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园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第一个城市公共文化商业空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舶来—本土”过渡的显著特征，它采用明码实价的价格制度，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积极与各方合作，并重视有创意的文化产品与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有着较为先进的运营机制。张叔和通过对张园的合理运营，使其成为当时上海的时尚中心，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张园积极呼应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并以提供讲演空间的形式，通过文化产业介入公共事务。因此，张园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因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缺乏与张叔和的历史局限性，从而使得张园盛极而衰，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
关 键 词：张园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 上海 张叔和 Chang-Suho Garden modern cultural industries of China Shanghai Chang-Suho
张园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它位于远东经济中心上海，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园”。它经营内容广泛，涉及会展、餐饮、照相、游艺、电影等多种门类，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第一个城市公共文化商业空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张园的历史，学界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细致的研究，但对于张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却鲜有研究涉及。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张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密切关系。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源于在华外侨对西方现代文化产业的移植入华，它一方面在内容上带动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促进了新型社会阶级的迅速壮大；另一方面，它又以形式的创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并为之开拓了新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同时，19世纪、20世纪之交也是人类文化因第二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走向全球化、现代化与商品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是本研究依托的重要历史背景。
张园从1882年张叔和接手至1918年停办，先后经历了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正处于“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①的时代。这一阶段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变革期，更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逐渐成熟的历史时期。因此，张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关系尤其值得探究。张园反映了清季民初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哪些特征？张园在经营上成败得失为何？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企业重要代表的张园，其经营者获得经济效益的总体状况如何？从社会效益来看，张园如何呼应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又是如何通过文化产业介入公共事务？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为大背景考量，张园的文化产业史地位如何？张园盛极而衰，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中，它的历史命运又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一、张园在经营上的成败得失
张园的问世是上海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果。追根溯源，它本是英国商人、和记洋行经理格农(Groome)的别墅，最初总面积约20亩地，1872年落成。1882年，格农离华回英，遂将此园林转手给上海“红顶商人”、招商局四大创始人之一的张叔和(名鸿禄)。②张叔和将原别墅以西39.71亩的农田购得，与别墅区连成一片，形成总面积61.52亩的区域用以建设。③1885年完工之后，张叔和的好友、沪上文人袁祖志将这个园林命名为“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④
从机制上看，张园的运营是清季民初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运营制度的缩影，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产业的诸多特征。当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舶来—本土”的过渡。它的创立者、所有者、合作者以及管理者都有在华外侨的身影，但之后长期的所有者、运营者却为中国人，这与当时中国其他类型的文化企业相似。⑤
