民添堵。若不能亟行改革，以后红会这个组织，我看没有存在的必要，还不如让商业基金会或者民间慈善团体来代劳。很明显，这次商业基金会、民间慈善团体、民间物流公司的专业性、透明度、责任感，都比某些地方红会来得好。
唐家行乐图：如何评价此次抗疫战争中社会动员的状况？重点是社会的组织性和运作效率，以及各类机构的协调性、动员效率？
崔任杰：记得看过一些资料，之前在民族危难之时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出来组织人力物力的救助活动，但近些年比较低迷，如佛教反而丑态百出，让人心寒失望。基督教要好一些，但也跟民国时期无法相提并论了。
顾如：我信息来源比较窄，没看到相关报道。蕉风上次发过一个图片，好像是一些和尚在做法会祈福。各自做点什么的都好。NGO有NGO的做法，宗教组织有宗教组织的做法。我觉得，既然自称爱世人，就得做点什么。墨家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才是关键——“行莫辩于身者不立”。
黄蕉风：宗教团体在这次抗疫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卓越。我国的主流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发动信徒踊跃捐款。不少宗教团体还组织志愿者上阵帮扶，让人感佩宗教徒的慈悲济世的精神。甚至如摩门教、巴哈伊教这些在非主流宗教，乃至一些海外的宗教组织，也发动其教内的力量来帮助中国购置急缺战略物质，如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宗教团体在救灾方面，一直有其优势，像台湾“人间佛教”代表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就是一个享誉世界的慈善救助组织，非常专业。我认为在类似地震、瘟疫、海啸、饥荒等天灾发生时，政府可以更加信任这些宗教团体，放手让他们去组织、去做事，政府和宗教、官方和民间，多方位的协调起来，充分整合宗教的资源。这也有利于增强宗教徒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家国的归属感。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国家。天灾人祸一直很多。什么都要推给政府、等政府来解决，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提倡民间的“私力救济”、主张政府多和宗教团体以及NGO协调合作。如果政府不能充分信任宗教团体或者NGO组织，那么他们参与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根本不可能调动得起来，社会责任感也会因之淡漠。到最后人人都是自了汉。这其实对于政府的有效管制也是不利的。
墨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宗教根性的学派团体。墨家信徒，也就是墨者，向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赴汤蹈刃死不旋踵。这种急人所急、剑及履及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感念。我常思想为什么墨家信徒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动力？我认为，它可能来自于“宗教”，也就是华夏的古之道术，也就是古老的上天信仰。墨家的十大教义中，就有“尊天”“事鬼”两条，因为尊天事鬼，所以知所敬畏、知己所不能。
墨家精神和墨子思想是新时期价值重建的宝贵资源
唐家行乐图：疫乱中众生各相，可算文化精神最真实的镜像。以邻为壑、移害外乡等等选择并不是官方意思，但在城市乡村，原子化的人群却表现出行动的高度一致性：远则武汉加油，近则武汉人滚出去。精神重建、价值重建的挑战，被这次疫情暴露得如此深刻，如此急迫。
程楚键：在疫乱中，譬如以邻为壑、移害外乡等现象都属于自私自利的行为，大概是文革对文化破坏所造成的后遗症。此次疫乱是否能成为社会变革的转折点，我不敢肯定，关键还是要看上层的意识与态度。但疫情之下，世态万象，也不妨对部分民众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堪忧。当下政治机制缺乏足够的公民教育，无非是某些虚假空洞的道德理论，甚至不乏文革式的思维。这种现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改善的，需要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长期努力。当今倡议的互爱互助的公民社会，曾是墨家的追求目标之一。