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公认，191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十年。这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非常重要的变革，一次是政治革命，辛亥革命武昌城一声枪响，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民主共和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政治实践；另一次则是文化革命，从《科学》到《新青年》上的论战与笔谈，伴随着蔓延全国的学生运动，让白话文与平民文学深入人心，成就了“新文学运动”的大势。粗略地看，整个1910年代自“三民主义”始，以“马克思主义”终。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节点。
这十年里的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与教育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复杂景观，体现出了全球化时代的影响。“一战”与“十月革命”同时发生在这十年里。而且在这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建国、朝鲜独立运动、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墨西哥革命相继爆发，对中国产生了深远、深厚的影响，同时也推动着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历史细节来说，这十年里中国现代文化开始具备了“现代性”因素，社团、杂志、学校开始成为宣传现代文化的重要阵地，而这些因素恰由现代科学所推动、促成。现代科学由外而内地促进着中国文化的变革，构成了191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若要分析中国文化在1910年代的现代化转型，那么就无法忽视现代科学所起到的助力作用。笔者认为，这种助力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中国科学社”特别是其社刊《科学》杂志为新式知识分子奠定了话语传播的场域基础，二是“科学精神”恰在1910年代形成雏形，使得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真正地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为“新文化运动”乃至“改造国民性”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依据；三是现代科学促使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对于“国故”、“国粹”等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演进提供了重要范式。
因此，谈到1910年代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不只是形态样式的现代，也不只是内容的现代，而是整个系统的现代。这个系统囊括了1910年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决定了今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后世评述1910年代的中国文化，多以“新”字作状语。如新式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新诗、文明新戏与新派小说等等。诸多之“新”意味着思潮之新，若无新思潮，一切也都只是如晚明的“现代性”一般新瓶装旧酒。而1910年代之“新”，则是以“现代科学”为内核、并以改造传统、弘扬理性、强调逻辑、彰显人性为手段的“现代化”。若无现代科学，则一切都不复存在。
一、社团与杂志：现代科学的衍生物
“新式知识分子”是1910年代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社团、期刊等新产物，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体制的主要组成。“新潮社”与《新青年》、《新潮》杂志，堪称“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但实际上，社团与杂志这两个在1910年代风生水起的新生事物，恰由现代科学所助推。
1910年代之初，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欧美，其中主流又在美国，在新式知识分子中，办刊、社团成为了宣传新思想、讨论新问题的主要手段，[1]其中代表就是《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历史地看，这“一刊一社”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结社、办刊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并培养了以胡适、陈衡哲、蔡元培、赵元任与丁文江等新文化运动先驱。
1914年夏，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胡适交钱入股，成为创刊人之一。1915年，首期《科学》杂志在上海出版，创刊的目的在于“鉴于祖国科学知识之缺乏，决意先从编辑科学杂志入手，以传播科学提倡实业为职志。”[2]这就决定了“中国科学社”与《科学》杂志主要的阵地并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同年10月，《科学》杂志的编委会仿效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模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社长，胡适是第一批社员。
“中国科学社”是任鸿隽个人所创立的科学社团，是学术同好们自发形成的一个共同体。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有相似之处，学界一般将中国古代文人社团分为“侍从文人集团、学术派别、政治朋党、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3]几大类，“中国科学社”明显属于“文人结社”这一种。只是该社创立时，以理工农医学科的知识分子为主，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4]而不是一般性质的文人唱酬。
《科学》杂志创刊伊始，主要谈论与自然科学有关的问题，从内容上看，这与杜亚泉创办的《亚泉杂志》（1900）、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的《科学世界》（1903）等刊物有相似之处。但与上述刊物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杂志并非创立于晚清而是民国。《大清报律》里的诸多禁忌荡然无存，“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5]于1912年载入《中国民国临时约法》，出版与言论自由，成为了宪法所赋予给中国人的天然权力。
在这样的语境下，兼之《科学》杂志又是一群留美学生所管理，因此办刊主旨不可能只停留在对声光电热或人体医学的讨论上，尽管其定位为“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以传播世界最新知识为职志”，[6]但“科学救国”又是其创刊的主要意图。因此，诸多作者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则难免会言此既彼、臧否时局。随着民国建立，民智渐开，单纯的科学杂志并不受民众欢迎，而抨击政局国事、谈论道德文化的期刊则益有销路。《科学》杂志创刊伊始，就在发刊词中将“科学”与“民权”并列，并提出“科学与道德，又有不可离之关系”，即将自身定位为“科学文化”期刊而非研究科学技术的学术期刊。因此，在1910年代的《科学》杂志中，几乎每期都有对科学与道德、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政治乃至科学与革命等问题的探讨。