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张叔和深谙致富之道，他敏锐地发现了“张园”若是作为私家园林，充其量只是个人享乐的消费品，但若作为经营场所使用，则是一个盈利工具。就在张园刚扩建完工的1885年，张叔和以某游客攀折花草，导致花匠辞职为借口，开始实行游览收费制度。“惟间有一种无知女妪，往往任情攀折，随意摘取。花既缘辞树而不鲜，果亦因离枝而莫顾。匠役因此前功尽弃，得奖无门，提出辞职。主人不得已，特发此告白，为花乞命”，于是定下“游资一角，仆妪一例。随来童稚，概免付给。宴客听便，章程另立”的收费标准，⑥这是张园从事文化经营之起始。1892年，张叔和延聘英国设计师景斯美(T.W.Kingsmil)与庵景生(Brenan Atkinson)在园内修建了一栋巨型西式建筑，命名为“安垲第”(Arcadia Hall)，成为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
张园要具备文化产业职能，首先在运营上要有制度保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采取明码实价的价格制度，这是市场经济下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一个基本契约。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张园不但为顾客提供聚餐聚会、打球骑车、听曲看戏的文化消费服务，而且还从事新产品展示、文化产品交易乃至提供游乐设施等文化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文化业态种类繁多，在当时可谓翘楚，其价格制度也随之得到确立。门票自然也从昔日的一角提升到“按事收费”，如“泡茶每碗二角”、“鱼翅每碗八角”、“安垲第书场，每人六角”、“海天胜处滩簧，每人约二三角”、“弹子房租大木弹一盘给二角，租小象牙弹一盘给二角五分。铁线架，欲打者给一角。抛球场，租地一方，每月十五元。外国戏有时有之，座价上等三角、中等二角、下等一角。照相，光华楼主人在园开设，其价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甚至还“出售外国花，如石兰红、美人粉等，价数角至一元数角不等”，并且还提供“假座演说”的业务，“包租安垲第，一日价四五十元，茶房另给十二元，夜加电灯费十二元，礼拜日酌加租价。如事关公益，亦可酌减”，若是办宴席，收费另议。⑦此外，张园还有当时世界上最早的“过山车”，当然也是明码实价。“西人于园中筑高台临池，上下以车，车作Δ形，轮行铁路，用机关运动，人出小银元两枚，则许乘车。登台，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颠荡者甚危险，其实无妨也。”⑧
可以说，张园虽在一开始由在华外侨创立，并且在华外侨们参与了后来的设计与管理，但将张园推向文化产业的决策者、运营者与所有者仍是中国人，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舶来—本土”发展的代表性范例。除了在价格机制上建章立制、规范运行之外，张园还在管理、合作机制上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善于整合当时各种社会资源，从而确立了在当时较为健全的运营制度，这是张园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保障。
譬如，张叔和广泛利用各种人脉资源，在自己掌握张园所有权、运营权的前提下，推动张园参与资本市场运作。1894年，张叔和曾将张园中11.39亩地的产权转让给华商潘源昌，又将48.93亩地的永久租权转让给英国商人米德顿(O.Middleton)，张叔和只拥有张园的运营权。⑨然后又因“假园跳舞尚嫌房屋犹不敷用”，发布“味莼园为保息公司启”的征股告示，张叔和自己持1200股，另外1200股“听中外同人认搭”；1903年，张叔和又将张园租给德商爱汾师(Evans)的谦和洋行专做游乐场，月收入千两白银。爱汾师在园内修建“中西头等番菜馆”“脚踏车大赛场”与“幻术官”等楼堂馆所以从事文化经营，同年7月张叔和成立“张叔和花园公司”。但当新兴业态建立起来之后，张叔和又从爱汾师手里收回了经营权。从上述来看，张叔和不但懂得资本市场的运作之道，更通晓文化产业的管理之术。
而且，张叔和运营张园时广泛与其他行业合作。譬如他曾按照好友郑孝胥的建议，与电车公司合作为游客提供导览指南，郑孝胥曾建议他“立木于道曰：游张园者在此下车，门前更署曰：坐电车者向某处”。⑩除了电车公司之外，张园还与当时的报馆合作，张叔和本人曾在1893年与英国商人丹福士(A.W Danforth)、斐礼思(F.F Ferries)合办《新闻报》。(11)尽管张叔和在《新闻报》担任股东时间并不太长，但他在持股期间，《新闻报》曾多次刊发有关张园的广告，其中有一篇影响颇大的广告称赞张园“自是游人日盛一日，车马盈门，裙屐云集，他园因之莫不减色”。(12)
此外，张叔和还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引入。创意是文化产业能否发展的重中之重。1888年，张园曾开设名为“照相连景”的照相馆，可在园内任何地方拍摄外景。(13)这在当时全国而言，为开风气之先的创意之举。而有史记载的电影较早在华放映亦在张园出现。晚清名臣、张园常客孙宝瑄在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五(1897年6月4日)的日记中曾如此记载：
(初五日)夜，诣味莼园，览电光影戏。观者蚁聚，俄，群灯熄，白布间映车马人物变动如生，极奇。能作水腾烟起，使人忘其为幻影。(14)
这是目前电影传播入华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另外，在电灯传入中国四年之后，张园首次在全国举办电灯产品展——“燃灯大会”，一时震惊沪上，游客以为奇观；而挪威商人、松茂洋行经理阿尔生(Olsen)在1890年也将留声机带入张园，引起《申报》的关注，该报主笔“高昌寒食生”撰写《留声机器题名记》介绍留声机的原理及其用途。(15)凡此种种，皆证明了张园以创意之新而驰名十里洋场，因而其自身也成为“新风尚”的代名词。
