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省编译馆
许寿裳抵台后，6月27日即投入编译馆的筹备工作，开始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分为四组：（1） 学校教材组，（2） 社会读物组，（3） 名著编译组，（4） 台湾研究组。馆中人员分为编纂、编审、干事、助理干事四等。其实在还没到台湾之前，许寿裳就已广邀人才，就其书信集，我们可得知一二，如5月27日致陈仪函云：“这事以求才为先，所以拟先邀专家二三人相助为理……余或可就地取材。”同日致袁圣时（袁珂）信：“兄如愿往台任编译工作，还希示知，弟抵台后设法安排。”同日致谢似颜信：“兄惠允前往，工作亦甚相宜。”同日致程柏如信：“张一清兄才学兼长，素所钦佩，未识现任何事，能惠允往台否？恳兄代为劝驾，如蒙其允许，弟到台后，即当电邀并详告职务待遇，此时请兄与一清兄均暂守秘密，其他编译人才亦请代为物色数人。”同日致马禩光（孝焱）信：“如蒙惠允即当电邀，拟邀兄前往相助。”又据6月27日日记云：“发电傅巽生、张一清、戴静山任编纂与秘书。发电邹曼支、何乐夫任编纂。发电马孝焱任编审。”7月28日致章微颍《锐初》信：“敦请兄为编纂……务请俯允，匡我不逮。”从他答应陈仪之邀那刻起，他人虽在南京但已开始广邀人才，一直到抵达台湾，甚至到了1946年年底他还继续不断地为这一新成立的重要机构寻找人才，费尽心力。
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成立，在龙口町（南海路）教育会馆对面，借得“参议会”的几间房子，开始办公。8月7日编译馆正式成立，至10月31日馆舍方才迁到表町（襄阳街、怀宁街口）。据当时在台湾省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当编审兼主任秘书的杨乃藩（1915—2003）回忆说：“陈仪竟有意把总督府指拨为编译馆馆址。他把此意告知许先生，并称编译馆工作展开后，规模宏大，人员众多，必须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处所。许先生当即派员到总督府的遗址去勘查。殊不知该一建筑正是战事末期盟军飞机主要的轰炸目标，很大部分墙壁倾圮，瓦砾遍地，其中还栖息着上千名等待遣返的琉球难民；再加上大而无当，怎么能够作为办公场所呢？于是，乃再指定襄阳路与怀宁街、新公园省立博物馆旁的一幢房子作馆址（这座房子在编译馆结束后作为美国新闻处，其后又作为中国农民银行行址）。”他又说：“学校教材组，这一部分以编撰教科书为主（印刷发行由台湾书店负责），接收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已略具雏形。社会读物组，是编辑一般性的民众读物，许先生自己率先编了一本《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也要笔者赶编一本《简明应用文》，以应当时民间的急迫需要。这部分找人也比较容易，记得有几位许先生在北平女师大的学生如梁瓯倪等都被罗致。名著翻译组，这部分是重头戏，据说陈仪希望在短时间内译出世界名著五百部。这一想法来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译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国民文化水平。由于许先生广泛的学术人际关系，他函电交驰，邀约多位高手来台助阵。其中有李霁野、章微颖、谢似颜、缪天华等。因为许先生是留日的，所以以通日文者为多；世界名著，也多由日文翻译过来。台湾研究组，对台湾历史文物作系统性的研究，主持其事者为杨云萍先生（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一位日本学者国分直一也被罗致，专事后龙、苑里及圆山贝冢等的考古工作。”
起初，编译馆的工作开展不顺，据许世玮的回忆：“父亲相当忙，除正常上班外，晚上也常出去访友商议工作。有时回家时气鼓鼓地，脸色也不好看，我便知道工作不顺利。他在家里有时还发些牢骚，说人手不够，工作难做，编译馆内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动手，连贴邮票、发信都是自己干。办公室、宿舍、交通车等等都要他去解决，所以特别累，而最伤脑筋的是请人这件事，答应来的人因种种原因迟迟未到，工作难以开展等等。”到了1946年下半年，编译馆已初具规模了。曾是许寿裳华西大学的学生的袁珂，也被函召于1946年8月底抵达台北。另外，10月初李霁野抵台，12月李何林也抵台。袁珂后来回忆说：“那时编译馆人才极盛，有李霁野、李何林、杨云萍、谢似颜等诸先生，真是众星璀璨。”尽管如此，许寿裳还是为了编译馆的各种琐事而忙碌着，他在1946年10月25日日记这么说：“夜作上公洽私函，力陈种种困难：（一） 本馆馆舍，（二） 职员宿舍，（三） 宿舍家具，（四） 交通车及小汽车，（五） 宴会请柬。请其婉告主管人员，对于本馆工作之特殊性质加以认识，本馆事务现状之特别困难加以了解，切弗漠视。”只是好景不长，经过半年左右，在次年的2月28日，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