值得说明的是，当《科学》提出这些观点后不久的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主办的政论期刊《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7]
结合《科学》与《青年杂志》对比来看，“人权”与“民权”应是同义词，也是日后“新文化运动”高擎的“民主”大旗。可见《科学》杂志甫一创刊，就将自身定位于政论期刊的高度，而非芸芸科普期刊。因此，亦不难理解《科学》杂志的创办者如胡适等人最终也成为了《新青年》的主力撰稿人。在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科学精神”在1910年代后半叶最终汇聚为文化现代化乃至国家改良、政治进步的核心动力。
诚然，随着中华民国建立，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等理念成为了政府治国理政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阵营已然呈现出分化的特征。一部分人如胡明复、竺可桢、过探先等人开始投身于政府的科学技术事业，专攻于某一项科学研究，而另一部分人如杨杏佛、任鸿隽、丁文江、胡适、赵元任等人开始走向了科普文化的实践乃至文化、社会政治与国家民族的改良与建设。
历史地看，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科学》杂志早已认识到了“科学救国”首当其冲是对“科学”的定义，“致用”的技术固然重要，“求真”的精神也必不可少，因此在发刊词当中就已经表态：“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8]随着“一战”的爆发、“联省自治”的地方主义与中央政治的冲突，以及全国关于共和制的讨论等社会政治议题的深入，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求真”精神愈发显得重要，如何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将“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乃至国民性的改造，成为了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因此，《科学》杂志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其创刊之后直至“五四”运动所刊发的一系列论稿，这些论稿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新生知识界的凝聚、分裂以及共同思考的问题。若是细说，《科学》杂志之于1910年代的意义，恰是通过几篇代表性文章如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梅加夫（Maynard M．Metcalf，1868-1940）的《科学与近世文明》等等来表现的。它们将“求真”的“科学精神”单列，以彰显其与“致用”的“科学技术”之差异，相对于晚清以来混沌不清的“科学”概念来说，这为与之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知识界的启蒙先声。无怪乎美国科学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在看到该刊后，发出“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惊世感慨。[9]
二、“科学精神”与新文化运动
191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年代，它上承晚清，下赓民国。一方面，它有传统、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亦体现出革命、激进的特点，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凝聚、分化，再凝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人文景观。它既是推翻帝制、群情激奋的大时代，也是属于案头书斋、结社唱酬的小时代。但无论如何，“科学精神”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潮，奏响了20世纪中国第二个十年的主旋律。
因此，分析1910年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则无法僭越“科学精神”这一关键性因素。《科学》杂志初步厘清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差异，使得“科学”一词从晚清的“格致之学”走向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但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科学精神”又何以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大旗？
客观来看，1910年代是属于民国的年代，十年间仅有两年是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晚清，八年是国是混乱但却百废待兴的民国。尽管期间有过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与“府院之争”这样的政治闹剧，但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保障来讲，要远远好过1900年代的晚清。知识界已经不再对于民主、民权等问题噤若寒蝉，晚清一浪高过一浪的“《苏报》案”、“沈荩案”之类文字狱在民国初肇的1910年代基本没有再发生。[10]
因此，“科学精神”如何能够在知识界乃至中国现代社会各阶层形成主流的影响。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1910年代的中国文化变革是全球性现代化的变革的组成，而“科学精神”恰是当时世界思想界的主潮，导致海外留学的中国文科新式知识分子的增加，科学逐渐被看做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生产工具；二是1910年代波谲云诡的民国政治特别是“两次复辟”让新式知识分子越发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意义，而启蒙则非要现代科学精神不可。
首先，在晚清以前，中国并无理工科知识分子，即使有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也被归为“下九流”的“匠人”，举凡科举入仕者，皆为传统经学即文史哲学科的知识分子。及至晚清以降，西方现代科学逐渐东传至中国，“格致之学”开始受到朝廷与知识分子关注与认可，[11]甚至借“庚子赔款”之机举国上下形成一股负笈留洋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但到了1910年前后，已经开始有一批在海外的留学生主动弃理从文，从科学主义走向了人文主义，如胡适在康奈尔大学从农科改至文科，周作人从土木工程转为希腊语，鲁迅、郭沫若则直接放弃了在日本学医的机会，而稍晚些的汤用彤、梅光迪等人，在留学选择专业时则直接选择了文科。
这种流变实际上暗含了“科学”一词逐渐在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心中的转变。“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甚至“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12]进而胡适认为“科学”不是制造产品的手段、工具，而是建立一种新文化的核心，而周作人的名言“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深刻地反映了他本人将科学世俗化、意识形态化的选择。到了1930年，他回顾自己的科学观时，写了如下一段话：