事实上，张园不但重视文化创意产品，而且更重视培育新兴文化业态。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张园具备了文化产业园区的功能。譬如，1907年2月，话剧先驱任天树、金应舒曾在张园举办“赈灾演出”，成为中国话剧的重要开端，比公认的“春柳社”话剧演出还要早好几个月；次年，王钟声组织“春阳社”在张园演出话剧，“但演出平平，入不敷出，随后便告解散”。(16)尽管如此，之后每年都有各种剧社如“上海演剧联合会”“新剧同志会”等在张园演出。虽然有大量社会集会在张园举行，但也从未停止过话剧演出。(17)话剧在萌芽期时社会认可度低，因而剧社演出的收入并不高，完全无法与戏曲、画报、唱片等其他文化业态的效益相匹敌，因此话剧剧社难以在以票房提成为生的大戏院里登台演出。但一向重视文化创意的张园却为早期话剧提供了一个公开演出的空间，从而为日后中国话剧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除了话剧之外，许多新兴文化业态的推广者都将张园作为首选场所。1914年，画家郑曼陀以擦笔水彩所画的四幅仕女图放在张园出售，受到商人黄楚九的重视并将其买下作为月份牌广告，开创了中国现代设计产业中的“月份牌”风格流派。(18)
张园虽然在企业运营上自有其成功之处，但从整体上看仍有较大的缺陷，因为它在管理上是极不健全的。现代企业管理学认为，运营与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两大核心，越是小微企业，越应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偏废其一的企业必然难以有持久的竞争力与生命力。(19)张园虽然在运营上较为成功，但在管理上仍很欠缺——尤其是缺乏一个群策群力、各司其职的管理团队，以及健全的内部规章与透明的财务制度等基本要素，这当然与它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张叔和本人的历史局限性密不可分。张园成立三十余年，个中大小事宜均由张叔和一言决断，其作为公开募股的股份公司，却没有向股东及社会公布其财务状况，时至今日张园的具体经济效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而且作为企业拥有者(董事长)的张叔和，竟然从未聘请过一位总经理来负责张园的经营工作，凡事亲力亲为。上述种种，均为张园走向破产留下了草蛇灰线的伏笔。
当时张园在运营上的成功，使得许多沪上闻人竞相模仿，“造园”成为当时文化产业一个热门项目。“西园，学生之天乐窝也；徐园，名士之天乐窝也；愚园、张园，豪客、妓女之天乐窝也。忽而结婚，忽而悼死，忽而欢迎，忽而饯别，可怜上海适用第，仅此而已”。(20)由此可见，以“豪客、妓女”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张园，其收益远在其他诸园之上。探讨张园的经济效益，无疑是探索张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核心问题。
二、张园的经济效益
文化产业有两个职能：一个是经济职能，即给经营者带来直接的利润，促进文化产品的经济转化，这是经济效益；另一个就是凭借文化产品对社会思想观念产生直接性影响，此为社会效益。(21)这是文化产业有别于其他产业门类的重要特征，张园当然也不例外。因此，爬梳张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关系，则不得不从效益的角度研究，而经济效益则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张园从未公布具体的盈亏情况，亦未见直接介绍关于张园经济效益的数据性史料，故而只有从张叔和的生平与张园的消费群体来综合考量张园经济效益的总体状况。张叔和1850年出生于无锡东门，年轻时靠“捐官”踏上仕途，1880年曾以“广东候补道”的身份到轮船招商局担任帮办，1881年被任命为正式帮办，1882年至1885年，他与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人一道成为轮船招商局负责人。1885年1月，张叔和因为“亏空局款”遭到革职，(22)但就在被革职第二年的1886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又派革职道张鸿禄、候补知府李彤恩考察南洋商务，设招商局于新嘉坡”，(23)并请张叔和与李彤恩两人作为官方代表，与怡和洋行“详议条款”，修建“由安平至澎湖，再由澎湖至厦门”的电报线。(24)但此时的张叔和不再是体制内的官僚，而是一个具有“半官半商”的特殊身份的新派商绅，一方面与官场合作紧密，另一方面还在商场如鱼得水。
说到底，这与张叔和曾担任过轮船招商局负责人密不可分。该局是李鸿章亲自创办的洋务运动机构，而长袖善舞、官商通吃的张叔和又深受李鸿章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昔日同僚们的嫉妒与李鸿章政敌们的攻击。1894年，被免职十年的张叔和再度遭到弹劾，“上谕刘坤一奏前办上海招商局(帮办)、广东候补道张鸿禄因亏空局款，被参革职开复，仍在上海起造花园，聚集游人，日事征逐，声名甚劣，实属行止卑鄙，有玷官箴。张鸿禄著即革职，勒令回籍，不准逗留上海，以警官邪”。(25)但张叔和将这一“上谕”根本不当一回事，并未“回籍”，而是继续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
之所以张叔和连光绪皇帝的“上谕”都不放在眼里，是因为他知道当时中国最大的权力者并非光绪而是慈禧，而李鸿章是慈禧最倚重的股肱之臣，而张叔和本人与李鸿章的家族利益密不可分，刘坤一借弹劾他来对政敌李鸿章进行政治报复，因而此事张叔和根本无需搭理。就在张叔和被刘坤一弹劾时，他仍帮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倒卖禁运的大米，此事败露后很快又遭到另外一位御史的指控——“海上有事，米煤例不准出口，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于倭人，候补道张鸿禄为之经手，绝不避讳”。(26)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阎敬铭等人，也几乎同时多次在奏折中揭张叔和的“亏空”之短，以打击李鸿章，如“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皆其明证。主计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27)“如有如徐润、张鸿禄之亏欠局款，其原保及失察之大臣，即应请旨交部议处，以昭慎重”。(28)但张叔和依然不予理会，张园生意照样兴隆。李鸿章对张叔和的袒护与李鸿章本人的权倾朝野，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同治、光绪两朝权倾朝野的重臣，既然张叔和是他的亲信，那么想通过张叔和巴结李鸿章的各路人马自是不少。