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治台政策是“去日本化（奴化）”再“中国化”，这是战后台湾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的原则性指导纲领。当时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的范寿康就说：“皇民化的教育是不择手段、费尽心力，想把住在台湾的中国同胞，都教化成日本人……变成为供日本驱使的奴隶……甚至禁止他们阅读现代中国的书籍……过去所受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皇民化教育，我们自然应该从速彻底加以推翻，用最经济最科学的手段使台湾教育完全中国化。”
当时台湾人民遭构陷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这些歧视与误解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诗人王白渊对此指出：“……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好像把台省看作一种殖民地，对台胞抱着一种优越感，使台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发生隔膜”。
当时的台籍作家吴浊流，在其自传体回忆录《无花果》一书中，对陈仪所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的种种作为，有着亲眼的观察与分析。他说：“在陈仪长官的部下里……从整个看来，拥有现代知识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风者多。……各机关接收以后，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于原来的位置。因此，对工作、环境详细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谙工作的外省人却悉数居于上位，于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这样一来，政令的推行就无法顺利。那么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线上，毫无顾忌把嫉妒表露出来，而外省人又抱着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谓‘官官相护’，互相维护的关系，自然会怀有优越感而去轻视本省人了。”由于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懂中国的国语，加上前述台湾人被奴化的误解与歧视，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对待，此种差别待遇不仅造成台湾人民处处吃亏、双方的隔阂加深，也使得台湾人民十分不满。由于外省人的无能与蛮横而衍生出的省籍间倾轧，终于爆发“二二八事件”。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镇压行动，据估计民众死亡人数在18 000至28 000人之间，受害者大多未经审判即被枪决，甚至死得不知所终。
许寿裳在2月28日当天日记云：“下午赴馆途中闻枪声甚多，至馆见馆门已闭，对面之永安堂、间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毁。赖子清送便当，馆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3月8日日记云：“夜十时后，开枪声甚密。”3月9日日记云：“台北到军队，知局势渐平。”对于此事件，许寿裳在3月22日给其子女的信件说：“其远因是受日本侵略教育的遗毒，以致国语国文隔阂既大，祖国文化懵无所知，其近因则为战时流氓被敌人征用，派往打祖国、打南洋，迨后悉数送回，伺机蠢动，毫无常识，其愚可悯，其悖可诛。”此信在事件后的二十天写成，在当时报纸均受到严密控制、信息不畅通的状况下，不排除许寿裳对于整个事件的远因、近因并不清楚，故有此论断；再者因许寿裳平日在工作中或生活中对台籍人士并无差别待遇，也就是说没有省籍观念，而对国民党统治引起的省籍冲突也未有深入了解，所以才有此种说法。