今日中国之所需，不是科学结果的介绍，是在科学精神的灌输，与科学态度的传播。科学的结果产品，得之甚易……但科学所以得这些结果的精神和态度，则自中国人知有科学至今日，尚是微乎其微。所以中国人对于科学，始终是猿猴式的模仿，未能达到人类性的创造。[13]
上述例证证明了，在1910年代，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如何身体力行地将“科学精神”从科学体系中抽离出来，将其投射到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新文化的建设当中。
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无法忽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已经成为了世界知识界的一个组成，中国学者在进行文化现代化的努力时，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众所周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思想史上两大最重要的思潮，但毋庸置疑，中国学者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胡适在美国求学时，深受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等学者的影响，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也通过河上肇（Kawakami Hajime，1879-1946）、山川均（Yamakawa Hitoshi，1880-1958）等学者的讲授，间接地对西方人文主义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并对此问题有着自己的认识。因此，以他们为代表可以看出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如何促进“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并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赛先生”。
从《科学》到《新青年》的脉络证明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在1910年的贡献之一就是将“科学精神”总结并提出，促使“科学主义”逐步转向了“人文主义”。尤其是随着“一战”的爆发，知识界更加认识到现代科学对人性的戕害——而这又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另一个主要特点。
其次则是1910年代的民国政治对于“现代科学”的客观诉求，民国初肇时虽诉求于“科学救国”，但由于内阁遗老太多，致使整个1910年代政治派系倾轧、内乱国祸不断，单纯科学技术难以救国，改造社会、改良人心的“科学精神”变得迫在眉睫。
在南京临时政府下野之后，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开始全面接管中国政局，形成了陈志让所言之“军绅政权”。然北洋政府中的首脑、阁员并非尽为新派知识分子，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清廷旧大臣转变而来。譬如推动“两次复辟”的江朝宗便是清廷主管紫禁城治安的五品官员；出卖过革命党的山东巡抚孙宝琦、镇压过革命党的陕西布政使钱能训以及讨伐过“昆明新军起义”的清将靳云鹏等三位清廷遗老也都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
号称“国民政府”，但却由封建遗老把持，这样的政府是否真的能提倡民主共和走向“科学救国”？尽管在北洋政府的内阁成员中，并不乏唐绍仪、黎元洪这样颇具民主新思潮的进步人士，但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因循守旧的前朝老臣，上任时多半已经老衰，他们在骨子里就没有科学、民主的一丁点血统，当然也不可能通过一次社会革命就从内心里接受科学、民主的思潮。再加上原本晚清政坛就派系林立，长期以来谁也不服谁。在1910年代由北洋政府执政的八年（1912-1919）时间里，除却“两次复辟”之外，竟频繁更换内阁十七次，其中还不包括五次临时内阁，北洋政府政局之颠沛，堪称亘古未有。
这种混乱的政局，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科学、民主观念的匮乏，更带来了社会风气、伦理秩序与世俗道德的沦丧。袁世凯称帝有人附和，张勋复辟也有人响应，头上的辫子留了又剪，但心里的辫子却总挥之不去。民国初肇，虽是百废待兴，但却一直未兴。及至1910年代中叶，晚清官场陋习沉渣泛起，社会积弊死灰复燃。一批原本属于“热血青年”的年轻人，竟然也开始附和社会的不良之风，竞相为遗老政客、军阀官绅舔肥拍马，争分一羹。
针对这一现象，梁启超考察细节，“居城厢內外旅馆者恒十余万，其什之八九，皆为求官来也”，[14]于是他感叹：“迨民国成立，仅仅二三年间，一面缘客观的时势之逼迫诱引，一面缘主观的心理之畔援歆羡，几于驱全国稍稍读书识字略有艺能之辈，而悉集于作官之一途。”[15]可见世风日下到何种地步。
黄炎培更是从教育体制入手，感叹青年人读书乃是为了做官。“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法政专门教育”，[16]为何“法政专门教育”独热？乃是此路可以走仕途，在一个司法腐败的政府里，学习法政并投身仕途，便可作威作福，升官发财。
“法政”走向热门，其余学科也不甘落后。在北洋政府的统治时期，“科学救国”是一个口号，但其派生物“实业救国”却已然取得了重大成绩。从1912年到1919年，新设立民族资本性质的厂矿共有470家，并制定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截至1922年，所创办资本总额达到21235.3万元。[17]
北洋政府鼓励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并非基于“现在国体确定，组织新邦，百务所先，莫急于培元气兴实业”[18]这一“看上去很美”的愿景，而是由于“民国初建，庶政待兴，非办实业无以应时势之要求”[19]这一迫在眉睫的务实之需。因为各派军阀、各届内阁都需要筹集资金来应付走马灯似的政治需求，因此必须要向企业征收重税，而企业愈多，政府税收则愈高。1913年，北洋政府财政部曾颁布条例，将国税与地税两分，并制定了运输税、矿税等一系列税收门目，以充实政府财政。至于减税“以兴实业”，只有在1915年2月时，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呈请“将草帽辫等七项自制工艺品酌量减免关税”，[20]而采矿、运输、化工、造纸等支柱行业的税收，依然相当繁重。
重税必然导致暴利，一时间，全国各大企业不断扩大经营，拓展市场，与此同时，铁路、制药、化工、造纸、爆破等门类的技术人员也开始投身实业，甘愿为商人、军阀与政客效力，有的甚至卖身外商，沦为殖民资源盗匪的帮凶。恽代英由是感叹：“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事情的昏命。”并进一步表示，“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纵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情，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21]
因此，作为旁观者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一点，深觉若不激扬“科学精神”，若单纯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非但科学不能救国，中国社会还将进一步退化、分化。《科学》、《青年杂志》相继创刊并在发刊词中对“科学精神”尤其推崇，便是基于上述语境，“科学精神”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在1910年代尤其显得迫切。
三、现代科学影响下人文学术的现代化转型