因此，张园的顾客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事没事总爱往张园跑”(29)、希望与张叔和结交或通过张园丰富自己人脉的官商闻人，另一种就是有一定消费能力、慕名而来的新兴市民阶层。在官商闻人中，孙宝瑄、盛宣怀、岑春煊、汪康年等洋务派官僚为常客自不必说，甚至连张叔和的政治后台李鸿章都曾三为张园的座上宾。1896年3月，李鸿章从上海出发，赴俄罗斯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海招商、电报、织布三局与张叔和一起在初四日于张园宴请李鸿章；嗣后的初七日，上海道台黄幼农于张园再宴李鸿章；就在李鸿章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前陕西布政使王竹鸥“约会皖中乡绅”，于张园三宴李鸿章。(30)张园一时风头无二。这当然是张叔和与李鸿章的关系所致，但同时也可见虽早已退出官场的张叔和一方面瞄准市场，试图让自己经营的实业获得增值；另一方面还活跃于官场，积极为自己捞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打开门路。
而新兴市民阶层在张园的消费，则以慕名而来者居多。据目前现有资料归纳，除张叔和官商闻人朋友们之外，张园的常客大致有如下三种：一是在租界供职的商人、买办；二是沪上新派文人、报人；三是妓女。(31)这三类人群，大体属于当时新兴市民阶层中的富裕者。他们在社会关系上相互形成交集，并且将张园选为一个共同青睐的公共空间，这些人群普遍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且崇尚奢靡之风。在张园的主顾当中，“豪客”们自不必说，众多妓女当是最具特色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消费人群。
晚清著名报人、小说家李伯元(名宝嘉)曾是张园的宣传合作者与常客之一，他经营的《游戏报》曾多次刊载“妓女选美”的消息，将最受青睐的妓女称为“四大金刚”，进行介绍与推荐，并在安垲第门前派发报纸。“以其每至夕阳西下时，与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在张园安垲地洋房门口瀹茗”。(32)李伯元对张园可谓情有独钟，甚至将张园写进了自己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当中：
且说次日陶子尧一觉困到一点钟方才睡醒。才起来洗脸，便有魏翩仞前来，约他一同出去，到九华楼吃扬州馆子。吃完之后，就在公一马车行叫了一部橡皮轮皮篷车，一同去游张园。可巧这日是礼拜，所有昨天台面上几个朋友，倒有一大半在这里。刘瞻光因轮船未开，亦到园中玩耍。仇五科一直等到打过四点钟，方才来到。在大洋房里大家会齐，分了两张桌子吃茶。此时游园妓女，数一数足足到了五六十个，把个大洋房挤得实实窒窒的，好不热闹。(33)
从上述描述中不难看出，张园的常客既有新派文人、浪荡公子、买办商人等“豪客”，还同时有“五六十个”之多的妓女。妓女与豪客们在张园的活动在当时广为人知，除了在《官场现形记》中多次出现之外，还时常出现在其他不同的晚清小说中。譬如张春帆《九尾龟》中就有“闹张园醋海起风潮，苦劝和金刚寻旧好”与“当冤桶观察开心，吊膀子张园受辱”两个章回是关于此话题的描写；而在陆士谔《荒唐世界》中，亦有“小滑头张园吃醋，大绅士画舫延宾”一章与妓女、豪客们在张园中的活动有关。
晚清的妓女(妓院)当然不只是做皮肉生意，她们建立“女书场”，穿着最时尚的衣服，乘着马车在城区招摇过市，引领着整个上海的风尚，出入各种重要社交场合。(34)张园犹如一块磁铁，在处于思想巨变期的上海，吸引着不计其数的新贵人群前来一掷千金，因而张园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沪上文化产业的重镇。用现在的话说，张园是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网红商圈”与时尚中心，新兴市民阶层以在张园举办寿宴、婚礼甚至打保龄球、聚会为荣，在张园消费，已经不只是消遣娱乐，而且成为了自身所处阶层的符号化行为(Signal active)。
熊月之曾认为，“张园赏花，张园看戏，张园评妓，张园照相，张园宴客，吃茶，纳凉，集会，展览，购物。张园之名，日日见诸报刊；张园之事，人人喜闻乐见。”(35)孙宝瑄曾如此描述张园的兴盛：“上海闲民所麇聚之地有二，昼聚之地曰味莼园，夜聚之地曰四马路。是故味莼园之茶，四马路之酒，遥遥相对。”(36)即使在张园经营状况数据史料缺失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史料的分析与整理，可知张园不但有着三十余年的营业生命，而且其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较为成功的中国现代文化企业。
三、张园的社会效益
张园的社会效益体现在两点：一是呼应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二是通过文化产业介入公共事务，在当时诸公共文化场所中，可谓独领风骚。这首先与张园所处的位置有着直接联系，也是考察张园社会效益的重要入手点。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签订之后，上海地区因租界而迅速出现了现代城市街区，上海道台放弃了清政府理应具有管理权的地域空间，但又不得不“署理洋务”。在两个不同区域之间周旋的上海道台因此成为“两个世界里的中间人”。(37)随着1853年小刀会运动的兴起，上海及周边华人大量涌入，“华洋杂居”的局面由此出现；同时外来殖民者也开始了地形图测绘(1863年)与城市规划(1864年)，并成立了直属于工部局的工务委员会(1865年)，(38)这一切都是由租界管理方工部局完成的工作，主导者是工部局董事、美国驻沪领事代表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上述工作决定了未来上海城市的主体架构。(39)正如马克思对亚洲的西方殖民者所评述的那样，殖民者们具有“两个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0)当时西方殖民者在上海的城市规划亦是如此，在华外侨及买办们借助其在上海独特的社会地位，将原本是码头、渔港的传统区域从无到有地建设成为现代城市，当然这一切是基于殖民者们的需要而建立的。
张园所在静安寺路之南、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之西一带，在1862年时还属于公共租界中区的“界外马路”，但由于上海跑马场股东们集资将其修复之后，(41)使其与租界区域联通；1868年，工部局开始接受“界外马(道)路”，并在次年的7月23日在静安寺路一带栽种树木，(42)将其纳为公共租界中区的一部分；及至格农修筑张园的1872年，此地早已与公共租界中区合为一体，成为上海银号、茶园、银行与洋行的聚集区。从该区域的演变过程不难看出，它经历了一个渐进城市化的过程，占据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域优势，成为一个普及、传播、弘扬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高地。