编译馆的裁撤与成果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虽屡遭蒋介石批评“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的陈仪，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次事变决议引咎辞职”，但蒋介石没有同意。蒋介石不仅没有立刻撤换陈仪，反而责备当时党内相逼太急。直至同年4月22日，当时的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陈仪方才下台。陈仪调回南京后，担任行政院的顾问，尔后，又被指派为浙江省省主席。可说非但没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责罚，反而直接荣升。
许寿裳4月22日日记云：“中央社消息，台省主席系魏道明。”次日日记又云：“报上载魏主席昨已通过。……下午至公署访公洽。”24日日记云：“以辞呈面交公洽，不肯受。”对此，当时编译馆同仁程憬之回忆说：“同时外间对编译馆的攻击也乘时勃发： 陈仪因人设事啦，经费太多啦，没有成绩啦，思想有问题啦，不一而足。这情形许先生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依然置诸不理，劝告同事安心工作，赶快做。……五月中，魏道明主台的消息发表了，新任秘书长徐道邻曾与许先生三次共事的，早就到了台湾，但许先生没有去看他，人家问他打算怎样，他的答复是‘听其自然’。到魏道明到台湾的第二天，报章上刊出了编译馆撤销的消息，而许先生竟也在看报之后才知道这回事。”许寿裳5月17日日记云：“《新生报》及《省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流露出他压抑的愤怒。6月25日日记又云：“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馆事，初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
据袁珂说有关编译馆突被裁撤，其原因有三：“一是许师是鲁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倾嫌疑，所邀来馆工作的职员，含左倾进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霁野等；二是所编教本或读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变后，本馆有张、刘两位同事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说他们是事变的策划者），许馆长知其无辜，亲自坐车去将他们从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
编译馆从成立到裁撤，仅短短十个月，1947年6月24日，编译馆改组为编审委员会，由教育厅接管，当时负责移交的是章微颍（锐初）。据许世瑮说：“章微颍先生为先父寿裳老人任教北平高师之学生，是时执教于重庆，随即请辞，来台就职，后兼任秘书，三十六年六月编译馆结束，已印成图书二十余种，稿件三百余万言。”学者王小平指出：“同时，编译馆还承担了宣传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编撰的部分公民训练教材的出版任务，如《国语》《注音符号》《地方自治》等八种书籍。根据《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报告》，可以得知，到1946年11月为止，编译馆以学校教材组为例，已经完成了成人班及妇女班应用课本七种的初稿，‘国民学校’教材从光复初小教科书到高小、初中、高中、师范、职业学校教科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亦共七种。”而社会读物组编辑的大众读物，总称为“光复文库”。据学者黄英哲的统计，已刊的有许寿裳的《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黄承燊编的《标点符号的意义和用法》、杨乃藩编的《简明应用文》、马禩光编的《王充传》、朱云影的《日本改造论》、黄承燊的《四书浅说》、梁瓯倪的《妇女的生活》、袁圣时的《龙门》（童话集）共八种。而名著编译组，据李霁野说：“我在编译馆是编辑名著译丛，因为我译的《四季随笔》已经在期刊上发表过，只要加些注就可印行，所以1947年1月就出版了，印二千册，外印赠送册五十本，是赠送大陆各大学图书馆的。刘文贞译的《鸟与兽》是编译馆印行的第二本书，1947年6月出版，也印了二千册。我用五、七言绝句译的《鲁拜集》，本已打好型要付印，因为编译馆被解散作罢……还有准备好预备付印的李何林译的《我的学校生活》和金琼英译的《美的理想》。”而台湾研究组，黄英哲认为“除了继承日本学术文化遗产之外，也有继承日本学术研究风气的意图”。编译馆撤废后，杨云萍在1947年8月的《台湾文化》第2卷第5期，曾列举该组完成和未完成之书目。
许寿裳之死