结合前文所述不难看出，1910年代在表面上已经脱离封建统治，建立了内阁制度的共和国，但在群体心理、社会风气、伦理道德乃至政府人员构成上，依然还是对晚清的延续，属于“新瓶装旧酒”式的假革新。政党政治、民主制度难以实现，内阁沦为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场所，在这样的语境下，启蒙民众成为了知识界的第一要务。
在一个传统积淀深厚，专制政治盛行的国家里，要想启蒙民众，改良社会，则势必要弘扬求真、务实、重理的“科学精神”。但这也迫使“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者们必须要直面国粹、国故等传统问题，割裂、传承、改造等一系列针对传统的方案，在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不断被讨论，而这一切又是和“现代科学”的形成与传播密不可分的。
从意识形态特征来看，中国的传统人文学术崇尚务虚，而现代科学则崇尚务实；再从研究路径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经验，而现代科学更看重理性。因此从表象上说，“传统”与“科学”看似是两个相抵的话题，但在1910年代，两者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与“科学”既有对抗，也有“合谋”。从1910年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传统”的态度出发，可审理当时“现代科学”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学界一般认为，1910年代新式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态度主要是“整理国故”，这反映了代表传统的乾嘉学术与新式的、崇尚“科学方法”西学的“中西结合”，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现代科学”逐渐形成的影响力。[22]
清代乾嘉学术，是对汉代古文经学主张“实证”这一学术思想的继承，认为一切古代的文献都有研究价值，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之一。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到了1910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局面：中西结合。
现在看来，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实属勉强。因为对于当时许多学者如刘师培、章太炎等来说，他们从小所接受的乃是传统的经学教育，“西学”之于他们来讲只是学术思想成熟之后所接触到的另一种方法论，尤其像陈衍这样的学者，更是对戴震、俞樾等人的治学方式推崇备至。之于他们而言，对于文学、历史的研究范式依然以义理、辞章、考据为主。毋庸讳言，纵然涉足到心理学、文本分析、话语结构等西方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他们也并没有表示出自己有多大兴趣，譬如刘师培的《春秋左氏传答问》（1912）、《春秋左氏传例解略》（1914）等著述，基本上还是延续乾嘉学人的治学道路而演进。
现代性之所以被彰显，便是因为传统的力量强大。在1910年代中国的人文学界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依然是拟古思潮，即对于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的捍卫与继承。但有趣的是，乾嘉学术研究中关于实证、考据的研究又与西方科学主义中重实验、求真相的研究方式相类似。章太炎曾认为治学者当“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23]这实际上又反映了他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认同与赓续。
真正从清代传统学术方法尝试过渡到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是王国维。作为一名对传统文化坚决捍卫，但又对现代西学颇有心得的知识分子，王国维的治学路径体现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早期全球化视野下对传统学术继承、赓续、改造的复杂特征。
王国维是1910年代最早尝试采取西方学术范式的中国学者。在1900年代，他受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写下了《<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这两部代表性著述，并在1900年翻译了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 V. H. 1821-1894）的代表著述《势力不灭论》（The Theorg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反映了王国维试图在现代西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搭建一座尝试性的桥梁。在1910年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问世，这本书是他对于西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的集中反思，亦是科学方法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体现。
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开始使用图表分析、量化研究与分类统计等具体的科学研究范式，[24]导入演绎研究法，并以演绎的形式对“戏曲”做出了独到的概念性总结：“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 这是有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宋元戏曲考》实际上反映了王国维“脚踏两只船”的渐进式现代性研究范式。在序中，他认为“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这是乾嘉学术的路数，但他却又未拘泥于乾嘉学术的考据，而是放眼于宏观的历史空间，认为“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25]才是其研究目的。在《宋元戏曲考》之后，王国维运用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陆续完成了《三代地理小记》（1915）、《殷周制度论》（1917）、《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9）等学术著述，集中反映他对于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应用。
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体镜像，王国维鉴证了1910年代西方科学对中国现代学术现代化进程之作用，实际上在整个1910年代期间，参与者显然不止王国维一人，当然也包括鲁迅的《古小说钩沉》（1911），这本“不为清儒所固”的著述，在当时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还有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17），这本通篇采取实证研究的书，在梁启超看来，是“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26]但实际上可以窥得胡适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借鉴与使用。