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张园呼应新兴市民阶层需求，并在客观上促进新兴市民阶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渊源上看，张叔和接手张园，其意一开始在于造园，这是中国明清两代文人雅士、致仕官员常为之事，也是江南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无锡人张叔和对于造园自是不会陌生。但古人造园，是私人空间，并不对外开放。张叔和从格农与周围农民手里买来别墅和土地，甫一开始也未曾想过作为经营使用，而是留给其母养老。笔者猜想，这或许是其托词，另一个不能说的理由或许是张叔和看中了张园的地理位置，准备将其作为遥控上海商界的桥头堡。但无论如何，张叔和最初未想过将张园作为文化企业来经营。因此，张园日后的繁盛既有张叔和顺应时代发展、苦心经营的因素，当然也有当时上海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大势，因此，张园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助力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
熊月之认为，张园从“私家园林”变身“公共空间”，其中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全国各地租界的公园与公共游乐场所都不许中国人进入，特别是外滩公园、虹口公园等，禁止中国人参观。基于此，张叔和可能有“你不让我游，我就办一个给你看看”的意思。(43)但笔者认为，张叔和兴办张园，并非完全是基于“办一个给你看看”的民族主义情结，而是瞄准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对于这类公共文化场所的市场需求，本质上是一次文化产业的投资行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比对几乎同时代出现在武汉租界区的各国“波罗馆”(Polo Club)与“汉口华商总会”。“波罗馆”里面设有板球房、弹子室、放映厅、咖啡馆，但与当时上海租界的侨办公园一样，只为在华外侨提供服务。1907年，武汉的民族资本家为了满足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设立了与波罗馆营业方式相似的“汉口华商总会”，(44)专供中国人消费。
尽管张叔和主观目的是盈利，但在客观上却呼应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培育了消费者土壤。文化产业的基础是文化消费，其发展必须依赖于消费者土壤，而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则更需要肥沃的土壤予以培育、发展。以电影、唱片、广播、出版、舞台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业态，均发轫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开埠城市，借助于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崛起的新兴市民阶层这一土壤而形成、发展。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里程碑的张园，生逢其时地满足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张园通过文化产业介入公共事务，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二十余年里，张园将民族救亡的政治活动与文化产业结合到一起，反映了清季民初中国文化产业的时代特征。当时的张园因不断提供集会、演说等场地租赁服务而影响日渐扩大，从而使其逐渐演变为传播新知识、新观点的市民讲堂。
早在张园创立之初，张叔和就曾提出一个当时极其新颖的观点。若包租“安垲第”进行纯粹的商业宣传，则明码实价，但“如事关公益，亦可酌减”，可谓发前人未发之声。作为上海当时最大的西式建筑，安垲第由不同的“开仑”(Carom，即保龄球室)或不同的餐饮包厢组成，必要时可以将不同的小房间合并，形成大礼堂，以供公开表演、展览、宴请与演讲。因此，安垲第所举办各类演讲层出不穷，一批政治家、演说家常活跃于此。1897年12月6日，中外妇女在安垲第举行盛大集会，会议宗旨为商洽筹建中国女学堂，这一天出席会议者共计122人，时称“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同盟会的唐才常于上海张园召开会议”，(45)“(1907年)11月9日马相伯在张园江苏铁路公会集会上挥泪演讲”，(46)“1912年，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欢迎孙中山活动，孙中山发表演说”，等等。(47)1913年，国民党上海交通部还在张园举办追悼宋教仁大会。至于各类反日、抗法、拒俄等反帝演讲，则更是数不胜数。据熊月之统计，自1897年至1913年这十六年间，张园举办的重要集会多达43次，这当然给张园带来了一定的收益，但更提升了其社会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晚清政局多变，每遇重大事件发生，张园中必有集会或演讲，此非过誉之词。(48)与张园同时代的在华美侨、曾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舫济(F.L.Hawks Pott.D.D)认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上海新兴市民阶层已经不只满足于休闲性的物质需求，事关公共舆论的精神消费也随之出现并很快得到发展，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共空间的出现。(49)就此而言，张园当然是其中之一。
四、结语：张园的历史地位及其时代命运