我相信在未来，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秉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教义，将能在新公民教育中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崔任杰：这是民众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是来自愚昧无知和自私自利，生怕自己会被感染或死去。这里我觉得还是墨子所说的天下祸害，起自不相爱。若人人都能兼相爱，交相利，则必定不会出现这种损人利己，荼毒手足的事情。墨家说“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我们可以去做科学的防控工作，隔离是有必要的，但不应该是丧失人性，惨无人道的“封杀”。到什么时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有他生存的资格和权利，强制是为了“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但是需要和当事人有个正面的对等的交流，而不是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意志。若当事人是感染者或疑似者，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解决其内心忧虑，不能以任何理由非法和随意剥夺他人权益，这本身也是一种犯法，也是一种对文明的践踏行为。
刘永在：墨子说，“恶人之病，非恶人也”。大家怕的是传染，厌恶的是肺炎，而不应该是某个地方的人。反对一切对武汉人、湖北人的地域歧视。
吴布言：在重大疫情面前，由于无知和对未来的许多不确定，人们普遍惶恐不安，为了自我保存往往会情绪化用事，视少数人为“异类”，不理智地加以拒绝和排斥。这乃是人类的自保的本能，无可厚非。当然人除了本能，还有区别于动物的理性。这种本能不能在理性的约束下行动，就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这是墨家极力反对的。墨子说，“强不执弱，众不暴寡，诈不欺愚，富不辱贫”。
墨子说，“生，知与形相处。”“知”就是精神性的理智、理性，“形”就是物质性的肉体。一个人本质上就是理性和肉体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理性乃是不受时空等条件限制的思维活动和道德根据，肉体乃是受时空等条件限制的历史或经验现象，所以人既有善的倾向和德性，又有恶的倾向和道德的软弱性。人性既不善也不恶，或者说，人性既善又恶。人就是自由意志（善意志）和非自由意志（恶意志）的对立统一。这两种意志以个人自身有机体为战场拼杀搏斗，哪一方占优势就决定了一个人是行善还是作恶。环境的改变和影响就能决定这场搏杀在此时此刻谁能取胜，这就是墨子的“性染论”，即环境决定人性是向善还是向恶。
在此次疫情武汉封城之际，少数人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投机取巧逃离武汉，引发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不信任和盲目排斥，而大多数人的不信任和排斥又引发更多的少数人的异常举动，如此反复势必将要形成恶性循环，人性的复杂性表露无遗。幸好，此次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及时推出《湖北籍同胞住宿指南》迅速改变了湖北籍人士的处境和多数人对少数人不信任与排斥，使得上述恶性循环势头被遏制，并消灭在萌娃芽状态。说明改变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重要，只要环境或环境影响变好了，人就趋善，反之，则人就趋恶。当然，改变环境不是哪个人的事，而是国家、政府和全民及其个体的共同事业。要共同提供维护全面公开真实透明的信息环境，只要信息全面真实，哪怕是最普通的理智都能做出基本的理性判断。人类的文明进步并不能改变人性自身，但文明的进步可以改变我们所处的各种环境即时空条件。正所谓墨子所言，“凶年民恶，丰年民善”。“素丝所染，入黄则黄；入黑则黑”。所以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治国理政，要关切民意，对老百姓的呼声要及时回应处置，改善他们的处境。墨子又说，“行理生于染当”，作为社会个体，我们每个人应当自觉改善自身环境和明辨是非，要接受好的环境影响和熏染，摒弃一切不好环境的不良的影响和熏染。
所以，道德不仅仅是纯粹出于道德法则，现实中的道德还要受时空条件和环境的限制。墨家道德逻辑时是“志功相从”，道德既要出于道德法则的道德意志，又要达到利民的功效。康德那种不计经验条件限制和后果的纯粹出于道德法则的形而上学的道德是不存在的。道德必然是历史的，经验的。