“整理国故”是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在1910年代时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反映了传统文化遭遇“西学东渐”乃至社会变革时所呈现出的嬗变与转型，也是新文学制度建立的标志之一。在1910年代的最后一年，毛子水写下了《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而胡适亦以《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与《新思潮的意义》作声援。可以这样说，这三篇文章既是对“整理国故”的精妙总结，也是对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在1910年代所碰撞出的交响而作出的归纳。
毛子水认为，“国故”应该和“科学精神”联系到一起，在文中，他以章太炎为例证，认为章太炎“得疏证学所发生的‘重征’‘求是’心习”，并认为“这个心习，就是科学精神。”据此他进一步总结“‘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 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27]胡适进一步补充，“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并认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28]
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在1910年代的中国演奏出了现代性的交响，人文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与风向标，从“科学的整理国故”这一学术潮流出发，可以窥得1910年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科学精神”与“国故”发生联系之后，“科学”及“科学精神”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之一，也构成了191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因素，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早期的诉求与新式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主张与看法。在一百年之后的今日重审这段历史，有着重要且特殊的意义。
【引注及参考资料】
[1] Weili Ye（叶维丽）：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M].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年.54页
[2] 任鸿隽：创刊词[J].科学.第1期.1915.1
[3]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3页
[4] 任鸿隽：创刊词[J].科学.第1期.1915.1
[5] 商务印书馆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第126页
[6] 任鸿隽：创刊词[J].科学.第1期.1915年1月
[7] 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9
[8] 任鸿隽：创刊词[J].科学.第1期.1915.1
[9] 周光召：以人为本.求真致用——纪念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90周年[J].科学.2005年第6期
[10] 公正地说，1910年代是现代中国言论最为自由、开放的时代。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央政府分裂.北洋政府的管控能力极其有限。二是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繁杂，但追求民主共和是主潮。但1921年中共成立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政府的权力逐渐集中，对于公共舆论的管制又开始进一步加深，先后颁布了《指导党报条例》、《审查刊物条例》与《新闻检查标准》等等，钳制思想言论达到了近世以来的一个高潮。
[11]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官方规定，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者可以应考“格致科”。根据成绩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身份，成绩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编修。当时的各式名衔包括有“工科进士”、“商科举人”以至“医科举人”等等。据清末北京《实事白话报》报道，徐景文、王若俨、方石珊、侯希民等留学医生均获得“医科进士”、“医科举人”的头衔，牙医徐蔚文则被授予“牙科进士出身”等等，一度轰动一时。在传统科举考试中多次落第的清代学人王闿运曾藉此撰联自嘲：“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
[12] 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A]. 俾耳德（CharlesA.Beard）：人类的前程.于熙俭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45页
[13] 周作人：周年独白[J].科学月刊.1930年第4期
[1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2801页
[15] 吴松、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2388页
[16] 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22页
[17]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M].上海：上海社科出版社.1991年.34页
[18] 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89页
[19] 刘揆一：致上海李峄琴电（1912年9月7日）[A].饶怀民主编：刘揆一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8页
[2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北洋政府（1912-1928年）[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23页
[21]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388页
[22] 葛兆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13页
[23] 章太炎：国粹学报祝辞[J]. 国粹学报·戊申年第一号.1904年1月20日
[24]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对数理统计、分类研究等科学方法推崇备至。他认为.“西洋人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
[25] 如上关于王国维所有的引用请参见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年.7页
[2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4页
[27] 如上关于毛子水所有的引用请参见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J]. 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28] 如上所有关于胡适的引用请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7卷第1号.1919.11
（本文原载《江汉论坛》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