清季民初，各类文化业态在中国各大城市争奇斗艳。早在张园产业化运营之前，以“京班茶园”“兰心大戏院”为代表的舞台产业，以《点石斋画报》以及各类官书局为代表的出版产业，以各种洋装西餐、选美设计为代表的风尚产业，在以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为代表的口岸城市百花齐放，雅俗共赏。(50)张园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贡献亦应得到公正评价。
从张园本身的形态来看，它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文化业态，将之前由在华外侨兴办、中国人自己运营发展的文化业态提升到了更高层次，从而开拓了文化产业中国化发展的新路径。就此而言，张园应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里程碑之一。
张园经营的若干业态，实际上在当时其他城市乃至上海其他地区都有出现，譬如张园提供的西式餐饮服务，在香港、上海与广州皆有问世且反响不凡，(51)而张园商业化的戏剧演出，在晚清的广州、上海亦不鲜见且也形成了产业化格局；(52)但上述都是单一业态，即其经营种类单一而非多元。显而易见，复合业态是单一业态的更高层次，再进一步发展，就构成了城市公共文化商业空间。(53)这意味着新兴市民阶层对精神、物质消费有了综合性的需求。在18世纪的伦敦、巴黎与19世纪中后期的纽约，公共文化商业空间已经开始出现。
放在今日来看，张园无非是一种传递现代生活方式、融精神消费(如电影、画展)与物质消费(如餐饮、购物)于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urban commercial complex)。这是公共文化商业空间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之一，在当下东亚地区的文化产业领域可谓司空见惯，(54)如香港的K11、新加坡的怡丰城等，但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张园却开历史之先河。将由在华外侨在中国兴办、中国人自己刚刚开始运营的文化业态提升到了一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导、业态多元的更高层次。在张园之后，武汉“汉口华商总会”(1907)、“民众乐园”(1919)与天津“劝业场”(1928)、“张园(张彪花园)”(1919)等相继出现。它们虽然在规模、内容上都不及且在时间上都晚于张园，却共同地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张园的文化产业史意义可与明星影业公司、商务印书馆等中国现代重要文化企业一比轩轾。
从张园存在的方式来看，它进一步明确了企业运营制度、创新精神与新兴思想观念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利用在当时看似较为完善的运营制度，并借助于自身的影响力，将一系列新兴文化产品带入中国，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多元、复合的公共文化商业空间，同时也促进了新兴思想观念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的传播。因此，张园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内涵质量，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革新者。文化产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化、资本、制度、技术与观念的融合与创新。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科技与资本的动力，以录音技术、摄影技术、电影技术、彩色印刷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与全球化市场等要素，大大提升了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张园就是这个大时代下的受益者。比较来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张园的出现与欧洲早期文化经济的中心威尼斯的形成有着相似之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威尼斯并非是观念先行的艺术品，而是寡头政体的推动、亚欧海上航线的出现以及海洋贸易的拓展、生产力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萌芽所共同决定的。它一方面因集体意志和集体思想而成，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生产力与意识形态聚力使然。(55)不言而喻，张园与威尼斯都是文化、资本、技术与观念形成合力并创造出新价值的结晶。
由此，张园有力地证明了一点：文化产业必须是现代化时代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并相互影响的结果，而非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在张园之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处于萌芽发生期，一方面有在华外侨移植入华的乐队、戏院、报社与出版机构，另一方面有政府主导的官办文化产业，以及中国商人所开设的报馆、戏院(茶园)等，但是与张园相比，上述文化业态因为与新兴观念、技术与制度的共同结合比较松散，因而从发展程度上看它们都是低端、零散的文化业态。(56)张园的成功，进一步明确了现代化诸要素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前后，与“张园”相似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开始在上海大量涌现，其中包括1909年出现的“哈同花园”(即爱俪园)、1912年开张的“楼外楼”与1915年成立的“大世界”等等。此时已年过古稀的张叔和，不再是昔日风华正茂的红顶商人，他为之倾力心血半生的张园，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沪上文化产业界逐渐式微，而他的政治后台李鸿章也早已驾鹤西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下的1918年，张园终于被迫停办。嗣后，这块承载着昔日上海时尚芳华的土地，被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的王克敏买下，作为私人住宅使用。