顾如：这个问题牵涉得大了。当今的国人主要是儒家头脑。只要还是“儒家脑”，必然会面临这些冲突。这些冲突实际也是儒家思想的内部冲突。一方面讲“仁者亲亲为大”——这是孔子讲的，一方面又讲“博施济众”——还是孔子讲的。所以忠孝不能两全。就有一些儒家信徒声称，武汉是为全国人民做了牺牲。这种说法看起来高大上，但运行起来就麻烦。这是儒家对内部矛盾的典型处理方式——要别人作出牺牲。那么请问，为什么武汉人要为全国人民做出牺牲？我做过什么，值得他为我牺牲？所以我们看到武汉人乃至湖北人拼命想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到为什么要为我牺牲嘛！不兼爱而裙带的人群，尤其不可能为其他人牺牲，“以邻为壑、移害外乡”、“远则武汉加油，近则武汉人滚出去”，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没事喊高尚口号，有事还是自私自利。儒生们读《墨子》书也是如此，推己及人，用牺牲理解墨家。
但在墨家看来那不是牺牲，而是得利。这里先插一句，我认识的不少墨者，是认为各地应该善待逃出来的湖北人，认为他们逃出来没有错的。但同时认为他们应该被隔离，认为隔离他们也没有错。这矛盾吗？这不矛盾。因为在墨家看来，社会规则就是人们利益冲突的产物。墨子说“义，利也”。利益冲突，大家坐下来辩论，权衡利害。此所谓“辩，争攸也”。争出个可行原则、方案，从而达到“世相与共是之”，这样大家的认同就形成了一个“共义”。“义”（社会规则）的本质就是如此。湖北人跑出来争取更好的治疗条件，或者他以为自己没病，跑出来免得被感染，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
墨家认为“端，是无同者也”。这次疫情之严重，肯定属于极端情形。这种情形下不可以运用平时的规则。但兼爱的原则不能变。我们应该给予别人充分的理解。什么是爱？爱就是理解他，关注他，拥抱他。墨家从来就是这样认为的，而非儒家的“爱之则教之、养之”。愿意拥抱所有人，给所有人以理解，这就是兼爱，而不是儒家的“博施济众”。任何人，无论他能量有多大，都不可能博施济众。儒家“亲亲为大”的“裙带仁”，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高喊那些不可能做到的口号，在墨家看来叫做“荡口”——“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为了劝人向善而喊口号，是荡口；要求别人自我牺牲，也是一种荡口。要求湖北人牺牲，不可能所有湖北人都做得到。同样的，要求其他人为湖北人牺牲，同样可能做不到。
那么为什么湖北人还是需要自制，并且接受隔离呢？我从一开始就主张立即调解放军封城。原因同样简单——因为其他人也想活命，也不想牺牲。现在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了，怎么办？此时应该本着兼爱的原则，互相理解，要“求其故大益”。我们帮他获取好的治疗，他别乱跑传染给更多人。双方都做些让步，双方都要理解对方。如果违反这个契约，那么就对不起了。事实上，广东就是这么做的，做得很好。一方面善待湖北跑出来的人，一方面医学隔离，封锁与湖北的交通。这是最佳妥协，大家都避免了过度受损。共同对抗疫情。
中国人如果扔掉儒家的脑子，换上墨家的脑子，要处理这些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很。这次疫情导致的全方位混乱，根子在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混乱，本就源自于儒家思想的内部矛盾。疫情过后，国家的元气要得到复苏，非“换脑”不可。扔掉“儒家脑”，换上“墨家脑”。
黄蕉风：根据目前的情况，疫情短期内不会结束。虽然中央办公厅三令五申各地不得挖路封路、擅设关卡、搞地方本位主义，但从自媒体和各种渠道爆出来的讯息来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省市、乡镇、村里，为了一己之安全或为了保政绩、保乌纱帽，仍然出现很多明显带有“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本位主义”色彩的动作——云南大理强行征用、扣留兄弟省市的急缺战略物质，就是一例；我们甚至在报道上看到有疫情爆发前几个月已在外省市、毫无武汉接触史的外地武汉人，他们的车牌被不明真相的群众给粉碎，车窗也被砸毁。“以邻为壑”的社会，绝不应该如某些人所谓的足资美化为“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以邻为壑”的社会，是一个不兼爱、不非攻、不交利的社会。我理解在特殊情况下（如这次疫情）的一些极端反应和极端做法，但我认为所有做法的底线，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也毋论官方还是民间，其行事都须遵守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公义”，就是“不要互害”——用墨子的话讲，是“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用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刘清平教授的话讲就是“不要损人害人，而要利人助人”。我们已经沉浸在“互害社会”的模式里面太久了，该走出来了。