1948年2月18日深夜，许寿裳遇害了。2月20日的《公论报》如此报道：“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氏，十八日夜，在和平东路青田街六号住宅，于睡眠中被人用柴刀杀害。右脸耳朵下的颈项上一伤，约被砍三刀，长八寸，裂开约一寸，右鬓部两伤较轻，死在床上。满床鲜血。警务处的法医，替他缝密了伤处，在洗得干净的伤里，显见得刀痕的深度，已见了骨。凶手行凶后，弃凶器在屋子里，把房子里书信文件，翻得零乱不堪，又把皮箱一只西装三套，和几条领带带走。最先发觉许氏被杀的两个下女，她们住在许氏住的房子的背后另外的一间厨房的卧室。原来许氏住的房子，是台湾大学的日式宿舍，四面围墙，里面共有两座的房间，许氏自住一间大的，对面的一间，给他的幼女许世玮住。本来许氏的房子和下女的舍室，可以自由进出，在一星期前，房子里曾有一部脚踏车被偷，所以晚上，许氏便把房间下了锁。下女每天早上，必要叫门，被害的早晨六点钟，下女敲门不开，敲了很久，跑去告诉许小姐，才发现客厅门虚掩，许氏被杀并在围墙上捡到被带走的皮箱的名卡皮条，知道了凶手是爬墙进出，和用锁匙开了客厅门走进的，许小姐就去告诉她的同学陈耀强，报告和平东路派出所，转告四分局，当局得讯后，警察局长李德洋、警务处长王民宁、宪兵队张慕陶和法院少宗南，都在上午九时起，先后到场临检，游市长、省警备部钮副司令、教育厅长许恪士、闽台监察使杨亮功、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师范学院院长李季谷、台大陆志鸿校长、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陈礼节、本报李社长，和许先生的生前好友门生等都前往吊唁。这个消息传出后，台大许先生的学生，及敬仰许先生的师范学院的同学们都哭起来了。前往吊唁，络绎不绝。据许家的两个下女说：她们一个叫王月娇十八岁，一个叫王美昭十七岁，都是淡水人，在许家做下女，已有半年。她们说：‘行凶的柴刀是凶手带来的，因为我们烧饭用木炭，家里没有柴刀，劈柴都是用菜刀劈的。’悲痛欲绝的许小姐说：‘我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平常除到学校外，很少出门，在家里研究文学的书，晚上最迟九点钟睡觉，早上五点就起来，被害的夜里，并没有听见什么声音。’许氏的家属，在台湾的，除许世玮小姐外，还有长子许世瑛，在师范学院做副教授，另住师范学院的宿舍。许氏被杀的原因究竟是被人谋害，还是被窃盗所杀。已由各有关司法的机关，严密侦查中。”
2月22日下午2时，距离惨案发生后三天，凶手高万伡逮获，竟是编译馆的工友。据高犯供称：编译馆裁撤后，他一时失业。想起身上有许家大门钥匙，遂在一天晚上到许公馆行窃，偷走许小姐的一辆新自行车，这次食髓知味，用钥匙开启许宅大门，潜入内室，翻箱倒箧，搜求钱物。许先生为声音惊醒，随即拿手电筒照射，他一时神志失控，乃挥刀将许先生砍杀。后来他换掉血衣，安置好赃物之后，又装得没事似的，再到许家来探听情形，当人们在验视许先生的遗体时，他也在场，第三天他又来。在被捕时，他说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想逃的，可是却老觉得许老先生一直在跟着他，结果他是在台湾大学附近被抓到的。3月13日经法院审理，罪证确凿，高万伡不久就伏法了。
对于许寿裳的死，其姨侄张启宗说：“我在1985年与沈醉同在全国政协文史委政治组时，求教于他，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沈醉对我说：此案曾有所闻，据说是蒋经国指使魏道明、彭孟缉等人搞的。高万伡系受人利用，而行凶时则非有两三个人不可。显然这是先用蒙汗药麻醉闷倒，然后再用刀的。尸体手足松弛且面容无异常，这说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受害的。然而，当特务为灭口而再杀人时，高万伡即成为‘替罪羊’了。”在无任何确切证据下，这也只是另一种说法。
另外，文学编辑家范泉在1999年癌症复发后放疗中，勉力写下《许寿裳遇害》一文，其后又作了重要补充说：“昨天又接到日本友人横地刚先生来信，说许寿裳先生遇害，肯定是政治谋杀，不是一般的谋财害命。他说最有力的证人是许案主审官陈醒民的自白。据陈醒民揭发，在当时省主席魏道明（陈仪早已被撤下）的指使下，那些国民党特务，如何布置安插陪审爪牙，不由主审官分说，不容查验，三五天内匆匆定案，不到一月即执行枪决，以免查证。……从横地刚先生来信透示：许先生遇害的关键，是因为他讴歌了给蒋家王朝敲响丧钟的鲁迅。他说许多倾慕鲁迅先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蓝明谷等，仅仅因为翻译鲁迅的《故乡》为中日对照课本，或热心介绍了我翻译的小田岳夫《鲁迅传》，都被逮捕后，未经宣判而暗中杀害了，更何况鲁迅先生的挚友，写过许多深情怀念鲁迅先生的诗文，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诗中隐喻为见不得天日的‘长夜’的人呢！”
本文选自：《重看民国人物——从张爱玲到杜月笙》蔡登山著