就在张园被卖掉之后不久的1919年3月24日，《申报》副版刊登了一条短暂的讣告：
显祖考清授资政大夫晋封荣禄大夫、一品封典花翎盐运使衔、广东候补道、国学生叔禾太府君，恸于民国八年戊午十二月十二日未时，寿终沪寓正寝，距生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十四日午时享寿七十有八岁……二十八日张园本宅领帖。(57)
根据目前已知的张叔和的档案、史料来看，在1885年张叔和被从“广东候补道”兼“轮船招商局帮办”任上免职之后，他再未正式涉足官场，何来“荣禄大夫”与“一品封典”？“广东候补道”是清代官制体系中较低的职务，候补道如果干得好，最多在致仕时加封二品顶戴花翎；如果干得不好，则只能拿到四品官的俸禄。任上被免的张叔和，之后又屡遭弹劾，其品阶决不会高于二品。而“荣禄大夫”则是一品，必须要皇帝下圣旨恩封。但笔者在目前所见的清代官制档案中，并未发现清朝有哪一位皇帝为张叔和下过“晋封荣禄大夫”且有“一品封典”的圣旨。
既然是家中长辈的讣告，且又到了民国，家属断然不会在当中吹嘘作伪，那为何在历史档案中查不到相关任命？最大的可能就是：张叔和通过各种手段，在病逝前后得到了“溥仪小朝廷”的恩封。此时共和已立，帝制不存，只剩下逊帝溥仪在皇宫里做一些册封遗老遗少的廉价政治生意。(58)
这份讣告既宣告了张叔和的死讯，也为张园的破产做了最后的注脚。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颇有贡献并一直活到民国、且在中国洋务运动史中有一席之地的张叔和，仍无法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哪怕大限将至，也必须讨到一份来自于旧王朝“弼马温”式的“追封”。这大概也是他晚年难以与时俱进，使张园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萧条的根本原因。而张园在管理制度上的欠缺，又使得张叔和的命运与张园的命运一脉相连，这当然也是清季民初大多数中国文化企业的命运缩影。归根结底，文化产业的发展既需要现代企业制度的保障，更需要观念的进步，否则必然难以远行。
历史地看，张园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里程碑之一，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大变革时期的阶级的分化与更新，它借助文化产业的经营，使得新思想、新生活方式与新的价值观广为传播。一方面带动了上海地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中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另一方面，它综合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在呼应新兴市民阶层精神需求、介入公共事务的积极作用，但因为缺乏企业管理制度的保驾护航与张叔和在观念上的历史局限性，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言而喻，张园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密切关系，理应有着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①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吴汝纶主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38页。
②张叔和名鸿禄，其人以字行世，故多称张叔和(或张叔禾)，但亦有人称之张鸿禄，为便于统一，除引用材料外，本文均以张叔和称之。
③熊月之：《万川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④有传闻认为，此时正值张叔和仕途失意，寓居上海，一度自比其先祖、晋代诗人张翰。据《晋书》记载，张翰昔日为官时，忽然急流勇退，辞官回乡，别人问他为何如此选择？张翰借口称想吃家乡的莼菜，故有“味莼园”之名。此为一说，笔者特辑录于此。
⑤韩晗：《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现代传播》2017年第4期。
⑥⑦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570～571、571～574页。
⑧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1页。
⑨熊月之：《万川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71～172页。
⑩郑孝胥：《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84页。
(11)[日]岩间一弘著，葛涛、甘慧杰译：《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107～108页。
(12)佚名：《张氏味莼园后记》，《新闻报》1893年10月2日。
(13)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573页。
(14)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9页。
(15)王曼隽、张伟：《张园留声》，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16)高春明：《上海艺术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
(17)路云亭、乔冉：《浮世梦影：上海剧场往事》，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18)步及：《解放前的“月份牌”年画史料》，《美术研究》1959年第2期。
(19)Paul Donham,John S.Day,New Enterprises and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The Problems of Establishing and Operating a Small Business(Irwin:R.D.Irwin,1959)20-21.
(20)骚心：《上海之百面观》，《民立报》1910年12月27日。
(21)Candace Jones,Patricia H.Thornton,Transform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ies(New York:Elsevier JAI,2005)69.