唐家行乐图：这次抗疫，大多数医护人员一如既往，甘于牺牲、敢于担当，事迹感人。除了职业伦理，传统文化中“悬壶济世”的医家肝胆用伦理哲学应该如何概括？有人争论医家归道还是归儒，我怎么觉得归墨更符合实际？
程楚键：今次抗疫，大多数医护人员走到抗疫的前线，其甘于牺牲、敢于担当的职业道德与墨家精神极为相似。至于“悬壶”，本是指方术而言，自应归道。但道教的发展与墨家却存在一定的联系，葛洪甚至将墨子列入《神仙传》，而且“济世”正是墨家的教义。社会分工不同，医家到底归属何家？大概是无所谓的争论了。窃以为“济世”的公义，才是值得我们弘扬的。
顾如：所谓的职业伦理，也就是社会契约，也就是墨家所说的“义”。职业伦理一方面是对他人的要求，同时也是职业本身的自我标榜和自我规范。墨子说“行莫辩於身者不立”，职业伦理一旦形成就必须作为社会契约被实实在在地执行。至于儒生，在先秦时代，他们只想着陪伴君王左右，而墨家则是主要扎根百姓。前面提到过，最早的对抗天花疫情记载，就在《墨子·经下》里面。而道家，与墨家原本同属“古之道术”学统。在这方面，墨道是一致的。
吴布言：医者未必就是墨者。但在民族或国家危难之际，在个体生灵涂炭之际，以一种敢死的决心冲锋陷阵的墨家精神却被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继承和发扬了。
刘永在：至于是工作本职还是志愿者，还是国内外的捐赠者，他们都是具有墨家精神的人。干好本职工作是墨家精神。志愿者和捐赠者当然是一群具有墨家精神的人——“有余力助人，有余财分人”。
崔任杰：西方医学中主要讲“爱心、耐心、责任心”等，中国传统医学则讲“悬壶济世”。西医是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上治病救人的，但传到中国后，尚未形成自己的人文内涵，所以才出现了很多医患纠纷。当然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暂不赘述。我要说的是这些医生能冒死请命，奔赴前线，主要还是受了一定传统医学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感召，当然也有政治命令对职业属性的要求，不过这无可厚非，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感谢他们，毕竟这是拼命的事情，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消灾减疫，为我们构建起一道道防护墙。至于归于何家？我也觉得应该归于墨家。道家追求的是自然无为，逍遥洒脱，羽化登仙，老死不相往来的逃避和界线生存状态；而儒家的入世观念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样一个根本难以保证自身能安全撤退，反而是需要全力以赴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不是那冲在最前方的一拨人。反观墨家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正当时，不成功便成仁，舍生取义。
黄蕉风：有越多具有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进入到其专业领域，发挥其所长，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改一下，不具其能，则不在其位，也不谋其职。这就是专业精神。藉此疫情，全社会都应该反思我们官员选拔制度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不能只让听话的、但不具其能的人盘踞在岗位上，尤其是专业性非常高的岗位，让外行人指挥内行人。学者以学术为志业，政治家以政治为志业，医生以救死扶伤、悬壶济世为志业。无论是学者、政治家还是医生，都有他们的各自的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在墨家中，有谈辩的，有说书的，有从事的，各擅其长，各逞其能，这本身也是一种专业分工的表现。现代社会，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科，已经日趋精细化，再难出现所谓“通人”“通才”。因此那种一旦当上领导，就“自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行政、学术什么都无师自通的情况，一定要杜绝。特别是像生化防护、疫病防治这种专业性极高的领域，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就说三分话，没有证据就自觉闭嘴，把话筒交给专业人士。为官一任，不求他能为人民做多少好事，但求知己所不能，已经很好了。
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我经常批评。但我也相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度过此次难关。祝福武汉，天佑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