(22)张叔和被革职，实际上与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一对晚清洋务派重臣长期的政治矛盾分不开。就张叔和被革职一事而言，则具体表现为张之洞的亲信盛宣怀与李鸿章的亲信徐润之间的矛盾。1883年，上海出现金融风潮，大量钱庄、企业倒闭，轮船招商局也深陷债务危机，盛宣怀便向朝廷参奏徐润，认为是徐润投资失败、经营不善所致，因此事给朝廷带来极大经济损失，李鸿章不得已，只好在1885年1月奏请“革徐润、张鸿禄职片”，但李鸿章也担心张叔和会受到政敌的迫害，在奏折中亦提出“由臣札饬邵友濂督同上海县即将该员等提案，认真押追”(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李鸿章对张叔和的保护，可见一斑。
(23)连横：《台湾通史·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679页。
(24)刘铭传：《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购办台湾水陆电线折(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清季台湾洋务史料(台湾文献丛刊第278种)》，台北：台湾银行，1969年，第47～50页。
(25)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507页。
(26)张仲炘：《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九日奏折》，陈平原、夏晓虹编：《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
(27)赵尔巽：《清史稿·第5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66页。
(28)翁同龢：《遵旨覆议轮船招商局事宜折(光绪十二年三月十四日)》，翁同龢：《翁同龢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页。
(29)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30)蔡尔康等：《李鸿历聘欧美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9》，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1～42页。
(31)熊月之“综合《申报》、《游戏报》、《新闻报》、《中外日报》、《郑孝胥日记》、《忘山庐日记》、《严复日记》等有关报道和记载，发现常去张园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见《万川集》，第169页)，但据笔者统计，除了商界、文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即妓女，她们既是张园的消费者，也是张园的宣传者。
(32)佚名：《林黛玉张园客串中之笑柄》，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
(33)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78页。
(34)叶凯蒂(Catherine Yeh)研究认为，晚清上海出入张园的高级妓女(即“书寓”)并不为客人提供性服务，她们已经更多是被客人邀请参加各种饭局、宴会，因此，当时上海许多社会新贵出入妓院，或在张园与妓女们交往，更多的是为了获取一些信息或参与一些应酬。见叶凯蒂著，杨可译：《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29页。
(35)熊月之：《万川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3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81页。
(37)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38)关于殖民者通过城市规划在殖民地区培育新兴市民阶层的观点，可参阅Anton Allahar对古巴的分析(Class，Politics，and Sugar in Colonial Cuba，1990)与Virginia Sánchez Korrol对纽约城区波多黎各移民族群的田野调查(From Colonia to Community：The History of Puerto Ricans in New Yore City，1994)。这两个研究都证明了殖民者会在殖民地利用空间的建构培育出新的社会阶层，并会发展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当然一个新阶级的出现有多种形式，殖民侵略是一种。本文认为，殖民者来到上海之后，迅速地培植可以为其所用的中国人，从而形成庞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一批中国本土的权贵阶级(包括地主)很快与买办资产阶级合流，并吸纳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加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无论是张叔和还是张园，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买办阶层助力的。
(39)万勇：《近代上海都市之心：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6、98～99页。
(40)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41)上海通志馆：《上海通志馆期刊·2卷共四期》，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286页。
(42)张鹏：《城市形态的历史根基：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43)熊月之：《万川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44)《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武汉文史资料1997年·第4辑(总第70辑)·武汉近现代商事习惯》，武汉：政协武汉市委员会，1997年，第165页。
(45)(47)王金中：《沈缦云积极筹款支持辛亥革命》，《无锡史志》，1990年8月(总第14期)。
(46)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04页。
(48)颜浩：《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49)F.L Hawks Pott.D.D,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Beijing: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2009)100-102.
(50)韩晗：《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分类问题》，《晋阳学刊》2017年第4期。
(51)邹振环：《西餐引入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开拓》，《史林》2007年第4期。
(52)韩晗：《从“京班戏园”与“吉庆公所”看中国现代舞台文化产业的发生》，《戏剧》2017年第2期。
(53)I.Rigoni,E.Saitta,Medi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Globalised Public Space(Heidelberg:Springer,2012)40-42.
(54)Dragan Klaic Resetting the Stage,Public Theatre Between the Market and Democracy(London:Intellect Books,2012)60.
(55)陆扬：《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56)韩晗：《略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几个特征》，《人文杂志》2017年第11期。
(57)《讣告》，《申报》1919年3月24日。
(58)辛亥革命之后，按照《清室优待条例》，溥仪作为逊帝仍居紫禁城，直至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其中十余年间溥仪曾多次赐各种“谥号”、“封号”给清朝遗老。譬如王国维沉水自尽后，溥仪曾赐谥号“忠悫”。溥仪自己曾回忆道：“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第99页)张叔和在讣告中提及的一些殊荣，很有可能是溥仪“追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